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中国首次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中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的中国理事王丙乾在会上发言。

    10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中等教育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改变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并随通知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这次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预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央决定，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10月1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竞争逐步开展起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显示出它的活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地开展竞争，保护竞争的顺利进行。《规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革新技术和创造发明，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

    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0月23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印发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审查并纠正了过去对杨尚昆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如“私录毛主席谈话”等尚未彻底澄清。这次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报告》指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给武汉大学原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平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宣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党委的决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都有许多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在这次政治局连续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的请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主要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他提出并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实际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他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对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背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他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他对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也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军委主席不能胜任。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但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决定将有关情况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和阐述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搞好党风问题作了讲话。

    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讲话中主要谈了调整问题，强调1981年基本建设要退够，为克服困难必须集中，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调整，主要是将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由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3．7％；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550亿元减为300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由242亿元减为170亿元。

    11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报告》，决定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的投资，除尽量利用自有资金外，一律改为银行贷款。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各地应认真总结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领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山西省委在《检查报告》中分析，大寨和昔阳县“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搞“穷过渡”，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扼杀了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双方对两党关系的恢复表示高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一)教育事业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教育长期被忽视，与经济的比例不相适应，使我国长期处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状态。(二) 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三)普及小学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调动社队集体和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四)应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五)必须切实改革普通教育和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

    1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制止迄至当时的一段时期市场上比较严重的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现象，以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2月9日，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并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是好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执行。

    12月10日，《人民日报》据《福建日报》报道：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在讲话中就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改革、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必要的国家干预、商品价格、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14点意见，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或需要注意的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198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

    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一卷选集收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共60篇。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7．8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其中，第一产业下降1．5％，第二产业增长13．6％，第三产业增长5．9％。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8．89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全国财政收入为1159．93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28．83亿元，比上年下降4．1％。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0％。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8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181．2亿美元，进口200．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7％和27．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6.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4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62元，指数为113．2。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有所上涨，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