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出席盐城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指出成立参议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强调要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要和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联合一致，共同对敌。
1月4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干多人由安徽泾县云岭驻地分三路向南出发。 按照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
向中共中央报告：“半年来在各地注意纠正过左的错误，已有若干成绩。在皖东地主暴动后，本大半逃跑，现已大部回来，表现尚好。参议会已召开，大半是士绅，各级政府经常召集士绅座谈会，收效很大。皖东北工作的错误最多，现亦有些改正，地主大半已回来。苏北参议会及各县参议会已大半开会，有些正在召开，党外人士士绅占多数，但参加政府工作不多。”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报告转发各根据地。
1月6日 复电彭雪枫，同意八路军第四纵队以最大决心坚持豫皖苏边区现有阵地的部署。指出：估计汤、李向豫皖边进攻，将以抗日名义或捏造我军不服从命令北上，而在军事上不断压迫破坏我之政权、群众组织等。因此，我要打破其进攻，不但要在军事上作准备，尤其要在政治上作准备。
奉命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行至泾县境内在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事先布置好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1月9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部队遵今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电告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今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月10日 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叶挺、饶漱石九日报告说，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行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展开激战，决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同日，项英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报告离队经过，说“今日已归队”，并表示“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十一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报告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以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1月11日 与陈毅致电新四军江北各部队首长，通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情况，指示各部队向各方呼吁。并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新四军的行动。
1月12日 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军部叶、项、袁、周等共约九个团遵令北移，至茂林附近，被顾祝同五个师层层包围，多次未冲出，已激战六昼夜，死伤已重，弹尽粮绝已致绝境。他们准备拼至最后一人。望你们速向重庆严重交涉，停止包围，让我安全北移。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十三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陈毅的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刘、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1月13日——14日 召集干部会议，讨论援助新四军军部的办法。
1月14日 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过七昼夜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破重围外，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
1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致电中共中央：“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目前华中新四军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根据地仍不能巩固，我们的部队尚须休整补充。而韩德勤现正利用水网，加筑工事，深沟高垒，我军彻底消灭韩部甚为困难。根据这些情况，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为在政治上反击顽固派，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提出立即释放叶挺、项英及所有被俘人员、全国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赔偿所有损失，抚恤死伤等条件。(二)上述各条要是国民党不能完全答复，我即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新四军全部除叶、项命令外，不听任何其他人的命令。并宣布如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国民党正式与我党破裂。(三)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的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反攻之理由。中共中央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1月17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并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发表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用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
致电罗炳辉等：“皖南散失武装人员，望派人尽量收容，即在芜湖附近，铜陵、繁昌一带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与民主政权。”“在皖南游击部队，须坚决反对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并破坏其统治，建立我之政权，扩大我之武装，但我之政策仍坚持统一战线方针。”
1月2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2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部队：华中及山东新四军各部队，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以争取时局好转，必须坚持苏南阵地，不让顽固派军队北渡长江；坚持津浦路以西及陇海路以南现有阵地，不让顽固派军队向东向北深入，以确保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以便与敌伪及顽固派长期坚持斗争。
1月23日 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发表《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
1月24日 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详细讲述皖南事变的经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强烈的思想情绪，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但必须平心静气地考虑问题，顾全大局，不能轻举妄动。报告认为，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分裂与内战，绝不能获得人民的赞助，是要引起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失掉广大人民的同情。而八路军、新四军仍全部存在，我们仍然有充分的力量，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任何进攻。同时，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最后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反共顽固派是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的。报告说明，我们进行反磨擦自卫斗争，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愿意投降、愿意分裂、制造内战的顽固派只是极少数人，在国民党中也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只反对那些进攻我们的反共顽固派及亲日派，而同一切愿意继续抗战、不反共的人继续合作，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中国的抗战到最后。
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等联名发表《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对新四军的进攻，就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通电表示：“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日战争，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最后之胜利”。
1月25日 出席在盐城举行的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植根在人民之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虽然能给我们造成一时的损失，但想消灭我们却是痴心妄想。我们是越打越强，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现在他一打，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陈毅在演讲中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1月26日 同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四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复电刘少奇、陈毅：“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五个师。”
1月27日 陈毅、刘少奇电示邓振询、罗忠毅：皖南事变后，“你处即应以坚持苏南根据地，打破冷欣之进攻为中心任务”。为此，“苏南应即布置作长期坚持的游击战，将全区作适当部署，将抗日政权公开成立，开展统一战线，争取各阶层的同情援助，大胆积极作敌伪工作”。
1月30日 与陈毅、黄克诚致电彭雪枫：顽固派军队要向你们进攻，你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必须速作准备与计划。“在敌、顽夹击之下，以大部队打游击是很困难的或不可能。因此，我们意见，你们还是尽可能坚持现地区，开始作正面的防御，向顽军作政治宣传、统战工作，并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之一部，至不可能坚持时，主力则退过皖东北，以皖东北为根据地，在路西以必要的部队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1月下旬 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
2月1日 就今后华中战略任务问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提出：“除你们提议的编四个师外，应加黄克诚、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共有六个正规师。”
2月3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彭雪枫并黄克诚：“敌大举进攻河南，汤部西撤后黄河以西空虚，何柱国受损失甚大，我应乘机向西发展。”“雪枫部应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多数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黄克诚部即准备三个团，最好第二支队全部到彭雪枫地区。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敌人大举‘扫荡’河南，汤、李受大损失，向我进攻已不可能，华中情势已变，我应乘机向西大发展。”请令林维先部即取桐城山岳地带进后方活动，创立根据地。令谭希林之第三团及二团一个营，准备于适当时机去桐城、舒城一带活动，或经合肥与瓦埠湖间过去，或经巢县、无为去桐城。第四支队应留湖西活动。如敌“扫荡”大别山，桂军西撤时，第四支队再以两个团到大别山行动。津浦路东、路西应迅速扩大部队，建立地方武装，以准备在江北游击纵队及第四支队主力西进后，坚持皖东阵地。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敌寇大举向河南进攻，你们应向豫南发展。你们除留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京山、安陆、应城地区外，主力应即向豫南行动，创立根据地，发展自己。”
2月4日 同陈毅向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编为六个师的部队编制及师级干部配备的建议。二月初，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提出新四军成立第七师，以皖南部队编成之。该师在皖南地区活动。
2月5日 致电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首长、各区党委：“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紧张，皖东日军乃乘此机会向河南、皖北大举进攻，汤恩伯等受损失极大，已仓促西撤，此为何应钦等破坏国内团结之恶果。现我军为保卫中原，配合友军打击敌人计，积极向西行动。”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刘子久：“在河南豫西及陕南建立根据地，也是你们及李先念的任务，必要时克诚再加上来，华北亦可能增兵来。但必须你们首先到新黄河以西去建立一根据地，为我华中、华北部队打开一条西进出路。”
