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

    1月12日 毛泽东、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如果敌军放弃无为，顽军向无为大举进攻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七师主力转到含、和地区，而以一部留巢、无坚持游击。又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开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指出：(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宪政问题，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时局和方针、宪政运动等问题。

    3月1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组织军民生产、改善军民生活给华中局的指示电：“春耕已到，你们应动员广大人民，一切男女老幼走上生产战场，各级地方干部，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等，均应亲自下乡，精细的去指导与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产，解决人民生产中的困难，发动群众高度的生产热潮。除此之外，关于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亦应加以切实的动员和组织，在不妨害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造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

    3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山东军区和晋西北，指出多报战绩以扩大影响的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

    4月3日 致电赖传珠指出：“克服财政困难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要部队、机关、学校能够努力进行生产。但为刺激各部队、机关、学校的所有人员都有高度的生产热情，就必须在制度上规定各单位生产所得，一律用以改善各单位的生活，凡生产得最好的单位，公家不独不扣除它的预算，少发它的经费，相反，公家应再给它以奖金。如此，全部人员的生产热情才能大大提高。”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华中局电，对四月三日华中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作出如下指示：“关于整风、审干、妨奸及生产等任务，中央过去已有很多指示，望根据这些指示和华中情况与最近的经验加以讨论，并作具体布置。”“在会议完结后，时间和情况如有可能，望召集各师主要负责同志，用整风精神，就各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加以批评与检讨，以便增进各主要干部的团结和领导方法的改善。”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朱德母亲的大会，并同周恩来、陈云、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敬献挽联：“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保好家风。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

    4月18日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4月26日 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三三制稿，已看过，很好! 我只在中间加了几句话。另写了三段意见，请你看看，是否可用?如可用，看加在什么地方?加在政体问题一段最末尾，看是否可以? 请你决定！”刘少奇加写的意见阐明了“三三制”政权的形式及其特点，指出：“三三制”政权这种形式，“既能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没有阻碍的充分的发扬，又能不致使作为中间分子的地主资本家难以忍受；既要能够充分反映工农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又要能够反映地主资本家合理的要求与利益；既要能够密切联系广大的工农群众，又要能够集合适当数量的一定地主资本家阶层的代表。它是唯一的权力机关，是说了就做的‘议行合一’的机关，它是不能为其他任何组织形式所代替的。这也就是目前在中国行得通的、集中一切权力的、最高度民主的机关。这种形式，在我们目前所已找到的一揽子会中，是相当具备了这些特点的，在今后我们要使它更加完备起来，并使之普遍起来。”提出应将整风运动以来党内所出现的充分发扬民主的形式，运用到一切革命人民中，以使我们党更密切地与革命人民结合起来，暴露反动分子，提高人民觉悟，提高党的威信，并在政权与党的机关中清洗官僚主义及一切弱点，从而使党与“三三制”政权更加健康起来。这是我们目前提高自己、团结自己，并提高人民、团结人民最有效的办法。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组织下列准备报告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刘少奇为成员之一；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先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5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所拟对林伯渠五月十日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来电的复电。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名单，并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0日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我们就要建造很多的工厂、铁路和轮船，搞很多的机器，需要很多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工人和很多的劳动英雄。所以工业这个新的东西，有它极远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但是要达到那样远的前途，一定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例如，怎样组织劳动力，怎样管理工厂，怎样改良技术，怎样规定工资等等，都要用心去研究。”“总之，我们不仅能组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且要会组织经济、组织工厂、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等。”讲话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有些事情私人不办或办不了的，便只好公家来办，即国家办。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农兵在这个国家中占主要的成分，公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在我们的公营工厂中没有资本家，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我们工厂管理方法上，就不是采取资本家的那一套办法。我们管理工广的方针应该是：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要办好工厂就要依靠大家，依靠大家都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5月21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通过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华中党的任务复华中局电，指出：“各师主要负责同志来，你们除开检查各地区的工作及对于中央十大政策执行情形并交换经验外，应特别注意领导作风的检讨与改善(根据中央领导方法决定)。为了打通思想，应以整风精神(根据整风文件)，使各同志进行反省，发展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纠正缺点，增进团结。在进行这种工作时，应与检讨党的历史路线问题联系。”还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几乎完全溃败，国民党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看到是落在我党身上。”为了能够完成这样光荣重大的任务，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干部就须具备坚强的党性、伟大的风度与丰富的知识。而在目前如果不刻苦地加以学习和准备，不纠正一切缺点，不使全党、全军团结得更加坚固，不在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中使全党学会一切建国的本领，那将来就不能顺利地完成这重大的任务。这一指示电同日发给北方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中共中央并通知：“中央本日给华中局电所指示的任务，是全党共同的任务。现发给你们，望据以进行你们的工作。”

