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关于坚持鄂豫陕游击战争致鄂豫陕区委并告鄂西北区委电：“由于你们现在所处地位对于全国战略形势十分重要，中央与中原局认为，你们全体必须在鄂豫陕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不作别的打算。望你们动员全党全军坚决为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为了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必须克服内部一切动摇情绪。应开展斗争，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动摇不坚定及消极怠工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对于动摇不坚定没有信心坚持的各级领导者，必须撤职处分以至开除党籍，另提拔积极有信心有能力的干部来充当领导者。”“为了在严重情况下坚持斗争，你们必须改变现在一切铺张、不隐蔽、搭架子及建立正规根据地的作法，而转变到一切适合于严重游击战争的形式，并密切结合于群众斗争。部队必须力求精干，而不要只求数量的扩大。因为财粮困难，及需要缩小目标，应适当缩小合并及编并一些游击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部队的行动应力求隐蔽，并须大部穿便衣，不要穿军衣。除在有保障地区建立我之公开的一面政权外，应大大建立两面政权，应十分注意在游击区、边沿区及国民党地区进行合法工作、秘密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以便应付敌人，隐蔽自己。”“现在全国的斗争形势对我们甚为有利，蒋介石困难甚多，全国各解放区都在直接间接配合你们，望你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取得其他解放区直接有力的援助，那时你们将发生伟大的作用。”
1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致各解放区的指示电：“冀察晋中央局提议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电转告各区。此提议甚好，召集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认为应立即召集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并由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在会议中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
1月10日 就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征询意见致电邓小平、薄一波、 邓子恢、张鼎丞、黎玉、刘澜涛、黄敬、李井泉、张稼夫、高岗、彭真、李富春、陈云：“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例如：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原佃户和大佃户分占了更多土地，军队、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占有很多土地及公田 (除自己开荒者外原则上这些土地和公田应一律让农民分配)， 而许多赤贫及雇农则没有分到或很少分到土地。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搜集意见后，答复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 颁布土地公债法令之时期，是否已到? 是否要影响那些土地改革尚未深入的地区及将来新发展地区? 因为在这些地区还是要用反奸清算等方式来使地主拿出土地。(二)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党内和党外都有一部分人企图窃取土地改革的果实，分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一种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而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相对抗。在这些分配不公，引起农民不满的地区，是否应提出重新分配的口号，或只实行个别填平补齐即够? 又重新分配办法以在何时何地提出为妥? 根据内战时期经验，土地常须重新分配二三次，才能最后分妥。因在最初分配时，总是急促的，难于调查周到确实，且有一些贫农雇农不积极要求分得土地，乃便于一部分人多分。但到后来势必重新分配，且一次比一次分得更公平合理，最后才把所有权固定起来。这是贫农雇农的要求，并使他们得利最大，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重新分配。 (三) 解决土地后转入生产，有何困难及如何解决此项困难? 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第一年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关于这个问题亦请你们表示意见。(四)上述二个问题以外你们见到的其他问题，请将意见一并电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央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召集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区党委及中央局、分局须各派代表一人，于五月四日以前赶到延安。会期大概二十天到一个月。到会代表不必是负责同志，但须熟习当地土地改革情况并准备材料和意见，最好能亲自到下层考察一个月后即动身来延。”
就军政委员会是否取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程子华、李运昌、陈奇涵、黄火青并告聂荣臻、刘澜涛、肖克、罗瑞卿电：“在分局、区党委及地委已实现一元化领导地区，即应取消，如尚未实现党委一元化领导，可暂时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军队中，如依七大时新党章讨论中所提出者，组织了军队党的各级代表会及团党委、旅党委等，则军政委员会即应取消，如尚未组织者则应保留。”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关于土地问题，你们须十分注意分配问题。在分配不公，群众不满的地区，可以重新分配。关于工业建设，须特别注意在山地及其他比较有安全保障地区，建立各种小规模工厂并提倡手工业。”
为徐特立七十寿辰题词：“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1月29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通告，宣布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联系。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中央决定撤回执行部人员。
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说：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现蒋介石在鲁南与我决战。如在鲁南再歼蒋军两三个师八九个旅，则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伪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末达到目的，美国陆战队要撤，片面放手援蒋亦困难，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我们要研究这个形势，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
2月2日 对保卫延安的部队讲话，指出：蒋介石的正规军有二百四十六个旅，投入二百一十八个用于进攻我解放区。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五十七个旅，再打一年半，蒋介石就会倒，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在二三年内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你们的任务是，打垮胡宗南的军队，配合全国性的革命高潮。
2月4日 作形势报告，强调全党都要出去工作，把过去保存的力量统统拿出去，打倒蒋介石，迎接全国革命的高潮。在谈到陕南、鄂西北困难地区怎样坚持时，阐述了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说共产党不怕什么，不怕马歇尔、蒋介石、地主，只怕脱离群众。“少拿多给，替群众想办法谋利”，如有这些观点，共产党只剩一个人还是不可战胜，一个人很快变为几十个。不要怕老百姓得了便宜，不然不能叫革命，不能叫布尔什维克。给群众好处，才有政治资本。群众观点一动摇，一切成问题。
2月6日 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赴陕甘宁边区各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员讲话，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需要，实际做的就是打倒蒋介石的工作。我们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投身到这一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去，执行中央的决定，迅速、放手解决边区土地问题。在给地主生活出路、不损害中农利益、不过火打击富农、满足雇农、佃农、贫农的要求等基本原则下，越彻底越好。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指出：“最近在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初步的经验如下：(一)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如与群众的诉苦清算运动相结合，决不会减弱群众运动，相反，大大加强群众运动，使群众的清算更加站在合法地位，使群众感觉有政府法令的保证而更敢于斗争，使地主感觉更非拿出全部余额土地不可。”“(二)公债征购可以使地主把余额土地完全拿出，交给农民。”“(三)有些抗日地主、开明士绅的土地不便清算者，可以公债征购。对于外国教堂、外国侨民的土地，及其他某些公地如用公债合法征购比用清算办法更可避免一些外交纠纷。”“(四)在必须取得某些个别富农的土地以分配给农民时，用公债购买的办法比用清算的办法使富农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五)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能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六)公债对于地主的生活亦有若干帮助，地主希望以公债缴纳逐年的公粮。”“(七)边区公债条例传到北平时，很得中外记者赞许，认为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有所变更，故土地公债的办法可使我们的土地改革增加一般的合法地位，减少中间派资产阶级的反对。”“根据以上各项，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因为不是以公债征购的办法去代替清算、献地等办法，而是在采用清算、献地等办法之外，再增加一个征购的办法，多一个办法总比少一个办法要好。在陕甘宁边区也和各解放区一样，发动群众清算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这是由下而上的)，但如果再加一个由上而下的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来配合，就更能发动群众，更能使土地问题迅速彻底而完全的解决。”
