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并朱瑞、陈光、罗荣桓：“我已安全到达延安，华中、山东各方面情况，从我离开以后，有些什么重要的变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有些什么进步，请简要电告我。”十三日，陈毅、饶漱石向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反“扫荡”、反磨擦斗争、财经工作、群众工作、基层政权建设、军队和党组织建设等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出席晚会的有一千多名干部。毛泽东、朱德莅临讲话。刘少奇在会上报告华中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1月5日——6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关于领导问题的演讲，阐述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指出领导者不能以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职，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的艺术；并指出什么是领导艺术及党内许多同志在领导工作上的弱点。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毅、饶漱石电。指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刘少奇提出，敌后工作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提议派刘晓、潘汉年到中共中央华中局搞敌区工作。会议决定：刘晓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部部长，在不妨碍敌区工作原则下兼做根据地工作；潘汉年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1月27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对于李长江、杨仲华部伪军“应以离间他们与日寇的关系、瓦解他们为方针。因此我们应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促成他们大举反正，以便给日寇统治苏北的计划以大打击，减少苏北伪军，造成我们坚持苏北抗战比较有利的条件。”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庆祝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

    2月4日 出席延安军民庆祝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大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2月13日 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黄克诚：“李长江等伪军反正空气不高、又与你们有好的关系，目前亦不要积极主张他们反正。”目前国民党对我们的关系虽较前和缓，但离具体解决问题还很远，对你们的局部进攻仍然可能。因此，“你们一方面应有诚恳的表示及在不吃亏的原则下解决某些问题，另一方面绝不应对他们疏忽警戒。”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目前应集中注意生产问题，凡是军队、机关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设法自己动手及动员人民生产。要将财政经济的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要放在税收与发行纸币上。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新四军第二师干部配备问题给陈毅、饶漱石的复电，同意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韩振纪、詹化雨为正副参谋长；以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组成中共淮南区委，谭任书记，刘副之；第六旅与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合并，谭希林兼司令及政治委员，黄岩任副政治委员，谭任路西地委书记，黄副之；第五旅与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合并，成钧兼司令，赵启明兼政治委员，赵任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副之。

    2月20日 致电黄克诚并陈毅、张云逸、饶漱石：“敌寇‘扫荡’韩德勤，韩部窜入我根据地，你们一面应给韩部以好的照应，相机援助，以便改善关系。但你们决不要放松警戒，应以有力部队监视他们，以便在‘扫荡’后能使他们退回原防，不致占领我重要地区不退。”

    2月21日 复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并杨得志、黄敬、苏振华：因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电台已坏，该地区的工作仍暂归冀鲁豫边区领导为宜。待该地区电台恢复后，再归还华中领导。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又致电彭雪枫、邓子恢并陈毅、饶漱石，重申这一意见。

    2月 电告饶漱石：“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现由朱德同志负责。目前工作为准备一些海外各民族及华侨的干部，以便在可能时派赴海外工作，并设法经过敌军与华侨的关系，和南洋各地建立若干联系。”请华中局指定一人负责经常注意海外工作委员会工作。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集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了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出：得到知识应从深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人手，读书虽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方法，但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

    3月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三个月，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泽东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整风学习总结计划。

    就处置韩德勤部问题，复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韩德勤部在敌‘扫荡’后分散窜入我区，韩本人已到睢宁，似有放弃敌后窜至津浦路西之意，但又扼于蒋介石命令，不敢转至大后方，故仍有就各地盘驻之极大可能，故我们仍应小心应付。”现重庆谈判仍在继续，“此时最好能避免严重的武装冲突，以免妨害谈判。”因此，“只在他们妨害我们生存甚大时，或在他们向我进攻时，才采用武装驱逐他们的办法，并将冲突经过即告我们转告重庆。”

    3月19日 十时，同毛泽东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

    二十四时，急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据陈、饶来电，韩德勤逃至皖东北后，被我彭、邓俘获，并有其他官兵被俘，韩不愿立即出境，现在师部优待中。待天明商量后再电告应付办法”。

    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黄克诚、邓子恢，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请参照华中实际情形加以运用。指出华北的经验主要是：在反“扫荡”时，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地雷战等战略战术；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质量要很好，要加强对民兵的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配备；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切实注意争取日本俘虏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争取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将节省下来的人力用在生产上。这个电报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的职权为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还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何凯丰、秦邦宪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3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于三月二十九日以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名义召开延安青年纪念黄花岗烈士就义三十二周年大会。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邓子恢并陈毅、饶漱石：韩德勤被俘前，蒋介石令王仲廉星夜援韩，韩被俘后尚无反应。你们应准备释韩，但暂时不释，待王仲廉及重庆反应明了后再行处置。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每星期一、星期五下午开会，临时问题随时由毛泽东主席召集会议。还决定近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报告华中华北情况。

