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在《工运指南》第三期上发表《罢工策略》一文，署名仲篪。文章指出，当着中国的经济恐慌继续发展，资本家更加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机关结合起来，向工人阶级疯狂进攻的时候，一方面机会主义取消派在罢工困难面前投降了；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到罢工的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斗争遭到失败。文章强调说，罢工策略，一方面要能够击破敌人的一切进攻，组织群众的反攻；同时又要调集群众的力量，向敌人举行进攻。要“了解客观的形势，庄严的估计群众的情绪，精密的计算敌我两方的力量，了解自己的弱点，选择恰当的时机，寻出敌人的要害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分配群众的力量，拿住一切转变的关头，来领导群众，指挥群众作战”。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退却的时候，“不使群众的情绪消沉，不使群众的组织瓦解，并能继续加强，继续的准备下一次的斗争”。文章认为，要恰当地提出罢工的要求，过高的包括一切的大要求，在目前是很不适宜于进行罢工的。提出罢工的要求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同时，应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提出要求，并使群众坚决为这些要求而斗争。
1月17日 撰写《国民党封闭水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 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期上。上海永安第二纱厂工人为了争得四个月的花红金而举行罢工，工厂资本家勾结反动军警进行镇压，死伤多人。工厂工会本来是黄色的，但国民党怕这个黄色工会被工人阶级赤化，变成对付资本家的组织，因而在逮捕工人代表的同时，也封闭了工厂的黄色工会。文章针对那种认为被捕的工人是黄色工会的委员们，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我们不应反对的观点，指出：国民党资本家并不因为这些工人是黄色领袖而逮捕他们，也不因为这个工会是黄色工会而封闭它，而是因为要进攻工人阶级，惩罚工人的暴动，如果我们不反对，就恰恰是帮助了资本家。“我们应反对国民党资本家逮捕任何工人，封闭任何工人团体，不管这个工人和工会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是否是赤色工会的会员”。如果仅仅因为逮捕的工人是黄色工会的委员，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那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这自然是国民党资本家所欢迎的。我们不能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任何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黄色工会不好只能由工人自己来改组，绝不能由资本家国民党去改组。惩办工贼改组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丝毫不能假手他人的。
1月18日 在《红旗周报》第二十八期上发表《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一文，署名仲篪。文章批评了要工人“退出黄色工会”的错误做法，指出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是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文章认为，觉悟的工人不仅不应该退出，而且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因为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反对派，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1月21日 在《工运指南》第四期上发表《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 》一文，署名仲篪。指出在黄色工会里面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面，当着还没有一个或者只有几个散漫的赤色工会的拥护者时，我们的组织任务就是在这些工会里面建立能够执行赤色工会任务的小组或支部，使之成为我们在黄色工会中活动的核心。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当着已经有了能够执行我们任务的赤色小组时，我们的组织任务就是团结黄色工会里面反对黄色工会、赞成赤色工会主张的会员群众，组织革命职工反对派。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已经有了强大的革命反对派时，反对派的组织任务，就是夺取领导权，以改变其性质。
撰写《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三月十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上。文章总结了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出该厂党支部及其上级领导机关，在领导罢工斗争中，不是在切实地分析群众的不满情绪之后．提出群众的迫切要求，而是从自己脑筋中幻想出十四条纲领。他们以为要求愈多愈好，愈革命。以为把经济要求与政治口号写在一起，就是经济与政治联系，就是罢工政治化。这种坐在屋子里写成的“佛经”，拿到工人中去念上千万遍，也是不会“显圣”的，恰恰相反，它只会葬送罢工。因为，这些条文把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和宣传鼓动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使工人不知道为哪一个要求而斗争，而且在看了这些“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后，连经济罢工都不敢发动了，甚至会离开我们，怕和我们接近。当我们脱离了工人群众之后，厂主就可以很简单地把我们几个“光干”开除了事。
1月24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汇报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情况。指出：因反对资本家取消工人的月赏掀起的罢工，日本纱厂是关键，如果日厂工人斗争失败，其他厂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坚持。至于日厂是否会关门，我以为不会，因为这样他们损失太大，同时招收新工人亦不容易。因此如能坚持下去，得到相当胜利是有可能的，至少维持月赏是有可能的。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1月30日、31日 上海市总工会通告全市工人为反抗日本进攻上海实行总罢工。上海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工人四万多人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刘少奇参加了总罢工的领导工作。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进攻的，提出将这次罢工斗争搞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刘少奇在组织罢工的实际工作中看到，工人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的程度。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御的反攻的。提议这次罢工斗争以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工人为主，联合上海全市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并组织义勇军，支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抗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刘少奇所提议的方针是“取消派的罢工斗争方针”。
2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谈了对于武装暴动和实现总罢工的看法，认为目前实行武装暴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认为我们领导罢工还未能抓住工人要求的中心。现在沪西已有四十余厂与我们建立了关系，并有一、二万工人来登记参加罢工，我们应很好地去细心领导。
2月23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工联与工反的关系以及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等问题发了言。他说：“我们应该根据工反的纲领，在群众中做广大的宣传”，“工联的许多工作应从工反的路线公开去做”，“工反就是工联的公开，但还不是全部的公开”，“工厂开工以后，工反还应保存起来。”