2月9日 关于东北土改问题致信毛泽东：“在东北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已发生打击面宽，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生产的不良结果，这在东北有大量城市人口需要粮食供给及大量粮食出口的情形下，而完全不保留或在土改后不重新发展大农业经济，恐是不好的。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东北立即实行大体的土地国有制，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再由各地政府无代价分配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耕种，而耕种的农民只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自耕小农的土地(即中农、贫农土地)及富农家庭依照当地土地分配方法所应留下的土地，则不没收。如此，富农经济似可保留一部分，在将来亦更好发展富农经济。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亦可不分家，在可能条件下，即有土地多余条件下，愿意扩大生产的人，可以无代价向国家领到土地耕种。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以至私人资本家，亦可领取土地耕种或开荒耕种，并可建立少数国家农场，则可使农业经济不完全分散。在这种政策下，向富农征收多余牲畜、农具时，应以富农在土地分配后能耕种所分得的土地为限度。而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亦不按人口绝对平均分配，主要地应按各家庭的劳动力来平均分配，按人口平均则成为次要分配标准。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永远使用权。如此，对于富农、对于生产、对于东北深耕大农业经济，似比较有利。”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收集发动妇女经验的指示：“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中，务望在领导上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发动得愈多愈普遍愈好。要在农民大翻身的运动中，同时也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打破数千年来在观念上及社会制度和习惯上的封建束缚。并望搜集发动妇女的经验与参加斗争的各种情况材料加以整理，于土地会议时带来，如有典型材料可先交新华社报道。”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你们应派负责人带大批干部分往胶东、渤海两区，加强这两区工作，主要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组织生产运动及扩兵工作，因为你们在今后长时期内将主要依靠胶东、渤海两区人力物力的供给来战胜蒋介石，故必须将你们的工作重心转到这两区去。”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晋冀鲁豫中央局电：“华北财经会议，对于克服困难，支援战争，非常重要，务须使其有成就，各项问题务须获得解决。”“望即催促各地代表携带材料，准备意见，迅速起身前往邯郸使会议能如期召开。会议进行情况望薄一波负责择要电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请派彭真率东北代表回延出席五四土地会议，最迟须于三月中旬起身。”
2月27日 就军队中组织党委会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这个电报经毛泽东阅改后转发各中央局、分局。
2月27日、28日 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限于三月五日前撤退全体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3月2日 致电吕振羽，指出：“目前在蒋管区组织人民斗争、开辟第二条战线，已十分重要。现在蒋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已调来进攻解放区，大后方十分空虚，蒋政府征兵、征粮及经济破产已使人民不能生活，组织蒋管区人民广泛斗争的前提条件，已很成熟。故你此去，甚有必要。但仍望你善自珍重，一切谨慎将事，切忌急于求功，一切依靠革命的群众，则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地区，企图吸引中共军队西调，然后集中全力袭取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问题。
3月5日 复信胡乔木：“敌人进攻陇东，自须动员群众应付战争和敌人，但土地改革工作决不要宣布停止，并须尽力利用战争间隙，继续进行土地工作，使土地工作与应付敌人及战争联系起来。应依靠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的群众来应付战争，如转移与埋藏物资，组织民兵，掩护群众避难及为战争服务等”。土地改革“工作团人员，应在战争与复杂情况中表示自己的坚定、沉着与清醒。一切张惶失措及畏缩的情绪，应该克服。工作团现仍留陇东工作，以便受到锻炼。”
同朱德宴请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到延安的工作人员。在讲话时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你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宴会。
3月7日 同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董必武率中共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回到延安。
3月l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 “中央决定黄敬为晋察冀中央局第三副书记兼军区第四副政委，以便他能协同刘澜涛主持后方各方面的工作。”
国民党军飞机开始轰炸延安。
3月12日 同朱德、任弼时、 叶剑英等带领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3月16日 同朱德、任弼时致电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我们及中央机关已由延安撤至瓦窑堡至清涧一线，原在这一带的中央机关已陆续向晋西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暂留延安，南线总归彭德怀指挥。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3月18日 晚，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十九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 “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冀察晋待命。”
3月20日 同朱德、任弼时致电贺龙、李井泉：“(一)中央决定全部先后转移晋绥。(二)贺炳炎旅暂向离石、柳林线开进为宜，因克虎寨位置太偏北。贺旅电台即与我们电台联络，将来西渡后归我们指挥。(三)请在辛关渡设置少数船只，以便紧急时渡河之用。”
同朱德、任弼时在子长县王家坪与周恩来等会合。
3月25日 同朱德、周恩来、 任弼时在子长县王家坪与毛泽东会合。
3月29日 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
3月29日晚——30日 出席在枣林子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3月30日 毛泽东、任弼时致电贺龙即转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3月31日 晚，同朱德等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
4月2日 晨，到达晋西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贺龙、董必武等会晤。
4月4日 同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的中直、军直五千五百人，留河西七百人，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路线经五台前进，四月十二日可开始出发。我军已在大同及忻县方面有布置，可以保证过路。董必武、叶剑英在前带电台先行，以便与各地保持联络。杨尚昆留三交处理后行人员，邓洁留守三交到最后。但邓洁尚未到三交，请令他速来。
4月5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档案资料转移情况：“(一)曾三所管之文件，除带来六箱外，其余均存在陕甘宁边区，由西北局曹力如保存，在安条岭者十五箱 (为《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 交清涧县委书记保存，在清涧以东四十里之某地二十箱 (《向导》、《新青年》、《红旗》及抗战初期各地报告等)， 已告曾三派人将清涧文件中一切带秘密性者取出外，望中央直接负责告西北局保管与处理该两批文件。(二)现存河东文件，除曾三者外，有机要处二十箱(历年电报等)，中组部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一局八箱(历年军事文件)，尚有二局、中社部、城工部各有数箱。现决定除各机关本身少数文件自己负责带走不得遗失外，所有曾三、机要处、中组部、一局文件，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贺龙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并已令曾三将所有文件分为三类： 甲、重要而不秘密者 (如《向导》、《红旗》及已印刷之各种决定)；乙、秘密而不十分重要者(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财政计划等)；丙、又重要又秘密者。 上述分类，以便在必要时或埋藏或销毁，或务必带走，无论如何不得遗失。关于上述决定，中央有何指示，望告。”
4月8日 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了全国和晋绥解放区的形势，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指出：晋绥边区的具体任务在于坚持长期斗争，尽可能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的有生力量，增加其困难，以便将来消灭他们。报告强调，首先要使人民的穷苦状态有所改变，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才能增加物力、人力，提高群众情绪，支持长期战争取得胜利。同时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土地，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
4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4月11日 接中共中央电：“根据目前战争形势与上月中央仍留陕北另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之决定，为求中央领导及工作进行的便利起见，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朱、董三同志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来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在中央工委下，中组部、中宣部、解放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均由安子文率领去太行，受中央工委领导。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罗迈、邓颖超参加为委员。