2月6日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刘子久：“你们应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颖上地区，并准备以三四四旅配多数地方干部过新黄河以西活动。”
2月7日 致电彭雪枫并中共豫皖苏区委，指出：“动员新兵，在巩固的根据地中应用政治动员的办法，可分派抗大及党政工作人员下乡突击，先经教育讨论，再分到各乡、保，向可以当兵的壮丁(有具体的人)说服动员，向其家人耐心的说服，切实优待其家属(最要紧)，是可以有效果的。但第一不许强迫；第二不许用收买的方式；第三不许欺骗。只有完全用自愿当兵的方式，才不致引起群众中的很大恐慌。”
2月8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指出：“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疃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刘少奇兼任院长。
2月10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河南是全国战略要地，已令李先念、彭雪枫用全力向河南发展，黄克诚即率四个团向皖北发展前进，情愿减弱皖东北与苏北的兵力而去发展河南。”“皖东的任务是出大别山，同时要经营皖南，一有机会你们应全力达到这种任务。四、五支队及谭希林部暂时不动，但敌人如向大别山‘扫荡’，淮南路桂军西撤，你们主力即应随敌后向皖西发展，口号仍是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大别山。须知只有到皖西加紧活动，才能保障皖东。”还指出：“为了经营皖南，决定派曾希圣、黄火星二人带电台回江南铜陵、繁昌、芜湖一带发展，建立根据地。江南来江北部队休息一时期，并在无为扩大新兵，组织新四军皖南独立支队，再回江南去活动。”“皖南独立支队以黄、曾二人负责，他们的任务是回江南收容失散人员，建立皖南根据地，发展扩大自己，准备将来出黄山向赣东发展。”“皖南部队在敌后活动，应坚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顾祝同进行顽强斗争。同时，对各阶层人民及友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2月12日 与陈毅、赖传珠向华中各部队发出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军事部署的指示：“敌人对豫南的‘扫荡’业已结束，规模不大(只两个师团)，行动亦不积极，汤恩伯部损失不大。敌寇行动含有逼降作用，顽军对我华中之进攻并未放弃。”我华中各部仍须以极大努力，准备抵抗顽军之进攻。各部部署如下：张爱萍即率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两个团去皖东北，黄克诚第五纵队队部、六八七团及第三支队一个团在淮海区，田守尧率五团在阜宁迅速巩固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彭雪枫立即准备进行反对顽固派军队的进攻的自卫战争，以求得在运动中消灭进攻的顽军。皖东仍照原部署准备抵抗桂军的进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旅仍在原地整训不动，并开展洪泽湖以东、以北工作。李先念即停止向豫南前进，并加紧整训，建立根据地。
2月13日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日军对河南的“扫荡”已完结。汤恩伯部损失不大，并有再度向我们进攻的可能。因此，新四军暂时已不可能向河南发展。“我们决定，津浦路东部队暂时不过路西，迅速进行皖东北与淮海区根据地的工作，因为皖东北与淮海区顽、匪猖獗已极，我有不能立足之势。”“你们应根据现有力量作妥善布置，控制与巩固必要的地区，以便和反共军作长期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以游击战争与反共军周旋，不打硬仗，向反共军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动摇其军心士气，瓦解反共军，并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其小部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陈毅：“你们十三日十二时对彭雪枫指示的方针是正确的。黄克诚可不去路西了。”
2月15日 致电黄克诚，提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应讨论的问题：“(一)统一与巩固及加强地方武装工作，一般应以主力之一部编入地方兵团，配合好干部，在敌据点之间坚持游击；(二)切实讨论对各方面的政策与策略问题，使大家知道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发展自己的原则；(三)详细讨论巩固根据地，开展敌伪据点间的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的各方面问题，如政权、民运、党的组织工作等；(四)部队粮食问题，须作一计划的筹备，尽可能减少民众的负担；(五)部队相当分散作地方工作。”
2月16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黄克诚、张爱萍、韦国清、刘瑞龙、金明，指出：“敌寇对河南‘扫荡’已终结，汤恩伯对我进攻部署已被捣乱，李仙洲对黄河以东的进攻亦不能有大的企图，如敌人在最近对我无大的‘扫荡’，我华中部队可能求得一时期的休整与巩固。因此部队必须利用目前的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并扩大与整训部队。”皖东北和淮海区须立即成立党政军委员会，统一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在伪化区和顽固派盘踞的地区，应以小部队的游击战为主，将主力部队适当分散，配合地方干部去开展群众工作。
2月18日 陈毅、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长江部的命令：“查鲁苏皖游击军前副总指挥李长江于本月十三日率部投敌，叛国殃民，并通电就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配合敌寇向海安、兴化国军进攻，为虎作张。本军为坚持抗战，保卫苏北，决予讨伐该逆。兹特任命本军苏北指挥官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仰即遵照，迅率所部歼灭李逆为要。”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委任令，委任新四军各师的负责人：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2月19日 致电黄克诚：“部队部署仍照以前决定不变，不过津浦路西去了。”“在淮海区及皖东北我需利用极灵活的策略，利用各派的矛盾打击顽伪武装才能巩固，望你特别对干部加强策略的教育。”
2月2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发布新四军司令部讨李逆投敌通告，声讨李长江的投敌叛国罪行，号召“各界人民和各友军将士团结一致，紧急动员，为彻底粉碎敌寇‘扫荡’，彻底歼灭叛逆而斗争。”
2月26日 致电黄克诚并彭雪枫等：“八路军之一部现在华中活动，中央为统一华中战区各战斗部队的建制与指挥，所以将华中八路军一部编为新四军。华中部队之建制与指挥完全统一后，将更加强我们的力量。”望在部队中广为解释，使全体指战员对中央这一决定完全了解，不应有任何疑虑为要。
2月 出席中共盐城县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让我们安心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我们应该做好敌人和顽固派同时进攻我们的思想准备。要抓紧时机，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地建立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农村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政权建设和农村政权的改造工作。报告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抗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必须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顽固派一定要坚决斗争，特别是对那些公开投降日寇的，要坚决给以打击。
3月1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抗议。
3月2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并中共淮南区委，指出：“根据地工作业已走上正轨，今后应着重下列的工作：(一)深入组织工作。不论党与群众团体及乡、保政权等，均须切实健全，与群众密切联系，建立支部经常工作与经常生活，及乡保政权的经常工作等，这须抽出干部来加以训练。(二)广泛的教育工作。不论对党员对群众均须切实教育，大办学校与民众夜校，提高干部与人民的民族觉悟及政治文化水平。(三)开展敌伪区工作。成立敌伪区工作委员会，开办特别的训练班，选择同志与部队到敌占区去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及进行秘密工作。(四)缩小机关，提高工作人员的质量与速度，抽出大批工作人员来训练，实行军事化，以便在紧张时能上火线作战。”
3月上旬 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科长胡立教及作战科科长叶超突围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击的情况。刘少奇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却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中共中央。
3月13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彭雪枫、张震、肖望东，指出：“由于以前我们对顽军的反攻估计不够，及在你们地区缺少大磨擦的经验，致我们略受损失，地区亦有若干缩小，由此在干部及战斗员与民众中可能引起恐慌与悲观的情绪。这须立即在部队及地方干部中加以解释，号召全体党员及指战员艰苦坚持斗争，学习斗争的教训，巩固自己的阵线。”“一切应从长期坚持斗争出发，一时的前进与后退，一次的胜利与失败，均无关重要。在你们的东面和北面还有广大的根据地与强有力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你们的后盾，反共军是决然不能猖獗到底的。”
3月14日 与陈毅、赖传珠复电新四军第四师，“同意四旅即转移津浦路东灵壁、泗县以南地区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
3月16日 陈毅致电粟裕、钟期光、管文蔚、陈丕显：盐阜地区为新四军必须控制的根据地，如被敌占，则一切工作必致影响整个华中斗争局面。为保卫盐阜地区，决定调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移驻东台、盐城之间，“任务为阻止东台敌军进犯盐城，并争取有利的条件，击退敌之进攻部队。同时，发动兴化、东台当地人民抗日运动，扩大巩固部队。”
3月17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苏中党政军首长，提出苏中今后工作的意见：应特别强调抗日，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民族教育，普遍宣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务使家喻户晓。地方群众工作应列为党政军的工作中心，军队派赴地方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应拨归地方党指挥，要说服部队同志，拨枪拨人归地方党去建立根据地，只有地方工作深入，部队才能更有深厚的巩固与扩大的基础。部队各旅团营应加强抗日教育，改进战术，破坏敌人的运输、交通线，也应列为目前战术的主要行动。同时，对李明扬、陈泰运、詹长佑继续用抗敌合作去争取他们，不仅注意上层，而特别注意下层，可进一步与之谈判政治、军事合作条件。
3月20日 写信给陈还显，指出：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成为你们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基本的中心的工作，就是要发扬与组织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与积极性。为此，“必须：(一)要在人民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民族教育；(二)要奖励与发扬抗战中的各种英勇的事迹，特别是本地的英勇事迹，要打击民族败类汉奸的可耻事迹；(三)要有我军及民众武装的英勇坚决而胜利的抗日行动；(四)要切实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但又不要因此而走到过左错误；(五)要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切抗日部队要有良好的纪律；(六)要将已经发动起来的民众的热情，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变为各种具体的经常的抗日行动。”
3月23日 致电中共中央，报送中原局委员和新四军军分会成员名单。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刘少奇：中共中央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四人组织。新四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五人组织。
3月27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在肖县、睢县、杞县等敌情特别严重地区，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具有决定意义。为了长期坚持该地区游击战争，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少树敌人，多交朋友，尽可能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建立政权和武装，争取维持会、伪军。我们在敌人据点间，要有长期(至少三五年)坚持的打算，要保障三五年内敌人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消灭不了我们，一切都不要只图目前一时的痛快。
3月30日 与王前结婚。
春 出席盐城县农民代表大会，并讲话。
出席在阜宁县召开的盐阜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听取各县的工作汇报
