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一九四一年的总结及一九四二年的任务》的报告。
1月5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阜宁停翅港移驻单家港。
1月7日 毛泽东、陈云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关于大后方党的工作,中央拟作一决定,特征求二兄意见,请将政治、组织两方面意见见示为盼。”
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决定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开会时间、议事日程及与会代表人数。
1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听取陈毅作关于淮海区和皖东北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发出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1月18日 提出发展浙赣地区及华中教育工作的意见:“华中之根据地在今年下半年应以扩大的开展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及下层干部教育为中心工作。教育与组织几百万基本群众是今后各级群众团体及地方党部的中心任务,望华中局讨论一次,定出适当的计划,发出决定,动员大批干部及各级组织创立很多小学、中学、民众夜校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并训练教员,发展青年团、儿童团的组织,编印各种教材等,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以建立我党在华中群众中的深固基础。各级教育机关与出版机关和报纸的加强,亦成为必要。”
1月19日 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党的思想斗争问题的报告。
1月20日―――2月8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中局委员、华中各根据地党委书记以及政府、军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九十四人。刘少奇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是总结华中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预备会议主要是听取华中各根据地及新四军各师负责同志报告工作。 在会上发言的有:邓振询(苏南)、江渭清(六师)、邓子恢、吴芝圃、刘子久 (淮北苏皖边及四师) 、张爱萍(九旅)、黄克诚、刘彬(盐阜区及三师)、金明(淮海区)、罗华生(独立旅)、罗炳辉(二师)、刘顺元(津浦路东)、谭光廷(津浦路西)、管文蔚、陈丕显(苏中区)、钟期光(一师)等。
1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学员证书题词:“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
2月4日 毛泽东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要负责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转发刘少奇,请刘少奇路经山东时予以考查解决。
2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2月1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复电新四军第七师并第二师,指出:“今后七师发展方向为含山、和县及巢北地方是很对的。因该区位于二师与七师联系区,在敌后顽方力量不大,可利用敌顽矛盾,迅速开展工作,并由巢北经淮南路、由含和经桥林、江浦打通与合肥区、滁全区二师部队之联系。”
2月13日 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山东问题,请到当地调查,此间材料不足。
2月15日――3月5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举行正式会议。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刘少奇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华中敌后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各根据地必须切实做好下列各项工作:(一)坚决粉碎敌伪的一切“扫荡”,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人民,为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而战斗到底。(二)根据党的一贯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各种工作,以便联合一切抗日的友党友军与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和团体。及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在我根据地内之人民与团体共同抗日,同时应警戒亲日反共派对我之进攻阴谋,并准备击退这种进攻。(三)切实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的指挥各种战斗。(四)普遍深入的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普遍切实的改善群众生活,建立真正广大的群众团体。(五)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六)要在财政经济及食粮方面作极大努力,来保障人民的需要和部队的给养,以与敌伪在经济上作斗争。(七)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八)健全备根据地保安处与锄奸部门的工作和组织,加紧对敌探奸细及破坏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特务进行秘密斗争。(九)建设根据地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三月五日,刘少奇作会议总结,指出:这次会议将成为华中今后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把华中根据地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必须加强政府工作和基层政权建设,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行“三三制”原则。学会合法斗争,依靠真理,依靠群众的拥护,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他力量,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要动员全党,采取适当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去搞好群众工作。加强军事建设,组织地方部队,注意研究战略战术。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注意解决自给自足,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的基本决议。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2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一)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二)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三)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春 应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的请求,致函介绍个人经历。
3月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师,指出日军对新四军、八路军的“扫荡”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严重和残酷,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应立即动员进行以下工作:(一)依据各部队及地区的特点;在部队与地方中进行充分宣传与军事、政治动员工作;(二)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三)加强战略侦察的布置与指挥,以侦悉敌人的调动,明了敌之动态;(四)研究华北反“扫荡”经验;(五)加强地方工作,准备必要的经费;(六)如敌伪集中“扫荡”某一地区时,我毗邻地区及兵团应机动的策应与配合该地区作战;(七)各部队对敌作战方针仍是游击战,以避免决战,但必须积极行动,以阻止和破坏敌之“扫荡”计划。
