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撰写《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署名 K．V．，发表在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九期上。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坚持进行内战，对日投降退让的政策，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1月7日 电告张闻天：“我们准备使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各实力派督促南京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等条件，并发动各地群众向三中全会请愿”。

    1月13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

    1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十分慌乱。蒋嫡系部队一时不能集中，现正全力收买、破坏张、杨部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西安起义胜利。”

    1月23日 致电张闻天：建议针对西安事变后社会上反对共产党的种种口实，中央发一宣言和负责申明。

    1月25日 致电周恩来，提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意见：“ (一)援绥募捐运动应普遍深入到各地各方面。 (二)且要进一步批评晋绥当局之不积极，仍只处防御，而应采取进攻战略。(三)要求冀察出兵察北。(四)要求南京政府派军队、飞机北上，对日宣战，停止中日会谈。(五) 组织义勇军，动员群众去前线。(六)号召民众对日绝交，援沪日厂罢工，不给日本人作事，抵制日货，使抗战不限于局部。”

    1月30日 撰写《论左派》一文，发表在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期上。当时，北平学生运动领导核心中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的错误倾向。他们主张取消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和右派，实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无条件的统一”，认为发展和加强左派力量，就会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文章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统一战线不是清一色的组织。它是由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主张不同的团体组织而成的。统一战线内部的各分子，一方面有共同的主张和要求，但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之英勇与坚决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必然有觉悟的、先进的、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左派分子或左派团体，也有动摇不定的中派分子和中派团体，还有准备中途叛变或企图停止民族解放斗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团体。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和争执，是不能免的。这种斗争与争执的中心，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文章认为，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先进的觉悟的左派分子，加强左派的力量，使左派成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坚和支柱是异常必要的。先进的觉悟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坚决和各党各派，各种不觉悟的落后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决不要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而必须使自己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

    2月20日 给张闻天写信，结合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谈了对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看法。信中说：“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 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这封信分析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着重指出：“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文章强调：“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这封信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二期上。

    撰写《“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国防》杂志第十七期上。当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后，有人在青年中散布“抗日是枝叶，而建国是根本”的言论，提出要将“联合抗日”的口号改为“团结建国”。针对这些错误观点，文章指出：“在今天，抗日是决定中国一切的主要任务。只有在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才能将经济建设等任务，提到主要的地位上来。”我们热烈企求建设一个现代的富强的中国，但这是一个较远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战胜侵略者，实现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只有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了完全的保障，能够不给侵略者一寸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建设，才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建国的前提条件。”文章认为，有意把抗日与建国两个先后不同的任务混淆起来，实际上就是否认抗日决定目前一切的意义，否认或者减低抗日的任务，结果只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背叛中国民族的利益。

    2月25日 给张闻天写信，报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方面的反映，并针对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信中指出：我们和国民党有各种原则上的不同。我们虽然和国民党合作，并不是不同他们作斗争，仅仅只是斗争的方式改变了。在合作过程中，蒋介石一定要竭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一切异己的力量。因此，“剿共”战争还是可能的。即使停战，他一定也要采取各种方法来削弱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放松任何戒备。我们也要在广泛的秘密工作的基础上组织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应将埋头苦干作为格言，完全改变过去那种虚浮夸大的习气。这封信阐明，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要把组织群众中的左派力量与广泛的统一战线辩证地统一起来。前者是后者的中坚与支柱。这二者结合起来，群众运动才能够坚持有力的领导，才能够克服困难，经得起风浪。

    2月26日 给张闻天写信，详细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左”倾情绪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瓦窑堡会议决议仅是我们工作的原则的转变，今天这种原则的转变已进入“实际的转变”了。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那怕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后果。为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提出：(一)在党内广泛宣传解释党的策略路线，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切了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二)我们的每一个政治行为，必须异常慎重。(三)扩大党内党外民主的工作方法。(四)加强行动的纪律与政治的纪律。

    2月下旬 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由天津移驻北平。

    3月4日 给张闻天写信，谈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白区工作“是一贯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信中回顾了十年内战时期，特别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的历史教训，系统地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群众斗争的策略、宣传鼓动工作及党内斗争等问题上的表现。指出：“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这种错误当然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信中明确提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这封信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文件之一。