    5月29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群众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主要是围绕发展边区经济使群众丰衣足食和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这两大任务来开展群众运动。领导群众运动的原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切身的经济和文化要求去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动群众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做群众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对群众负责，不要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测量一个同志是否对党负责，首先要看他对群众是不是负责。关于群众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提议用合作社的方式去组织各种群众团体。群众团体除了搞经济、文化建设外，还要做好两件工作，一是调解人民中间的纠纷问题，二是要发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

    5月30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关于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6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冀鲁豫军区人事安排致北方局并告冀鲁豫分局电：(一)以宋任穷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宏坤为第一副司令员，杨勇为第二副司令员，黄敬为政治委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为参谋长，王蕴瑞为副参谋长。(二)冀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区党委、行署机关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但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名义均仍保留。十六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转冀鲁豫分局电，同意朱光为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6月5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对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作为出发点，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争取城市的任务是必须提出的。如果我们不去争取城市，则在历史上将受到批评和惩罚。这个任务是否提得迟了? 一般的讲，我以为不迟。我们在这两年巩固了根据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步骤。现在是否来得及?来得及!敌人正在进攻正面，我们可以利用时间。但不能再迟，现在即须发动而不必等到七大，否则将失去时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困难虽然很多，但也有有利条件：(一)我们有近五十万军队和十几个根据地，而且有可能扩大军队到几百万人；(二)全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民族的敌人；(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大胜利的局面；(四)群众运动高涨。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一切工作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驱逐日寇出中国”。当然要避免急性病，必须等待时机。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交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修改后发出，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彭真等十四人组成的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

    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23日 与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指出：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颖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还指出：“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而推进鄂南是仅较河南为次的发展方向。

    6月 对准备派往城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的工作人员讲话。讲话总结了过去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并解答了有关问题。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秘密工作的经验基本上是正确的，是获得成功的。但在内战时期，党在战略策略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事实证明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退却的、防御的；斗争形式应该是分散的、合法的；组织形式应该是隐蔽的。可是，当时我们看不清楚，不承认形势低落，确立了进攻的路线，使其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脱离了群众，以为革命的斗争就是不合法的斗争，合法斗争就是不革命等。讲话还提出了目前城市工作应该注意掌握的斗争策略和方式问题

    7月10日 就黄克诚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复电黄克诚，指出：“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一九四○年十二月的“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当时过份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7月13日 与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二师、七师应有各种准备应付桂顽的突然进攻，而且更应准备着在桂顽向我进攻时能予以击退。”“在任何情况下，我皖中阵地必须坚持。你们还可考虑必要时由三师方面抽调部队到淮南，增强斗争力量，以便予桂顽以打击，而推进大别山的工作。但在目前条件之下，主动的去进攻桂顽亦是不妥当的。”

    7月25日 电告中共中央北方局：“已令新四军第四师派两个团西进至豫东、皖北地区活动，设法与水东打通联系。”