3月初 出席新安旅行团为庆祝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闭幕而举行的歌舞晚会。演出后,在接见新安旅行团全体同志时说: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影响,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不准你们宣传抗日,不让你们教育组织儿童,还处处迫害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3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在执行政策、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要求刘少奇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指出:山东“近年来的工作,在旧的基础之上,曾有若干新的开展,这是好的一面”,但“亦有严重弱点”。“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
3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5日 给薛暮桥写信,答复他八日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策略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等问题。这封信结合大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战略和策略的关系。指出:“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如战略有错误,策略也必有许多错误。”如果策略有许多是错误的,执行的结果,就取消了战略执行的可能性,或造成战略执行更大的困难。“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工作方针(这里不说城市)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在主观客观条件业已具备的地区――实行革命的进攻,建立革命的武装与政权(如果不违背战略方针及全国性的革命发展的话),苏维埃红军游击区即是如此。第二个,是在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还没有或不可能准备进攻的地区――就应坚决的巧妙的实行退却,利用一切改良的可能、合法的可能,以便保存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准备与聚集革命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等待新的革命的来潮。”而“当时的错误,就在于只有第一个方针,而没有第二个方针,即在主观客观条件均不具备的地区,也采取革命进攻的方针。因此,使许多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可以保存的没有保存(如江苏、浙江的暴动最明显),可以准备好的没有准备得好”。“当时的错误,在于否认一切改良的必要,不懂得利用改良的口号来发动群众运动及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这就完全是非马列主义的观点。”
3月16日 召集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负责同志开会,交待工作。
3月19日 同随行去延安的一百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
3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党在过去锄奸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原因及损失情况,要刘少奇到山东后“对此问题彻底检查”,强调“必须从整个思想中、工作中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仅从锄奸工作着手是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24日 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新四军“五师地区在战略上极重要,与湘赣边区均能联系,目前鄂西、豫南、皖西秘密的领导与交通均靠五师掩护。”建议中央派人加强第五师地区的领导,并提出“五师及鄂豫边区党委由中央直接指挥较为方便。”
3月31日 致电毛泽东:“最近中央关于各种具体政策、具体工作有许多指示,又有党务广播,均很好,很正确,对各根据地工作帮助很大。”提议中央多给各根据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指导。指出:“华中各根据地工作,一般来说,比华北的迟两年。因此,在华北日程上的许多主要问题,在华中还不能作为主要的议程。如果一律看待,忽视这种特殊性,就不能推进华中的工作。 ”
致电陈毅、饶漱石:“现在华中各根据地须用大力克服粮食困难,布置夏收群众运动与开辟边区工作。”望各根据地征借粮食、油盐、公草柴火等供应部队,保障部队给养。
致电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并陈少敏,提出克服新四军第五师粮食困难的意见:“要在一切地方干部中说明帮助部队解决一切困难,从各方面帮助部队,为一切地方机关与地方干部的天职,不可以任何理由推辞。”地方机关应将所有税收及粮食首先保障部队给养。可向有粮食者借募一部分粮食,但须预先进行很好的说明理由。
4月初 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山东海陵(今东海)境过陇海铁路,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山东临沭朱樊村(今东海南辰乡朱范村)。到山东后,多次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同志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等个别谈话,深入干部、群众中调查访问,并查阅、研究山东分局的有关材料,检查、指导山东根据地的工作。
4月26日 召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会上,就五年来山东工作和今后任务作了发言,充分肯定了山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具体分析了我党我军在山东的困难处境。指出:目前山东敌友我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的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也不能爽快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将发生更大的困难。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巩固各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积蓄力量,准备条件,迎接国内国际伟大事变的到来。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 第一,要粉碎敌人的“扫荡”,并进行敌伪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第二,击溃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加强友军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加强军区工作和改造政权工作。做好上述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的作风。
4月26日(27日) 召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山东的战略方针与部署,及主要干部的配备问题,决定:(一)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一军政委员会。(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共万余人,缩减至三干五百余人(连抗大、特务团、党校在内)。所有工厂、医院、学校及后方勤务机关均拨归各战略区或裁撤,分局、师部只保留领导机关,两个学校。加强各战略单位的工作与领导能力。师部、分局、山纵的干部统一分配。(三)山东纵队一旅拨归一一五师建制,胶东五旅亦成为机动部队,将来亦拨归一一五师。山纵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四)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黎玉均驻一一五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块办公。