4月5日 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介绍盐城农救工作经验。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运动——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强调“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未有对于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所以我们今天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适当的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也是直接的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走上抗日的战场。”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指出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在目前是借粮、借种子及减息。农救会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农民去实现这些要求。信中还详细介绍了盐城农救会发动与组织农民的具体工作方法。
4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决定，陇海路以北及山东全境划归北方局及前总领导，陇海路以南属中原局领导。”
4月10日 为《江淮文化》杂志题词：“江淮文化的出版，它将为抗战服务，为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服务，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与巩固服务。它将坚决的不留情的反对敌寇、汉奸的奴隶文化及引导人民走向民族叛变与堕落腐化的文化，而为提高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努力。同时，它将反对封建的武断的文化及引导人民走向愚昧、黑暗、盲从的文化，而为拥护科学的真理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及政治文化水准而斗争。它将在文化战线上首先战胜敌寇、汉奸及黑暗倒退的反动势力，而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在思想上准备强固的基。”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孙仲德、曾希圣：敌寇已大举向河南及大别山皖南进攻，并有向陕西、云南实行大的战略进攻之可能，“我军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我二师部队应即酌量加强津浦路西，并派约一个团的兵力到无为，以加强无为力量。七师应即采取积极乘机扩展建立皖南与无为、庐江、桐城根据地的方针，派一部兵力到皖南活动，另派一部兵力到庐江、桐城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并令张体学、林维先向桐城发展，设法与七师靠近打通联系。”
4月14日 致电彭雪枫、张云逸：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及第一师一部正在围困韩德勤、霍守义部，以求得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消灭该敌。顽固派军队第一四二师的一部已渡过涡河到达淝河沿岸，有再东进至津浦路东活动，以声援韩德勤的企图。“目前四师主力应布置于淝河北岸适当位置，以便在顽敌渡过淝河时，消灭其大部或一部。如此着成功，即可阻止顽军于淝河、涡河以南；如此着不成功，则我主力即应分散于顽敌侧后活动，避免大的战斗。经常向顽军进行小的袭击，以威胁牵制顽军不能东进。”在配合苏北战斗上，第四师必须尽力达到阻止顽军东进之任务。
4月15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三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陈毅、刘少奇并各师：“关于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依十五日电略有增减，除分别通知外，兹将名单电告如下：一师，粟裕、刘炎(书记)、钟期光、周林。二师，张云逸(书记)、罗炳辉、郭述申、周骏鸣、郑位三。三师，黄克诚(书记)、吴法宪、彭雄、彭明治、朱涤新。四师，彭雪枫(书记)、张震、肖望东、岳夏、赖毅。五师，李先念(书记)、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六师，谭震林(书记)、江渭清、罗忠毅。七师，曾希圣(书记)、张鼎丞、孙仲德、何伟。”
陈毅、刘少奇致电孙仲德、曾希圣、何伟并转无为、江南各级干部，指出：“皖南及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义，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目前无为及铜、繁在敌人‘扫荡’之后，情况又已好转，故我党我军必须坚持皖南、无为及庐、铜阵地，创立根据地，决不轻易放弃。这种光荣的任务，就加在皖南、无为诸同志的身上，望各位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英勇和坚决性来担负这种任务，将一切动摇犹豫怕困难的情绪完全抛弃。”
4月17日 出席在盐城召开的苏北文化界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指出：抗日民主政府对于文化教育是采取保护政策，让其自由发展，并将尽一切可能协助其发展。凡是愿意在苏北开办学校，出版报纸、杂志，开办书店、印刷厂、图书馆，组织体育会、俱乐部、戏剧团、歌咏队，推行新文学，研究讲习各种学问……都可自由，政府都保护，都给予他们以便利。只要他们不与敌寇汉奸勾结，不破坏民主政府与抗日部队，一切都有自由。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苏北如皋、阜宁、泰兴、泰县、东台、镇江、启东、涟水等县和盐城各学校、各文化机关、各团体的代表一百多人。十八日，大会闭幕，通过了宣言、文协组织简章、工作计划等，并选举了苏北文化协会理事会。
致电新四军各师并各区党委：“夏收将近，各地必须进行减租减息，并须于四月至五月内，各县农民会均召集县代表大会，以作讨论和发动农运之关键。”之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和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先后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电示新四军各师：“中央军委转来一二九师三月四日关于知识分子的训令，望各级军政委员会切实讨论。各政治机关须即审查一次知识分子的军政干部，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各部并须将办理情形具报。”
4月中旬 与陈毅、彭康到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检查教学情况。
4月23日 致电黄克诚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蒋令韩西窜，韩准备西窜是蒋韩均自知不能在苏北再坚持，有放弃苏北之意。是以霍守义态度和缓，有不愿随韩西窜之意。”“目前你们应中立霍，在军事上压迫韩，但不硬打。”可“向韩表示，韩如西进，只要韩不在沿途进攻我军，我亦可保障其安全，绝不打他。同时，应加紧对韩部下的统战工作，声明我们愿与韩部下的任何人合作，加紧我们政治瓦解工作。”
4月25日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为了巩固皖东北地区，在皖东北组织阻击李仙洲的战斗，并坚持津浦路西游击，我四师主力应由彭雪枫率领到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部队，创造根据地。由四师留三个团及巩固的地方部队在津浦路西，由张震率领坚持游击，保持我路西原有阵地，切实破坏津浦路，以阻顽军之东进。”
4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在会上宣布：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中央决定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为华中局委员，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为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会议讨论了华中局分工问题，决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曾山任组织部部长，彭康任宣传部副部长，钱俊瑞为文化事业委员会书记。会议还推举刘少奇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五月一日，将上述决定报请中共中央审批，
4月29日 在盐城保卫人员训练班上讲话，强调锄奸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做好锄奸工作，要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部队是不可能的。一定要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但要慎重，不能乱杀人。对真正的汉奸反革命，应采取镇压政策，做到不放走一个奸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土匪头子、土豪地主，真正反革命的，也可杀几个，但是要慎重。“锄奸工作的目的，是提高党的政治威信，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不是很简单的锄掉坏人就算完了。”
4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问题。在发言中分析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认为东南地区的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向我基本区进攻，为了生存自卫，我们不得不打游击；二是国民党全面投降，国内分裂；三是我们由政治上的攻势、军事上的守势，转入军事上的攻势。指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估计到了，工作布置才能周到。目前，我们党的任务就是保存组织。巩固组织。为此，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保护群众的利益；要善于领导斗争，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敌人力量较强的地区，要发展群众性的自卫武装，坚持斗争。
5月3日 给黄克诚、金明等写信，指出：“目前我在华中敌后，主要任务仍为建立与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为目前中心一环，必须抓紧来作。要在半年内(夏收到秋收)在我各根据地内至少组织三百万以上的群众到各种团体及自卫队中去，而且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只是我们叫他们为‘有组织群众’，而是要这三百万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加入到了一定的组织中，有一定的组织观念，过一定的组织生活，有一定的权利义务等。这个任务在淮海区及皖东北同样须尽量作到。”信中指出：“要进行地方工作，必须由地方党统一领导，有统一的方针、计划与办法，并须由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分配工作与解决问题。”现在淮海区应成立军政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全般工作，以金明为书记。
5月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联名发出指示，提出了部队整训的基本要求：(一)加强政治教育，尤其是阶级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开展反贪污腐化堕落、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的斗争；(二)建立正规军的生活制度；(三)加强军事教育和战略战术训练；(四)加强党支部领导，改善支部生活，提高党员的质量，使支部成为连队的核心；(五)改善领导方式，政治机关面对连队，党的工作面对支部，增强干部的党性。
致电中共中央、陈云、李富春并转郭述申、戴季英，通报淮海区概况：淮海区处于陇海路南、灌河北、盐河西及运河东，包括淮阴、涟水、灌云、沭阳、宿迁、泗阳、东海七个县及邳县两区。共辖县十一、区四十八，党员有五千九百六十名。去年七月，主力东进淮海，开始建立政权。专员公署已建立，领导七个县政府。党员及进步分子在专署、县、区占优势。地区参议会已成立，能工作。现已成立军区，下辖九个单位，有武装三干余人。淮海区群众工作最薄弱，各县均有农民救国会组织，大多形式，组织松懈，无工作成绩，基本区内较有基础。
出席在盐城召开的“五四”纪念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华中形势的报告。指出华中敌、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无论那一方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而是一个相持的长期的斗争。目前，在华中敌后地区，我们已占优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接着的任务就是巩固华中的问题。发展易，巩固难，华中工作又比华北困难些，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学习革命理论等方面的任务。
5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苏中区工作。在讲话中指出：群众工作是地方党的主要工作。所谓群众工作，就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保护群众的利益。这是三个经常性的任务。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抓住中心，一个县抓一个中心区，一个区抓一个中心村，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打开局面；最负责的领导同志要亲自下去，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工作要有始有终，硬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把工作做好。
致电中共中央并郭述申、戴季英，通报皖东北根据地略况：皖东北地区包括陇海路南、津浦路东、淮河北、运河西之泗县、灵壁等十二县。区党委直辖七个单位，计泗南、泗北、淮(阴)泗(阳)边、泗(阳)宿(迁)边、泗(县)五(河)灵(璧)凤(阳)边、盱(眙)凤(阳)嘉(山)边、宿(迁)东，共二十五个分区。现有党员三干余。去年三月，盛子瑾走后，我即建立政权，下辖九个办事处(等于县政府)，二十多个区政权。今年二月统计，我基本武装有一千二百余人。在去秋减租运动中，泗南、泗北、泗宿、泗五灵凤、泗县、宿迁、丕县都成立了农民救国会。
5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去做。必须统制进出口贸易，才能和敌伪作经济斗争。要做好年度的财政计划和预算，改变过去那种被动应付的现象。税收机关由财经部统一管理，财政人员需要加强。财政经济政策、税制及人员调动，统由财经部直接管理。加强公粮的收集、保管工作，保证部队的给养。要注意把盐民组织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5月10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提出争取桂系李品仙的策略意见：“由于蒋桂矛盾、汤李矛盾及我李先念、张体学、林维先各部在大别山的积极活动，再加上敌寇的进攻桂系，李品仙足够头痛的安徽的财政经济毫无办法，李品仙非与我求得某种程度的和缓不可。”为此，“望中央电告重庆，利用此种情势，与桂系上层试谈妥协问题。”