    8月3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8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克服财政困难和生产自救问题给中共豫鄂区委的指示，指出：“解决财政困难不外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除整理税收外，主要应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进行种菜、种粮、喂猪、喂鸡鸭，打豆腐、榨油、打鱼及采集各种山货和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均可克服很大的困难。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条件，各地均有很好经验，望你们仔细研究。如果部队缺乏土地生产，即可在人民自愿条件下合伙，将部队劳动力和肥料加在人民土地上，因而对所增加的收获，部队能分得若干成。其次，适当的进行对外贸易，组织公营企业，亦可增加一些收入。在节流方面，则需彻底进行精兵简政，将一切不必要的人员马匹裁减，机关部队单位合并，组织编余人员去专门进行生产。其次，则为进行节省，减少浪费。至于根据地经济困难，则须执行正确的税收、金融、贸易政策，并动员人民来提高生产，才能解决。”“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困难，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党内外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抗大工作问题。

    8月22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

    复电饶漱石、曾山：关于“五师由中央直接指导问题，待刘晓到延安后再答复你。”

    8月26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对李明扬、陈泰运的反动行为，应采取分别不同的方针。即对李的行为不多置议，仍设法多方争取，对陈站在自卫立场，采取坚决的斗争方针。”应先将李、陈各种勾结敌伪的对我危害行为和我对李、陈的一再劝告公诸于众，使人民及李、陈部下了解其是非曲直，造成解决陈泰运的条件。然后在自卫立场上进行还击。

    9月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八路军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组建城市工作部等问题。会议决定：(一)为着发展湘、鄂、赣等地工作，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队和干部于十月份南下。由任弼时、刘少奇、彭真负责先与王震、王首道等谈话。(二)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城市工委为商讨性质的组织，城工部为实际执行工作的组织。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刘少奇、康生、周恩来、高岗、刘晓为委员，彭真为主任；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三)同意刘少奇的提议，抗大七分校明年减少生产任务，主要进行文化教育。

    9月5日 致电饶漱石：“华中各根据地应在今年冬季开一次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以准备明年的大生产运动。”

    9月9日 毛泽东、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张爱萍等任职意见致华中局电：“在彭雪枫同志牺牲后，中央意见调张爱萍为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张震为参谋长，陈锐霆为副参谋长。另以彭明治为三师副师长。韦赴路西指挥，张爱萍兼九旅旅长驻路东。”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会议讨论统战工作问题。发言时说，现在实际是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统战工作，一部分是党的秘密工作。秘密党要去恢复与建立。秘密党如何工作?以前是隐蔽精干，勤业、勤学、勤交友。今天形势不同了，要作合法运动、合法斗争。我们要经过许多形式与成千成万的群众联系，在合法事业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如用合作社办法去组织群众，尽心尽力的主动有计划的去做。

    9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

    9月22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刘少奇提议联合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向国民党提出召集国是会议的要求。会议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刘少奇提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

    9月 与陈毅为悼念七月二十四日在上海病逝的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书写挽联：“噩耗传来，忆抗敌冤狱，民主文章，革命气骨，涕泪洒襟哭贤哲。胜利在望，看欧西革故，敌后鼎新，人民抬头，光芒到处慰英灵。”

    10月3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7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组织河南军区及其干部配置问题时提议，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刘子久、韩钧、陈先瑞、徐子荣等重要干部亦去河南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王世英、金城为交际处副处长。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四军第四师应巩固津浦路西地区致华中局电，指出：“四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和调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如有可能，应设法与水东地区打通联系。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电：同意划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地区为湘鄂豫皖军区，以第五师首长兼任军区首长。

