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８月１日电（记者 王玉山、黄书波）从当年南昌城头几万人的起义队伍到今天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从当年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到今天机械化、信息化的精良装备，正是在一次次历史性跨越中，背负着民族希望的人民军队实现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近几代中国军人，倾听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感受８０载伟大跨越。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边行军边识字；延安抗大，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就是课堂笔记本；今天，遍布各军兵种的院校走出一批批复合型军人。
８６岁的老红军夏精才是在长征路上学会写自己名字的。
“连队的文书或指导员写好字，贴在每一个行军战士的背上，行军途中后面的可以看前面的背，一次识一个字，日积月累，识的字越来越多。”
夏精才清楚地记得，他最早学会的，是“红”“军”“我”等字。
就这样，１４岁加入红军的夏精才，在长征途中完成了另一个“长征”——走到黄土高原时，他已能读书看报，由一个为吃饱饭而参军的穷孩子，变成了一名懂得革命道理的红军战士。
８０年风雨征程，８０年天翻地覆。
黎明前的某海湾。从战舰和战机上，呼啸而出的导弹、炮弹、曳光弹把漆黑的海岸炸得如同白昼。几十辆涂着海洋迷彩的两栖坦克、装甲车和步战车冲出登陆舰，向岸滩扑将而去……
一场现代条件下的登陆演习在近似实战的背景下展开。驾驶“００１”号战车的海军陆战队某旅旅长陈昌锋冲上岸滩时，他的装甲团已率先为后续登陆部队在“蓝军”阵地上撕开一条长长的口子。
同夏精才这一代老前辈不同的是，陈昌锋经历过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等５所中外军事院校的深造，是军事学硕士研究生，能驾驶５种型号坦克和装甲车，会操作３种型号的现代火炮。
陆地猛虎、海上蛟龙。陈昌锋仅是中国新一代复合型军事人才方阵中的一员。
从当年连书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的红军士兵和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到如今驾驭高新技术装备、角逐军事变革潮头的新一代军人，人的素质的变化如同人民军队的征战历程一样，跨越了千山万水。
虽然战争年代大多数官兵在参军前目不识丁，但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向科学文化进军。
“有没有这样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红军大学就是这样。他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
这是埃德加·斯诺描绘的“红军大学”。
“‘抗大’时，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一天到晚背包不离身，成了名副其实的‘背包大学’。”老将军张铚秀这样回忆“抗大”岁月。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从一所所窑洞大学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高级将领。从当年的“红大”“抗大”，到如今的国防大学和遍布各军兵种的指挥和技术院校，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中国军人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实现了一次次跨越。
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上有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到２００６年底，作战部队军级领导班子成员１０％有出国留学经历。博士营长、硕士舰长、大学生士兵在今天的军营随处可见。
抗日前线，多半八路军战士手握大刀长矛；开国大典，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号称“万国牌”；今天，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逐步实现国产化的同时正不断升级换代。
２００７年初，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歼－１０飞机公开亮相，引起举世关注——这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装备空军并形成战斗力，标志着中国空军装备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看到这条新闻，居住在武汉的张秀龙老将军十分欣慰：如今的军人，再也不用像我们那样打仗了！
铁匠出身的张秀龙当过一段时间很尴尬的红军营长：全营２００多人只有４支枪！
“我一支手枪，一连连长一支驳壳枪，通信员一支步枪，司号员一支步枪。其他人都拿着梭镖。”今年９２岁的张秀龙当时是以“两把菜刀闹革命”著称的贺龙手下的一名营长。
有一次部队得胜回来，很多战士的大刀长矛不见了，政委问张秀龙：“刀呢？”张秀龙答：“我有枪还要刀干什么！”看见每个战士都背了三四支枪回来，贺龙笑着说：“真是铁匠，不错！”
武器的极端匮乏并不仅仅存在于红军时期。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２／３的八路军手中握的还是大刀长矛；直到１９４５年，总数超过９０万人的八路军也只有３７万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足２０发子弹。
“每个人就３发子弹，打完仗，还要把自己打掉的子弹壳捡回来装药再用。”抗战老战士余新元回忆说，“有时缴获了敌人的汽车，都不知道怎么破坏。”
１９４９年开国大典时，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号称“万国牌”。
“抗美援朝，我用的武器就是缴自日军的‘三八大盖’。”志愿军军歌的词作者麻扶摇当时是一名连指导员。