4月22日 致信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 指出：“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在个别的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群众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应加以鼓励促成，并尽可能给以组织性和纪律性。只要有真正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少数二流子及干部)，只要这种运动的领导不是操在坏人手里，只要我们在这种运动起来之后，不是置之不管，而是及时派一些忠实而有能力的干部去掌握其领导，并从群众中培养教育成批的领导分子，这种运动是不会有危险的。”还指出：“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复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任何党政军机关，对于侵犯群众这些民主权利的任何行为，对于受到群众批评和反对的干部向群众施行任何报复的行为，应该认为是严重的犯罪，必须给以惩处。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毫不动摇的切实实行。”“如果群众没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勇气，群众就不能压服地主阶级。群众如果还怕我们的干部，害怕我们的干部不正义的报复行为，那群众将更怕地主和恶霸。也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各地，指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4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六地委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晋绥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一是对付阎锡山，斗垮敌人；二是把地方搞好，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吃饭问题，中心任务是土地改革、生产、同冀晋发展通商。把这三件事做好，老百姓生活就会好，群众就会团结在我党周围。在谈到解决土地问题时，要求分区党政军及县委选择一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在今春到明春把五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完。工作中基本的是群众路线问题，先经贫农，再经农会。我们提出意见，让群众去讨论，大家动手做。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真心赞成，遵守了这一条，就不会犯冒险主义。要用一切方法培养群众的自信心、自信力，一切功劳是群众的。党政军及社会上的一切肮脏东西，要依靠充分的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才能洗干净。在政策上要坚持四个原则，即：彻底取消封建地主的土地关系；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能彻底消灭富农经济；按已有土地平均分配。但政策不要阻碍发扬群众民主。群众要违反这四个原则，我们不赞成；群众还要办，还不赞成；群众一定要办，就让办，让群众犯个错误，有了教训，会改正，以后会相信我们。
4月24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今原平)等地所了解的情况。指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农民生活很穷困，生产降低及破产现象，到处可见。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电报提出，准备由晋绥分局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对晋绥地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并从党政军民各机构中抽调最可靠的干部组织工作团，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建立村、区、县及边区的农会组织系统，依靠农会组织和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
4月26日 到达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
4月27日、28日 同朱德听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汇报工作。
4月30日 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干部欢迎会上讲话。指出，蒋介石进攻延安，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因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实际在政治上没有好处，军事上又犯了大忌，使胡宗南陷在陕北，粮食困难，交通断绝。蒋介石这样干，正表示其危机严重。再有一年半年，全国也可能变成山西形势，蒋介石变成阎锡山。那时美国开一百万兵来也不管用。晋察冀解放区在一切为着前方军事胜利的方针下，后方要用一切力量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以此为中心，结合各种工作把它搞好，使党更巩固，根据地更巩固。一定要切实节省人力物力的消耗，减轻负担，爱惜民力，保护民力，单纯的财政观点，没有群众观点是错误的。
5月1日 对薄一波二月十八日所送的晋冀鲁豫区土改情况报告作批示：“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对于这个报告应注意下列几点：(一)对于地主，必须根据全体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意见来处理，对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的照顾，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愿”。“(二)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其牲畜、工具等，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是不能不动的，但必须取得中农的赞成，向中农作详细解释，而且必须保存一部分富农经济 (即在事实上允许农民发财) ，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以免引起中农的恐惧和动摇，因此，打乱平分及中间不动两头打乱平分的办法各地必须慎重采取。(三)在各地所表现的‘左’的错误，在于没有切实注意建立与经常保持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统一战线，在于对中农采取不谨慎不细心的态度，因而常常引起中农的恐慌动摇，或侵害中农利益，各地必须密切注意中农态度的任何波动，对中农采取密切联合政策，只要全部中农能和贫农一致，就不会有过左的冒险主义，而如果引起中农与贫农分裂就要成严重的冒险思想。 (四) 我们各乡干部如有多占群众斗争果实及其他为群众所反对的行为，应充分发扬群众民主，让群众批评揭发及撤换其现任职务，不要阻碍群众，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相信自己作主人。为了使群众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应组织经常的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县区农民代表大会等，让农民选举，农民代表会暂时统治一切，并经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被群众批评和撤职的干部，应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调他们学习后改派工作，并在群众中对他们的错误负责。”
5月3日 同朱德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聂荣臻、刘澜涛、肖克、罗瑞卿见面，随后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平山西柏坡村。
5月6日 就彻底完成冀东土改问题，同朱德致电中共冀东区委：“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伟大成绩，但还未彻底，地主还保留了过多的土地财产，富农土地一般未动，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仍未满足。因此，农民继续要求获得土地。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这种要求及其过去一切反对地主、富农的行动，必须拥护，不能反对。”“为了尽可能最高限度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第一、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可从地主方面继续取得一部分土地财产填补给农民。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央前曾要你们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是过早的。但在彻底清算地主的土地财产时，仍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奸、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抗日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和区别。第二、在复查地主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的运动，除对汉奸、恶霸、富农为群众所痛恨者应该清算斗争外，对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应以不动为原则。就是说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在每一乡、每一区应该保存几家富农不动，中农才不恐慌。第三、必须坚决联合中农 (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但最近由地主、富农下降的中农可以除外)， 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密切注意中农情绪和态度的波动。凡是引起中农恐慌和反对的事，应劝告贫农停止进行。凡是中农同意和赞成的事，应大胆放手进行。”
5月24日 致电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 为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望注意研究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进行改革是否更便利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即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
5月31日 同朱德致电各解放区： 全国土地会议定于七月七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我们提议以杨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以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晋察冀野战军，上述提议经我们与聂、肖、罗分别谈话，在数日考虑之后，又经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一致赞成和同意。”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6月3日 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晋察冀野战军工作状况：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还带着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现正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为此建议在青沧战役后允许野战军休整一个月，责成杨得志及罗瑞卿在朱德、聂荣臻的帮助下完成一切必要的改组。朱德现已随聂荣臻去冀中，刘少奇因身体不好未去，拟回阜平休养一时期。
6月14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信中通报了各战场情况，说“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6月16日 同朱德复电华东局， 同意雷经天任华东军区两广纵队政治委员。
6月19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青沧战役胜利完成甚慰”。“下一步行动，似以全力 (主力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 向平津段出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
6月22日 任弼时、周恩来致电刘少奇： 在平津附近可设电台，所需报务员，请就近解决。
