今年以来，南京市以空前的力度推进“医药分开”，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将二级以下医院药房委托给企业经营、管理，旨在切断医药代表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利益链”，为患者吃药“减负”，引起广泛关注。岁末将至，“托管”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它真能给患者带来看病实惠吗？
2006年南京市“药房托管”扫尾之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市156家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已有147家实行了“药房托管”，其余9家药房委托管理现正处于“进行时”，年底前将全部完成托管。据悉，如此大规模地推行“药房托管”，在全国医疗界罕见。
效果查验：患者吃药“减负”看得见、摸得着
核心亮点——大处方少了，滥用药少了，因病施治的多了
惠民，是南京市实行“药房托管”主要出发点之一。
12月20日，记者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访时，在门诊遇到了输完液后正在交费的村民尹淑全。记者看到她手中的单据：西药费178.40元，材料费0.7元，护理费0.6元，共179.90元，“药房托管”让利10%，实交150.6元。尹淑全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服务中心条件好，价格也不算贵，她和家人基本都到这里来看病。
在雨花台区中医院病房，因哮喘发作住院治疗的顾秀兰大妈告诉记者说，她是鼓楼区吉兆里居民，为帮儿子带小孩最近住在雨花台区，由于自己患糖尿病、老慢支等多种病，少不了经常跟医院打交道。过去逢病必到大医院，后来发现雨花台区中医院条件还不错，服务态度也还行，更主要的是价格便宜，“光是药费优惠10%，作为医院‘常客’，一年下来少说也能节省大几百块钱。”为此，她还“一拖二”，把老伴也带来看病。
“药房托管”后，医疗机构必须从药品收益中让利5%-10%给患者，这是一条“硬规定”。为了确保让利“看得见，摸得着”，相关部门又规定：患者交药费时，处方当场打折，即时受益。据南京市卫生局局长陈天明介绍，今年4月在全市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全面推行“药房托管”以来，已实行的147家医疗机构，累计给患者让利1016.4万元。
直接让利惠民，“看不见”的效益同样惠民。由于没了“回扣”的驱动，医生开大处方、用高价药的“积极性”锐减，无形中降低了药品总费用。三季度相关指标分析显示，托管后的医疗机构“药占比”为56.4%，在检查费用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仍比去年同期下降0.8%；单处方平均值为58.01元，每门急诊人次平均药费为56.03元、每出院病人平均药费为755.77元，均比去年同期下降10%。此外，托管后的药房，公益性药品费用支出增加，惠及困难人群。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二级以下“药房托管”的医疗机构，今年用于惠民医疗补助、慈善门诊、“路倒”救助等公益性药费支出178.9万元。
让给患者的1000多万元是从哪里来的？陈天明解释，主要是从药品流通环节不合理的利益空间中“挤压”出来的，就是通过“行政干预”，将医药企业和医药代表原先用于向医务人员“促销”的那部分费用“挤”出来，让给患者。
具体做法：切断医药代表和医生间的“利益链”
核心亮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得到有效遏制
南京市纪委是“药房托管”主推部门之一，市纪委常委郑建宁是一位“老卫生”，直接参与了“药房托管”的谋划及实施。郑建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药房托管”的总体目标和效果可以用“防腐、增效、惠民”六个字来概括，其中“防腐”是首要考虑因素。
郑建宁解释说，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原因错综复杂，但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所起的坏作用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回扣”促销药品方面，一些医生在“回扣”诱导下滥开“大处方”、滥用贵重药，直接加重了群众看病负担。“药房托管”就是在现行医疗卫生和医药购销体制下，切断医药代表和医务人员之间“利益链”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药房托管”是如何切断医药代表和医务人员之间“利益链”的?郑建宁解析，医院药房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委托给“择优选拔”的企业独家经营后，医院管理层、药品采购人员、药剂科长、药事委员会成员等不再直接插手购药，“回扣”腐蚀他们的机会因此大为减少。托管规定中，有一条重要的“硬杠杠”：受托企业必须将药品收入的35%（上限为40%）交给医院，比托管前医院药品利润高5个左右百分点。这个比例既可保证受托企业获取必要的利润，又能使其没有“余钱”给医生做“回扣”，否则就得“割肉”。这样，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利益链”也被切断了。
对于“药房托管”的“防腐”效应，医院院长们的感受尤其深刻。雨花台区中医院是宁南地区“老大”，院长张婉如告诉记者，药房是从2005年12月份开始托管的。托管前，与医院打交道的医药公司有20多家，还有10多家医疗器械公司，每天来医院“跑业务”的医药代表“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招呼”，真是不胜其烦。后来不得不规定“接待日”，结果院长办公室门前常常人满为患，最多一天30多个医药代表在走廊上“摆长龙”。而“药房托管”后，情形大变，耳根清净多了，心情也舒畅多了。
