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萨４月１３日电（记者德吉、刘铮）在拉萨市城中磨盘山上的关帝庙中，一块刻有“万世不朽”四字的石碑静静地立在那里，诉说着１７９２年清朝中央政府派兵进藏反击廓尔喀人入侵取得胜利的这段历史。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将军楼、中共西藏工委办公院、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等９处“红色遗迹”目前正在进行保护维修，这些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革命文物将于今年底完成维修、布展。
“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反映了西藏与祖国的关系，是西藏历来属于中国、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的历史见证。”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尼玛次仁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治区有关部门将有效保护这些珍贵文物。
位于日喀则地区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石刻去年刚刚进行了修缮。这是西藏迄今发现的汉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系唐显庆三年（公元６５８年）朝廷使臣出使天竺经此地时所刻下，记载了唐代使节历经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的情形。
专家介绍说，在唐朝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为最终建立统一国家奠定了深厚基础。布达拉宫至今供奉着唐朝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８２３年建立的“唐蕃会盟碑”。
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陈列着一方上等和田玉制的元代“国师之印”。博物馆陈列宣教部主任何晓东告诉记者，公元１２６０年忽必烈继承王位，建立元朝政府，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灌顶国师，赐玉印，委其兼管中央政权设置的总制院管理西藏军政、宗教事务。１２７１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１２７９年统一中国，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一个行政区。
用于认定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瓶和签牌，也陈列在自治区博物馆中。史籍记载，清朝乾隆皇帝钦定关于治理西藏事务的廿九条章程确定了用“金瓶掣签”的办法认定灵童的制度。
该章程第一条规定：“关于寻找活佛灵童事宜。经各方认真考察，并问卜于四大护法神之后，将在御赐金瓶内放入写有拟定为灵童者名字及出生年月的签牌，选派学识渊博的喇嘛，祈祷七日后，由众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于释迦牟尼佛像前认定。”“再者，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须将其名以满、汉、藏三体文字书于签牌，如此则可取信于天下民众。”其中，驻藏大臣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可见，达赖、班禅灵童的认定是由中央官员主持的。
自清王朝至民国年间，仅西藏一地，就有格鲁、噶举、宁玛三派的３９个活佛转世系统７０余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认定。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位于西藏自治区党校院内，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张经武将军在这里办公。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大门。１９５１年４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阿沛·阿旺晋美为主的５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经多次协商，正式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专家指出，西藏的和平解放把中国民族团结事业推向了新阶段，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建设统一繁荣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藏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新闻背景：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幅员广袤、山河壮美、资源丰富。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藏族人民勤劳勇敢、朴实睿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公元7、8世纪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就曾先后嫁给吐蕃赞普。通过唐朝和吐蕃王室间的通婚和频繁的使臣往来，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唐朝帝国和吐蕃王朝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里先后瓦解，唐朝境内和吐蕃境内都纷纷陷入割据的局面。然而，历史上形成的汉藏两族的密切联系，并不曾由于五代十国的混战和藏族的群雄纷争而隔绝，而是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
公元960年，宋王朝统一政权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在宋王朝统治时期，散居于现青海、甘肃两地的藏族大小部落，由于政治上的纷纷“献地内附”或纳贡请封，经济和文化上的依赖日益加深。这一切必然促使商品贸易日益扩大：一方面是通过藏族各部首领遣使进贡和宋朝赏赐来使的方式进行官方的交换；另一方面是由官方设置和管理的汉藏两族民间“互市”往来、贩运买卖。随着汉藏两族民间交往与接触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两族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也在不断深入。
