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近日宣布，该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工作今年全面启动，目标是到2010年大部分研究所达到“一流成果、一流效益、一流管理、一流人才”的要求，全院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同类研究机构前5名。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在该院本年度工作会议上指出，2006年该院以争取承担国家科技任务为重点，以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为抓手，全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工作。
创新三期是中科院实现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经过5年努力，要在量子结构与量子信息、纳米科技、强激光物理、脑与认知及神经科学、蛋白质与进化生物学、人类与动植物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等基础研究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高性能通用与专用芯片、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及服务器、高精度多频谱对地观测技术、全球和区域定位技术、功能小卫星等战略高技术方面，形成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满足国家安全重大需求。
白春礼表示，创新三期将培养500名左右德才兼备、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和科技领军人物，努力造就科技与教育大师级人才，向社会输送6万名硕士以上科技人才。
据悉，在创新三期，中科院创新项目将更多投到人，投到更前瞻和国家科技规划尚未涵盖的领域方向，投到与国家科技规划实施相配套的公共平台建设。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合作的水平、层次和实效，深入开展与发达国家科技合作，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际科技组织合作，以提高有效吸纳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曹红艳)
中科院：创新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
——主持人与采访中科院记者的笔谈
有位与有为创新体系建设的先行者
王晓雄：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个专题中，我们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报道中科院的。作为担负我国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国家队”，中科院汇集着我国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为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等重大工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崇敬之余，我脑子中也生成了3个问题，我想这可能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中科院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众所周知，中科院是科技知识的最高殿堂，是我国的知识创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科技知识库、科学思想库和科技人才库。这些，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将起哪些作用？
曹红艳：中国科学院本身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97年12月，中科院就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6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决定，由中科院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试点，率先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从那时开始，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序幕就已拉开。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这就是中科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中科院副秘书长曹效业曾感慨道：知识创新工程实施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明确了中科院的定位和方针。曾经有人觉得中科院就是搞基础研究的，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基础研究与科技应用已密不可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与行为的主体，国家科研机构的作用同样重要。作为担负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科技创新“国家队”，中科院将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骨干、引领与示范、带动的作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科院的骨干引领作用凸现：在战略高技术方面，圆满完成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研制、建设与实验，曙光4000H生物信息专用计算机研制成功，龙芯高性能通用芯片达到奔腾III水平。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方面，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及其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取得国家新药证书，《中国植物志》126卷册全部出版，青藏铁路冻土路基稳定性的技术与示范成功应用。在重要基础研究方面，北京谱仪国际合作组发现X1835新粒子，超导临界温度的宏观量子调控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预”则立 不“预”则废惟跨越才有未来
王晓雄：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这时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实施重大科研项目，往往离不开自身原有的基础，也离不开科研带头人的引领。因为这样做，比较容易出成果。但是，这样的项目也可能出现与国家和企业的急需结合不紧的情况。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怎样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大事业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曹红艳：这正是中科院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经验。以我国重要的自主创新案例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和龙芯2号CPU芯片为例，就能得出证明。这两个成果均来自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但很少有人了解成果背后的故事。李国杰所长的一席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从国家与企业需求出发，先考虑该做什么，再创造条件去做；另一种是从现有基础出发，我们会做什么就朝这个方向努力。第一种做法看起来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第二种似乎更现实可行。但计算所的历史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上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处于大发展时期，网络通信、多媒体、因特网等新技术层出不穷，但这段时间里，计算所没有培育这些新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原来的研究员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10年下来，我们在一些新的发展方向上已不具备做领头雁的地位。相反，系统结构室做通用CPU设计，开始条件并不充分，但半年做下来就进入了这个领域较前沿的阵地，得到了一批国内同行的认可。这说明了什么？决定发展战略要适当考虑原有基础，但更重要的选择因素是需求，应根据需求组织相关的力量。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2001年11月，中科院遗传所、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整合成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这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又在起步时困难重重的研究所。它不仅因为组建的动静太大，更是因为拿出来的硬邦邦的成果而备受关注。其间，让我们看到了中科院在知识创新中，优选重点领域提前部署前沿研究所取得的功效。
由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选育的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小偃54”，经河南、河北、陕西、北京、云南、山西等省市多年多点试验示范，具有抗旱、抗寒、省种、省水、高产、稳产特性，有望成为替代进口和进入国际优质小麦市场的一个新品种。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薛勇彪对记者说，瞄准领域的前沿，同时结合国家的需要，凝练科研目标，提升了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
8年来，中科院进行了建院以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科技布局调整，启动了89个研究所试点工作，整合了45个研究所，完成了10多个事业机构的企业化转制，新建或筹建10多个研究所，部署了一批新的科技生长点，整体科技布局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这种彻底的布局调整和机构裂变，无疑是中科院给予其他科研机构做出的重要示范。
巩固基础与技术转移形成创新体系产业链
王晓雄：据说，同样是国立科研机构，欧洲某国的科研中心有一条在我们看来非常奇怪的规定：每年中心争取到的社会投入不能超过国家投入的20%，这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害怕科研被企业牵着鼻子走。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中科院是如何处理好研究项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怎样既发挥基础性、系统性、规模化、集约化的优势，又与企业密切合作，实现技术转移的目标。
曹红艳：8年来，中科院在探索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有这样的体会：一方面，要重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与来之不易的科技基础，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科研机构必须是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必须组织相当力量，持续开展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应用技术开发与系统集成。同时，在实现规模产业化的过程中，国家科研机构则应与社会生产要素紧密结合，走社会化之路，而不能仅仅在一个部门中自我循环。
例如，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联想投资有限公司等联合，苏州星恒公司一成立就致力于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产业化。2004年，星恒公司架设了国内第一条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生产线。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星恒公司的产能已经达到2000只/天，一次通过率超过90%。
把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产业化技术辐射紧密结合，与社会资源要素组合，形成国家创新体系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2005年，中科院持股企业销售额达1231亿元，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6.8万个；知识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使企业形成销售收入41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