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性将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
——专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１日电（记者 张旭东）旧疾未愈，新患又至，当前全球经济有陷入长期衰退的趋势。那么，世界经济前景怎样，中国经济该如何应对挑战，我们又有哪些优势？新华社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问：２０１２年全球经济前景怎样？
答：欧债危机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风险。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欧元区政策行动及时、欧债危机得控，全球经济将温和放缓，但将明显分化，欧元区温和衰退、美国温和复苏、新兴市场软着陆；但如果欧债危机失控，全球将很有可能再次经历类似２００８年式危机，金融市场大幅动荡，主要发达经济体可能会陷入显著衰退，新兴市场的硬着陆风险也会随之上升。不论哪种情况发生，只要欧债危机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持续存在。
问：是哪些因素导致当前中国经济放缓？
答：本轮增长放缓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看，外需疲弱导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从内因看，房地产的去泡沫化和产业投资的去杠杆化使得投资增速放缓，二者共同抑制了总需求增长的内在动能。同时，长周期潜在增长率也开始放缓。这就是目前微观经济主体感觉到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问：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答：短期内，欧债危机严重恶化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这将引发出口增速显著下滑，资本流出加剧。长期看，房地产泡沫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近几年房价过快上涨，挤压了消费，加剧了代与代之间和城乡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并增大了金融体系累积的风险。
问：那么，中国经济政策应如何调整？
答：面对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灵活性将成为政策的最主要特征。政策应对上，一是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二是坚持房地产调控，目前调控仍处在关键期，在税收等长效机制发挥作用前，行政措施放松的可能性小。货币政策将维持稳健基调，但总量放松的逆周期操作已经开始，而将有多大的力度推动信贷扩张仍有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将维持积极的基调，有减有增的结构性减税是主要看点。
问：面对今后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是否要做长期应对打算，是更重视外因，还是更侧重内因？
答：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观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长周期增长趋势性放缓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因此既要坚持长期的既定改革步伐，也要保持短期政策的灵活性。
从长周期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正处在放缓的开始阶段，而未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取决于体制和结构改革的深化。因此，长期内我们要坚持调结构、促竞争、降低体制束缚、改善资源配置的改革步伐。
从短周期看，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将拖累明年经济增长下滑至短周期的低点。因此，短期内政策将逆周期操作以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并增大灵活性以应对国内外的不确定性。
问：今后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优势在哪些方面？
答：我们从驱动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考察中国经济的优势。首先，劳动力增速将逐渐下降，特别是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不利因素；但是在资本方面，我国生产者超过净消费者的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率，将从供给方面支持投资。此外，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这使得投资增速不会大幅急降，足以对增长形成支撑；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提高都会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的体制改革仍然存在巨大的空间，通过改革提升增长的动能依然构成中国经济重要的比较优势。
问：如您所说，未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有效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答：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改革是驱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如果说过去１０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１０年更需要依靠降低内部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如前所述，针对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改革，对提升生产效率有正面作用。其次，应当通过减税、减费、资产转移、降低垄断、增强竞争等政策手段，促进经济的活力。再者，目前应当制定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长期化和规范化方案，力求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实现居民收入的同步大幅增长，近期大幅调高扶贫线标准即是这类改革的先声。
问：您认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未来主次该怎样发展？现有状况下，如何有效提振内需？
答：经济增长的构成应当更加优化，相对稳定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逐渐增加，波动性较大的投资和出口贡献应有所减少，特别是对出口的依赖度应逐渐下降。
目前，结构性减税将有助于提振内需。近年来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使得结构性减税的空间较大，而且这也符合促民生、调结构发展方向，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和服务业发展，并推动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