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４月１８日电（记者 苑坚）“仅用西藏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成果，就可以驳斥所谓的‘文化灭绝论’。”４月１６日，霍巍在成都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仅仅从我们所做的学术工作看，这种论调就不堪一击。”

    霍巍身兼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等职，是一位激情洋溢的学者。

    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始于上世纪２０年代，是中国第三所建立考古学的重点高校。该校的考古学家和藏学家长时期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任乃强、冯汉骥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在西藏进行考古学调查工作。

    现在，四川大学考古系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人才培养中心，其中西藏考古是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最近十多年来，四川大学的考古专家更频繁地踏上西藏的土地，其中包括青藏铁路西藏段文物普查、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西藏西部１１至１３世纪佛教考古遗存的综合研究、西藏西部佛教遗址调查等重要项目。

    四川大学的专家对于西藏无文字记载的远古历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卡若遗址、曲贡遗址等的考古发掘，为西藏几千年以前的农业、金属制造、建筑、葬俗、居住状况、原始宗教等提供了很多实物资料，并和同仁一道为西藏无文字记载的远古历史建立起了框架。

    “２００２年，在童恩正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掘，这一发现把西藏的历史推进到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霍巍对这一学术上的成果深感自豪。

    考古工作也弥补了西藏历史现有文字记载的不足。１９９０年，四川大学的考古专家在日喀则地区发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石刻。这块立于公元６５８年的石刻，是西藏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文石刻，记载了唐朝官方使节王玄策经西藏出使天竺的情形，为研究中印交通史、唐朝藏汉关系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四川大学的考古专家还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规模庞大的皮央东嘎石窟群，霍巍认为“其精美程度堪与敦煌石窟相媲美”，丰富了西藏宗教研究的实物资料。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我国的考古发现推进了对西藏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研究，西藏考古学的发言权也从西方学者手中转移到了中国学者手中。

    “中国对西藏文物的保护也不遗余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每年对西藏宗教文物的保护和维修都要投入大量经费。”霍巍说，“除了具有标志性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曾经破旧但如今焕然一新的寺庙数不胜数，这是有目共睹的。”

    霍巍说：“我曾经长途跋涉，去过地处深山老林的偏远寺庙，参加对寺庙中文物的建档保护。西藏通过建立文物档案的方式，对全自治区的文物进行地毯式普查，建立了西藏历史文物的现有档案系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

    “中国通过文物法规和规范市场，使大量唐卡、铜像等文物得以在藏区保留和展示。而在过去，西方人往往把这些珍贵文物非常廉价地买走，并走私出境。我要问，到底是谁破坏了西藏文化？”

    霍巍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西藏问题而“妖魔化”中国的人应该反思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新闻背景：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８日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至今依然焕发着生机，并激励着当代藏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爱国主义传统既是当代藏传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发掘、继承和弘扬。

    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为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１３世纪中叶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界爱国主义传统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个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伯侄为代表的爱国爱教的人物群体，其中包括元朝历代帝师和本钦、帕竹噶举派的领袖绛曲坚赞、噶举教派的历代活佛、萨迦教派的大乘法王、格鲁教派的大慈法王以及阐化王、辅教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以及后来的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大德。

    抵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是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公元１６世纪末，葡萄牙、法国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之后，将殖民触角伸向西藏。１６２４年，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安夺德同马柯斯越过西藏阿里南面的玛那山口，在阿里的札达县修建了西藏高原上的第一座天主教堂，激起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反抗，最终落得被驱逐的下场。１６２４年至１６３２年期间，阿里地区和日喀地区驱逐西方传教士，关闭传教会，是藏传佛教界同广大信教群众一道，反对西方殖民势力以“传教”方式进行渗透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对于维护祖国主权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公元１７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通过插手西藏政治事务，干扰和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危受到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上。这时期，先后涌现出许多爱国的藏传佛教界人士，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第四、五、六、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第五、七、八世达赖喇嘛，以及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热振呼图克图等著名的爱国活佛。１８８８年和１９０４年英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两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西藏僧侣民众都进行了英勇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反对分裂，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也是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一。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内部分裂祖国的势力，是藏传佛教界人士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其代表人物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第六世热振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等一大批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

    在英国侵略西藏时，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广大的僧俗群众共同反抗英帝国主义，表现出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次反对英侵略西藏中更作出过特殊的贡献。十三世达赖喇嘛于１９０４年下令取缔了英国人控制的警察局，停止了英国教官对藏军的训练，封闭了英国人控制下设在江孜的贵族子弟学校。１９２９年，他在接见国民政府联络员刘曼卿时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英人对我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

    同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对西藏内部亲帝派的活动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积极参与领导了抗英战争，“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所派代表苏康努森本堪布与噶厦所派拉丁色代本并肩指挥作战，不幸以身殉国”。在英国人的拉拢收买面前，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使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首先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解放西藏的政策。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派代表送信给解放军，也表达支持和拥护中央解放西藏昌都的愿望。当时，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藏区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如四川甘孜的格达活佛、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拥护中央政府解放西藏的政策，支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进步团结的伟大事业。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的１９５０年，班禅额尔德尼即派计晋美等人作为他的代表，专程到西安会见彭德怀，提出有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积极赞成和主张宗教改革，他明确提出“宪法进寺庙”的主张，后来受到中央的肯定和采纳，成为指导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