6月30日 刘伯承、 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地段上，一举强渡黄河， 在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3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即转杨得志、罗瑞卿并告林彪、罗荣桓：“现在距雨季尚有一个月，主力应即照杨、罗电移至高阳、雄县以东，休息若干天，争取在午号或午有以前，在永定河以北(平津间)进行一个战役。此役完成后即回至石门以东，休整一个月(八月)，然后进行石门战役(九月)。打石门以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十月半以后，准备以二四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敌充分削弱，然后与我东北部队配合夺取平绥路。”杨、罗于四日又提议提早开始石门战役。六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7月8日 中共中央军委就晋察冀再组三个地方纵队问题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肖克、刘澜涛、黄敬：“此次刘邓野战军南下前，晋冀鲁豫已从四个军区组成四个地方纵队，担任起解放区周围的野战任务。除王新亭纵队已在晋南吕梁建立战功外，现冀鲁豫七纵队已重新解放河南浚、滑、封丘、延津四县，秦基伟纵队正在道清西段行动，已占博爱、沁阳。”“本此经验，晋察冀可否亦于最近从四个军区组成三个地方纵队，以便配合杨、罗野战军或独自在本区对敌作战。”
7月10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会议准备情况：“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全国土地会议，只待晋绥及陕甘宁代表到达，即可开始。 估计到齐可有一百多人。“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会议即在工委领导下并组织主席团进行。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若干文件作为参考外，无其他准备，亦未准备报告，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会议问题将牵涉很广，我们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亦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7月11日 朱德致电毛泽东，报告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人员补充等问题。其中说，此间军事工作，经刘少奇的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尚非易事。财政经济及土地改革更是困难解决的事，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军事进行仍是会遇到许多阻碍的。
7月12日 电告各中央局、分局：“现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陈伯达均已到达平山工委所在地，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
7月14日 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聂荣臻、黄敬并报中共中央：“顷接耿七月十二日电，悉敌七师之二十、二十一两团侵占正定。如我乘敌未稳和滹河水涨，敌援不易，我军将其歼灭正是好机会。这对于军委指示逐渐削弱冀敌，及下一战役之执行，均有好处。请杨、罗、杨考虑，目前部队情况、是否能马上行动，决定，电告聂。”
7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他们所制定的关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人群众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对过去的成绩不要作过高估计，要亲自或派可靠而有能力的干部去那些认为业已解决土地问题的乡村多加考察。挖掘大地主、汉奸、恶霸的窖藏，以彻底消灭地主的经济基础，并解决农民牲畜、资本、耕具的困难，是很必要的，但应注意不要把大家的全部或主要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方面，而放松农民对土地问题的基本要求的解决。在指示文件中应提出，在乡村中建立贫雇农小组，并以贫雇农小组为核心团结全体中农建立农会，建立区、县、省的农民代表会，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去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农民代表会的最高权力。为此应严格告诫土改工作团，在工作中要彻底走群众路线，反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对新解放区及恢复区的工作，亦应在指示中提出。
在全国土地会议预备会上讲话：全国土地会议原拟五月在延安召开，由于战争关系没有开成，中共中央就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将来的文件和决定还要经过中央批准。会议定于十七日开幕，会期大概三四十天。会议开法，先由各地作报告，然后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会议的领导机构是主席团，由中央工委委员及各代表团负责人组成。工作机构是秘书处，下设文件编辑委员会。主席团由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二十二人组成；常委为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康生、彭真。秘书长为安子文。编辑委员会由陈伯达、廖鲁言负责。
7月17日 主持全国土地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一百一十余人。刘少奇在开幕会上讲话，指出：“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 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左”了一切就“左”， 有了一切就右，会影响各种问题，今后如何有意识地使其它工作有计划地推进，应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大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开个老实会。如果根据假报告做决议，就会害死人。
7月20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土地改革以后，仍有富农经济，只有最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消灭富农，消灭穷困，要把这个真理告诉农民。只要不侵犯中农利益，就不会犯冒险错误。强调不改变干部的不民主、命令主义的作风，不先搞党的问题，就不能搞好土地改革。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长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致电薄一波：“土地会议须八月底才能结束，望你即来参加，带财经材料来。”
7月26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康生，通报近期工作和战争情况：(一)“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又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又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展开土地改革。” (二)“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赓纵队行动；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三)“刘、邓歼敌八个半旅，山东歼敌一个半旅，邱清泉、吴绍周等十个旅从鲁中被迫调至兖州，山东局面稍见松动。”
7月30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察冀代表团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晋察冀在土地改革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同时强调这些问题的性质还是党内问题，要当作党内问题来解决，不要打人。一打就秩序混乱，就没有民主了，要订出纪律。
8月2日 致电饶漱石、邓子恢并报中共中央：在党内严重不纯的情况下，如不预先加以适当改变，即去进行激烈的土改，必致引起事变。在冀晋区亦有类似的情形，冒然进行彻底土改即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干部强迫群众开会、打人、杀人。“你们去改造渤海党组织时，必须十分警惕慎重。目前山东军事十分紧张，进行这种党外党内的激烈斗争，更须充分警惕，否则类似内战时富田事变及大杀 AB 团改组派的错误是可能重复的”。可先调开若干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负责干部，然后动员全党去发动贫农联合中农进行土改，并在土改中逐渐改造干部，根本改变渤海现在情况。
8月4日 致电中共中央，反映土地会议上各地所汇报的情况，并对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转变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建议，请示中央：“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冀察晋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冀察晋(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其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同时“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两月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然而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为此建议：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权力机关，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 (或其他日期) 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然后召开区、县代表会，改选区、县干部；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以保障干部及少数人不受群众中某些过分行动的侵犯，并对其犯罪行为得以揭露、证明和处分；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犯罪干部及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十三日，中共中央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8月8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谈土改工作的领导问题。指出，领导的基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及其不断反复。走群众路线不是不要领导，恰恰是要好好领导。只要群众自己干，这是自发论。我们要的是既不包办、又不尾巴主义的列宁式的领导。不是共产党领导，就是地主、富农和中农的领导；不领导，就是放弃领导，这是危险的。领导群众，不能脱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能没有意见和主张。要用一切办法争取领导权。在谈到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偏向时说，偏向要纠，但应研究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间纠。强迫纠即是泼冷水。纠偏，要依靠说服，依靠群众的自觉，注意在纠偏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鼓励他们的热情。领导要有预见，要能预防偏向的发生，要善于拔掉萌芽。
