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 与许白昊致信中共中央，请中央清查大革命时期湖北全省总工会存于中共湖北省委的款项。许白昊原负责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经济工作，在离开武汉时，把经手的工会现金和存折全部移交给湖北省委。据说该款已被湖北省委尽数用光，且帐目不详。

    2月7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刘少奇等十一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会议在讨论目前职工运动形势时，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并认为，“刘少奇的政治观点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2月1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来召集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四同志谈话会，征求对于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以备六大会议参考。刘少奇在会上说：八七会议后，我们对湘鄂及各地的暴动的条件(群众)尚未估计到。我们的暴动计划应照群众的力量来决定。决定暴动除目标是政治外，其行动可能全系军事的。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我们不应失掉一切机会来集聚群众的力量。我们应多给群众以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够坚韧不拔。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他说：依乡村来看是高涨的，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但是乡村中革命潮流的高涨，还不是群众有意识的行动，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的，但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关于贯彻党的策略问题，他说：中央发表的东西文字太深，不能普播到群众中去。要使党的策略达到乡村，更成问题。中央的政策，根本是要达到各地下级党部。照这样下去，如何可能?他还说：现在我们党领导暴动尚不能走向有组织的方式。我意最好作一“农民暴动的政纲”，由各省修改后正式决定。以后农民暴动不论是自发的还是我们发动的，都照这个政纲去做。同时须出一本普通的农民均能看懂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使农民能明了党的很浅的理论。中国革命进展中，常发生许多特殊的现象，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同志注意。我们对农民、工人实际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应有很深的了解，才能深入群众。关于联合战线问题，他说：认为机会主义的来源，是由于联合小资产阶级，我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错误是只有上级的联合而缺乏下层的联合。

    3月24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顺直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

    3月 到达天津。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对顺直党组织内存在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评。当时，顺直党内一些同志对顺直省委能否维持下去产生怀疑，认为中央给顺直党的经费太少。省委某些负责人认为中央不想承认顺直省委，便攻击中央存在着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刘少奇告诉省委的同志，中央的经费也很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指出，中央虽然有错误，但还不能说中央存在着机会主义派别。至于维持顺直省委，他明确地说：这不成问题，自然要竭力维持。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即须维持一天。会后，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又召集天津活动分子会议，继续煽动与会同志反对中央。刘少奇即派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昆弟去找王藻文谈话，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批评了王藻文的错误。

    5月4日 与蔡和森长谈顺直工作，认为顺直党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在小资产阶级意识支配下，省委本身缺乏组织领导力量。主张立即改组中共顺直省委，省委只留三人，其余同志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

    5月15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研究顺直工作，听取蔡和森报告在天津期间了解到的顺直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根据蔡和森的报告，中央认为顺直省委当前工作紧张，领导力量薄弱，决定以中央名义写一封信给顺直省委，并决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顺直党的领导。

    6月上旬 奉军退出京津地区返回东北，国民党军队先后进占北京和天津。顺直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革命成功了”。王藻文甚至提出停止宣传反对国民党的口号。顺直省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争论。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王藻文的意见，认为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不能根本放弃，但宣传的言词和态度的技术要注意，要能为各种工人所接受。

    6月18日―― 3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6月底 中共中央根据陈潭秋巡视顺直工作后提出的处理顺直问题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代号潭少连)，代行顺直省委职权。

    7月22日 与陈潭秋、韩连会一起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听取并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关于顺直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顺直省委党务工作报告，通过了“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会议决定改组省委，由韩连会任省委书记，傅茂公(彭真)、郝清玉等七人为省委常委。刘少奇、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以加强对顺直省委的领导。

    夏 代表中共顺直省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扩大会议情况。中央经过极详细的讨论，认为扩大会的精神非常正确，各种决议案虽有一些小的缺点，但是在总的路线上是与中共第六次大会没有矛盾的。

    9月7日 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顺直党内情况。报告分析了一九二八年一月顺直省委改组会后顺直党的工作和组织状况，指出省委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时而消极；顺直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严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组织；有的同志闹经济主义，做工作就要钱，没有钱就不干。报告对现任顺直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和缺点分别作了分析，并作了自我批评。

    9月10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系统地汇报了顺直省委的工作，指出，顺直党的工作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省委缺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把个人互相攻击也称之为机会主义。(三)发展了极端民主化，党的意志没有了，中央、省委的威信被打破。(四)经费支配不得当，不少同志闹经济主义。(五)消极地责备过去。(六)党内存在着派别纠纷，反对中央也是在派别上来反对的。(七)省委组织不健全，基层支部也很少开展工作。(八)省委负责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存在较多的缺点。汇报中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初到顺直时有点盲动主义的倾向，有一时期也存在群众落后的观点。