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是乡镇卫生院，全年用药量也就120多万元，但也频受医药代表打扰。戴国强院长开心地告诉记者，“药房托管”后，一个医药代表也不来了，院领导再也不用疲于应付各种烦人的“来访”，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上。托管18个月来，高价药没有了，大处方少了，病人多起来了，门诊量比过去翻了一番，医院效益、职工待遇都上去了，人际关系也变得和谐了，可谓“一举多赢”。
角色转变：医院从药品“采购员”变成质量“监督员”
核心亮点——盯着药品质量的“眼睛”比先前还要多
“药房托管”后，企业会不会为了经济效益而让一些质量没有保证的药品“鱼目混珠”进入医院药房？一批管理层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异口同声地表示：不会。
陈天明、郑建宁等介绍说，“药房托管”一开始，用药安全就被市纪委、监察局、卫生局列为“重中之重”。受托企业均具有较高资质及正规进货渠道。采购药品绝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而必须按照医院药事委员会制定的“基本用药目录”采购，所购药品必须是GMP企业生产，同时还要接受医院药剂科原班人马对药品质量、用药安全和药品疗效的监督，药监部门对企业药品质量的监管也延伸到托管后的药房，盯着药品质量的“眼睛”比原来还要多。
9月底，市食药监管局、卫生局、监察局，联合对部分实行“药房托管”的二级医院进行抽查，结果显示，药品质量管理普遍得到加强，总体得分比托管前高多了。
焦点质疑：“药房托管”会不会产生新的腐败
记者：托管后的药房，如果销售高价药品对医院及受托企业都有好处，双方会不会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结成利益联盟，从而加重患者吃药负担？
南京市纪委常委郑建宁：人们有这方面的疑虑不奇怪，这也是“以药养医”机制的一大弊端，即贵重药品卖得越多，医院和企业获利越多。在“药房托管”中，相关主管部门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应对措施，如控制医疗机构“药占比”就是较有力的一招，实施托管的医疗机构“药占比”均要比上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如果多卖贵重药，“药占比”就降不下来。此外，还明确要求医院平均处方值要比托管前低，相当于给医院增加了一个“紧箍咒”。
雨花台区药房托管协调办戴主任：为了确保不产生新的腐败，区监察、财政、审计、物价等部门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进行监控。一是依照“同类药品找品牌、品牌药品找‘中标’、‘中标’药品找平价”的原则，按总品种10%左右的比例，确定了100种常用药品作为各医院基本用药目录，统一品种、规格、厂家和价格，要求医药公司必须满足供货，否则，可在各医院之间进行调剂。二是定期在网站上公示各医院41种常用药品零售价、指导价、市场价和现行价。三是对各医疗单位人均门诊费用、住院费用、“药占比”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对医生开药“异常现象”进行监控。区托管办还专门开发了一套软件监督系统，随时监控各个医院、每个医生当天用药情况。
热点追问：“药房托管”会推向三级医院吗？
“看病贵”的问题在大医院尤为突出，在“防腐、惠民”等方面已显示成效的“药房托管”，有没有可能推向三级大医院？
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可能会考虑在三级医院试点。这位负责人也坦言，由于三级医院用药品种多、数量大，目前“独家经营”的托管模式未必适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药房托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开”，不能解决“以药养医”问题，要显著缓解“看病贵”，还有待于国家相关综合配套措施落实。
评论：好办法是探索出来的
“药房托管”作为现行医疗体制和医药购销体制下“医药分开”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取得了“防腐、惠民”的可喜效果，对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南京市面对医疗热点难点问题，不观望、不等待，而是锐意探索，积极进取，这种精神尤其值得称道。
众所周知，医疗界存在着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如“红包”、回扣、“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解决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的“处方”或“特效药”，需要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缺少探索精神，习惯于吃“现成饭”，就会流于等待、观望、不作为，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其结果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疑难杂症”迟迟不得缓解。近两年来，在缓解医疗热点难点问题上，南京市频频率先出招，除了“药房托管”外，同城检查结果互认、惠民医疗等，对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担、规范医疗行为、遏制医疗行业不正之风，均发挥了较大作用，凸显了省会城市的示范作用，“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其精神可嘉、可敬、可学。
事实证明，缓解医疗热点难点问题，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好办法是勇于探路“探”出来的，而不是“看”或“等”出来的。希望更多的地方能跟南京市一样，积极“动脑子、想点子、使着子”，能做的事一定要先做起来，力所能及的事则要尽可能做好。唯其如此，“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热点难点问题才有望尽早缓解，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仲崇山 颜 芳 蒋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