8月9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讲话，着重阐述群众路线问题。强调要树立相信群众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要恩赐包办。一切伟大的人民事业，都是人民自己搞的。第一有功劳的就是人民。指出将群众路线与领导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把群众要求与政策相对立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政策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而制订，也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来修改。
同朱德、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据杨、罗、杨电：敌主力退大清河以北扫荡，我以军区部队配合民兵对付之，野战军急须整顿到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商量的意见，趁此时机，应准其充分休整，因野战军初组成，干部调动多，交代就职均不熟习，连队补充了新兵，亦应争取训练短时期，如准备充分再配合东北作战或独立作战，均须准备连续作两个战役为宜。因此我们提议中央准许他们整训到八月二十五日为好。”
8月10日 致电黄敬：“关于战争形势估计，以更谨慎一些为好。否则可能引起某种乐观情绪及对困难估计不足等心理。你们可将新华总社来电转发各地及有关机关，作为你们以前估计的某些修正。因为仅系一种估计，就很难完全符合客观的发展，如有新的情况发生或发现以前没有估计到的某些情况，应随时修正自己的估计。这应成为工作习惯，不要以为自己讲过的东西就不好修正。”
8月13日 同朱德致电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据东北林彪、罗荣桓电，东北主力将于九月尾开始行动，要求冀热辽部队于九月八日前后，先在北宁路山(海关)、锦(州)段进行彻底破坏，以便尔后配合作战。
8月16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讲话。讲了“五四指示”形成的历史背景，强调以后党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首先要在党内的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一些办法，经过整理、整顿，加强纪律，在思想上和组织系统上取得一致，再去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团只是暂时地特殊采用，地方党经过工作整顿后，工作团就可以撤回。在土地改革和整顿党的问题上，一定要在思想上明确一致，组织上有界限，办法上要妥当，步骤上不要错乱，不要犯急性病，但必须有决心，不要等待。
同朱德、聂荣臻致电晋察冀野战军：石门既不好作战，请提出新的战役意见，以便我们商讨后呈军委决定。如暂时各方均不好打，可多整训十天至十五天，将部队补充完整，好好训练，待秋高时再大举进攻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线，或再攻石门。现正定有保安队二千余人，在此休整中亦可派一部分兵力解决之。
8月20日——21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报告。 指出土地会议的中心是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没有很好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妨碍充分发动农民的原因大致是三方面：地主、富农阶级的阻碍和破坏；领导上的动摇和官僚主义；党内的不纯洁。报告认为抗战期间发展党员没有强调成分，没有强调阶级教育，而且是大量的发展，很多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吸收了很多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相反，对吸收贫农入党，有些地方根本不注意；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领导机关中、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机关中占了优势，并在党内形成熟视无睹的状态。所以，必须对地主、富农站在党内反对土地改革的情况引起严重注意。要整编队伍，首先从党内整起，提高党的纯洁性。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回避在本地工作的原则。其次，整编群众队伍，以贫农为中心，团结全体中农以及其他反封建分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团结群众的队伍。第三，要建立人民法庭，对于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判调查，执行诉讼。建立起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
8月23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杨、罗、杨十九日十时之第二方案行动(三纵去西面涞水一带行动)可否，请军委批示。”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一个纵队攻涞水一带、主力至大清河以北机动之方案。
8月30日 同朱德复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敌地堡坚固，应研究对策，筹备技术与材料后，再设法攻破。”“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习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
9月1日 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贪污腐化。如果我们领导上不注意抵抗这个势力，自己也动摇，也搞贪污腐化，那就保管垮台。进城之前要有准备，进城之后要有纪律，要委派负责人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关，要给进城工作的人员讲清楚，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9月4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认为平分土地的办法是消灭封建最彻底的办法，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毛病最少、好处最大，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个大解放。这是最公平的办法，党内问题也好解决了。
9月5日 就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等问题向中共中央请示：“土地会议已经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内即可闭幕。讨论原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因新华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而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及整党、组织农民与进行农村民主运动及生产运动的方法等”。六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央工委：“九月五日报告悉。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 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 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9月11日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实行彻底平分土地，而不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从理论上讲更进步的办法是打乱平分，封建关系可以通通搞掉，就连农民的土地旧有关系也搞掉了，但这个办法比较激烈，恐怕农民接受不了，可能说服农民更困难些。
9月13日 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刘少奇作会议结论时，指出：全国土地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土地会议有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阶段，一些观点、论点、看法和政策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后来修改了。可见大会是实事求是的，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是会有错误的。开始有错误，后来改了，这就对了。”“大会开得好，错误发现了，修正了，真理也发现了。我们准备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是毛主席的口号。今后要继续去发现我们的错误。《土地法大纲》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结论对土地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会议上通过的《土地法大纲》，代表着今天土地政策的基本和主要部分。《土地法大纲》还要经中央修改、批准后再发给你们，可先根据此草案去准备。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如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区别一下好。对大地主、恶霸可斗得凶一些，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中、小地主就轻一些。不过，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不能因为区别和照顾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区别，基本上是根据群众意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针下，分化敌人营垒。应该有此斗争策略。”“《土地法大纲》经中央批准后，要与群众直接见面。各地订的细则如有与《土地法大纲》抵触的，以《土地法大纲》为依据。平分土地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去搞。最可怕的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与地主撕破脸，仅仅由几个干部包办。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组织队伍，发动贫农、雇农组织农会，群众觉悟了才行。不去组织队伍，不提高群众觉悟，是不能分好的，就是分了也不巩固。”“政策上有个问题要提一下，就是工商业问题。工商业肯定要保护。有的工商业者有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结论认为，“今天，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整编队伍的方法，上次报告中已详细讲了，还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 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结论强调，“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撤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象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这个结论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9月14日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晋冀鲁豫代表团谈话，指出党内斗争是为了搞好党，而不是弄垮党，提意见要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一切无原则的斗争都不准。在土改中，对“反革命案”更要慎重。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晋察冀代表团谈话，指出要坚决地结束那些无原则的争论，回去只解决一个问题，平分土地和为解决土地问题的需要而整党。全党要努力为消除军队与地方的隔阂、增进军队与地方的团结而斗争，消灭山头，消灭界限。
