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电告朱德、杨尚昆、朱瑞:“还在渑池,因卫来河南,我住在此再等一时期,看看大势再定行止。”电文并询“朱瑞同志是否能即来渑池与我见面。”
1月4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汪精卫的叛变,是抗战转到新的阶段,国民党营垒中亲日派公开脱离抗日阵线的具体表现。我们应坚定抗战信心,联合一切抗日党派团体,加强力量,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1月初 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作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和中共党史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条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提出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条件:(一)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实现共产主义,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世界,解放全人类。他是国际主义者。(二)党员要了解这种责任,确定这种理论,就要研究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三)要掌握今天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任务。根据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习惯的特别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他是革命民族主义者。(四)遵守纪律与平等民主的工作精神。(五)艰苦奋斗与虚心学习的作风。要求共产党员做到:“(一)理想最高,工作最实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二)坚定的政治立场,灵活的战略策略与工作方法。 (三)伟大的自尊心,而不是自高自大,个人英雄(空前伟大英雄),谦逊,和气,民主,平等。(四)最高的人类道德 (大同,四海皆兄弟,互助互爱,无虚假,一切为人类,不自私,公平,忠恕) ,但对阻碍进步的疾恶。(五)深入社会 (丑恶的),改造社会,不同流合污被同化。 (六)严格的团体生活,团结(纪律、规律性),但是活泼的自觉的,不因此而丧失个性、自动性。”报告还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一)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要求撤换;(二)问题未决定前可自由讨论,决定后一致执行,(三)少数服从多数;(四)个人服从组织;(五)下级服从上级;(六)全党服从中央,一切领导工作集中中央,中央由全党产生。这是战斗的党保持党的统一与团结之必要条件。”强调“领导机关与同志团结一致,下级与上级团结一致,全党与中央团结一致,这和抗战的胜利有绝大关系,成为人民团结模范。”
1月12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石友三现巳调离山东。“请你们电告山东对国民党新来之部队采取诚意合作与帮助态度,并提高警觉性,严密警戒,以免吃亏。”
1月17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 (六八五团) 在江苏丰县、沛县地域活动,如无大发展,请即令其过陇海路南与彭雪枫会台。
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北方局与中原局辖区划分的决定:“为划清北方局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为避免关系上的纠纷,中央特决定:(一)以陇海铁路为分界线。(二)陇海路南的部队及地方党,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一概拨归中原局管理。(三)一一五师在路南发展的地方武装一概交中原局,主力部队则归师部,将来调回路北活动和发展。”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声称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这个“底”,是要“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
1月21日 到达洛阳。
1月25日 到达河南南阳。听取中共河南省委驻中共豫西南特委代表王阑西和中共豫西南特委副书记郭一青的汇报。
1月27日 到达河南泌阳。
1月28日 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原局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
1月29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在洛阳期间曾与彭德怀交谈关于巩固华北既得阵地的意见。主要有:“(一)要采用一切办法保持我们在华北的阵地,但同时要准备在某些阵地失去、顽固分子控制某些地区后我们的工作如何进行。(二)部队不要急求在数量上扩大,提高部队质量。(三)党所领导的部队,不要到处律称八路军,可以组织一些独立的部队 (如以前之农民自卫军、抗日联军等,可以接受别人一些适当名义)。”对顽固分子的斗争,要避免一些正面冲突,可采用各种方法去瓦解某些顽固分子的部队;要采用隐蔽的方式,去取得地方政府中的某些位置,并切实保护援助我们的同情者。
1月30日 与朱理治致电王稼祥并告周恩来,报告豫鄂边游击大队组成情况及活动方针:信阳有一挺进游击队,由我们派去之王海山指挥,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由信阳县县长任司令,七十七军之朱大鹏任副司令,故已取得合法名义。月初,此间由竹沟又派去两个连组织新四军游击大队,已开赴信阳、应山交界活动,由李先念率领。信阳东面,由徐敏宽领导之平汉路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也有千余人,现郑位三已派去两个排,合组一新四军游击大队,开赴信阳、应山、罗山一带活动。“为避免磨擦,此两个新四军游击大队活动方针,决定由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的武装,目前要多求质的巩固。”
1月 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和有关负责同志关于豫鄂边区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贯彻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在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中,要着重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第二、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要严格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党的各项工作,应分别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形势。
2月13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报告鄂东共产党组织及游击队活动情况:鄂东黄冈、浠水地方党已组成一游击队,有步枪九百支,机枪十二挺,现为二十一集团军第五游击大队,已作战数次,战果甚好。黄冈、蕲春、英山、罗田四县共产党组织已发展到数千人。
2月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鄂边区的情况:鄂北党的组织与工作仍薄弱。在鄂中,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已委任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我们准备仿照晋察冀先例,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共产党在鄂中地区已组织起不少的武装部队,有的是独立名义,有的是属县政府。准备有可能时,命李先念率新四军一支游击队在鄂中活动一时期,现正设法向抗战工作委员会及国民党第五战区取得合法名义。
3月18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今天起身回延安,中原局工作由理治代理。”
3月25日 到达西安。
3月底 回到延安。