    3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

    3月31日 电告陈毅并张云逸、饶漱石，国民党方面已提出韩德勤被俘之事，但尚未提出严重的交涉与条件；汤恩伯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津浦路西。望照中央方针处理韩德勤问题。

    3月 在整风学习期间，写《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敌后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报告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总任务、总策略与华北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及时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集中力量推动党和群众工作实行彻底的转变。着重清除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影响，抓住一二九运动后的革命来潮和抗战初期的有利时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报告认为：“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报告指出，一九三八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发展华中的斗争中，吸取了抗战初期党在华中地区丧失有利时机，没有把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教训，大刀阔斧地发展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了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大敌当前犯进攻‘自家人’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反共顽固派武装进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独是在对日武装斗争中，同时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在对顽的反磨擦武装斗争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我们的胜利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报告认为，“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由刘少奇准备对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三个区域各派一个整风学习组，负责帮助该区域内整风学习。

    4月7日 关于水东地区领导关系问题复电中共冀鲁豫区委：“关于水东工作中央已决定归你们领导，华中局亦决定所有四师派到水东的干部完全受区党委及地委领导。”

    4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通过杨尚昆兼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中央研究院名义取消。会议同意北方局提议，肖华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并决定由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组成山东分局常委会。

    4月17日 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刘少奇复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电，指出与韩德勤谈判时，不能答应其他部队东进，这是避免以后磨擦及保持与韩德勤合作的条件。

    4月18日 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关于整顿电讯机要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高级、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重新恢复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项工作，其日常事务仍由康生主持。

    4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所走过的具体道路及其现状，着重介绍了华中对日伪顽斗争、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经验。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草案和在党内肃清内奸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

    4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电报。

    5月4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四周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感想和回忆》的短文。文章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是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旧文化的中坚孔教相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5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定具体教育计划；审查内奸工作从四月一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与粗暴方式。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双方关系，去前先来延安一次，并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视察一下当地情形。关于“七七”宣传运动周，会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准备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方主要负责同志准备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写一篇文章；由中央宣传部及总政治部编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小册子。

    5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电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他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议还决定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原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5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决定认为，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尽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给予援助。但“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5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定何凯丰、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师哲、许之帧、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何凯丰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

    6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求各地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方法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

    6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七七”宣言起草问题时发言说：宣言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说话。现在国内局势严重，蒋介石是否还能反攻还是一个问题，共产党要准备收拾危局。在这时候提出两年打败日本的口号有很大的作用。会议继续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

    6月18月 致电陈毅、饶漱石，提出对华中工作的意见。指出：“华中各根据地工作是经过如下的具体步骤进行的：第一年(一九四○年) 是以军事行动为主，打开华中各根据地局面，附带建立我们的秩序与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是以恢复各根据地秩序、建立各种组织为主，并初步进行群众工作；第三年(去年)是以进行群众工作为主；第四年(今年)是以改造政权及建立民兵为主，同时教育干部(整风)与发展生产。这些工作都是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坚持对敌斗争与达到保存骨干之目的。在第五年(明年)，各根据地就应以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中心工作，以便打下将来坚持根据地的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现在应作一切准备。在今年的生产中，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使政府和农会工作人员熟习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的一切方法，以便在今冬能够定出明年发展生产的实际计划。”“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你们一方面要应付日寇的‘扫荡’与开展反蚕食斗争，同敌人争地盘；另一方面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关于今年的整风，必须加紧检查与督促，加强思想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在整风初期与中期注重整顿学风是对的，但在后一阶段即应注重整顿党风，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整风与审查干部的工作，应与生产及对敌斗争联系起来做。”这个电报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华中工作的意见》。

    6月28日 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写信给续范亭。信中指出：“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信中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这只有人才特具的。”“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信中说，“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 (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中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信中指出：“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所以人性无善无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毛泽东在读了这封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不同的意见，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写信给刘少奇，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大体说来，凡论人性(前半部居多)的地方我以为是错的，凡论阶级斗争的地方(后半部)则是对的或比较对的(但有某些错处)。”“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提议在宣言的最后一段，加上“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句。七月二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宣言全文。