3月初 就工人斗争和反帝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驻满洲，派兵攻打天津，占领上海以后，引起了上海及东北义勇军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广大的反帝运动，接着就发生河北工人经济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虽然是群众自发的为争取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但是包括了河北各主要产业的工人 (铁路、矿山、纱厂及市政工人) ，带着了浓厚的政治性质。在斗争中表现了工人斗争的顽强性、坚决性，并且已经有了整个产业的同盟罢工 (唐山矿工)。 工人的这些罢工斗争是与上海和东北的民族战争、全国的反帝运动及红军苏维埃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在这种情形下面，党和赤色工会应集中力量拿住几个中心企业，拿住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在厂内工房内，进行艰苦顽强的工作，去领导几个自发的罢工；同时去系统地组织几个中心企业的罢工，来推动整个产业同盟罢工的实现；争取河北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权，并给河北的反帝运动以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领导这些罢工，应与‘武装驱逐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及‘建立北方苏维埃区域’等总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
3月3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反日斗争的策略方针问题。发言说，在日军侵略上海时，国民党退却投降，我们应给予揭露。我们要号召、动员群众参加示威行动，还要造成各方义勇军以及一切革命行动，来抵抗日本侵略者。
3月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在上海反帝斗争中，“有一时专门去组织义勇军，又有一时专门去做分米斗争，而忽视经济政治斗争的联系”。抵制日货亦没有与群众切身要求联系起来。“工联工作没有从机会主义泥坑中跳出来”。“没有派工反得力干部去贯彻党的路线是一个错误”。
3月上旬 起草《给工会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大举进攻上海以来，中国革命更是飞快地向前发展着，这就万分急迫地要求中国赤色工会适应这种客观的要求。但是目前赤色工会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现象：(一)在中国三百万产业工人中，赤色工会的会员只有三千人 (苏区除外)， 而且大半没有经常工作和工会的生活，赤色工会还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之内。(二)在广大的失业工人中，仅仅在上海登记了二万罢工失业工人，在数十万上海难民中还没有我们的工作。(三)在全国的工厂、铁路、矿山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工厂委员会。(四)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一个多少巩固的革命反对派，连黄色工会的情形也知道的很少。 (五)最大多数的工人自发罢工，赤色工会不能领导或者只有一些“关系”。(六)五个月来，赤色工会从白区派到红军和苏区的工人不到二十个人。简直没有派遣工人纠察队及义勇军到前线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信中说：“赤色工会如果要想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动力之一，那就非使自己的工作有彻底的急速的转变不可。”信中指出：工会工作其所以这样落后于客观形势，主要的不能不归咎于工会工作中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这些机会主义是最大的障碍物。不坚决地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彻底肃清这些机会主义，工会工作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使工会工作有迅速彻底的转变，信中提出：赤色工会目前的紧急任务是要组织同盟罢工，最大限度地武装工人，动员工人到前线去。在组织罢工的时候，必须把工人的切身要求和反帝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赤色工会应依靠下层统一战线，独立地领导工人的反日运动。在各大城市发起召集各厂工人的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反日会等。工人反日会应从罢工及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中产生出来，依靠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公开存在。工人反日会中包涵大部各种派别及无组织的工人。为使赤色工会适合于目前的战斗任务，必须改选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及其全部工作，吸引企业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积极工人和干部到领导机关，使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真正建立在企业中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之上。
3月11日 在《红旗周报》第三十一期上发表为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起草的《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从最近的工人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苏区工会等方面，回顾总结了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指出国民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并采用暴力镇压工人，使工人的斗争更困难了。目前最主要的就是靠赤色工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组织力量，去冲破客观上的一切困难，打开阶级斗争的顺利的前途。报告指出，过去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大多数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主观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党和工联在领导工人斗争中，不会准备斗争。有些同志以发动斗争为目的，甚至借口不要“等待”来反对在罢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于工人自发斗争的领导是不够的，大半是没有去领导。我们的工作还有些限制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我们的组织还不能彻底了解企业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我们还没有系统地向工人提议，要工人有组织有准备地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我们只是简单地要工人毫无准备的去示威、包围和武装冲突。党和工会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反帝运动还非常不够，工联、海总最近才有一些工作。我们组织反帝罢工，还没有一个地方有成绩。因此，学习领导和组织斗争，是党和工联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报告还分析了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全国估计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与我们有联系的大约只有三千人。发展赤色工会会员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一个的介绍，和介绍党员差不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及群众的工会。在群众中仅仅只有空洞的“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口号。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临时中央负责人转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在会上被迫作了检查，同时对在经济恐慌中可否罢工问题、赤色工会问题、黄色工会问题等作了说明。会议前后，中共临时中央在党的刊物上接连发表文章，指责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3月16日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起草《全国总工会目前行动总纲》。总纲要求：“按生产来组织全国的产业工会，这个组织应包含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企业的工人，这是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各苏区的工会，必须按生产来组织，并吸引白区的工人加入，一俟有可能时，即召集各该产业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该产业的全国总工会。职工会的主要作用，是个别的或集体的代表并保护一切雇佣工人的利益，努力改善一切工人经济的文化的条件，用各种方法积极的帮助加强发展并保护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府。”总纲要求工会“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实现工人雇员的日常利益，并实现工人阶级最后的目的。反对‘工会独立’‘工会中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与实际。”