9月15日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晋绥代表团谈话， 指出从分局到支部的党员，凡障碍土改者一律必须以组织手段扫清。历史检讨与土改、整党直接有关者仍可以而且应该检讨。怕丢地位、丢面子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保守性，都要妨碍革命性。把面子、架子打掉才能一身轻，从头做起。自己不去保护面子的人都有面子，极力保护自己面子者就无面子，这是党内的规律。凡属真理是磨不掉的，磨掉了就不是真理，这就没有什么可惜。领导人应该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人民的一个工具，要有这种认识，面子问题就解决了。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东北代表团谈话，指出在党内要及时制止争论不休的、不考虑后果的、不负责任的无原则斗争。整党与整干部要自上而下，从中央局起，然后以省为单位、以省委为中心来整，有些实际是在党内闹事的老资格要整。要为东北人民树立一个好作风，建立一套工作的纪律，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搞好与群众的见面礼。这才有政治资本，局面就打得开。搞群众运动，除了农民就是工人，绝不能忽视城市的工人工作。
9月16日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山东代表团谈话， 指出要派负责干部深入下去搞土改，必须在生活上、作风上给当地以面貌一新之感，有为人民当长工、当儿子的决心，特别对穷小子要更亲热。要先抓紧渤海区。在游击区可搞土改，只有搞土改才能坚持。在游击区搞土改、整党、民主运动，都须看形势、想办法。检讨历史问题不妨晚一点，现在没有时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土地会议“决定两大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关于整党，“决定各区首先由上而下进行，召集各级干部大会，查阶级、查思想，宣布平分土地政策，总结过去土改经验，进行打通思想、调换干部，整理组织及规定纪律诸项工作，以便在党内去掉平分土地障碍”。“然后进入农村整编农民群众队伍，建立贫农委员会，联合中农，建立农会，即开始平分土地和地主富农财产。在平分土地之后，再实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整党整政，召集村农民大会及区、县、省、边区各级农民代表会，由群众审查并改选各级干部，公开党员及党的支部，建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预计在明年春耕以前，完成由上而下整党及平分土地，以后再进行由下而上的整党整政。约三四个月亦可完成。我们想在明年五六月间召集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不再开土地会议)，成立全国农民总会，并同时召开青年、妇女的全国会议，成立青年团及妇联会，总结平分土地经验，讨论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并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中央政府的成立”。
9月17日 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冀热辽代表团谈话，指出进行党内斗争，应采取最负责的态度，目的必须是有利于工作，对党对人民有好处。遵义会议时，只说军事战略错误，不说路线错误，毛泽东明知路线是错的，但在决议上却写着是对的，这不是隐蔽真理。当时如提路线错误，则不能团结，会在长征中途搞垮的，这是最大利益，小道理应服从大道理。又指出，上面这些话是对上级而言，绝不能用来对下级，把它用做自己实行家长制的根据。
9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 晋察冀需要加强领导，提议彭真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到晋察冀帮助与指导工作。十九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同朱德分别致电续范亭治丧委员会和续范亭夫人。给续范亭夫人的唁电写道：“范亭先生逝世，是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闻之不胜哀悼，尚望园府善自节哀，继承先生遗志，灭蒋救国，以慰英灵。”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在山西临县病逝。
9月19日 在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上讲话： 要踏踏实实准备一年，再开党内青年工作会议或青年团代表大会。青年团首先要求质量，要有一个好的纲领，一个好的作风。今年和明春，青年干部要先参加土改，在土改中组织青年，总结经验。还指出，青年团在大革命前搞得好，大革命后犯了先锋主义错误，抗战时取消了，现在正是重新建立的好时机。
9月20日 在中央妇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解放区的妇女是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力量，解放妇女是各级妇委会的重要工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是农民家庭妇女，这是妇女工作的对象、主人，要了解她们的痛苦、要求、脾气。要深入下去接近她们，搜集材料，积累经验，搞一个纲领。有了纲领，目标明确，各地工作就不会盲目，就会统一。
9月22日 同朱德、冯文彬致电中共中央， 报告中央青年工作会议情况，建议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提出建团工作计划。十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9月23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 晋察冀野战军在大清河战役中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未获大胜；但此次士气极旺，干部之具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朱德拟去野战军再整理一时期，随同杨得志、杨成武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树立起来。刘少奇因要整理土地会议文件，不能去。
9月28日 致信彭真： “你们在大会可传达土地会议的精神与几个要点与原则的规定，不要照样传达”。“由你们根据情况发挥与择要解释，这样传达与讨论最为适宜有效，可免教条主义的危险。”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热河分局电：“现将中央对土地会仪平分土地的指示转你们。同时土地会议又决定全国各解放区普遍整党，以便先肃清党政军民各机关阻碍平分土地的障碍物。”整党“首先由上而下整，召开各级干部会，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查阶级、查思想，调换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及妨害土改的干部，并定出严格的纪律以便裁制一切反对与阻碍土改的分子，只有如此，取得全党思想上组织上的一致，才能集中全力去团结与发动农民，以贫农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实现平分土地。在平分土地后，再进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来改造与整顿党政，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
9月30日 同朱德致电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叶飞、陶勇两纵队是陈毅、粟裕兵团的主力，他们的削弱，对大局是不利的。你们可否在尽快的时间内给该两纵补充兵员。望转告陈毅、粟裕，令他们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十月四日，徐、滕 、薄复电， 说拟于今冬扩大十万新兵，当给叶飞、陶勇两纵以补充，唯新兵须经短期训练，估计明年一月始能拨兵。
10月5日 同朱德复电杨得志、杨成武： 同意晋察冀野战军出击保定以北地区，并仍采用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10月7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主要讲了查阶级、查思想的道理。
10月9日 同朱德致电杨得志、杨成武、耿飚、聂荣臻、肖克、赵尔陆： 在破坏铁道时，应注意桥梁、水塔及其它我们将来不能或难于修复者均不要破坏；但铁轨应搬走，枕木应烧毁，路基应彻底平毁，以及其它我们将来易于修复者应尽量彻底破坏，以达到战术要求为止。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土地法大纲业已修改完毕，决于明(十)日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政策。
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致信彭真，对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扩大会议及土地会议的经过情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表示赞成。认为晋察冀中央局“对于过去的总结及对今后工作所决定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并将成为晋察冀工作转变的开始”。
10月11日 晋察冀野战军在保定西南清风店地区发起清风店战役，至二十二日，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第七师和第十六军一个团。
10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在目前土地改革期间，应由无地、少地农民组成贫农团，再由贫农团大会选举贫农委员会(可不叫贫农小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应改为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乡村农民大会及农民代表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会 (或称人民代表会)， 应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由各级代表会委任各级政府委员会。而各级农会委员会即等于各级代表会的常驻机关，与以前参议会的常驻委员会差不多。它与各级政府委员会同时存在，并经常监督政府工作，且由它按时召集代表会审查并决定政府工作。上述形式是否妥当，望你们提交会议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考察，进行创造，以便在将来能正式规定一种制度。”
10月18日 致信彭真，指出：“整党的具体目标，也是为了使党能正确地领导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平分土地，暂时以不旁及其他为好。因为在平分土地中，问题还是很多的，不要疏忽。另外，在平分土地后，是还要来一次整党的，故党内许多问题还可到那时去解决，也以到那时去解决为适宜。现在只以除去平分土地中的党内障碍及破坏因素为目标。”还指出：“一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只要与原来的阶级断绝联系，诚心接受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教育，改造自己，就都有光明的前途。”同样，也应该告诉一切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也受过旧社会地主富农许多错误观点的影响，因此也必须在党与劳动人民的教育下改正与肃清这些影响，然后他们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表，人民的领袖。”信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并不是唯成分论者。我们现在有完全的必要强调社会阶级成分，因为现在党员的社会成分正影响我们政策的执行及党的进步。但我们必须防止不正确的唯成分论的产生。
10月22日 晋察冀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乘清风店战役胜利之机夺取石家庄的建议。