    9月18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顺直问题。蔡和森在会上作关于顺直工作的报告，表示对刘少奇九月十日的报告“大体同意”。

    9月2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信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信中说，全总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对于铁总今后的工作策略提出如下意见：要坚决放弃从前浅薄的浮夸的主观的工作方法，很刻苦地重新创造铁路工作。一切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斗争都要使群众认识其意义，而成为真正的群众自己的行动，从而树立铁路工作的牢固的雄厚的基础。全总还决定健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以五人组织常委，常任工作三人，即刘少奇、纪六、昆弟。

    1O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报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刘少奇等三十七人为编委委员。会议还决定，给顺直省委的一些同志以处分，王藻文、王仲一调离顺直省委。

    10月5日 撰写《论口号的转变》一文，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文章强调，“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文章指出：“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文章还指出：“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或过迟。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10月中旬 从上海返回天津。这时，“京东问题”已经发生。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认为，七月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是“不合组织的”，因而不承认新的省委。他们派代表到天津请愿，要求向中央报告省委的问题。并自行各推代表，组织了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的“京东护党请愿团”。

    10月28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签发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的职权，并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通告指出：顺直党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机会主义遗毒仍在党内继续存在发展，省委能力非常薄弱，毫无工作表现，下级基础又幼稚不健全，中级干部很少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观念。京东唐山、乐亭、五田、遵化所组织的“京东护党请愿团”，并没有积极地站在组织上政策上提出建议帮助省委，而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攻击省委，这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因此，“我们共同决定一方面停止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的活动，一方面请求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顺直工作及一切问题。除京东以外，各级党部在省委停止职权后、特委未成立以前，由我们三人直接指导管理。”通告说，现在顺直党组织的唯一出路，只有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中逃脱出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基础。通告要求各级党部接此通告后，进行认真的讨论，认清顺直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坚决地执行，并将讨论结果很诚实地客观地报来。

    韩连会、陈潭秋、刘少奇致信傅蔚如：我们已经决定即刻停止省委职权。但是京东同志反对省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只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省委，没有积极地全盘地在党的政策上和组织上提出建议，存在着极端民主化、闹个人纠纷等倾向。“这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充分表现”。因此，我们决定暂时停止玉田、唐山、遵化、乐亭等地党部的活动，并停止你个人的活动。

    10月29日 陈潭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原因和经过。顺直党的工作暂由刘少奇、韩连会负责。他们分别找京东各同志谈话，并讨论改造顺直党的问题。

    10月30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发出关于纪念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的通告。通告说：中国无产阶级正处于豪绅资产阶级政府的残酷压迫之下，丧失一切的自由利益和无数的生命。中国无产阶级想起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英勇的斗争而受到加倍的鼓舞，因此纪念十月革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已发出十月革命纪念的宣传大纲，望各地党部领导同志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

    11月8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顺直党的情况。报告说：在天津方面，党的纠纷问题现在停止了，党内气象较好。“京东护党请愿团”几个人对停止京东几处党组织的活动是不满意的，但他们也声明在组织上接受我们的办法。报告说：我们拟出一党内刊物，公开讨论党内问题，第一期专为顺直党的改造问题，在一星期内可出版。主要文章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怎样工作?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务?关于各同志的意见，不论是正确与否，通予发表，但对不正确之意见按篇给以批评。

    陈潭秋致信中共中央常委会，建议在中央致顺直信中，还应加进对于京东四县停止活动问题的解决办法。再刘少奇解除铁总工作，专任党的工作，亦应明示。信中说：京东各县过去曾有拒绝省委巡视的意见，并对我和少奇表示不满，今后省委在行使职权上是否有障碍尚难说定，如有障碍应如何处置? 请示。上面意见盼即商决示知。

    11月13日 陈潭秋由上海返回天津，向刘少奇、韩连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不同意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指示精神。刘少奇和韩连会表示对此不能接受。

    11月16日 与韩连会致信中共中央，陈述他们对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理由。信中说，目前在顺直党的基础上来改造顺直党，是产生不出领导核心的，需要中央来作中心与主动力。只有在中 央正确路线的推动和直接领导下，顺直工作才有希望。信中提出目前仍应实行十月二十八日三人通告的路线和方法，同时请求中央予以批准。

    为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写出版绪言，指出顺直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现在一切纠纷都要马上迎刃而解，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因此，凡关于改造党的意见，集合起来编成这本《出路》，以便同志们研究和讨论。