4月27日 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在群众运动中,我们所害怕的是我党政干部‘左’倾、脱离群众的少数人的‘左’倾行动。如果是真正群众的‘左’倾行动,只要我们干部不去加油,我们是不怕的,也不要紧的。因此,你们应将口号改变,防止我党政民运干部的‘左’倾,禁止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左’倾行动,而不要随意防止群众‘左’倾的口号。”要结合当前任务去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号召,督促各地高级负责人亲自到部队及农村中去开调查会,搜集材料,加以研究,以便决定政策,布置工作。
4月28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情况及对山东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敌、顽、我三角力量对比中,山东还处在相当劣势的地位,有些根据地要扩大还相当的困难。报告总结了五年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和经验教训,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迎接国际国内伟大的大事变。为此,必须:(一)粉碎敌伪‘扫荡’,加强对敌政治攻势,进行敌伪工作踞点中工作、敌占区工作。(二)争取友党友军共同对敌,改善关系,但对反共进攻者仍须坚决打击之。在战略上关系重大之坚决反共的顽固者,在有理条件下求得消灭数股,适当进行一打一拉。(三)统一军事政治的指挥与领导,扩大加强地方军,使我军主力能够进行机动,主力实行精兵,扩大组织人民武装,训练干部。(四)普遍改善人民生活,减税减租,改善雇工待遇,广泛组织群众,总结群众工作与斗争策略。(五)改造政权,成为真正抗日各阶层联合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争取中间阶层。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检查锄奸工作。(六)加强党的建设,改造作风,正确进行思想斗争,审查鉴定与训练干部,提倡团结与学习,反对无原则的纠纷与宗派主义。”报告还说:“夏收后,分局决定召集全山东的高级干部会,发表关于山东五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决定,并立即召集直属队及滨海区地委以上及县书干部作报告。我并准备作下列几个讲演:(一)群众运动;(二)党内斗争;(三)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四)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五)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4月底――5月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群众运动问题》等报告,结合山东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要将根据地各种工作做好,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不发动和组织起干百万的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是搞不好工作的,地方武装不能发展,主力也不能补充,财政经济、粮食生产也就搞不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大批的积极分子,党是不能发展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依靠自己的阶级。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我们围绕群众运动所作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首先是由经济斗争逐步吸引人民群众转到政治斗争,在改善了群众生活之后,再逐步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使他们参加政权工作,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抗战。报告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并对做好群众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作了详尽的阐述。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指导的经验教训,并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等基本问题作了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构成部分。它是在各个不同国家民族及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步骤、具体阶段和斗争的方式方法。如果不懂得战略和策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政权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政权的改造首先就是把旧社会压迫群众的旧机器改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权。改造政权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坚持抗日,肃清汉奸势力,进行反磨擦的流血斗争;第二步就是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以巩固第一个斗争。报告还对村乡基层政权改造的办法和贯彻民主集中制、“三三制”的原则措施作了具体说明。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偏向,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过火斗争的种种表现及其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阐述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了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政权工作包括民政、司法、教育、公安、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工作。财政经济工作是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吃饭、穿衣、军用诸问题。他说,精兵简政的基本实质是什么? 主要的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求得军民亲密一致,巩固抗日根据地。报告还对财政、贸易、税收、粮食等政策作了说明。
5月1日 与朱瑞、陈光、罗荣桓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在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德石路以南平原地区成立北方局分局及统一的军区,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5月8日 写信给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提出应以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机警,最正确的政策,来实现巩固华中各根据地的任务。在目前,应做好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准备。在夏收到秋收这个时间里,“应集中建立人民武装,缴收公粮及总结各地区夏收工作,布置秋收;在秋收后,应集中改造政权,扩大新兵,训练人民武装,总结全华中工作,布置来年工作。”同时,“在部队团以上干部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的教育必须加紧,这件事仍有要党校写一个大纲,给你们审定后签发各地讨论之必要。这是一切政策的根本”。
5月12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临沭夏庄村。
新四军军部和盐阜区各界隆重举行苏北著名士绅韩国钧追悼大会。刘少奇送的挽联写道:“林下享贤名兴利导淮禹稷精神随左右,报国怀壮志陷敌之身文张风节信有徵。”韩国钧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海安逝世。
5月27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临沭东盘村。