5月12日 出席新四军军部卫生部召开的国际护士节纪念会，并在会上讲话，赞扬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战场上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要求部队指战员尊重护士工作，号召医务人员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伤病员，在前线救护工作中要吃苦耐劳，敢于冲锋陷阵。
5月15日——19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中共盐阜区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九十二人。十六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报告。报告回顾了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工作的发展过程，指出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外原因是：(一)亲日派和反共派阴谋消灭新四军； (二)项英、袁国平领导的错误。假使仅仅是亲日派和反共派的阴谋，我们有正确的领导，那么皖南事变也不致于发生。报告认为，皖南事变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要学习在复杂的情况之下，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具体地确定工作的方针。(二)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懂得统一战线是统一性与斗争性两个方面的统一。统一战线的保持、巩固、扩大和发展，非要经过斗争不可，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战线。但是，我们与同盟者斗争，不是斗争到不要统一战线。(三)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学习。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从党的利益，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四)要严肃党的阵容，加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十九日，刘少奇作会议总结，具体地分析了项英、袁国平的错误，着重讲了我们从中应该得到的教训。强调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所谓党性，就是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一切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打算。这个基本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增强党内团结，对原则的错误要进行斗争，但斗争的方法要慎重。同时，要加强党内的统一战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去对待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正确的实施党的策略，达到党的任务。还要提高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既要扩大党内民主，又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报告指出，加强学习是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策略，学习党性，学习军事，这都是最基本的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决定的作用。
5月16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罗忠毅，指出新四军第六师的任务，主要是加紧整训与扩大工作，准备有利时期加速发展，以肃清根据地内残余顽匪势力，巩固现有阵地为中心。对向我地区“扫荡”、增设据点、筑公路之敌伪，则坚决阻击之；对个别伪据点攻克意义甚大而有胜利把握的，可摧毁之。一般原则为敌伪不来侵犯，我们则不去主动攻敌人据点、破坏公路等。
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5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华中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当前时局与方针问题，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日军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北、西南的交通线。为了争取时局好转，除彭雪枫地区相机而动外，我军暂时不向国民党的后方发展。新四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在无为地区，以无为为据点，向桐城、庐江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并派部队在浙江宁波、诸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5月22日 陈毅、刘少奇发出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任命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该会书记。”
就新四军第六师的行动与发展方针问题，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六师目前仍以坚持敌后，恢复扩大阵地为行动原则。”“任务是长期坚持游击，目前尚不是建立大兵团的时候。带地方性的游击队愈多愈好，还要舍得将主力分开去发展，经过地方武装的普遍发展，使六师基础强大，才能适应情形发展，走上大兵团的前途。”同时，要进行深入的党的路线策略的教育，注意干部的思想意识锻炼，把整训干部作为整训部队的中心。
5月3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师，指出蒋介石与日本之协商正在积极进行中。为了拉蒋，日军将进攻方向转移至新四军身上。新四军对敌之进攻的战略方针为：“避开主力冲突，保持有生力量。但应以游击战予敌以牵制，掩护人民及机关之疏散和隐蔽，只有在敌‘扫荡’完毕，乘敌大部退却时，相机取得胜利的尾击。”
5月 出席在阜宁东沟召开的阜宁县第一次农民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阜宁县农民抗日救国会。
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在盐城成立，刘少奇兼任校长，彭康任副校长。
6月1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华中敌后地区的任务，在基本上业已完成，今后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战略形势的重大变动，党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现有各根据地，巩固与加强我党在华中的地位。为巩固现有各根据地，“其中尤以正确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一切抗日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之中心一环。”为此，决定提出了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具体任务。
6月3日 在盐城县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 》的演说。指出共产党在苏北及华中其他敌后根据地要干两件事：“一件是干抗日，一件是干民主。换句话讲，就是干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要为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奋斗。因此，在这里就提倡人民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以别于其他不抗日不民主的政府。这种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它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也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更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我们主张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这种政府，在过去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只是在中国目前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才产生的，但它是真实的、正确的，只有它，才能战胜日寇与获得中国民族的解放。这种政府，要保护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反映各阶层人民的呼声与要求，也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抗日与民主的大目标下，来共同管理与决定政府中一切的事务问题。最后，这种政府还要由各阶层人民选举他们所相信的代表来组织。这种政治，我们就把它叫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也叫三民主义政治。”演说还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任务及其所执行的各项政策作了具体的说明。这篇演说，发表在十七日《江淮日报》上。
与陈毅致电新四军第一、第三师：敌军已开始向新四军地区大举“扫荡”。日寇此次“扫荡”，一面有拉蒋的作用。一面乘夏收对我根据地作大的破坏。“我军应以自己的反‘扫荡’的胜利来阻止投降危机，来粉碎日寇促成投降的阴谋，同时反‘扫荡’的斗争正是对我建设根据地工作一个大的锻炼，因此对此次反“扫荡”应确定为全党的任务。”反“扫荡”的战术原则主要是三方面：一是主力部队，应该比较分散，选择较安全地区隐蔽，避免主力冲突和正面决战，但在遭受不能免的包围和袭击时，必须选择敌之间隙，坚决突围，予敌以致命的打击。二是地方部队，应该采取小部队动作，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作战，其原则是就地游击，就地纠缠，予敌以袭扰，使其行止驻宿均感痛苦。三是人民自卫武装，要发挥游击小组、便衣队夜间捉鬼子、捉敌探的伟大效能。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三者互相依靠，互相配合，不仅可以反“扫荡”，而且为应付可能到来的敌顽夹击作了实际的准备。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复电新四军第二师：日军“扫荡”津浦路东，必将逐渐扩大及于华中新四军全区域。“我军应坚持自己阵地，使日寇‘扫荡’得不到任何成效。”“二师主力应以避免主力战，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选择安全地区，作灵活的避战转移，敌来不迎，敌退才送。地方部队应分散采取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的办法，完全用便衣活动的方式。人民武装应采取空舍清野、破坏、扰乱、配合作战的战法。三方面密切配合，即时以胜利。在敌后‘扫荡’更严重的形势下，师部可率主力分途向路西转移或分散隐蔽，以达保持主力的目的。”
6月4日 出席在盐城举行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并讲话。指出：抗大成立五年来，已有了八个分校，训练出来的学生已有数万。他们在军队中，在群众中，在政治机关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抗大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培养铁的干部。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敌人随时准备“扫荡”下进行战斗的学习!努力学习!努力学习! 百分之百地完成学习任务。
6月6日——7日 主持新四军军分会会议，检查总结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讨论加强军队建设问题。在讲话中提出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任务。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在目前，党的政治任务总的方针就是要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一个中心的问题。要求人民军队做到：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严肃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要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供给和统一的制度；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团结战斗，很活跃很有朝气的作风。报告强调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提高干部的党性，向干部进行党的教育，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雪枫、张震、肖望东，提出坚持津浦路西阵地，确保津浦路东根据地的部署意见：第二师五旅两个团由成钧、赵启民率领，即进至洪泽湖西双沟、管镇以北，泗县、青阳以南地区，归张爱萍、韦国清指挥，准备配合第三师九旅消灭深入津浦路东的反共军；九旅主力部署在半城、青阳、泗县以北地区，并派一个团至灵璧、睢宁以北地区活动。第四师即组织一个团，由肖望东率领，进到津浦路西与吴芝圃会合，在肖县、水域、夏邑、亳州宿县地区坚持游击战，进行恢复原有阵地。第四师主力以十旅部署在南新集至高良涧一带，其余以一个旅部署在高良涧以南至蒋坝地区，以一个旅部署在淮河以南，马坝至金沟之线，进行整编休整补充。第四师在浮山、古沛之部队仍留原地开展工作。
6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在会上发言，强调加强宣传、新闻、出版、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里，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弱点是数量很多，质量差。我们的任务是提高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质量，加强党对宣传、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的领导。