4月5日 王稼祥、刘少奇复电朱理治:“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应即将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去鄂中行动。”“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马志远、余学礼为支队政治部正、副主任,陶铸暂时以区委代表资格帮助工作,政治委员暂缓决定。”“部队到鄂中行动,须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须注意不要受到敌人的袭击。”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华中工作问题报告。报告具体分析了目前华中地区的军事、政治情况及其特点,指出华中大部分是战区,部分是非战区;敌人进攻暂时停止,但将来的进攻还存在;部分地区经过苏维埃运动;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名义不大;党的组织基础不强,特别是在敌后薄弱,党的组织分布不能适合党的需要,但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较强;华中游击战争之发展在华北之后,磨擦较多,教训了友军和敌军。报告还初步总结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l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康生、刘少奇、陈云、张浩等为委员,康生为主任,张浩为副主任。
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4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为此,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迅速扩大和巩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大大发展地方党,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
4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
5月1日 在《解放》第七十期上发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文章认为,“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文章阐述了组织民众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因此,“必须首先去启发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了解他们有互相组织的必要,然后根据民众的这种自动性,给以推动、协助和引导,才能真正的组织民众”。因为民众是人群,在民众团体中必须实行民主生活,尊重民众的意志;同时,还要保护民众团体的独立性。不然,就不能使这个团体活跃,就要窒死它的自动性与积极性。”第二、“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民众是有要求的人群。民众的要求,是民众组织的目标与目的。离开民众自己的要求,就不能组织民众。”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必须在民众各种要求上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团体,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必须经常的、积极的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从低级的提到高级的,从经济的提到政治的,从部分的、暂时的提到全体的、永久的,从地方的提到国家的、民族的。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在被启发与提高了的民众要求之上,去组织广大的民众。”第三、“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民众并不是一样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性别、地域、阶层和文化觉悟程度等。因此,要组织民众,就必须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组织,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多数。”
在《中国青年》第一卷第二期《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专栏发表感想与回忆,阐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旧文化的中坚孔教相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它继续了好几年,在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已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
出席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初 新四军军长叶挺到达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安徽庐江东汤池,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
5月5日 致电朱理治、郭述申、彭雪枫:“顽固势力积极侵入五战区。我们在五战区地域必须团结进步势力,采取适当方式,坚决抵抗顽固分子的进攻,必要与可能时,发动群众力量驱逐他们,削弱与瓦解他们的力量。坚决实行一切进步的办法,创立根据地。”
5月8日 致电彭雪枫并杨尚昆、朱瑞:皖东六区专员既派员来请求新四军派兵去六区,应即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去开展苏皖边区工作。我们应埋头苦干,迅速建立在该地区的基础。随后,中共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率干部赴六区开展地方工作。
5月10日 出席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行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并为鲁艺周年纪念题词:“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
5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山西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
致电朱理治:敌人有即经南阳向西安或洛阳进攻形势,豫南、豫西将成为游击区。豫鄂区各地党委应即进行充分动员,发动大规模游击战。目前,应以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
5月18日 致电朱理治,指出: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的深远后方。这是我党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应即动员全党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还指出:为在桐柏山脉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在这里建立新四军一万人以上的基干部队,要很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给以坚决抵抗,必须不怕磨擦以至采用武装自卫手段,但对同情我们的友军,仍须注意帮助。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该指示指出,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
5月 在延安工人学校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从中国工人阶级历年的斗争,我们可以证明如下的一些事:(一)证明工人阶级能够与共产党共同奋斗,只有与共产党共同奋斗,才能得到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二)证明中国工人阶级自从形成自为阶级以后,在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线,而且还站在领导地位。(三)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国民革命以后,使得中国的革命更加有力,更加彻底,而且特别带着群众性,能够使革命得着胜利。相反,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革命,或某一政党离开了工人阶级后,则革命不能胜利,该政党也必无生气。(四)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最困难时,仍然能够坚持不屈。(五)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中有它自己广大的同盟者——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而这些同盟者,今天亦正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是中国革命的最大保证。(六)证明中国的工人运动如若发展,则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是特别重要的。有些落后的工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只知道加工钱,我们的工人阶级必须继续努力争取与利用这些民主自由。(七)证明工厂、机关里的小职员,以及学校里的教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加入工会,我们应与他们联合起来,对于职员的反对是不应该的。(八)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有比较浓厚的行会性与流氓性,在职工运动中,应该教育他们,要号召他们以暂时的利益服从于长远的利益。这个纠正,主要的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九)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然后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才能够战胜敌人,完成自己的阶级任务。”