6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刊物《斗争生活》第十五期全文发表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一文。该刊在编者按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整顿三风中的一个重要文件来研究,各级党校训练班也要列为今后党建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
6月10日 致电陈毅:应督促各地派人下去检查夏收减租及群众的发动与组织工作,务必做到普遍减租形成定例。“在皖东,减租已有成例,应即开始普遍的改造政权,建立各级政权的民意机关及实行真正的委员制,以便将来用皖东的经验来改造各地政权。”最近,敌寇对华北的“扫荡”清剿异常残酷,应作好准备,训练地方武装与主力,注意加强敌占区游击区工作,如不提高警惕,即吃亏很大。
山东《大众日报》刊登刘少奇《盐城农救工作的经验》一文。
6月17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江苏赣榆大树村。
6月18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指出:敌向赣东进攻之目的,为破坏浙赣边之飞机场,并有东进与控制浙赣铁路模样。因此,“江南游击战争又有发展之可能”,望“派遣适当部队在一切必要与可能地区,继续发展游击战及组织地方部队,建立游击根据地。”
6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并作二十一年来党的奋斗史的报告。报告分为以下几部分:(一)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中共的产生;(二)中国大革命和中共的发展;(三)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四)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报告指出:二十一年来我党为民族为阶级而英勇奋斗,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今天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抗日斗争中,共产党更起了伟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敌人,在整个殖民地革命运动中还起着领导作用。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报告认为,在某些个别地区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存在着一些缺点。我们许多党员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对于工人阶级组织上的联系还不够密切,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还不够,许多党员还不能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正确地领导革命。但只要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在任何困难条件下,绝不放下党的革命的旗帜,既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再加上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那我们的缺点一定可以克服,革命一定可以胜利。党二十一年宝贵的遗产是几十万党员的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地接受。
6月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会议上作《五年来山东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山东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和各项任务。
7月9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电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考虑到战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则 “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还指出:“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7月11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山东临沭朱樊村。
7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心学习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指出:读书看文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方法,能使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理论。但只是学习方法之一,而不是其全部,只是必要的学习方法,而不是主要的学习方法。主要的是什么?是参加实际斗争。因为知识或理论是从实际斗争中即从社会生产中和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讲话强调:我们做工作,解决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周密的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还要精细的研究调查所得的材料,正确的把握它的规律,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做出来的决议和指示,才是正确的,工作也才会做好。这才是行动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口头上的唯物主义者。有些同志天天喊调查研究,要求下面做,可是当自己做决议发指示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一条,不去调查研究下面的情况,只管坐在房子里发号施令,这也就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于工作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克服。还指出:经验是实际的,有用的,但这是根据一定条件来说的。实际经验必须与理论相结合,提升到理论阶段,才是可靠的知识。同时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而且是片面的、局部的,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否则就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把狭隘的经验当做知识的全部,把它死硬化、公式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主义,对于工作同样是有害的。工农分子的干部容易犯这种毛病,所以必须加强理论学习。
7月20日 写信给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指出:“要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信中根据华中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等一系列政策。主要有:(一)在反攻以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斗争,坚持原有的根据地。主力部队以加紧整训教育为主,提高其质量,以便将来在发展扩大时有必要的良好基础。(二)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能坚决地拥护我们。(三)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要培养民力,注意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四)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五)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当着群众已经发动,并已初步组织起来和达到了基本的经济要求之后,就应把群众的教育工作提到第一位。在今年秋季、冬季及明年,你们应指示各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大规模地进行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特别是对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教育。(六)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们这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信中强调:为了实现这一切,关键是提高干部的水平。“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这封信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