6月12日 致电毛泽东，反映党内对目前时局的一些错误看法。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后，党内许多同志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当作革命的目标，对顽固派实行打倒政策。认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不要联合了，只有斗争与打倒，而不是一打一拉”。刘少奇指出，这些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在这种‘左’的错误中，产生对目前形势悲观的右倾情绪。他们认为今后的时局是黑暗的，敌伪匪顽一齐向我进攻，我们只有失败，对目前的斗争没有信心。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指出：“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
6月14日 与陈毅、赖传珠给新四军第一、第三师发出关于保卫盐城的指示。指出：泰州敌伪于十日以前已完成对李明扬、陈泰运的逼降“扫荡”，李、陈部大部溃败。敌伪此次行动是进攻盐城的准备，企图“扫荡”兴化、东台、泰州三角水网地区，便利大举北犯盐城。为保卫盐城，特部署：第一师第二旅担任阻击东台北犯之敌，务于刘庄、伍佑之线达到阻击任务。该旅另派一个营游击于安丰、大冈之线，防止敌伪乘隙绕攻盐城。第一师各部(除二旅外)应立即于海安、泰州、宜陵之线及海安、东台、如皋、南通之线进行广泛游击，转移敌之视线，阻敌北进，作为保卫盐城的战略策应。第三师第七旅两个团及军直属队位置于盐城、冈门、秦南仓之线，阻击兴化来攻之敌。第三师第二旅及七旅保卫盐城诸部队，应以积极手段打击进攻之敌，以小部牵制正面之敌主力，猛勇突击敌之侧背，务必达到保卫盐城之目的。即或初战不利，亦应立即转为游击纠缠，随敌进退。第一师苏中部队立即以游击战四出袭扰，避免主力决战，扩大游击范围。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一师：为保卫盐城，第一师苏中部队即以游击动作积极行动，袭扰敌人，从战略上策应保卫盐城的部队作战。该师第二旅应于刘庄地区担任阻击东台北犯之敌。第三师第七旅二十团明日开岗门附近集结待命，与秦南仓特务团取得联络。第七旅二十一团除留一个营在蒋营活动外，主力二个营即开岗门以西待命，与二十团取得联络，由旅长彭明治指挥作战。十九团留东沟、益林一带，担负配合第八旅部队打击与消灭韩德勤、霍守义部乘机进犯的任务。
6月19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三、第一师：由于第一师在苏中区先发制人的对敌积极行动，及保卫盐城有充分的准备，使日军“扫荡”已转向黄桥地区，东台、兴化情况稍缓和。我们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为此，盐城方面部署如下：上冈由特务团担任防务；第八旅派一个营到沟安墩活动；第七旅担任秦南仓、娄夏庄、建阳、蒋营、东沟、益林线之防务；盐城南及大冈仍由第二旅担任防务。
6月21日 与陈毅、赖传珠向新四军各师发出关于加紧准备粉碎日军“扫荡”的指示：在政治上，应根据中共中央拉蒋抗战政策，争取顽军合作抗敌。对陈泰运、李明扬中间派的部队，更应实际帮助，免其被迫变为敌之工具。以农村完整的统一战线来对抗敌之政治分化。依靠全体人民坚持游击，反对投降。“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能争取较大胜利时，应决心实施较大兵力突击，不打几个胜仗，不打退敌人，即不能开展局面和深入根据地工作。这种有政治意义的战斗是需要的，但不要一味硬拼。”同时，“机关缩小，行李减轻，一切适应游击。充实战斗营连，分配干部到各营连，政府、地方党应散入民间去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一切工作适合游击，一切工作均要坚持，趁反‘扫荡’作大的锻炼。”
6月22日 德国军队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4日 撰写《反对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一文，发表在二十五日《江淮日报》上。文章指出：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不仅仅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是反对一切民族自由独立的。”“因此，全世界人民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者，应该立即和苏联和一切反对法西斯奴役的势力，建立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为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军队，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决意坚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两党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与自由而战斗到底。对于反动派的任何反苏反共活动，决意坚决反抗之。”“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在外交上与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士联合，是必要的”。
6月28日 就华中抗日反顽斗争的策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少奇、陈毅二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好的，望向他们学习”。
6月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人的阶级性》的演讲，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的人们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会本质，就由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各有不同，人们的社会本质也各有不同。”指出：“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这就是说，一定集团的人们，长期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长期的生产着、生活着与斗争着，即产生他们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们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与其他集团的人们不同，或者相反。这就形成了人们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阶级性。”“由于社会各阶级的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习惯，如是，各阶级的人们对于社会历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就有各种不同的观察方法与处理方针。统治的阶级根据他们的利益要求和观点来制订各种法律与制度，如是，社会上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东西，都充满着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学说，都贯串着阶级性，贯串着各种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要求。我们从人们各种不同的要求、学说及思想、言论、行动中，即可看出他们不同的阶级性。”文章指出：“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共产党要把无产阶级各种伟大的进步的特性发展到最高度。每个党员要照着这一切特性来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备这一切的优良的特性。这就是本质的改造。一切非大产业工人中出身的党员，他们也具有非无产阶级的天性，他们的改造工作是需要得更多的”。“无产阶级的特性，也并不是不变的。在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形成和发展它的特性，以至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无产阶级不断改造社会，不断改造人类的本质，同时也不断改造自己的本质，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区别消灭了，人们的阶级特性也要消灭。如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就能形成。这就是人类本质改造的全部过程。” 这篇演讲发表在十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二期上。
7月1日 出席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大众剧场举行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决定要求“党更进—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7月2日——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这篇演讲，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第一，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第二，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立。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评，夸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应从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错误。应该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应该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错误的负责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谁负责，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错误的负责人。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一切在处罚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愿上诉,党的组织亦应代他上诉)。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申诉。第六，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也有适当的联系。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对于无原则纠纷，应该一般地禁止，不应去判断是非，因为是无原则纠纷，所以是无是非可以判断的。这篇演讲的部分内容， 刊登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五期上；同年十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为此写了按语，称赞刘少奇这个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在整风运动中，这篇演讲收入《整风文献》，被列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这篇演讲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3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提出做好苏南反“扫荡”准备的工作意见：在部队与地方工作中，应即进行反“扫荡”的政治和军事动员；主要任务是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应划区分散游击；多打小仗，争取一枪一弹的胜利，力戒浪战；地方部队要分散游击，就地坚持；加强各大据点间的侦察及建立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多着便衣活动，派队穿插敌后，乘虚进袭敌后据点，破坏公路交通，以钳制敌人；在敌“扫荡”中，严防顽军进袭，应有打击顽匪之准备与部署；紧缩机关，减少笨重，寄存伤员，以利行动轻便敏捷。
7月5日 接见江南参观团，并发表谈话。指出：江南处在敌人后方。党和新四军在那里总的任务是要长期坚持敌后的抗战，一直到最后胜利。而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强固的组织；第二，要有顽强的战斗力；第三，要灵活地运用策略，特别是第三个最为重要。在目前，就是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要达到“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的目的。我们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一般不用“消灭”、“打倒”的绝对斗争的方式，而是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拉是主要的，使他由打我们变成不打我们；打他只是辅助的，迫不得已的。打他也是为了拉他。“拉”是否可能呢? 有可能，但不容易。因此，要有耐心；同时，还要提高警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必须遵守，这是复杂的，必须好好学习，在斗争中去灵活运用。这是你们回去要搞好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把群众运动搞好，把工、农、妇女、青年组织搞好。江南群众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你们与群众的联系，就是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愿意为我们牺牲一切。要紧的是依靠群众，要多替群众做事情。你们深入群众，经过长时期的工作，群众一定会信仰你们的。统一战线搞得好，群众工作搞得好，加上队伍搞得好，就能长期坚持。这是三个中心问题。
7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夏收后的地方工作问题。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利用夏收后不大忙这段时间，扩大与巩固群众组织；训练人民武装自卫队，首先是训练干部，并建立自卫队的领导机关；培训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小学教师。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电示新四军第二师：“目前路西部队应设法打通与七师无为地区联系，并开辟凤阳以东地区及花园湖四周工作，就可贯通古沛、紫阳及淮北双沟部队之交通。”
7月上旬 日军第十二旅团及伪军第一集团军等部共一万七干余人，拟从东台、兴化、射阳一线进攻盐城。
7月10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撤离盐城向湖垛地区转移。当晚，到达湖垛东北约五公里的北左庄。