    3月26日 给张闻天写信，建议解答有关国共合作及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问题，回击托派分子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谬论。信中将目前的统一战线同一九二七年前的统一战线相比较，指出有下列特点：“(一)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是觉悟的，国共两党是已有十年仇恨。 (二)目标是对外的抗日战争。 (三)帝国主义各国已经分裂，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已不一致。(四)苏联强大，且将参加直接的抗日战争。(五)国民党已有全国的政权和强有力的军队，他将站到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至少在开始的阶段内。(六)已有红军和苏区。(七)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是党外的合作。”根据上述特点，信中强调，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去准备自己的力量，以最大的警惕来对待自己的同盟者。

    3月28日 向张闻天报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同时提出各地迫切要求中央立即办一专门对外的全国性刊物，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并指出“各地关门主义狭隘的组织至今没有什么转变，中心问题是组织问题，是不作合法工作。”因此，必须建立合法的群众组织，采用合法方式去进行群众工作。

    4月4日 就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国策已开始了转变，结束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现在起到对日抗战的开始止将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这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阶段。目前我们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在这个阶段内我们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推动蒋介石逐渐走向南京政权的民主化，以准备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我们不但不应该敷衍地方军阀的反蒋要求，而且应该向反蒋的地方军阀坚持的解释，只有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合作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

    4月11日 电告周恩来：“四月三日电收到，参加五一会议代表即选派，但交通如何，由西安、潼关经过有无问题请复，我在一星期内起身到你处。”

    4月19日 电告周恩来：“我准备二十一日起身到你处，来后由凌风同志和你通电。”

    4月21日 离开北平，于四月底回到延安。

    5月2日——14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以《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为题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议指明全党目前的迫切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5月7日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强调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国共合作新阶段中的中心问题。指出：“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目前挽救中国、解放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两年来，全党执行这一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了，国内政治已经相当地向我们所指示的方向转变，向民主与抗战的方面转变。党的政治影响在全国群众中迅速增长着，而且党在组织上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这证明，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 这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然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合作阶段中的中心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领导中国走第三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要走到殖民地的。要战胜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对一切忽视这个问题的倾向，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懈怠，必须给以坚决的批评。”发言在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列具体意见：“第一，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是有经验的，因此，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工作必须十分艺术。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第二，统一战线免‘纵横捭阖’。要对付国民党各方面的阴谋，我们的许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应该善于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第三，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红军要成为干部学校，要采用个别退伍的方法为全国白区准备军事干部，并使苏区‘全国皆兵’。大革命的经验，要立即从新研究与整理好，来教育我们同志。第四，在党内与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策略的决定要更多地估计到国际形势，因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问题决定的因素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了。要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五，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这个发言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5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作了说明。在讲到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的一般估计问题时指出：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的传统。这些错误传统的表现，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上最明显，反对合法主义，不要公开工作，不要降低党的纲领，在公开团体上提出党的全部纲领。在谈到对北方工作的估计时说，在我到时，北方工作的情况不很好。现在党已发展了，山西、河南已恢复像样，山东发展了一千党员。党组织大部是恢复了而且有了发展。群众运动完全在我们领导下。青年已有组织。工会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各处都有一些工作。农村工作，个别地方好些，但还没有开展。妇女工作有一点。军事工作也不坏。上层的活动也不坏。为什么工作做好了，基本原因就是反对了过去的错误传统，新的工作方法有些创造，秘密工作采取了巩固、保存力量的方针。再就是对干部的耐心教育，干部积极性提高了，但还没有把传统完全转变过来。

    5月17日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开幕。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及追随它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在目前阶段中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目前阶段，‘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在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我们需要在全国进行一个广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地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需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所以，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般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转变等问题，并着重指出，“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着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报告要求“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报告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 通过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5月20日——26日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在讨论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时发生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关于对过去白区工作的估计问题；(二)关于白区工件转变的两重性质及对“左”的历史传统的认识问题；(三)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左”的错误。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二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重申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会议认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在三日的长篇发言中说：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6月6日——8日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六日，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接着，与会代表进行了讨论。