7月下旬 从朱樊出发,渡过沭河、沂河,经临沂、费县、滕县、峄县地区到达枣庄西南小北庄。随后,由鲁南铁道游击队护送,在沙沟到临城(今薛城)间的干沙河越过津浦铁路,直奔微山湖。
8月初 从微山湖进入湖西地区。在听取中共湖西地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加强对微山湖湖上交通线的控制;要做好争取伪军的工作,树立同敌伪长期斗争的思想。
8月中旬 离开湖西地区,经鲁西南,前往冀鲁豫边区。
9月7日 致电陈毅、曾山、赖传珠:“在夏收后,地方工作应以缴收公粮、建立人民武装、巩固各群众团体的组织、教育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中心工作。”还指出,为了节省与培养民力,实行适当的精兵简政是完全必要的。必须严格限制政府、部队征用民力,要把人民负担减到最低限度。
9月中旬 从冀鲁豫边区的沙区到达晋东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
9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9月24日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策问题》的报告,指出:冀中大“扫荡”后,情况变更,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亦须变更。冀中过去有较大规模的根据地,今天只有游击根据地和敌占区。因此,冀中全党全军的任务是坚持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敌占区工作,最高限度的保存与积蓄我们的力量,坚持两年,准备反攻。除进行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外,要更多的依靠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和更多的靠群众工作。报告指出,在敌占区,非法斗争是主要的;但敌人建立的统治在相当期间不能推翻,就同时要采用合法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为辅。立场坚定不移,策略要灵活。各种形式都要采取,但任何形式都要有利于抗日,并且随时准备各种形式的变化。
10月1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今后工作的总方针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团结全体人民,咬紧牙关,继续长期坚持抗战,完全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积极反对敌人的蚕食,积蓄力量,准备条件,克服困难,在三角斗争中求得于我有利之若干可能的转变,迎接国内国际之伟大事变,争取最后胜利。
10月7日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作《关于华中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加强军队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做好财政经济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的经验,并对华北的工作和华中的工作进行了对比与总结。报告认为,经验的总结与介绍,应着重于领导者如何领导问题,着重于如何领导敌后斗争与工作。领导者不同于一般的工作者,他有其特殊的职责,即调查研究情况,估计判断局势,决定方针,提出任务,确定政策,抓住中心,动员全党及一切力量去推动时局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前进(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10月10日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发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演讲。
10月15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目前我党正争取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的前途,竭力避免内战的前途。因此,新四军在反攻与战后时期,亦不会主动采取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防止蒋介石在反攻时期以重兵出山东,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乘机打击围困新四军之阴谋起见,在目前努力巩固与加强山东阵地实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新四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山东,应该背靠山东,努力协助山东阵地的加强与巩固。否则,山东如被国民党控制,则新四军将处于危险困难地位。”
10月19日 越过白(圭)晋(城)铁路,到达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阎寨村。因遇日军“扫荡”,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对太岳区开展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等各方面工作作了指示。
11月16日 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 写信给陈赓、薄一波、安子文,答复他们提出的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策问题。指出:“在敌伪军及敌占区群众工作中,必须广泛的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 (那怕是最小的可能 ),去进行反对敌伪的斗争。如果在敌占区反对群众的合法斗争,那是极大的错误。”“革命斗争表现为各种形式,在一定的时候,这各种革命斗争的形式,又可分为合法的与非法的两部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都是革命斗争,不能把非法斗争认为是革命斗争,把合法斗争就认为不是革命斗争了,或者认为一切反对敌人的革命斗争都只能非法的进行,就不能有一部分合法的进行,那亦是不对的,那亦就要取消合法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只有合法斗争不能打倒敌人,只有非法斗争亦不能准备好打倒敌人的力量。必须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同时采用 (有一方面为主要方面 ),并使之很巧妙的相互结合,才是完备的革命斗争形式,才能准备好打倒敌人的力量,才能打倒敌人。”
11月下旬 从沁源到达平遥、介休境内。由中共晋西南工委和平遥、介休县委组织交通队护送,穿越敌占区,过同蒲铁路和汾河,去晋西北。
12月上旬 到达晋西北兴县。
12月9日、10日 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指出:“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报告强调,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因此,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报告指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农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报告具体介绍了华中减租减息斗争的经验:“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报告认为,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编入《刘少奇选集》,题为《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12月中、下旬 由晋西北跨过黄河进入陕北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地区。
12月30日 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安全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