7月12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指出： “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7月13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教员宋亮(即孙冶方) 在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方法”与“理论”两章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写信给刘少奇请求解答。当天，刘少奇复了信。这封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学习方面的状况，指出轻视理论或轻视实践“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信中着重批评了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意义。指出：“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 (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 )。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信中认为，加强“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这封信发表在十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二期上。 这封信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答宋亮同志》。
7月20日 日伪军分别由东台、兴化、射阳(宝应东)、陈家洋(射阳城西)对苏北盐城地区进行“扫荡”。
7月21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殊致电新四军第一、第三师：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进攻，决定各部动作如次：第三师第七旅应集结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主力，负责保持建阳、湖垛一线。此一带为我中心地带，苏北根据地之命脉，必须以全力保持，如一度被敌占领，亦须立即收复。第三师第八旅派部队接防东沟、益林，并确保之，同时积极牵制对陈家洋、合德进攻之敌。第七旅二十一团留一营担任秦南仓、新河庙三角地带游击，阻止蒋营之敌与兴化之敌的配合。第一师第二旅应阻止东台之敌北进，应以有力手段迟滞其前进，相机歼灭其一部。如不能阻止，应改为尾击和就地纠缠游击，妨害其与蒋营、陈家洋之敌联通。第一师第一、第三旅立即在苏中地区发动全线游击，策应北线作战。
7月22日 日军进占盐城。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电示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敌占盐城后之动向，估计有以下可能，一是巩固盐城阵地，留兵驻守，其主力即返东台、兴化原防；一是占领盐城，继续下乡‘扫荡’。”“本军决心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各部队作战应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以扰敌人、捕捉敌之步哨，阻止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
7月25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达阜宁硕家集，与第三师会合。
7月26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日伪军八干余人于二十日起大举“扫荡”苏北根据地。韩德勤部乘敌寇“扫荡”即令王光夏进攻我涟水、淮阴、宝应、泗阳驻军。为此，请转知重庆国民党当局予以制止，以抗敌为重。
日军占领阜宁。二十九日，日军进袭东沟、益林。
7月29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达阜宁陈家集西北的岔头。
8月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黄克诚、韩振纪、王必成、刘培善、冯定、洪学智、谢祥军，提出关于配合苏中反“扫荡”、袭击盐城外围据点的部署意见。指出：进占东沟、益林、建阳之敌于一日全部南援。同日，李长江由盐城赴东台。由于苏中部队积极活动，围攻泰兴、姜堰，克复黄桥、季家市、三垛、古溪等重要据点，敌伪纷纷南调，有回师“扫荡”苏中区的可能。我军的任务是：“乘敌南撤，配合苏中区反‘扫荡’，阻击盐阜地区伪化，镇压土匪，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决对盐城外围各据点之敌给予坚决的反击，收复各据点，相机进取盐城，以恢复盐城根据地”。
8月5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新四军第二师：“敌‘扫荡’盐阜地区已结束，大兵已于一日南调。因我一师部队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采取对敌积极攻势，围攻泰兴，攻克黄桥、季家市、三垛、古溪等重要据点，予敌威胁甚大。现‘扫荡’盐阜之敌已转向苏中‘扫荡’。为策应我一师部队作战，着该师派得力部队一部自八日起开始进攻天长、扬州、仪征等敌据点，以收牵制之效。”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并各师首长，提出新四军军部缩编方案：军部只留司令部、政治部、华中局及高级党训班(一百人以下，训练教员与高级干部)，其余各部只留少数人员带电台，总共缩小至三、四百人。附一个警卫营，在一千人以下，准备能随时移动打游击，并向各根据地转移。军部、华中局在以后只能负指挥与领导的责任，并尽可能在干部与财政方面调度，但不能供给各地干部及弹药，在财政上亦不能完全负责。以后各师及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应自行独立解决，并自己训练干部。
8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军部缩编问题。会议决定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构共缩编为二百人左右。
8月7日 新四军夏季反“扫荡”结束。 日伪军大部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一部收复东沟、益林。、
8月9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郑位三、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等：“决定皖东北地区、淮宝地区划归第四师活动地区，即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财政、行政等工作，指定邓子恢同志为军政委员会书记”。
8月10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的意见：苏北反“扫荡”虽巴结束，但主要交通要道和水网地区已被敌伪控制。我主力部队活动已甚困难，后方机关更难安置。而新四军向东发展的任务已完结，目前的任务是巩固已得阵地。“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因苏北水网为敌控制，军部在阜宁，与华中交通甚困难，与盐河以北及运河西之交通亦不容易，且在敌人‘扫荡’时，无法作大的转移。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工作为好。”“目前华中主力虽仍应在苏北，不立即西调，或只调一小部到皖东开始工作，但领导机关首先到皖东，并须准备在必要时能调一部主力向西到皖东，以便在有机会时争取大别山这一个战略根据地”。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
8月1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六师：“敌对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六师各旅、团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为指导原则。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俟‘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
8月19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洲门的北路马村移至侉周村。
8月20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电示新四军第七师做好反“扫荡”、反“清乡”的准备：“主力应先期转移，跳出‘扫荡’圈，避开主力决战。各地区布置便衣小游击队，进行游击和骚扰活动，以迷惑并杀伤敌人。后方机关应先期分散埋伏，避开‘扫荡’。地方工作人员每人应抓住几个可靠的地方同志，稳定坚持”。“你们宜将全区作统一布置，区宜用小游击队及秘密工作方式，机动地区可暂作部队隐蔽，边区及敌后地区可埋伏人员和撤退红色干部，同时动员一部分人员作伪军工作。”
8月21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提出坚持皖南斗争的原则和方法：“皖南工作基本上应切实坚持完整的统一战线原则，于顽方进攻时则坚决自卫，揭穿亲日派在皖变中进攻新四军的阴谋，宣传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所获得的抗战伟大胜利。”“切实研究争取国民党军队同情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川军工作。”指出：“敌伪区游击战争，应尽量向敌区扩大(包括敌顽接合部)，要求有充分流动性，南、宣、芜、铜、繁、贵、青等县均应划为流动区，我军均能自由穿插回旋，不受阻碍，切忌停止、固定。皖变散部一大部收容加入游击队，到敌伪区活动。在黄山山脉，则保持若干秘密游击支点，以自卫并掩护地方工作。”“敌伪区地方工作，采取秘密工作与半公开两种，使敌顽军到来时毫无踪影，不能捉摸，敌顽去后则仍能作各种工作，并应以协助游击队发展为中心。”
8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第三师工作问题。
8月2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一、第六师：反“清乡”斗争，首先要在人民中作政治动员，提出具体的应付办法。在组织部署上，事先应撤退红色干部到邻区，民众中脱离生产的干部亦应大部分撤退，当地只留极少数坚强干部埋伏，指导反“清乡”斗争。“军事布置上，主力应事先转移非‘清乡’地区，以积极行动，袭击敌之侧背及后方，以错乱敌之‘清乡’部署，使其不可能坚持。‘清乡’地区只留少数游击队，穿便衣，白天潜伏或跳出‘清乡’区边界，夜晚潜入原地大肆活动，打击敌伪军，击杀叛徒，破坏敌伪联络，袭击敌伪驻地。”同时，要特别注意伪军工作，利用敌伪矛盾，策动反正。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敌占盐城，我在苏北地区已不能建立大的后方，新四军军部拟即缩小，根据地工作均交各师负责领导。
8月25日 陈毅、刘少奇电示陈丕显、管文蔚，做好苏中反“清乡”斗争的几项工作：“(一)领导和组织武装游击，布置反‘清乡’斗争；(二)作敌伪军工作；(三)大规模破坏敌之交通，以逼走敌伪新成立之据点；(四)主力部队应取得相当时间的休息整训。”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共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延安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
夏秋 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中央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所以使党在革命斗争中也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胜利与成功。然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各方面，在各个地方，各个组织中，并不是平衡的。而且由于统一战线的环境，党在各方面的胜利，大批非无产阶级成份的加进党，使得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在发展着。必须予这些倾向和意识以毫不让步的打击，然后才能更加巩固我党，并推动我党向更高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程度前进。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反对丧失党的立场、离开党的原则的斗争，反对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中央与上级的指示、违反党的纪律的斗争，反对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斗争。必须在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开展这些斗争，严肃党的组织与纪律。然后才能在党性上具体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下列不良倾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理论的说明：一是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与工作中，丧失自己立场与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二是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发展着的个人享乐主义倾向。三是在某些同志特别是在某些负责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四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本位主义倾向。五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不服从不尊重党与组织的倾向，以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无原则纠纷与不团结的倾向。报告提出，对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是必须在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中，来坚决反对的”。这个报告刊登在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三期上。
9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师工作问题。