10月23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只有三个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你们意见如何?望复。”并告，朱德拟即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
致电彭真、聂荣臻、康生、刘澜涛并告薄一波：“晋绥报告他们由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了一个告农民书，作用很大，农民根据此书自动起来扣押地主并请派人去分田。你们除公布土地法外，是否也发一个告农民书，望考虑决定。最近你们在会议上印发的文件似乎太多，可能会失去中心。”
10月26日 复电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完全同意你们对于土地工作的计划。领导骨干依靠县、区、村农民代表会去进行一切工作的形式很好，望普遍运用与发挥代表会的作用，并多开代表会去解决各种问题。这种代表会议将来可能成为解放区民主政权的经常制度，将一切权力集中到代表会。”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舒同电：“同意你们意见，在整理党的组织中，对于立场不坚定、脱离群众、不能完成土改任务的干部，应无所顾忌的加以调动；并同意调换区党委书记景晓村，以张哗为书记。”
10月30日 电告中共中央： 朱德已到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处，康生已于二十九日晚从阜平起身去渤海张鼎丞、邓子恢处，彭真到阜平晋察冀中央局，董必武、刘少奇、陈伯达留中央工委。
11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总到杨、杨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11月3日 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转朱德并聂荣臻、肖克：“请准备于冬春之间开始与东北我军作较密切之配合作战”。“请计划在石门战后之兵员及弹药等补充，以便在这次战役后休息一时期，即进行平律路或平绥路之配合作战。为此目的，请令杨、罗、杨电台即与林彪电台直接联络，并要聂、肖令地方部队亦按时休整补充，准备配合作战。”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一)同意合并察哈尔及冀晋两区党委为北岳区党委，并成立北岳纵队。以赵振声为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军区纵队政委，唐延杰任军区纵队司令员，王平任第二政委，张苏任行署主任，刘杰、杨耕田均任区党委副书记。(二)同意调吴德到冀热辽立作，以杨献珍为中央局秘书长。”
11月4日 同朱德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我们电台已与你们电台经常联络，你们情况及地方工作情况，请直接发给我台。”
11月5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 建议同意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凡野战军、地方军及地方干部因作战阵亡或在对敌斗争中牺牲，其家庭贫苦者，烈士本人仍算人口，分得一份土地”的提议。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抗日和此次爱国战争中所牺牲的一切烈士均应算作人口分得土地的指示。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彭真、聂荣臻电：从晋察冀抽调十个台的报务、机务和十个所的医务、行政干部给刘伯承、邓小平。
11月12日 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向中共中央工委报告石家庄战役于本日胜利结束，全歼守敌两万余人。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中央注)。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新式富农应除外。中央注)。望在土地改革中，应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人民代表会政权。”“各级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为各级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而不应集中于委员会，或群众大会。”“各级代表会代表，县以下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 (亦可说由人民直接委派)，县以上由区、县代表会间接选举。”“各级政府机关，应向代表会报告自己的一切工作，并请求审查和批准。代表会对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武装等一切事项，均有权决议或否决之，各政府机关须完全遵守并执行代表会决议。”“代表会代表不称职者，得随时由选民撤回另派。各级政府委员会不称职者，得由代表会全部或个别撤换、审核。”
11月14日 为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论查田运动》一书撰写前言：“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著作。虽然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与今天解放区的情况并不相同，党的政策和口号也与今天并不一样，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并不能在今天各解放区都能适用，但毛主席在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其所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是相同的和适用的。故特加以翻印，发给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级干部阅读，作为借镜。”十二月八日，刘少奇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11月15日 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一)东北我军主力之一部在一星期内外即将在锦州附近作战，以后再进入冀东及平绥线作战。你们应作密切之配合。(二)你们在恢复石庄秩序后，即将石庄善后一切任务交黄敬诸同志负责，并配属必要部队给黄敬，你们部队应争取时间迅速进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下一更为巨大的战役。”
11月16日 同董必武致电康生并张鼎丞、邓子恢：“现在山东土改应大量用有经验的外地干部去作领导，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及官僚蜕化分子应调离本地。以后再不要在干部中提华中、山东干部的界线，一切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工作的干部即应提拔，一切不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工作的干部均应撤换，不管是华中来的或原在山东工作的。”
11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对于明年全国各解军的财政供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能不即时通盘计算，提出统一的目标和计划，以便号召各解放区和各军一致努力奋斗，实行一切必要的调剂，来加以解决。因此我拟在最近集中注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注意各地土地改革及整党，使其不出大的乱子。兵工生产及交通运输会议亦拟参加一下。在解决这个问题后，或可到杨、杨部队中去参加与帮助他们一些工作。”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东北局电：“最近接到一些小孩子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们都在中学快卒业或已入大学与专门学校或在大学快卒业。请你们代表中央对他们的学习加以可能的指导，要他们学习工业、农业、采矿、医生等各种技术，同时尽可能参加青年团、职工会及其他组织的活动。并请你们把《东北日报》及其他报纸书籍分别各学校按期寄给他们，使他们多知道一些祖国的情形。”
11月中旬 对石家庄工作作指示：石家庄是华北各解放区联结的中心，其重要性关系人民生活，关系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对石家庄要采取建设的政策和长期建设的方针，不允许任何破坏，要严明入城纪律，用一切力量保护城市设施，维持城市秩序。
11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东北局电：“关于土地法大纲的补充，还须在平分过程中不断由各省加以修正和补充，不要规定过多的统一办法。”“关于东北的政权制度，请你们研究工委申宥给冀东电(中央戊文转各局)，在一切群众业已充分发动的乡村和城市，由下而上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并使之成为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城市工作中望加强工会工作及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东北局及各地负责人应经常到工厂中及工人大会、工人代表会去作报告和讲演，使我们各种政策和工作能首先取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和华东局等：陈(毅)、粟(裕)区域人口二千余万，党政民工作的领导亟须加强，请考虑让邓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去陈、粟处，以加强陈、粟区域及苏中、苏北的领导，明年秋冬或后年春夏，陈、粟主力出江南时该机构则随军南进。目前渤海区土改及后勤工作的领导由康生暂代邓子恢，待华东局派人接替渤海工作时康生可去山东帮助土改。三十日，刘少奇和董必武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
12月4日 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四分区干部会上讲话，指出蒋介石败局已定，一年后人民解放军将有大队伍发展到江南，现需将北方工作赶快做好，以备届时能抽调大批干部到华中、华南。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搞好，否则即使打倒了蒋介石，革命也不算胜利。如不搞土地改革，共产党的干部也可以变成地主和变成北洋军阀。
12月6日 电告中共中央： 朱德、陈毅已到中央工委，彭真、聂荣臻两日内亦可由石家庄来工委。
12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华东地区工作情况。在发言中指出，豫皖苏地区拟成立分局，邓子恢到后，此局归晋冀鲁豫中央局，不归华东。华东野战军主力，准备于明秋南渡，所以在这一年应准备在走后仍留有完全的一套工作不受影响。一定要抓紧搞好土地改革，要在这一年中完成土改，消灭地主阶级、消灭蒋军。把根据地搞好，培养一些强有力的干部，把几个县真正搞好。部队实行军事掩护土地改革，打击土顽。
12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彭真、聂荣臻、赵振声汇报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即四分区干部会)、土地会议、政工会议(实际是部队的整党会议)的情况。在发言中指出：晋察冀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城乡的联合问题，对石家庄及其附近的乡应即开始宣传联合思想。
