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志愿者在都江堰市紫坪铺镇的临时学校课堂上为孩子们表演舞蹈。

    7月8日，在震区前线奋战了50多天之后，15名“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抗震救灾志愿联队”队员回到北京。

    “12日，我们还将重返灾区。”志愿联队前方总协调人白亚丽在电话中对记者说，“目前主要是讨论前段时间工作的得失，顺便做一下休整。”近两个月的高强度工作，让这位25岁的女孩声音略显疲惫。

    5月15日凌晨，这支以大学生与青年农民为主的救灾志愿队，自北京飞抵四川彭州市，成为第一支到达当地的民间救援队伍。如今，他们已经在彭州市小鱼洞镇及都江堰市紫坪铺镇建立起两个救助站，三座灾区临时学校。

    乡建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长年从事支农、扶贫以及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团队，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工作经验丰富。50多天来，救灾志愿队以建立救助服务站、搭建志愿者网络、发放物资、开展支教、心理辅导等方式，为灾区群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转向村组发展规划调研和合作组织建设，中心支农志愿者将陆续接替跟进。”白亚丽说。

    社会力量在行动

    不仅仅是一个乡建中心。

    地裂山崩的空前劫难，激发了万众一心的巨大热情与凝聚力。灾难发生后，国内民间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加入抗震救灾的“总动员”。

    震后第二天，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多家公益组织发起了“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活动，号召“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携起手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力量，与灾区群众一起共渡难关！”

    近百家来自川、贵、湘地区的民间公益组织发出倡议，共同组成“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团队协调，分头工作，并在成都设立了“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

    ……

    尚无准确数字表明，全国共有多少家民间组织投入抗震救灾的行列。仅就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63家公益组织加入“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还不断有民间组织陆续加入。”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李玉生说。

    “这么大的灾害，如果中国30多万民间组织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不要再存在下去了。”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正规军”的重要补充

    据了解，此次参与联合声明的民间组织涉及物资捐赠、环保、医疗、心理咨询、教育等各个领域。

    “救灾中，政府肯定处于主导地位，但一些工作政府不可能做得很细，民间组织在提供深入、个性化服务，尤其是心理疏导、人际关系修复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和活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展开，他们的优势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5月21日，“好人好事NPO”启动了四川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组织了第一批12名心理导师奔赴灾区，着重对灾区教师和青少年提供灾后心理救助服务。据负责人范志明介绍，目前，心理辅导团队通过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安县职业中专、永安救助中心、都江堰幸福学校等开展心理救助，总计援助1700多人。7月6日，项目第三梯队已经到达都江堰。

    在受灾严重的绵竹市遵道镇，活跃着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深圳登山协会、陕西妇女研究会等10多家民间组织。

    “比方说发放大米，”李玉生说，“政府只能发到村委会、小组，有可能出现分配不均的现象。我们可以沉下去，通过逐户摸底需求，做到按需求分发物资，成为政府在无暇顾及某些方面时的助手。”

    社会力量的灵活管理机制，亦成为“正规军”的重要补充。

    “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前线总协调张国远说，他们每天派出灾害管理小组到前线调查，了解受灾群众需求、灾情状况，晚上汇总信息传给后方，后方根据前方的信息，联系各个机构，筹集灾区所需的物资，并将救灾物资运达成都，由成都民间组织负责转运到灾区。行动小组还在网上发布《民间团体救灾特刊》，利用BBS、QQ群、邮件等方式，互相交换信息并进行资源分配共享。

    “由于政府决策环节较多，因此在救灾过程中，面对一些局部突发情况，社会力量快速灵活优势会展现出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

    合作催生救灾新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历次突发事件相比，政府在此次地震救援中，对待民间组织显出更加开明和务实的态度。

    乡建中心志愿队成员何志雄说，无论是在彭州还是在都江堰，政府对他们的到来都表示欢迎和支持。“都江堰市副市长亲自迎接志愿联队。”

    “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必须依托政府才能更好地展开。”乡建中心志愿队成员王文忠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

    相互的尊重显然带来了“双赢”的结果。在灾区不少地方，政府力量与民间组织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已成常态。

    政府方面对社会力量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李勇对记者说：“这次抗震救灾中社会力量反应非常迅速，动员也非常广泛，投入的精力、人力、物力是空前的，表现出很强烈的爱心，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作为政府部门，我们要积极巩固和保护民间组织的创造性和热情。”李勇介绍说，最近有一些制度上的考虑，如对为汶川地震专门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成立开辟绿色快速通道。另外，下一步利用网络媒体，特别是中国社会救助网，架起沟通项目需求与基金会之间的桥梁，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特别是募集资金的管理。

    6月17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们将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民间公益组织公开招标，寻求项目合作。李玉生称之为历史性的突破——“公募机构把资源拿出来与民间组织共享，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王思斌看来，在以往救灾体制与思路中，政府处于当仁不让的主导地位，“其实，在灾害面前，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政府需要做的是更好地动员、引导和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王思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