    致电陈毅、饶漱石：国民党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是采用特务政策，“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还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对策意见。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7月4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撰写《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六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曲折道路，强调“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文章认为，二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各方面的。“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文章在分析中国的盂什维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危险性后指出：“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路线与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在这种斗争中，党内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路线，虽然也曾经在几个短的时期内占了上风，得到过暂时的胜利，但大多数的情形总还是把错误路线克服下去。我们的党虽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路线，但是对思想上的孟什维主义的体系，总是没有彻底加以克服，没有彻底加以清算，没有给它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因此，这种思想，这种传统，总还是在党内残存着，到了某个时期某种条件之下，它又发展猖獗起来，危害我们的党。”“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文章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六月以来，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一面叫嚣“取消中共”、“取消边区”，一面调集驻守河防的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会议制定了以宣传对付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军事进攻的对策。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多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讲述了新四军在华中进行抗日斗争的成绩，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军队中，是抗战最坚决，给敌人打击最重要的军队。提醒边区军民接受皖南事变的教训，要准备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在宣传工作上应采用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要抓住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会后，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开干部会议，部署写文章批判《中国之命运》。

    7月16日 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一起欢迎周恩来、林彪等从重庆回到延安。

    7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由中央宣传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九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由中央办公厅准备召集一次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林彪回到延安。

    7月23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最近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作城下之盟。”“数年来由于蒋介石顽固派在大后方实行极端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使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及与人民的矛盾大大发展。现在大后方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如此下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只有继续削弱崩溃。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而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在上述情形下，我们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党的威信。”电报要求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日报》社论及评《中国之命运》等文章，广为散发，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宣传，加紧阶级教育。

    7月 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审干运动的全部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如果今冬或明春希特勒倒台，日本将会退出中国某些地区。因此，应准备明年有大事变到来，须于明春前准备将审查干部等工作做完。

    参加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派干部去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帮助整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由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肖克等七人组成，由聂荣臻任书记，中共北岳区委与分局合并，中共冀中区委取消，在分局之下设冀中工作委员会，帮助分局收集材料和研究冀中工作。

    8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会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由刘少奇向高级干部会议作关于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斗争问题的报告。

    9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在谈到白区工作时指出：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9月3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山东根据地为华中根据地的战略后方，望切实注意。”

    9月7日——10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十月六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指出：在党内七百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关于党内斗争的方法，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9月21日 在阅读陈绍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后写阅后感。指出：“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的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还更‘左’些。”“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极大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这是一种标本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四中全会上斗争主要表现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且是王明一派人所准备和操纵主持的。它完全批准了王明一派人那些非纪律的行动，而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至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完全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 “王明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9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行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从十月份起五个月内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参加人员名单由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商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中央会议负责领导这一讨论。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学习讨论历史从抗战后开始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会议还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解放日报》暂停发表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文件，地方性报纸仍可批评。

    10月7日——10日 同朱德、周恩来等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情况。 先后到该旅旅部、七一八团、七一九团、补充团听取汇报，参观秋收和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并探望休养员。

    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指出：抗战时期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10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0月24日 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讲述了自抗战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和战略问题上的争论，批评了王明路线的严重错误及其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危害。指出，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把投降路线纠正过来了，政治路线上解决了问题，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10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回顾了抗战爆发后党内对游击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指出：抗战爆发后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

    11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大。陈毅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回到延安。

    11月13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继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太岳军区以李聚奎代司令员，王鹤峰为中共太岳区委副书记兼代理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分局增加杨勇、李菁玉为委员，杨勇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1月22日——26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作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表示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签订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1月29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陕甘宁边区二百多名劳动英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边区生产展览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延安同时开幕。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 (从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 ；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组成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陶铸为秘书。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意见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 (指“抢救”运动以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 (二)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阴暗的方面：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特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12月24日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 (《＜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以及该书编入的郭烈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文，认为前者“十分精彩，可以看”，后者“亦可一阅”。并说：“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本年 同中共中央妇委的同志谈话，阐述中国妇女解放与革命任务之间的关系。指出妇女运动的任务离不开整个革命任务。由于妇女在社会上的特殊利益，所以需要单独的妇女组织。目前妇女运动的政治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妇女直接受压迫的还是封建主义。因此，首先要调查研究封建社会如何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束缚妇女，然后才能说出道理；要搞启蒙运动，用科学代替迷信；要从思想上反对旧的，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出：搞好妇女运动，需要提出明确而具体的反封建口号，需要长时间地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尽一切力量为群众办事，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和痛苦，同群众在经济上、思想上建立起稳固的联系。此外，还应用办妇女学校、办妇女刊物、搞娱乐活动等方式吸引群众。要求党的女干部，特别是做妇女工作的干部，应以布尔什维克的艰苦精神，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现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