9月6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指出：“外围军工作是抗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武装斗争策略的一种。在全国现有的二百万友军中，能建立一部有外围军关系的友军，在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之外能建立数十万外围军，无疑可加倍增强抗日民主势力，于坚持抗战、进行反攻有决定意义。特别在华中，如苏北、苏中的战争环境，非切实放手建立多数的外围军即不能孤立日寇和拆散敌伪的联合。”那种认为在苏中、苏北我军已占优势，已有广大地区，已无建立外围军的必要，甚至认为外围军会妨碍我主力扩大和发展，此种清一色的观点，只会孤立自己，帮助敌伪，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军基础强固，声威远播，对我军的同情日益增长之际，正是大量建立外围军的良好时机。“尤其在李长江、杨仲华叛变投敌，进占盐城之后，敌伪用一切方法向我进攻，企图造成反共阵线，以孤立我军的时候，我们要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以避免自已孤立，则建立外围军工作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作。”为此，要求苏中党政军站在执行党的外围军政策上去帮助“联抗”，开展工作，做出成绩。
9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政治部各部人选及工作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和联络部。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宣传部应编一些部队教育材料和干部教育材料。敌工部召开一次敌工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联络部主要是搜集材料，并指导下面开展工作。出刊物，办训练班，派人下去指导工作，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这是政治工作的几种主要方式。
9月10日———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会议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与会同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与会同志还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王稼祥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发言认为，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任弼时在发言时指出，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9月12日 陈毅、刘少奇发布关于配合国民党军打击进犯郑州、洛阳之日军的命令：“奉中央军委佳电，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已集中力量抗战。我新四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决定各部行动如下：“(一)四师即派得力部队以一个连至一个营为单位，选择蚌埠至徐州间之铁路，向敌进行可能之袭击破坏，另一部对徐州以东之陇海路进行可能之袭击。(二)二师即派得力一部破坏明光至蚌埠及滁县至浦口之铁路。(三)六旅应以得力一部破坏淮南地区段 (巢县以北) 。(四)五师应组织数个精干游击队，破坏平汉路南段。(五)七师派队设法破坏淮南路南段(巢县以南)。(六)三旅派队破坏淮海南段之公路。”
9月16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震林、中共苏南区委，提出苏南工作的部署意见：敌伪对苏南重视更甚于苏北，我军在敌后的艰苦斗争业已到来，目前国内外条件不容许我军大举向大后方发展，应在敌后研究极灵活极顽强的坚持办法。今后苏南工作取决于坚持“一打一拉”的政策，打破自己的孤立，多交朋友。“斗争是为了求得联合，打作为达到拉的手段”，而联合是为了求得共同发展，并争取在联合中的主导地位。在工作部署上，应分别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向南为国民党地区，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为主，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政策；向西为敌伪区，以秘密工作为主，争取同情者掩护，以利于疏散机关干部及武装反“扫荡”时暂时隐蔽；在基本区以坚持游击战争为主。
9月23日 陈毅、刘少奇电示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等：“你们应准备在冬季再动员一批新兵(约二千人)补充主力。”“要抽一批得力干部或主力之一部编人地方部队。要大大发展地方部队，提高地方部队的战斗力与政治水平。”对地方部队的要求是：“(一)在党领导下；(二)好的群众纪律，执行党的政策；(三)有战斗力及战斗积极性。”
9月24日 在新四军军分会上发言，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汤恩伯、李品仙可能东进，向根据地再次发动进攻。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争取最好的前途，阻止最坏的前途。最好使之知难而退；如果他不退，则击退之；如击不退，亦决心坚持下去。
9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 陈毅、刘少奇复电叶飞，同意派部队去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工作。指出：“到高、宝去创造新区，不是把新区新四军化，立即去取别人而代之，复为我军一家的天下。”“新区的工作以创造同情流动区为主要目的，对当地抗日采取长期合作的方式，进行交朋友的工作。根本放弃推翻或代替别人的企图。对当地伪军或土匪势力，只要他不助敌，不害我，则我即不向其进攻，并与之联合。”“对高宝联庄会万余武装，宜视为外围军，长期同他们做朋友，不要用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经过他们的关系，一直使我们部队能流动到射阳湖西岸及曹甸、宝应之线，并打通二师联系，即为绝大成功。同时还可利用联庄会灰色的掩护，来转移主力，疏散干部，办学校及兵工厂，不大受敌威胁而能长期坚持。这便是新区工作的根本企图。苏中、苏北我方只有基本区而无同情流动区，此种孤立局面必须用开辟同情流动区来打破。”
秋 和中共盐阜区委书记刘彬、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宋乃德谈话。指出：盐阜区知识分子很多，青少年也很多，在各级各类学校已经星散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敌伪地区去，或者流落到韩德勤那里，或者向大后方跑，应当开办学校，团结他们，使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可教书。希望你们办一所联合中学，要从初中一直办到高中。教育这些青少年很重要，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依靠青少年。要巩固根据地，开辟根据地，要依靠他们；要看到他们有抗日的一面，他们是勇于接受真理的。你们没有人，军部可以调一些给你们，但主要是团结地方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待遇要提高一些，使他们可以赡养家属。不久，在阜宁张庄创办了盐阜区第一联立中学，宋乃德兼任校长。
10月2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指挥部、山东分局，提出对正规军与地方军诸问题的意见。关于正规军与地方军互相区别的主要标志问题，指出：“(一)正规军是直接隶属于中央，并受中央或中央局、中央分局之指挥的。而地方军则隶属于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并受地方党与政府之指挥的。(二)正规军是根据中央的命令和执行全国性的战略任务的，并随时可能进行大的机动，不受地方性的限制。而地方军则主要是根据中央及地方党的命令去担负地方的战斗任务(即使这种任务是有全国性的战略意义的也是一样)，并且非在不得已及必要的时候不脱离本地与进行大的机动。(三)正规军之组织装备及教育等，是有全国性的统一制度的。而地方军的组织装备及教育等，则主要根据各地方的特点，比如山地、平原地、湖沼地及气候、敌情、民情等而各有不同，以适合地方性为主。(四)正规军能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而地方军则一般不能独立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地方军经过长期的教育锻炼是能向正规军转化的，但于短时地方军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否则要使地方军受到极大的损失才能使其正规化。”电报还对已无可能进行运动战的若干平原地区是否需要正规军、军区与正规军的关系、军区的建制与指挥关系、平原地区的军分区是否有必要指挥两种部队 (正规军及军分区武装)、平原地区的县区游击队的指挥关系、平原地区部队的编制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10月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人为什么犯错误?》的报告。报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法则，着重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指出：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与一般动物有区别。“人是自然物又是社会物，所以人是具备了二重性的，即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人亦是一种动物，但人不是一种普通的动物，人是发展到最高级——具有完备的思想，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并能按照这一规律而改造世界，能利用自然界，并组成社会，进行生产，能懂得辩证法，并能按照辩证法的法则而行动，而生产——的动物，这就是人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地方。”“虽然人具备了完备的思想，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虽然能懂得辩证法，并能按照辩证法的法则而行动，但是，任何一个人还要犯错误的，也正因为有完备的思想，懂得自然辩证法，才有可能犯错误。”“人之所以不能避免犯错误，是由于人在实践中，主观与客观发生矛盾的原故。所谓主观，就是人的头脑中所思想的东西，客观是存在于人头脑以外的东西又能为人类思想所反映。由于人类的脑髓的发展，产生了思想，能反映客观自然。正因为人要去了解客观自然发展的规律，在了解(认识)客观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就会不免发生了客观与主观(认识客观的发展规律)的不一致(矛盾)，一当客观与主观发生了矛盾，在行动上就要发生错误。”同时，“客观世界是不断在发展着，不断产生新的事物，因之，人类的认识就要被迫着不断的去了解客观发展着的世界。所以，人类的最后克服主客观的矛盾，就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事物。今天人类的认识，不但有历史的限制性，被人类的认识水准所限制，而且还要受地球的限制(这种限制能否被打破，还是一大问题)，结果，人仍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犯一定程度的错误。一般的讲，主观常是落后于客观的，客观的事物发展了，而主观的认识还停顿在旧的事物上，并以这样的认识去认识新的事物，就常常不免陷于成见(所谓先入为主)。”“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与主观常常落后于客观，就是人类不免犯错误的基本原因。”“除了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还有使人犯错误的其它原因，这就是本来可以避免犯错误而又犯了错误的原因：(一)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而犯错误 (认识错误) 。(二)由于立场之错误而犯错误。”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一)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二)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三)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4日 致电毛泽东：“目前我党我军在华中的任务就是：(一)阻止反共军的东进；(二)反对敌人的‘扫荡’；(三)建设和巩固根据地，训练与扩大我军。”单就这些任务讲，这里的领导同志是能担负的。但是，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
10月7日 就根据地内对地主的政策问题，致电张云逸、郑位三、罗炳辉，要求检查过去执行政策的情况，纠正过左的错误，特别是要详细讨论如何区别各种地主及各种顽固派，区别各种汉奸与投降分子，具体实行“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以照顾抗日各阶层的利益。指出：对地主和顽固派，必须打的时候不打，必须拉的时候不拉，或打的拉的不恰当与方式的笨拙，都是不对的。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震林，分析新四军第六师在反“清乡”斗争中受到部分损失的原因，提出对付敌伪“清乡”的办法：“(一)如有可能，在敌人准备‘清乡’、建立封锁时，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打破敌人的封锁。(二)如不能打破敌伪封锁及‘清乡’，我们的部队及地方干部．甚至已经暴露的地方党员，均须全部暂时离开该区，转移到新地区活动或隐蔽，绝不要再留部队及干部在该区，只留少数之全灰色可以与敌伪敷衍及少数便衣武装，在该区秘密活动。(三)待敌伪‘清乡’过后，我们地方同志首先设法回去恢复秘密工作。可能时，我们武装部队再秘密回到原来地区活动，但再不要大吹大擂，并可不用新四军番号，只要能争取群众，并能对付危害我之坚决汉奸即可以。政权及群众组织等均可以伪组织面目出现，不必组织公开抗日政权。(四)切实整顿部队纪律，切实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对于某些动摇的党外分子均以礼待之，以礼送之。(五)切实深入地方党与群众工作，一律采取隐蔽政策、精干政策。切实进行与深入伪军、伪组织工作，打入敌伪之‘清乡’训练班及其组织，扩大敌、伪、顽矛盾及各派伪军、流氓之间的矛盾，而打击坚决反我者。(六)对已失败之部队及干部要多加解释，研究经验与办法，稳定其情绪，并鼓励他们继续斗争或回原地坚持。(七)敌伪在‘清乡’中建立的各种组织，我们回去不要立即取消或反对，而要利用之打入进去，使敌伪的反共组织成为我之组织。”
10月9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报告苏北反“扫荡”的经过。从七月十日军部撤离盐城，至八月二十日敌被迫停止对我大举“扫荡”，我军总计战斗一百三十五次，敌伪伤亡一千九百三十二人，俘日伪军一千零八十九人，击沉敌汽艇十三只，缴获炮一门、轻重机枪十五挺、步枪一千一百二十三支。新四军伤亡指战员一千余人，内有鲁艺七十余人，抗大百余人。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乘日军“扫荡”无为、巢县之际，大举向我皖南五十七团进攻，为我击退。“我皖南部队因顽敌屡次进攻，敌顽双方筑据点后，地区缩小，部队活动困难。”