6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讲了话。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肖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六月六日进攻山西西部黄河渡口军渡,并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会议认为,河防必须坚守。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毛泽东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和华北问题。
6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军部:“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
6月19日 与朱理治致电陈少敏、李先念、杨学诚:“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指出:新四军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军,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草案)。在会上发言说,文件要达到争取群众、孤立资产阶级妥协派、争取中间分子的目的。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对时局宣言。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指出当前政治形势重要的特点和可能的趋向,是存在着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两种最大的危险。只有“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7日 为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在《解放》第七十五、第七十六期合刊和《新中华报》上同时发表《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一文。文章指出:“武汉、广州被占后,敌人的政治阴谋、诱降政策加强了,又采用诱降为主来企图灭亡中国。”妥协投降已成为中国目前政局中的主要危险。这个危险如果不能克服,抗战如果不能坚持,就不会有抗战的最后胜利。因此,全国军民及一切爱国党派必须“巩固国内的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克服妥协投降的危险,坚持抗战到底。”
7月8日 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讲了《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大部分。演讲着重阐明,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做起。演讲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必要性,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社会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强调“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演讲系统地阐述了思想意识修养同群众的革命实践、同理论学习的关系,以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指出: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还指出,共产党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而修养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审阅这两部分演讲记录稿后,给《解放》杂志编辑部写信,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尽快发表。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出版的《 解放 》杂志第八十一期至八十四期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发表了这两部分演讲。十一月七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单行本。这篇著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一,后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12日 继续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三部分: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报告着重阐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关键与决定因素”,“特别是党的中央及全党对于中央的关系之正确与适当的建立,是团结全党的中心关键。”报告认为,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的基本条件,主要是:“(一)党内一致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党与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的密切联系;(二)党员在工作中及对一切问题的处理有高度的原则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及关于个人问题的纠纷,反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三)正确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党内一切规定,服从党的组织的决定,高度的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四)同志中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及同志间的相互友爱与共生死共患难的团结精神;(五)同志间谦逊和气的态度与正确的适当的开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六)经常与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及两面派的行动,反对不负责的批评及流言等。”报告讲到党员怎样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时强调:“(一)少数服从多数;(二)下级服从上级;(三)个人服从组织;(四)个别组织服从中央,党的一切领导集中中央。服从共产国际。这几条基本原则,全党同志不论党的领袖或普通党员,均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还指出:“一切党员必须绝对执行民主集中制中上述的各项原则,必须绝对服从组织,服从上级与中央。但只是这,还不够,这还只是一方面。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也必须能够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采用正确的组织原则与方式去领导党的工作。在这里,我觉得,领导机关与负责人主要的应站在自己所处的特殊的领导地位,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下级组织,要克尽自己领导的职责,要采用尽可能的方式去实现党内的民主生活,要有充分民主的工作精神,然后才能与党员和下级的绝对服从配合起来,达到党内团结与统一的巩固。如果没有这一方面,单只有党员与下级的绝对服从,而没有领导机关与上级负责人的正确领导与民主,那还是不能使党内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所必须注意的。”