12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刘仁等汇报北平的中共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情况及今后工作。在发言中指出：对党员要进行“打倒蒋介石”的教育，要使党员确认蒋介石必须打倒，而且下决心自己去打。现在的情况是，一般党员有决心打，但拿不出办法，至于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认识就很不一致了。只有解决了要不要打倒、打不打得倒、有否决心去打、为什么下决心去打，那才是党员。要用这四个标准去审查党员，以使党精干。还指出：在北平，在打倒蒋介石这个问题上，工人所起的作用不如学生。自然，学生与工人比是有些便利条件的，他们的自由多一点，与上层社会的联系也多一点。但是也说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作得不够。要动员群众在这一大革命中积极行动起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只有群众的大多数决心为打倒蒋介石而牺牲奋斗，那么大革命的高潮就确实到来了。蒋管区城市的每一个群众运动，哪怕是单纯的生活要求，都对解放军有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作用，都有打倒蒋介石的意义。这一工作做好，就能有广大群众的配合攻城、里应外合，并配合管理城市。当前的实际任务就是组织日常斗争，积蓄力量，避免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我在城市中的组织，以便到时里应外合。还要注意争取老一代的技术高、有地位、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老工人，来解放区参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力量，了解我们的政策。他们回去后，就会积极起来行动。
1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据彭真汇报晋察冀的工作情况，晋察冀“中央局威信大增，一切无原则纠纷，突然停止，党内空前团结，干部信心大大提高，群众已开始活跃。只要以后不发生错误，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这里的工作是可以走上正轨并加以巩固的。”“野战军的作风也改变， 军队整党已开始， 已不怕大的伤亡，并能够攻坚。”“财政赤字已不很多，已不靠发行度日，物价亦趋稳定或下跌。如在土改中不出大乱子，可保障此区在今后能比过去更有力量地进行作战。”
在听取黄敬汇报石家庄情况时讲话，指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存和发展工商业，保存和发展经济，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城市的工人运动、贫农运动，都要从城市的整个经济政策出发，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不仅公营企业要发展，私人工商业也需要发展。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在乡村，清算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消灭封建，清算的结果把最黑暗的封建势力搞垮，农民解放，社会生产得到大发展。但在城市如对厂主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搞垮，是会把城市毁灭掉的。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绥分局并报中央、抄送西北局电：“(一)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问题，可在法律上规定许多办法去保障。例如：解散旧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旧组织，收回其图章，再由贫农团负责筹备新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组织。旧干部的审查、撤换与处分及新干部的提拔，以及定成分，各种组织会员的介绍，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没收和这些土地财产的分配等，均须先经贫农团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农民大会讨论通过。 如此，贫农团即使人数不占大多数，也自然成为领导核心。乡村中一切工作，特别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必须先经贫农团的发起和赞成，否则，就不能办。这些都可成为法律，党与政府可训令一切党委、工作团及党员和干部遵守这些规定去进行工作，凡有不遵守这个方针和这些规定的党委干部和党员，可给以处分、撤职、调离本地和开除党籍。如此，可从领导方面去切实扶助贫农团的领导。但仅仅这些法律规定，还不能树立与保障贫农团在乡村中的领导，还必须依靠贫雇农的积极性、贫农团组织的纯洁性，而不致被坏干部及流氓分子所篡夺；同时，贫农团办事必须公道，必须注意去保护中农利益，而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并且事事与中农商量，在贫农团自己讨论好了之后，都提交农民大会或代表会去与中农讨论，取得中农同意后，再来办理，而不要由贫农团独断独行。”“(二)工委给冀东关于代表会议制度电，是指解放区经常的政权制度，这是要在群众业已充分发动或土地改革业已完成的地区，才能建立这种代表会系统，而且必须在目前反对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财产、改造旧干部等斗争中，建立了党与贫农团正确的领导，才能使这种代表会真正形成，而决不是可以和平建立的。因此，你们应立即召集县以下各级临时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去解决土改中各种问题。”“(三)你们《土改通讯》第二号关于后木栏干村成分问题的意见，是不妥的，偏于过左的。确定某人成分，应以当地建立新政权前若干年及抗战后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决定，而不要联系到很远的历史，更不要以今天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好坏为标准来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分。”“(四)关于自发运动与普遍运动不应当作口号去叫喊，也不要成为固定名词写成什么‘自运’或‘普运’。虽然我们不要惧怕群众的自发运动，但我们不只是群众自发运动的追随者，而必须努力去领导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尽可能更多地变成自觉运动——有系统、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运动。现在你们那里不是缺少群众自发运动，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因此，你们再不要去鼓吹与煽动自发运动。你们那里所缺少的是党对于这种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因此，你们必须加强正确的领导，加强运动的计划性与系统性。为加强领导，现在经常召集县区代表会，依靠代表会这个形式是很必要的。”
12月l9日 致电康生：“阜平及其他若干地方吸收正派非党员贫雇农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干部会议及支部大会进行整党与讨论土改，曾获得很好效果，希望你们斟酌采用。”
12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华中分局副书记曾山汇报华东工作。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很好，已转发各地。在群众运动中，应特别注意考察若干特别好的领导干部，使他们的领导作风能够普遍扩展，由领导一个县到领导两个或三个县，并从工作好的县中抽出下层干部去帮助邻近落后县的工作，这对今后长期工作十分重要。望你们根据东北的情况和经验拟定一个劳动法，在工人与工厂合作共同发展经济的方针下，保护工人的生活。
12月21日 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交通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领导的，目的为解决统一领导、调剂、节约、技术、管理等问题，提高军工生产。现在全党整党，军工生产也要整顿，兵工厂中也要进行三查，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要研究和建立比较合理的工资制度等。还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优势，年来已发挥净尽，美蒋已均无信心，已在作退路的打算，第一步退两广，第二步到台湾，再不行只好当流亡政府。我们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理兵工交通方面的问题，克服各个环节上的工作中阻碍我们与人民结合的缺点，从而充分发挥党和军队与人民结合的力量，达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12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就华东局要求调一批有土改经验的干部去山东一事指出，干部问题应采取自己解决的办法。渤海区可抽三五个中心县搞土改，以后再推广土改，干部即从这几个县里出。还可设党校、办训练班、开会来训练干部。干部一定要从群众中产生，作风才会好。还提出，张鼎丞在鲁南、曾山在胶东各搞一个县，康生在渤海搞一至三个县，只留饶漱石一人在华东局管打仗、财经，掩护土改。
中共中央工委致电中央军委参谋部，报告军工会议情况：会议已进行五天，根据刘少奇、朱德的报告讨论了军工的建设方针。工厂以分散在山地为原则，不搞工业中心。产品集中解决弹药和炸药，除生产一些有效用的各种追击炮外，武器主要靠缴获。对石门、井陉、阳泉的工业，采取恢复方针。对工厂管理，采取经济核算的企业化制度。工资原则不能过高。对生产规格，大致做到某些必须统一及可能统一的统一起来。
1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绥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并报中央电：“现华中局面开展，急需大批干部南下工作，决定从晋察冀抽调二干人，从晋绥抽调八百人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区委及优秀乡级干部，党政军民财经干部均要。”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杨尚昆、李克农并报中央电：“望从后委各机关尽可能抽一批干部到豫西及豫皖苏地区工作。能抽多少，何时可抽出集中出发，望即告。”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康生、张鼎丞、邓子恢并报中央电：“派干部到豫皖苏事，因晋绥、晋察冀两区大批干部已进入村庄进行土改，暂时无法大批抽调，若干撤职干部，如不经过一时期训练，派去华中，亦将有害无补，故暂时无法大批派出。但中工委已决定开办党校，并要各区亦办党校，对所有受处分干部，只要他服从党，不拒绝工作，一律送党校训练，在党校审查后，陆续分批派到华中，其他比较负责干部，亦须待二、三月才好抽调，你们在大连的干部应设法调回。”
12月29日 听取军工会议关于军工厂的领导问题、职工问题、党政工作问题、干部问题、工资问题、工厂管理等情况的汇报。
12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转廖承志并报中央电：“总社广播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及怎样分析阶级两文件，据说每日播送很少，至今未播完，望饬令即速播送完毕，并多播一、二次。因各地在没收地主、富农行动中，已因错误地分析阶级而发生过左行为，损害中农利益，急需此两项文件也。”
12月31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与军工会议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生产不仅是军工厂的第一任务，而且是唯一任务。生产任务包括质量好、数量多、成本低，党、政、工会都要合作一致把生产搞好。并说，革命很快就可以胜利。革命胜利有三大功臣，前方军队，党的领导，后方工作。军工生产就是后方工作，在中国革命中间有很大功劳。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检查本地土改工作，如已发生在划分阶级方面的“左”倾错误，应立即纠正、补救，如尚未发生应早加防止，不要使这种错误发展。指示指出：“划分阶级应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再提出其他标准都是错误的。追历史只能追到当地新政权建立以前三年、五年，而不要追到太远或追几代。例如。在当地新政权建立前三年中是地主，即订地主成分，是农民，即订农民成分。望根据新华总社广播的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及《怎样分析阶级》两文件去办理，并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印发给一切土改工作干部详加讨论，并根据中央指示立即提出修改及补充这两个文件的意见速告中央，以便中央能迅速规定分析阶级的统一标准和办法。”指示还指出：“确定谁是地主、富农，必须首先在贫农委员会及贫农团大会讨论通过，经工作团或上级审查同意，再由本村农民大会讨论通过，方可确定。而决不应由少数人决定或有任何强迫包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