3月18日 被迫写《我的错误》一文，发表在四月七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九期上。
3月24日 出席全总党团会议。会议传达三月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检查过去工作。刘少奇再次被迫作了检查，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决定。
4月6日 撰写《工会组织问题》提纲。提纲内容包括：(一)工会的组织系统；(二)厂内工作；(三)工会党团的结构及其领导工会的方式；(四)什么是新的领导方式；(五)女工工作等。
4月25日 撰写《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五月二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九期上。文章指出，“建立阶级工会”这一口号，在各苏区都提出来了。但是，如何确定加入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即哪些人是应该吸收入工会的，哪些人应该从工会中清洗出去，这个问题，由于中国乡村中的复杂情形，以及苏区土地革命后的情况变动，使得各个苏区的决定很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作出严格的规定。文章认为：“凡属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都应加入工会；不管他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或者还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作为他出卖劳动力的必需的条件”。文章认为，乡村中“沿门卖工”的那一部分“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等，有许多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是无产阶级成分，是应该加入工会的。“中央苏区的同志们认为这些都是‘独立劳动者’，都要驱逐出工会，是错了的。”
5月12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时发言说：我对形势估计是不足的，但对防御、反攻、进攻的标准，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否则仍将走入对名词的争论。有同志将防御看做是退守或者以为和平一点，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防御的斗争绝不是退守或和平。“对防御、反攻、进攻的解释不应是机械的，而应以许多关系和条件去观察”。对于黄色工会，他说：“党内对黄色工会的估计还是不清楚的，我觉得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作详密的研究，求得切实的了解和运用。建立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的口号，是不能这样单纯随便来提的。”
6月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在研究上海电话工人罢工斗争问题时，认为这一斗争是在党与工会领导下爆发的，必须加强领导。会议议决，刘少奇前往领导，并去区委帮助工作。
6月16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刘少奇前次在常委会上的发言提出批评。认为：“刘湘(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全是学者的态度，而不是斗争的领导者，对于防御、反攻与进攻的说明，使我们无法了解今天工人斗争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我们应明确的答复：今天工人斗争的形势是反攻的。虽然有些斗争还是防御的，但估计整个斗争的形势，是反攻占优势。
7月2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对中央职工部问题作出决议：取消中央职工部，中央职工部的工作任务，由全总党团担负起来。阿平、刘湘(刘少奇)均参加全总党团。
8月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起草《为工会会员问题给各苏区工会信》。这封信针对当时各苏区工会在会员标准问题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中国工会会员的标准问题。明确规定，凡是承认工会章程，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 (无产阶级) 或主要来源(半无产阶级)之工人、雇农、雇员、苦力等，不论他的年龄、性别、籍贯、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如何，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并且可以不要考察其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把劳动力卖给什么人，领取劳动力的代价是什么，以及有自己很少的工具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必需条件。提议“在一切工会的刊物上、会议上讨论这封信”，要求各地苏区工会按照上述标准整顿工会组织。一方面把混入工会的各种非工人阶级成分清洗出去，另一方面，把大批应加入工会组织的雇农、苦力、雇员、手艺工人等吸收进来。这封信于九月一日由全总常委会议通过，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五十二期上发表。
10月20日 撰写《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分并驳锹同志》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五十一期上。锹同志在六月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发表了《关于“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的讨论》一文，对刘少奇将职员当成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提出异议，对农民、手工业者可否加入工会提出不同看法。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锹同志从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至具体的策略，都犯了系统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里面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忽视了农民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估计中农、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已经不是革命的动力了，而是‘动摇于两者之间’或反革命了；他忽视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似乎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外，什么也没有了”。文章进一步阐明，“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还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无产阶级要组织吸引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般的职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一个阶层，除开极少数的管理人外，应吸收加入工会。“有一小块土地的工人、雇农、苦力，只要他常年为工钱而劳动，工钱是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要吸收他们加入工会的。”
11月 在《工运指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南京政府的“劳资争议处理法”》一文。指出“劳资争议处理法”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剥夺工人罢工权利、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规。文章号召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会员，邮政、铁路、海员及一切市政工友，应该团结起来，用罢工、怠工、群众集会及示威游行等，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强迫调解和强迫仲裁，用群众的直接行动去迫使国民党政府撤消“劳动争议处理法”及一切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
冬 告别了何宝珍，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苏区、刘少奇离开上海后，何宝珍带着儿子刘允若留在上海工作，不久被捕入狱，一九三四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