武器装备是军事实力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从第一辆国产坦克诞生到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坦克装备部队，从第一枚导弹到今天种类齐全、性能先进的导弹系列，从当年的木船小艇到今天一艘艘先进舰艇下海，从歼－５战机到歼－１０战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代代国防科研战线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在逐步实现国产化的同时不断升级换代。
“如今，我国已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战争年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９０年代，军事训练在探索中不断发展；今天，已迈开了打赢信息化战争为目标的军事训练步伐。
“师指挥员先后３次推迟发起进攻，致使一梯队攻击部队在敌前沿停留时间达５０分钟；师部申请上级火力支援，但却没有提供打击的具体时间和区域；个别分队在演习中没有架设电台，而是用对讲机和军用手机进行通信……”
对于参加“确山－２００６”演习的济南军区某摩托化步兵师官兵来说，演习导演部在总结讲评会上指出的８大类问题，让他们找到了与未来作战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帮助演习导演部客观分析出这些问题的是“部队演习评估系统”，它通过汇入数十名信息采集员传来的各类数据，运用计算机进行分析、比较、演算，从而检验出部队整体作战能力，评定部队的演习成绩。
这个系统的运用，是解放军借助高技术手段提升训练水平、实现军事训练转变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在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也一直努力用训练提升战斗力，并创造了一系列以劣胜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时任起义军教导队队长的李奇中生前回忆，南下遇挫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在广东韶关犁铺头休整。朱德要求起义军将旧的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以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并在战斗中得到了检验。
从红军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到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敌后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一系列让日军胆寒的战术，从解放战争中大兵团作战到抗美援朝中的空中战术……人民军队之所以能用“小米加步枪”一次次战胜敌人的“飞机加大炮”，具有棋高一着、技高一筹的战术和技能是重要原因。
军事训练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正规化训练到６０年代的“大比武”；从７０年代的“三打三防”训练到８０年代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从９０年代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目标的训练到新世纪新阶段以打赢信息化战争为目标的训练，人民解放军紧扣时代脉搏、紧随战争演变、紧贴使命任务，军事训练手段、形式、内容等，已经并正在实现着一次次历史性跨越。
老红军老八路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今天，０７式军服、自助餐、洗浴车，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换上０７式军服的南京军区某部女军官张玲在军容镜前反复照了好几次。
“新军装不仅品种多，而且考虑了性别差异，收腰身的‘Ｘ’造型让女军人的风采得以更好展现。”张玲说。
从陆军军装更适合中国人肤色的松枝绿到增加了翘度、显得更挺拔的大檐帽，从采用猎装式、使体形更显修长的春秋常服到军官胸前色彩斑斓的级别资历章……０７式军服的精彩无处不在。
“特别是根据个人的体形量体裁衣，使新军装更加的合体。”张玲说。
看着电视上身着新军装的年轻军人，老红军夏精才又高兴又遗憾——当年，他是穿着露屁股的裤子参加红军的。
１９３５年初，红２、６军团打到贵州黔西县，正在卖柴火的夏精才把木柴扔下就跟了红军。入伍后，他并没有马上得到一套军装，很长时间都穿着露着屁股的破裤子。
“后来有一次打土豪时，连长给了我一条地主婆的绸缎裤子。”夏精才回忆，“这条绸缎裤子穿起来很别扭，打仗、行军都不方便，可我一直穿到了陕北。”
在８４岁的老八路强勇的记忆中，他的第一身像样衣服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他回忆说：“战斗结束，缴获的军大衣足够全师每人一件。” 从战争年代的衣不蔽体，到０７式军服，军装的变迁见证了中国军队８０年的发展。
总后勤部有关部门介绍，从１９５０年全军统一军服制式以来，先后进行了１２次军服调整改革。刚刚配发全军的０７式军服有礼服、常服、作训服和标志服饰４个系列、６００多个品种，实现了我军军服的历史性跨越。
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还有与官兵生活密切相关的吃、住、行、医。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这句脍炙人口的歌词，是红军战士忍饥挨饿闹革命的真实写照。
今天的军营，官兵的饮食已由温饱型发展到了营养型。济南军区某部班长曹声文说：“战士们不光可以吃得饱，还能吃得营养、吃得香。”
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军人的伙食标准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提高了２３倍。制式化、野战化的饮食保障装备，以及野战训练时的自行炊事车、洗浴车等新型装备的配备，让这位班长深切地感到了什么叫“保障有力”。
即使在青藏高原，先进的取暖设备也能使海拔三四千米的营房在冬季保持２０摄氏度的室温，官兵不再靠烧牛粪取暖。还有信息化的政工网、远程医疗系统，还有替代马拉爬犁巡逻的直升机和现代化的边境监控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