    6月9日——10日 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指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每个同志都充分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说明五月十七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的说得过火了。结论发言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我们不只是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取组织上、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权。在党内，主要是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要同尾巴主义作斗争。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心问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问题。利用公开工作与合法手段，去组织广大群众，已成为白区党和群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发言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6月10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要解决具体问题。华北党的任务是：(一)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二)加强工农群众工作；(三)加强军队工作；(四)与满洲党及义勇军取得联系；(五)加强党的工作；(六)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为要完成这些任务，须有具体计划，积极准备。“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这是政治动员口号。要来一个大的宣传鼓动，准备抗战，由党来做这一工作。不只是出刊物，发传单、宣言，还要用救国会、学生会的名义。关于军事工作，北方局要成立军委，省委、特委都成立军委。游击干部由中央训练一批，北方局亦准备一批。希望中央派一两人来做军委工作。关于工人运动，北方局及几个省委成立职工委员会。特委有工人工作的地方，也应有工人运动委员会，至少要有一人负责。职工工作可用半公开名义来做，用国难教育社或平民教育促进会去做。办工人报纸，开辟工作。动员一批人去做工人运动这个艰苦工作。关于农民运动，由特委布置。北方局成立农民运动研究室。在救国会设农民部。要出版农村报纸。关于青年、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确定开展广泛组织的方针。北方局领导机关应加强，并成立各省省委。毛泽东在发言时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发出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口号，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二)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执行上述方针之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三)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四)进行坚决的反汉奸斗争。”

    7月14日 致电林枫：“日本已大规模向华北增兵，南京、宋哲元一方面向华北增兵，但同时向日本进行妥协的交涉，我们应坚决反对再有任何让步，反对签订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定，主张为保卫华北、平津抗战到底。为集合一切力量抵抗日寇起见，我们可向各方接洽，在平津组织国防委员会或城防委员会之类的领导一切抗战事宜的机关，包括各武装部队、政权机关及群众团体代表在内。”

    7月16日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从延安出发去陕西泾阳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达任务。随后，经西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

    7月28日 到达太原。当晚，电告张闻天转王世英、林枫：我已抵太原，正设法与各方党部联络，并指导工作。提出：“我们在宋哲元退走后，应竭尽一切力量动员群众，联合各种武装部队，为最后的保卫平津而奋斗，坚决打击日寇、汉奸。如因形势不利，保卫平津已无可能，在平津不能存在的群众领导与党员方可有计划的离开平津，到军队与农村里组织抗战。来太原的秘密机关及秘密支部尽可能保持。民先队总队部、华北救国会等，如在北平不能存在，可移至太原。”

    7月29日 北平失陷。

    7月30日 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并叶剑英：“时局严重，太原空气紧张，蒋氏对山西方面之空军与军事协助未见实现，阎表示不快。为开展在整个华北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建立如西安之办事处机关，代表红军进行统一工作。此间由雪枫设法立即分别派人到华北各地联络及侦察各方情况。”

    天津失陷。

    8月1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彭雪枫：彭雪枫准备在太原设办事处。“工作指示以组织民众、推动抗战为总目标，地方口号由各地自定之。”

    8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太原组建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

    8月3日 向张闻天报告在平津失陷后北方局给华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要点：“我们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发动游击战，在平津应加紧准备，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以致武装暴动，收复平津。在我军后方，加紧统一战线的活动，组织与动员群众参战，为各地党部主要任务。准备游击战争，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

    8月12日 致电张闻天：请即派游击队干部前来。在抗大学习的北方学生，毕业后请尽量派回。

    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

    8月21日 致电张闻天：请电王世英、林枫及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设法退出平津到太原来。上述人员退出后，由河北省委负责指导平津、冀东的工作，并在平津建立秘密交通及联络站。还指出：一切半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在名义上取消，另组织合法团体。工作重心应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第一二○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八月下旬至九月底，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8月下旬 指示薄一波等，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

    8月底 召集王世英、南汉宸、张友渔、阮慕韩开会，部署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指出：我们要抓紧时机，争取全国各种力量参加抗战。特别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可以争取他们抗战的。在争取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方面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过高。

    9月5日——14日 与在太原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多次交谈，确定统一战线工作和参加政权的原则：“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名义参加机关者，须先确定一共同纲领做标准；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工作者，在抗战行动中须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而不是辞职，如其违背抗战方针，则应坚决反对，否则应协商进行；因私人关系而在政权中工作者，亦须不失我们立场。”还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做中心，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争。对直南、鲁南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工作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直南、太行山脉为最急，以吕梁山脉为后路。”