7月20日 在《解放》第七十七期上发表《“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致中国工人们》的信。指出争取中国对日抗战的胜利,是争取中国工人阶级解放所必经的道路。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加倍努力,站在抗战的前面,和全国抗战的军民一起,去克服投降妥协的危险,坚持全国的抗战。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工人阶级必须反对一切准备投降的思想与活动,严厉镇压汉奸汪精卫派,必须要求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与军民的亲密合作;必须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国际会议;必须要求民主及民众运动的自由。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所加于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工人阶级在今后必须特别注意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与加强自己,并和一切抗日的进步的人们团结一致,去担当自己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及主席团成员。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的态度问题。
8月4日、6日、9日、10日、11日、13日——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抗战两年的总结、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报告。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路线及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等问题。会议决定:七大代表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由王稼祥、刘少奇等负责起草七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报告南方党的工作。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报告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
8月23日 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及南方局、东南局的工作。在发言时指出:目前时局包含着发生突变的危险,我们要有必要的准备。要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要加强敌后的工作。党的工作要改变,要细心谨慎地开展工作,埋头苦干。在国民党区域,要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秘密工作的任务就是保存党的组织、保存自己的力量。为此,必须重新准备秘密工作;要保存一部分公开工作的干部;要进行秘密工作技术上的准备;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
8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并在会上发了言。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9月1日 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
9月2日 致电彭雪枫、张爱萍:“发展华中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为使新黄河以北地区之发展取得华北的直接帮助起见,中央已将该地区划归北方局管理,在山东分局直接指挥之下,朱瑞、向前同志即起身去山东,望以后与北局及朱、徐直接发生关系。”中共豫皖边省委工作必须加强。“领导与建立地方党及地方武装,这是创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工作。”
9月3日 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9月15日 偕同徐海东等四十多名军政干部,从延安出发,去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竹沟镇。
9月18日 到达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晤谈。
9月中旬 听取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的工作汇报。指出豫西党的任务是,以巩固为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党员,分别撤回延安或派往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学习。
9月21日 到达竹沟镇。
10月8日 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鄂东、豫东新四军游击支队的组成及活动地区情况。
10月12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鄂边根据地情况及工作布置意见;“信阳、应山、随县北部及桐柏县若干地区,与沿平汉线南段两侧若干地区,尚有由我党、我军独立创立小块根据地、建立政权、解决给养之可能。竹沟环境甚为严重。”安徽反共空气亦加紧。我拟作下列布置:“(一)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装与教导队去信、应、随、桐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地,筹措给养。(二)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三)调刘子久来竹沟主持河南及鄂西北秘密党的工作。(四)郑位三最好能设法转到鄂东,靠五、六大队,主持鄂豫皖边区工作,但尚未得安徽方面同意。位三身体亦不好,不知是否能支持。(五)从河南地方党中调一批最好的党员到部队中工作,到敌后创立根据地,(六)已派人带电台及指示信去五、六大队。”
10月20日 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七发表《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文章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为了最后的战胜与消灭敌人。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秘密工作,也是会存在的。因为,敌我斗争的通常规律,是敌我双方都要最大限度的损害与消灭对方,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发展自己。”“因此,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这就产生了党的秘密工作之一般的长期性。而且也使党的工作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方式——公开工作方式与秘密工作方式。又由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都同是党的工作,都是为了要达到党的同一目的,所以就产生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与配合。”文章认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两种方式,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态。”由于敌我双方斗争在各地是不平衡的以及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使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在各个不同阶段与时期中有各种不同的联系与配合。党在活动方式上要因时因地制宜,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反对呆板与公式主义。只有具体地去分析当时当地内外的各种情况与条件,才能区别党的工作何者应该而且可能公开,何者应该而且必须秘密。我们过去忽视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没有在党内着重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党在白区工作极大的错误。因此,“每一个干部必须细心的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要了解过去的教训,而主要是为了要更好的去进行今后的工作。”文章还阐述了非法的党利用合法的可能及秘密工作的规律等问题。
10月下旬 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及干部三百多人离开竹沟,向皖东敌后进发。