    撰写《“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 ”》一文，署名赵启，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出路》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对一些悲观失望的同志进行了批评。指出党的出路是由革命的客观环境来决定，革命的客观环境既然很好，党就一定有很好的出路，如果认为环境很好，党无出路，这是一句矛盾的话。实际上党有很好的出路，只是落后的同志不愿走这条出路罢了。因为这条出路是很艰难的血路，而不是平坦大道。同志们一向走惯了平坦大道，一遇到高山峻岭艰难的血路，是发愁而不愿前进的。别的平坦大道寻不着．高山峻岭不愿意爬，又眼看着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在不顾生死的奋勇的爬上革命斗争的山路，自己站在山脚下还跟不上去，只是在丧气地说：“环境很好，工农群众大家要革命要争斗，党不去领导他们，不能参加进去，党没有出路”。文章指出：如果认为群众是进步的争斗的，自然在这些进步的群众中可以铸造出进步的党。目前顺直党虽然是落后，但是，我们自己只要是进步的，我们参加到进步的群众中去，建立进步的基础，就可把落后的党改造。党的出路终究是会很好的，但是要进步的同志才能走。

    11月17日 以赵启的笔名，在《出路》第一期上发表《怎样改造顺直的党?》一文。 文章分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提出改造顺直党的策略是：“(一)由中央组织顺直特委或指定几个人组织临时省委，担负改造党及指挥工作的任务，有绝对的权力，只对中央负责；(二)对于一般无进步希望的落后和反叛的分子，立即毫无顾惜的肃清；(三)对于有进步希望的旧同志，纠正他们不正确的思想与倾向，用说服的方法，推动他们进步：(四)对于党的下层群众尽可能的恢复关系，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号召他们回党，在新的政策之下重新组织起来推动他们工作；(五)用最大的力量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新组织，介绍新同志，创造新基础；(六)用极爽快的办法，立即解决党内各种纠纷；(七)训练党的新干部；(八)省委解散，各地党部在特委巡视工作中，必要时分别解散或改组或重新登记；(九)各地工作有了相当的基础，走上了正轨，筹备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明显的确定党的最高原则，为所有同志共同的目标，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党内最高原则之下才有民主；(十一)严格党的组织秩序与纪律，扩大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中共中央致信顺直省委，不同意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指出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所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的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层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中央决议： (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二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负责；(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禁止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11月20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发出通告。指出党的组织社会化、党员职业化，对于顺直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非常重要。过去顺直党组织不能领导群众，对各种运动不能有正确的方针策略，工作同志向党闹经济问题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各地务须详细讨论，议决具体办法，切实执行。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11月29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发出通告。指出目前顺直党的总路线，是将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的党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党。要完成这个转变，必须竭力去发展几个大的产业区域――如天津、唐山、北平、张家口、石家庄的工作，吸收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成分，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意识。必须特别注意发展新的同志，对于旧有的同志，并非一概不要，但必须严格地考查和选择。只要是向上的，求进步的，对党忠实的，不故意闹问题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顺直党新基础中的分子。必须尽力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对于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应立即淘汰，对落伍的不求进步不做工作的分子，或者消极、畏缩、投机的分子，必须设法洗刷干净。

    11月30日 就解决顺直省委党内纠纷问题，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能够到下层群众中去坚决运用正确路线的指导机关。认为中央的指示大部分是注意到怎样把党的正确路线运用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而对于谁去、谁能够去、谁去最好的问题没有十分注意。并且表示“坚决不赞成‘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因为目前这些纠纷并不是有系统有是非的公案，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一些同志去准备更大更多的纠纷在代表大会来爆发，而不是整个的反对一切无谓的纠纷和个人意气，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报告说，中央认为我们处置京东代表团事件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是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对于恢复省委职权，用省委去执行中央决定与用别的机关去执行，两相比较，我认为省委的工作效能是要弱的。报告最后说：“北方同志中有些对我确实有了些成见，最好中央能够调换我的工作。”

    与陈潭秋、韩连会发出关于纪念广州暴动的通告。通告转述了中央关于纪念广州暴动的宣传要点及其纪念方法，要求各地党部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形，订出具体方法，务使纪念宣传活动普遍深入，让广大群众了解广州暴动的意义和教训。