10月14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陈毅，请他留在淮海区一个时期，帮助中共淮海区委和部队粉碎与阻止韩德勤北进控制淮海区的企图。要求淮海区部队应首先控制运河两岸，阻止韩部在运河两岸建立新据点，并进一步将盐河北岸的顽军赶过盐河南岸。必要时，可再从阜宁抽一个团到淮海区。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二师在运河南岸的部队须积极配合完成此任务。
10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敌伪军工作和交通工作问题。在发言中指出，从长期来讲，敌军工作是主要的，但在今天来讲，主要的是做好伪军工作。还说，要切实注意交通员工作，主要任务是传送书报文件和护送人员来往。当前，主要是建立与苏中的交通线，特别是打通上海的交通。会议决定：成立敌工部，由钱俊瑞暂兼；成立调查研究室，以曾山为主任，彭康为副主任；建立整风高级学习组，刘少奇任组长，饶漱石任副组长。
10月28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复电陈毅：“目前局势尚未完全明朗，日本除北进企图外，南进与西进的可能性仍大。目前打韩对大局是有影响的，且更促进反共军之急速东进，而我打韩亦无完全取胜的把握，仍以待机解决顽韩为宜”。
与饶漱石、曾山致电中共苏中区委，要求结合苏中具体情况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八月四日关于开展敌伪工作的指示：应利用一切关系与可能去开展敌伪工作，除对那些坚决反共、真心为敌以及经常下乡搜索群众、破坏我政权与民运的分子应给以坚决打击外，对于其他伪军、伪组织不要一律采取打击方针，而应按照具体条件与对象分别采取分化、争取、利用的政策。苏中区立即组成党政军统一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并在敌人各重要据点附近组织敌伪工作站，以统一领导敌伪工作，并决定谁当打、谁当拉的原则。
11月2日 住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准备一周的讲课课程。
11月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演讲，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指出：“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讲平等与人民的权利；但是却可以容许绝对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资产阶级有几千万几万万的财产，而对无数千万的人无衣无食是不管的。国家社会是建筑在经济结构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于是形成其他一切方面的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虚伪的，实际上仅仅保障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这是最要紧的——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资本的取消，私有财产的消灭。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一条法律：‘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法律把经济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大家都要做工，不做工的就没有饭吃，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了经济上的平等，于是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他各方面都有了平等。”“资产阶级除了允许经济上不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现在的法西斯蒂则根本不要民主)，特别有民族的不平等，如美国讲平等，但对黑人就不平等。此外还有信教、男女的限制等等。而无产阶级的民主则打破了这一切的界限。”演讲在论述民主精神问题时指出：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资产阶级口里讲民主，实际上不能实行民主。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实行真正的平等。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剥削你的劳动，而你只能甘受驱遣，这就是不平等，也是没有民主精神。”“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义。现在我们同志中，一方面表现民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现有些平均主义的要求，还有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否认组织性，否认我们队伍中有指挥者与被指挥者，否认党内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种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的要求，并没有平等精神与民主精神”。演讲认为：“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因此，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演讲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当权的政党时，官僚主义也严重起来。”“我们党内存在官僚主义，是因为党内非无产阶级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更不够。”所以，要肃清官僚主义，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要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撤职等只是治标的。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都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在共产党员及干部中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自己和其他人，就可以不断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义。”
11月4日——6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阐述了加强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重要性，指出：“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演讲着重阐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结合的具体形态，反映着党内的组织关系，确定党内领导与被领导 (小组长与组员、支部书记与支部中各成员、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中央与全体党员) 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党组织上的统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组织上的统一，但是组织上的统一又能帮助和推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巩固思想上的一致。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具体形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问题未决定时，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既已通过，就必须执行。即使你不赞成，也必须服从。民主与集中是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时，没有集中也就不能有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党员与党、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的矛盾关系的。”演讲还论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等辩证关系，以及党的干部政策问题。
11月7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震林、邓振询：“江南环境错综复杂，日敌在军事上不肯让汪逆精卫尽量发展，汪逆内部矛盾亦甚尖锐，而我们较大部队在江南路东一带公开存在与发展又极困难。因此，你们应善于利用敌伪各种错综复杂之矛盾，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经过种种掩蔽与灰色秘密之方法，在机警审慎长期埋伏之原则下，大胆放手派大批人员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工作，积蓄力量。”
11月上旬 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指出：“华中自从进行反磨擦战斗胜利，转入建立根据地以来，统一战线中过左的倾向迄末纠正，业已因此造成自己的某种孤立。此一形势如不改变，要造成我在华中坚持和发展的极大困难。”“地方武装的吞并一切，建立政权的包办一切，反顽战斗前后的打倒一切，是得罪朋友造成孤立的基本原因，这是与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政策上力争抗日和民主的两大主张相违反的。”指示强调：“扩大交朋友工作是最具体最实际的工作，是纠正现存的统一战线中过左错误的基本的一环，特别在消除误解，消除成见，撤销抗战内部的敌对仇恨上。立即在各地扩大交朋友工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指示还提出了扩大交朋友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
11月10日——16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哲学报告，讲辩证法、矛盾律、质与量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等问题。
11月14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电示新四军各师、各军区首长并各区党委：“秋收已过，望抓住冬季农闲之时机，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加紧训练大批地方武装与敌伪军工作之干部，并根据当地环境之可能，采取各种具体有效而又不致妨碍地方武装发展的方法来进行扩军，补充主力。”
11月20日 在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西取得反顽战斗胜利后，与饶漱石、赖传珠电示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为更加促成桂军内部的动摇与分化，应即写信给国民党军第一七一师师长及全体官兵，要他们停止向我进攻，共同抗日，如他们保证停止进攻我军，退回原防，我们即退还全部人枪。同时，加紧对顽固派军队的政治宣传，以动摇其战斗意志。还要切实优待被俘虏的官兵。
11月24日——26日、28日、29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
11月26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罗炳辉、郑位三、周骏鸣并潭希林：“目前我军的总方针是争取时间，蓄集力量，以应国际国内形势之变化。对国民党顽固派，他不向我进攻，我亦不进攻他。”指出：“桂军似无大举东进的企图。目前二师应切实保存实力，加强地方军，巩固根据地，以观察形势。”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的计划，并请中央对华中工作给予指示。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肯定了华中的党和新四军两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华中各根据地还不够巩固，希望根据中央最近的各项指示，总结和布置华中的工作。
12月4日 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回到新四军军部。
12月8日 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国、英国发动突然袭击，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盐阜地区工作问题。在发言时指出：盐阜区当前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具体地说，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展群众运动；加强武装的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要完成这些任务，都要依靠基本群众。因此，发动基本群众，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
12月25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曾希圣、何伟、孙仲德，指出：“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在敌后，在敌顽夹击中艰苦坚持两年三年的斗争，并在这两三年中聚集与准备好足够的力量，以便在形势大大好转时，能够获取与掌握一切可能取得的胜利。”这是目前我们一切工作的总方针总打算。为此，新四军第七师的发展方向有三方面：(一)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展，与第五师衔接；(二)沿长江两岸向东发展，与第二师、第六师衔接；(三)沿淮南路两侧发展，与第六旅打通，并控制巢湖。主要的发展方向，当然是第一个，但第二个方向亦很重要，你们首先应尽可能打通和保持与第二师的联系，再以主力向西发展。还提出了部队建设、干部培养与训练等的工作意见。
12月 指派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长冯少白去上海，利用他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物品，侦察敌情，以及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进行策反工作。
冬 与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谈话。指出：你们在国民党地区受迫害、限制，到根据地来应该充分发挥力量，扩大组织。小孩子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我们各地都有儿童团，你们应该对儿童进行组织工作，进行帮助和教育。
本年 毛泽东在他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文章中，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作用作了评价。文章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