    9月20日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简称“战委会”) 在太原成立。这是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爱国将领续范亭任战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派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和程子华参加领导工作。战委会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晋西北、雁北及绥远、察南等地。它在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战委会的情况，并提出开展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一)向阎提出彻底工作办法，在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均以统一战线的政策打破其分开对立的阴谋，并纠正我们包办一切与不发动群众的倾向。(二)我们要以左派出现，来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在战委会、动员实施会、牺盟会、教导团中，我们党员除八路军外，应尽量用左派面目团结左派，发展左派，以树立山西及阎的左派力量，便利统一战线发展。(三)动员工作，我们要避名取实，尽可能的发动群众，推动左派、教导团、牺盟会及好的县长、特派员出头干，以便易于改革县政与领导筹款。”

    9月21日 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提出：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于七月十五日送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9月25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伯渠并告刘少奇等：“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9月28日 致电张闻天：“平津早巳失陷，当然不能守，我给平津指示信：(一)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动员大批干部及同志与抗日积极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二)一切半公开的救国团体均取消，人员下乡游击。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三)不能在平津立足，又不能参加游击的干部即退出平津。”

    9月下旬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确定了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任务：(一)共产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二)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三)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9月底 与周恩来讨论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拟将华北划分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等九个战略区。提出：在这些地区，若因统一战线的政治关系，不能以八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可以通过战委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

    9月底、10月初 给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写信。信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短小精干，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要求中共河北省委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并指示李运昌回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

    10月10日 撰写《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一文，署名 K．V．，在十一月出版的《奋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全华北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广大的反日游击战争。但是要最高度完成这个任务，中心的一环是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由于统治当局不愿意发动群众，而且用一切方法来压制群众，因此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文章认为，“为了广大的发展与充实群众的救亡运动，并发动广大的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坚决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经济斗争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用抗日救国、保卫华北、山西等政治口号去直接动员群众，还必须同时用经济口号去动员群众。”

    10月11日 致电张闻天，报告华北地方工作近况：“山西经过阎锡山，以五台、平定、洪洞、曲沃、长治、晋城、岚县为中心进行动员。某一中心区管辖四五县，每区以政治专员负总责，以国民兵军官一团及牺盟会干部约千人，动员新兵并武装民众”。如日兵直下太原，上述动员区域即作为游击中心区。我们已提出保卫太原的口号，在民众中动员，武装工人、学生、公务员及市民，为保卫太原而战。牺盟会领下枪支三千支，又程子华领下枪支一千支，即进行武装人民。在五台总部及太原成立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已开始招生，并在太原公开讲演游击战术和进行动员工作。在河北，也开始武装民众，已派朱瑞及许多干部前去帮助组织游击队。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于九月二十八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l6日 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署名陶尚行。文章阐明了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战略地位，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的人们，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二)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五)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文章强调：为使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能够在各方面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在这些区域中，有的还存在着原来的政府，这些政府或者继续抗日，或者准备投降转变为汉奸政府；有的原政府人员逃走，汉奸们准备建立维持会等。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文章还对华北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等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这本小册子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10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民先队工作电示刘少奇等：“凡民先队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队员，首先即应在各地平津流亡学生会中努力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应编入地方党内，并受地方党领导。”

    10月21日 致电张闻天、秦邦宪：前接你们来电后，即要民先总队部派人到南方去负责联络南方各地民先队工作，已将他们编入地方党，受南方局领导。我们曾经两次派人到山东及南京动员平津的民先队员分配工作，以解决抗战发动各方面所需要的干部。

    10月22日 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华北各地党组织，提出在冀察晋绥敌占区和非敌占区的地方工作方针。在敌占区：“(一)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名义下共同去动员。(二)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并使各种零散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受当地政权领导。(三)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首先由当地各种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及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成立临时县政府的委员会 (名义暂不统一)，亦同样成立各区村乡临时政府的委员会。这种县区政府仍应隶属在省政府之下(如山西)。临时政府的任务是：(1)大量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斗争；(2)下令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行减租(战地免租)减息、免税、增加工资等，改善人民生活；(3)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群众运动的豪绅等；(4)颁布县区乡政府民主制的组织法、选举法，筹备选举，产生正式政府。(四)建立工会、农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首先成立县工会、农会等筹备委员会。”在未被敌人占领地区：“(一)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等，更应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二)推动当地政府进步，要求政府武装人民及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坏官坏人，在发动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改选政权。(三)中心一环是广大发动当地群众，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四)首先在县一级成立工会、农会等筹备会，其任务同上。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增加工资，少交租谷百分之二十五；取消向穷人摊派，增加对富人摊派；优待军人家属及进行其他一切改善生活的斗争。要使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联系，让穷人吃饱饭，好去救国。”这个电报和十一月十六日致聂荣臻电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向晋东南转移，该师政治委员兼副师长聂荣臻奉命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开创抗日根据地。