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700余年来，封建王朝有过数次更替，社会状况有过重大变化，国体和政体也有过几次更改，然而，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一直维护和行使着主权，而且在治理西藏的方略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探索改进。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元朝视如一省，和其他行省一样作为宗王的封地。明朝施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军事制度也推行于西藏。在朵甘、乌思藏设行都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西藏地方的行政区划、户口、赋役，详细地载入记录清朝版图的《大清一统志》里。清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的方略上着力最多，从多方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其治藏政绩也明显优于元朝和明朝中央政府。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即宣布西藏地方和其他地区一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西藏也一直是一个地方行政区。
自元朝以来，西藏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免。元朝授权于萨迦派的宗教领袖八思巴管理西藏政事，八思巴的历任继承者，以至万户长等基层官员都由元朝政府直接封授。在明朝中央政府时，自都指挥使到千户、寨官、巡检等各级官员概由中央政府决定他们的更替和升迁。分驻在各级的宗教领袖，明中央政府封为“王”和“法王”，赋予管理地方的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清朝中央政府建政之初，封授达赖、班禅以宗教的和地方行政的职权。达赖、班禅的承袭，依据宗教惯例，是通过“转世”而实现的，但必须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乾隆皇帝时，以法律条款规定：以后历代达赖、班禅的转世，以清朝中央政府颁发的金本巴瓶掣签决定，并由驻藏大臣代表清中央政府主持“坐床”典礼。这项法律条款的规定与实践，表明清朝中央政府行使着任免西藏地方官员━━包括宗教领袖的全权。这种权力，被后来的中央政府承继了下来。当十四世达赖转世时，国民政府派官员赴藏主持了他的“坐床”典礼。至于噶伦以下各级大小官员的任命，清朝中央政府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报中央政府拣放，统一规定品级，他们只有在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封授后，才正式成为一名命官。
自元朝中央政府任命八思巴为“帝师”以来，历代也都有西藏官员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任命，在中央政府任职。
不仅西藏地方的行政官员的任免，而且西藏地方政权组织、行政制度的规定，也都是出自历代的中央政府。元朝中央政府规定：西藏“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帅臣以下，亦被僧俗并用，军民统摄”。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制定的制度是：王和法王各有封地，分别治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制度的规定，包括达赖、班禅的地位和职责的规定，比前代中央政府更加完备、更加具体，并且确立了法律形式的规章━━乾隆皇帝“钦定章程”。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基本上还是依照着清代乾隆朝的这些规定。
在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制定的“钦定章程”开头的第一条中即规定：“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具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这里所规定的“事无大小”包括一切内部事务，当然也包括对外事务。章程另条规定：“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具有驻藏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具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章程条文的规定也应该是实际情况的记录。在此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即从来没有自行办理过对外事务。在此后的1901年，英国的印度总督曾直接写信给达赖，但正如英国蓝皮书所记载的，达赖原封未动地退回了原函，并且严正声明：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
历代中央政府像对待我国其他地区一样，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维护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保卫疆土不受侵略的责任。元朝和明朝中央政府都把西藏地方纳入全国的军事系统。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常设驻军，遇有必要，由中央政府另调大军入藏。例如康熙五十九年，清朝中央政府派兵击退了准噶尔对西藏地方的骚扰。雍正五年，西藏地方噶伦阿尔布巴等人杀了首席噶伦康济鼐，引起卫、藏地区间大规模的战争，清朝中央政府调遣骑兵和步兵15000多人分三路入藏平息。乾隆十五年，“与达赖为仇”的执政“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清朝中央政府命策楞、岳钟琪率军进藏剿平。乾隆五十四年和五十七年，清朝中央政府曾两次调遣大军击退了廓尔喀的入侵。
封建时代的中国，各省区、各地方都要向中央政府交纳一定的贡赋，西藏地方也不例外。元朝中央政府所实施的将行省作为宗王的封地、驿站制度也推行到西藏。明朝历年都有大批官员晋京向中央政府贡纳方物，并规定有定额的马赋。明朝中央政府册封的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明朝在验收了西藏地方僧俗官员所纳贡方物之后，均给予等价甚至高出数倍价额的钱物赏赐。清朝中央政府针对西藏地方所制定的“钦定章程”，对西藏地方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均作了全面的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一切财务出纳，均需呈报驻藏大臣查核；西藏农奴主“大族人户”不得免差和私用乌拉；西藏地方的对外贸易也必须经由驻藏大臣批准发照；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的旧币制进行彻底改革，设立西藏地方“宝藏”局，铸造和发行“宝藏”官钱，并由驻藏大臣派遣专职官员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