    10月23日——24日 为中共中央派往外地工作的干部作报告，阐述了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关于党内关系问题，报告指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这是我们的总方针。所以在我们党内是讲统一，讲和气，讲团结的方针。当然党内也有斗争，也有批评。斗争为了什么目的? 目的也是为了团结。”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因此，党内斗争不能过火，过火就要妨碍团结，破坏团结。”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党内结合的形式，就是我们党内上级与下级结合的一种形式，一种制度。”“既成为制度，就非遵守不可。首先要负责同志来遵守，要党的书记来遵守。”实行民主集中制，应该注意集中，同时又必须注意民主。“要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精神来建立我们组织的民主生活。”“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生活，而不是发展党内个人自由主义，不是发展党内那些非组织、非政治、非原则的批评。”“所以，正确地实行党内民主生活，就可以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的力量，加强党的纪律。”还指出：“在我们党内要实行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改善党内关系、同志关系。自我批评有许多方式，整风就是很好的自我批评的方式。”报告指出，除了党内关系外，群众观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把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所以同志们在检查工作的时候，不仅要检查任务是否完成，而且要检查任务是怎样完成的，采取什么方式办法。是不是采取群众路线? 是不是损害群众的利益?是不是引起群众的反感?是不是对群众负责?这个问题要过问，要加以注意。对群众不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对党不负责，对上级不负责，对中央不负责。只有充分地对群众负责，真正使群众获得利益，这样才是对党负责，才是完成了党的任务。我们党的一切事业都是群众的事业，都是为了群众，为了工农兵，为了人民，我们做工作就是为群众服务。这个思想观念应该贯彻到我们每一个同志的一切工作、一切言论、一切行动中去。”报告对在敌后发展党的问题也作了详细论述。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一、二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部队归粟裕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指出“新四军(除五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

    10月3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决定：由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随同出发。会议还决定取消过去夏曦关于解散洪湖地区党组织的决定。

    11月1日 就新四军第四师粉碎国民党军进攻后的行动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电，指出：淮北路西部队击败顽军的进攻后，“估计顽军暂时不会大举再次向我进攻，我应利用目前时期，迅速巩固涡河以北阵地，并迅速打通与水东的联系。主力部队经过短时休整后，应迅速部署，分头进行涡河北岸的群众工作及执行打通水东的任务。”“军部与淮北区党委应迅派大批大干部去路西，建立地方武装与政权及进行群众工作。须知巩固路西地区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如有可能，邓子恢同志到路西去工作一时期是有必要的。”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十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

    11月2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向南发展苏、浙地区的部署意见：“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二、三、四各师中调五至六个团南进。(三)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四)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具体布置。(五)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

    11月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等问题。

    11月7日 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份由重庆到达延安。八日至十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与赫尔利举行会谈，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即“五点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的政治团体的代表构成；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承认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等。

    11月9日 晚，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并讨论在“五点协定草案”上签字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说：从协议的条文上看，我们可签字。如赫尔利签字，我们也签。会议一致同意“五点协定草案”。十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还有待于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签字。当天下午，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五点协定草案”离开延安。

    11月1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任务是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以便造成将来占领洛阳、郑州和配合新四军第五师占领信阳的条件。到河南去，首先是占地方，改组政府，建立地方党，发动群众，然后再改造民兵。要尽可能的扩大武装，在一二年内扩大到三四万人。要建立地方部队，使之能守住地方。发动群众要快，不可误时，但是不要过急，争取在明年夏收秋收时做到减租减息。然后就可以大大发展民兵，大大发展党。要注意争取时间，一年半到两年的工作都要做好，主要是明年—年。河南搞好了，就保卫了边区。总之，要以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方法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两年之内完成任务。

    11月23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及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协定。刘少奇在发言中认为，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不改变政策，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意发展东南的部署复华中局电：“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十二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

    1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点协定草案”，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一)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二)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9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

    在延安各界青年代表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尽管这个运动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运动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所走过的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12月12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发言时指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何时搞，主要是时机问题。现在条件部分成熟，还未十分成熟。与美国交涉来往还要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必搞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到赫尔利对蒋介石绝望时即可搞了。现在中央应以准备七大为工作中心。

    12月20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

    1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座谈会。

    12月26日 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部署意见：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浙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两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