    10月27日 致电八路军各部队及华北各地党组织，提出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的意见：“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的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但不要因为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便拒绝与各民众团体和其他党派进行联合运动或一切都要包办。”“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同时提出了在不同地区工作的原则：“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在我军后方，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各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此外，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扩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在游击区应注意筹措经费。

    11月1日 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报告华北地区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的情况：山西、河北、平西等地建立了十几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有数千人。在敌占区，开始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建立区、乡政权，武装人民。山西、河北成立了工会、农会，发动工农经济斗争，还大力发展党员，训练干部，建立地方党组织。目前困难是干部缺乏，请将党校的华北干部急速派回。

    11月7日 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即以分散活动在各地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向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发展。十八日，军区领导机关从山西五台移驻河北阜平。

    11月8日 太原沦陷。太原失守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移驻山西临汾帽儿刘村。

    11月12日 致电张闻天：“在山西全省发展游击战争空气很高，形成广泛的运动，到处要求我们派遣动员、组织与军事干部。请令陕北的地方干部大批迅速过河来工作，条件很顺利，免失时机。”

    上海失陷。

    11月14日 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聂荣臻、林彪、贺龙、关向应：阎锡山已决心留河东游击，其所拟定的游击区域及兵力区分如下：晋西北地区留兵三团，即教导第二、第四、第九团；晋南区为决死队第二、第三纵队、教导第六团；晋东南区为决死队第一、第四纵队、教导第八团。同时，阎锡山力图建立新军队，已令各县立即集中已有的自卫队，以树立基干，枪械准备集中后发给。

    1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我党在华北一方面要动员人民坚决反对妥协求和的倾向，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和平方案；同时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还提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除开深入与扩大我党的政治宣传外，必须坚决广泛地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要加强反对右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因为惧怕同盟者不高兴，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与减弱领导群众的斗争，放弃领导群众改善经济生活的斗争，惧怕用八路军与党的名义公开去动员群众，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同时，必须反对左倾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不顾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不必要地去刺激同盟者等。目前，我们不要去依赖同盟者的帮助，而应独立自主地去领导群众与游击战争，但我们应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我们不要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的斗争，但我们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要尽可能不故意刺激与吓退同盟者。目前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主，而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决定强调：“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要尽可能联合各党各派来建立这种政府与部队，并取得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这个决定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11月16日 周恩来、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一)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二)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代表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为主席；(三)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四)立即准备公开军区司令部。”“各地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党应即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基本政策，向委员会提议：颁布各种法令，主要的是劳动法、农民土地法；废除过去的捐税令，规定统一的累进税则，发布肃清汉奸令等。”“军区司令部即准备公开，并召集各抗日武装代表成立军区军事会议。”“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一面筹备成立，一面向蒋、阎提出，力求取得其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在未得承认前，边区可先行办理，唯暂不向全国公开。”这个电报和十月二十二日致贺龙、关向应电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十二月五日，在阜平成立了“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着手进行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1月l7日 与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自然落在我党身上。”为了争取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似乎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

    11月21日 与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邓小平、程子华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各游击队防止友军收编的意见：各游击队应依靠八路军主力或其他支队，并与之取得联络，尽可能不要到其他军队地区去；游击队应在敌之侧翼或后方活动，可避免敌人及其他军队的吞并，各游击队如遇友军改编时，即须坚持拒绝，但友军在该区作战时，即配合行动，受其指挥。

    11月23日 就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 周恩来、 彭德怀、任弼时：“(一)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二)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三)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四)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五)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12月初 离开临汾回延安。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陈绍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强调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凃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会议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后，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12月13日 南京失陷。

    12月中旬 从延安到达临汾。

    12月31日 主持山西省中共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克服自己的弱点与困难，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用一切力量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与和平妥协。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扩大与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