11月4日 到达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检查、指导豫皖苏边区工作,并向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传达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
11月7日 出席新四军游击支队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二十二周年大会,并检阅部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的抗战已进入相持的新阶段,困难更多更大。在今天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准备力量,迎接反攻。
11月11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张云逸、项英报告豫皖苏地区新四军部队的情况:彭雪枫的“基干部队己开始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各种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服装整齐,情绪很好,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已具有老部队的各种优点,而弱点则更少些。”“部队纪律好,统一战线工作好,与民众关系好,且常能作战,已获得许多胜利,但相当大规模的战斗尚未经验过。部队还是新素养,连以下干部缺少战斗经验。”“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作到。”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意见:“(一)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二)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肖(县)宿(州)四县根据地,加强地方工作,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三)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巩固部队,继续扩大主力部队”。“(四)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此外,在皖北或到后方建立秘密党与群众工作,准备游击战,在杞(县)、太(康)及鹿邑、中州、商丘等地建立小块根据地,以便将来联系成为大块根据地。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少奇对豫皖苏边区的工作部署意见。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
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一个团及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常备队共一千八百多人突然围攻驻竹沟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捕杀新四军伤病员及抗日群众二百多人,制造了竹沟惨案,又称确山惨案。
11月21日 致电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竹沟惨案交涉的条件,主要是:严惩凶犯,确山、信阳、泌阳三县的县长撤职查办,处罚率部进攻竹沟的国民党军队长官;抚恤死伤人员及其家属;赔偿损失;释放被捕人员;恢复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并保证留守处人员及新四军家属的安全。
11月23日 与徐海东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已到涡阳,因天雨停住。为使路东工作之开展,刘瑞龙须去路东组织军政委员会,路东八路军部队须归彭雪枫指挥,因此须再有一较强的干部来帮助雪枫”。
12月初 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深入华中敌后,到达皖东定远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2月1日 致电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竹沟惨案后,我们的一切行动,以争取交涉胜利,在政治上占取优势,不给顽固派借口为主要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尽可能收缴顽固派的一部武装。妨害交涉及与此原则相违反的武装行动和报复手段都是不妥当的。
12月11日 与张云逸、徐海东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项英:在皖东津浦路沿线,韩德勤、李本一等部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军围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
12月14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海东已去四支队兼司令,戴季英任政委兼主任。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
12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提出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意见:在武汉失守前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 (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 (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目前,依靠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困难,而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
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山东分局并告彭雪枫、张爱萍:陇海路南、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及苏北地区,“现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故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部队及其他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黄春圃等诸同志参加,以统一党与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领导。”
12月27日 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项英、袁国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淮河北岸彭雪枫部,最近给养问题解决,已猛烈发展,除支队原有之三个团外,扩编已达四个总队,每总队属两个团至三个团不等。故彭部番号仍用游击支队名义太小,且汉奸部队接头反正,亦不便委以较大名义。近雪枫来电要求将游击支队名义改为纵队,我们已复电同意。
12月30日 与徐海东致电彭雪枫,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订出具体计划,争取在半年内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部队发展至二万五千人枪。“为完成这一计划,并保证部队扩大后之给养,必须更加注意地方工作,创立根据地,猛烈组织地方武装及自卫队等。”同时,要注意财政问题和统一战线工作。
12月31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中原局委员现在皖东者有我及位三、述申三人,我提议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并请示在中原局到皖东后,前政委员会是否需要存在。一九四○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原局、项英:“同意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
12月 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
指导创办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 (对外以新四军政治部江北办事处名义出版 )。指出:报纸要宣传中原局的工作方针,使党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变成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
本年 为新四军第四师办的《拂晓报》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