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推30年，南疆红土地上的农民开始探索包产到户的办法；30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红土地上深深扎根，并继续繁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让红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和农村资本得以解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广西农村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自农业合作化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

    1979年，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广西红土地上，河池地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环江县（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宜山县（今宜州市）部分生产队首先开始探索包产到户或类似包产到户的办法，成为红土地上“吃螃蟹的第一人”。当年底，这3县已有近10%的生产队实行了上述办法，取得极好的效果。宜山县大安大队的6个生产队，这一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32%，增长幅度远远高于那些仍沿用老办法的生产队。同年进行类似探索的还有百色地区百色县（今百色市右江区）那毕公社汪甸大队第四生产队，结果也获得从未有过的好收成。

    经过调查研究，1981年10月以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两个试行办法，明确在广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其后，广西农村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自农业合作化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讲述]

    人物：钟採贤（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鹏洞村龙屏庄农民）

    上世纪70年代，钟採贤在生产队担任保管员，1976年起担任队长。改革开放后，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钟採贤带领当地农民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实施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还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比较艰辛。政策放开后，队里分田分地到户，种田就是你种你的、我种我的，交易则是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钟採贤说，当时他们队里每人大约能分到9.2分责任田和三四分坡地，还有一些牲畜，这就是分散的承包经营；对队里不利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项目，例如集体果园、鱼塘，就由集体统一管理，承包收入归集体，超产归承包人。这就构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承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钟採贤说，利用分到的田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种植黄麻、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发动村民发展种植业，经济收入可比种植一般的粮食作物翻一番。

    依托各种形式的家庭经营，80年代中期，钟採贤家就拥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小电视机、收音机、挂钟等新式家庭“大件”。90年代初期，钟採贤召集家族人员组建了一个“钟氏摩托车队”，奔跑于城乡之间从事各种拉货、贩卖生意，家庭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要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促进土地流转目的是实现规模化经营

    [背景]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耕地承包期延长为15年，有了土地的农民，想法开始多起来。90年代初，在整个改革浪潮的冲刷下，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成了广西农村的时兴做法。于是，出去打工的农民，便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家里的亲戚朋友代种，并通过口头协议约定，代种方负责上缴土地所承担的公粮和“三提五统”后，所余收成归代种方所有。这就是红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土地流转形式。

    1995年，中央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间再延长30年；生产队里的那张表格式承包合同，也换成了每户一份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和合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期限上，农民都吃下了“定心丸”。这为今后土地流转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出租形式的土地流转也随之出现。

    2003年以来，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呈逐年增长趋势，流转形式以转包、出租、整合互换、股份合作等重点集中、连片为主。到2007年底，广西累计流转面积159.06万亩，比2003年增长24.55%。

    土地流转克服了家庭联产承包后单家独户经营的局限，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向专业经营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集中，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并且改变农民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讲述]

    人物：黄丽珊（南宁市武鸣县锣圩镇岜勋村村民）

    “家里的六亩地入股后，我不仅成为经济实体的股东，还从农民变成了领工资的产业工人，”黄丽珊笑着说，今年她能领到7200多元工资，再加上六亩地的国家种粮耕地综合补贴394.68元和土地保底分红3000元，共有10594.68元。此外，通过土地流转，黄丽珊的爱人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每年在外打工的劳务收入有1.2万多元。

    黄丽珊告诉记者，岜勋村农民经济实体，是由岜勋村党支部与广西三凯生态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创建。农民自愿以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作价为资源股份，与三凯公司组成共存、共管、共建、共同创造财富、共同享有效益的经济实体公司。在运营中，由公司垫资保底分红，在确保农民年分红500元/亩的基础上，才考虑公司与农民的股份比例分红。农民股东还可以应聘成为公司的职工，享受社会保险及公司福利，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背景]

    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广西红土地上萌芽，到2000年发展到100多个。

    2002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以桂政办发〔2002〕3号文，转发《自治区农业厅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意见的通知》，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力度；并安排财政支农资金开展示范建设，7年来，各级财政共安排资金4300多万元。目前，广西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00多家，参与农户超过100万户。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目前，广西依法登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超过1500家，其中，新登记成立超过1400家。

    桂林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广西发展得最好最快的，2007年销售收入超过50万元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420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购进原料，统一对外销售，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既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省了交易费用，又拓展了销路，提高了价格，从而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还有利于解决农户分散土地与规模生产的矛盾，推进土地流转。

    据统计，广西的农户在参加合作社后，年增收少则数百元，多则几万元；与同类型农户相比，一般增收15%左右。

    [讲述]

    人物：陈宜雄（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乡北洞源村水果销售协会会员）

    “今年行情不错。”陈宜雄笑着对记者说。北洞源村的农民人均收入近5000元，整个村的水果销售总量占全县的1/7。1999年，村里成立水果销售协会，设生产技术组、包装加工组、市场营销组3个专业小组，分别承担产、供、销3个环节的服务，共有96名会员，与县信用联社、汇源集团、福建水果精品包装袋生产商开展业务合作。

    陈宜雄属于市场营销组，除了照顾果园里的果，其余时间就到处打听水果销售的消息，到外地甚至国外察看市场行情。目前，平安乡70％的水果都是通过协会销售出去的。

    “现在，恭城200多个水果销售协会中的1万多名骨干，带领3万多名农民，串村走巷、走南闯北。水果协会捆绑作战，县信用联社将他们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5万元，并将会员贷款利率下调10％。而今，恭城月柿、沙田柚、柑橙，已经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陈宜雄自豪地说。（记者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