    11月下旬 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顺直党的情况。

    12月2日 撰写《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怎样使全党同志深切地了解和执行这一决议。“有了很正确的策略还是不够，一定还要有执行策略的工具――党及群众。”因此，目前党内的严重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文章提出，引导大批工人同志到党内担负各种工作，是目前党内最必要的任务。“中央及各地党部应经常为工农同志开训练班。党应特别帮助有决心、能吃苦的学生同志进工厂及学习一门手艺，使他们到工厂中担负党的工作及培养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资格”。文章认为，党内纠纷现在有更加严重的趋势，而大半是非政治的无价值的个人意气。中央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表示出来，想法来解决党内纠纷，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和肃清这些无价值的个人意气的非政治的争斗和鼓动。文章说：“我感觉到过去党内的领袖同志缺乏公开自己错误的勇气。”“我觉得为党内的教育，为革命的利益，对于自己的错误用不着有丝毫隐讳的必要，并且还有公开自己及党的错误的必要，使同志们大家认识清楚。”

    12月初 从上海返回天津。

    12月6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通报“京东护党请愿团”傅蔚如等近期活动情况，提出傅已去上海，请中央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对傅就近直接处理。

    12月9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发出关于军运问题的通告。通告指出：(一)目前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二)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三)士兵生活太苦，如能运用阶级的切身利害宣传他们，他们很容易到革命方面来；(四)士兵运动的基本口号与农民相同，他们的特殊口号是改良生活和待遇；(五)士兵运动最主要的方法是派革命的工农及同志去当兵或学兵，以影响士兵组织士兵；(六)军队中党的组织必须特别慎重与秘密，在领导训练士兵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七)为实现士兵运动，各市、县委应马上建立军事科与士兵运动委员会。

    12月上旬 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研究制定保北工作计划。主要内容：保北成立县委，管理完县、清苑、徐水、易县、满城、唐县等县工作，同时与新安、容城、高阳等县工作发生关系，顺直省委对于新安等县的工作指示及文件，由保委转达。保北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发动城市职工运动，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创造工农群众的组织基础，指示工农贫民的出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及军阀，将群众组织在我们的领导与影响之下。改造党的组织，应该借着旧同志的线索，坚决地去找新的进步的工农分子入党，党的基础应建立在这些进步分子身上。对党的旧同志应该很普遍地施行教育训练工作。党的组织秩序及纪律应该严格起来。工作的布置切忌虚夸。

    12月11日 周恩来从上海到达天津。

    12月12日 同陈潭秋、韩连会一起，参加周恩来召集的谈话会，汇报顺直党的工作情况。

    12月l3日 出席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 会议接受了中央的意见，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并决定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12月15日 撰写《职运须知》第一节《找线索和工人谈话》，署名赵启，刊于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出路》第二期。文章着重介绍在白区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

    12月17日 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加强顺直省委领导的具体意见。提议“中央除派张金刃同志外，必须再派一得力的工作同志，尤其是要有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来顺直参加常委工作。因为现时顺直除潭(陈潭秋)、郝(清玉)、刘(少奇)三同志可留在常委外，余不够胜任”。

    12月18日 在《出路》第二期上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一文，署名赵启，检讨对顺直党在认识上存在的错误。文章说，一度认为顺直党内现有的干部找不出一个比较很正确的进步分子，因此顺直党的本身产生不出一个能够很正确地到下层去运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导机关。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是落伍了腐烂了，不能在这样的旧基础中找到出路了”。由于这种错误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如停止省委职权及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等。后来经过和陈潭秋辩论，又到中央经过长久详细的讨论之后，认识到把现有的干部认作顺直党的基础是错误的，认为现有的同志都腐烂了也不是事实。虽然每个同志的脑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观念和麻烦问题，但这是长期历史所造成的。因此，“纠正这些错误观念也只有在长期工作的历史中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旧基础，也只有在长期工作中才有渐进的新陈代谢的路径。”文章认为，错误观念是历史造成的。错误观念的纠正，不是简单机械地执行纪律开除某几个坏分子就能肃清的，只有在积极工作中去纠正同志的错误观念，在工作的纪律中去肃清妨害工作、障碍新精神和新路线发展的坏分子，才是正确的路线和出路。如果停顿工作，专门去肃清障碍，不独不能把障碍肃清，客观上会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 12月22日――12月底 同陈潭秋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加中共六大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顺直省委委员及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京东、直南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四十三人。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陈潭秋、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等。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恢复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改组后新的常委由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郝清玉、王德振等五人组成。 12月29日 撰写《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文，署名赵启，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出路》第四期上。文章批评了有些党员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时存在的一些错误行为，指出：“同志们到农村中去工作，实际上就是在这部分农民群众之中代表党，甚至代表无产阶级，幼稚诚实的农民正是切望我们去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在工作方式上行动上稍有不慎，都足以引起农民的怀疑，都足以种下长期的坏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慎重，应该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精神在农民群众中很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农民群众信仰和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