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在干部团拜会上讲话，指出去年已打掉蒋区优势，现解放区力量已超过它，这是带决定性的形势变更。今年再取得第二个决定性胜利，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可能倒台。
1月5日 就遣散石家庄敌伪公务人员问题，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在登记国民党员及清理罪犯完毕后，除我们必须留用者及犯有严重罪行须交人民处理者外，应加教育后，迅速向天津、北平释放，一方面可以节省，另方面可到平、津传布我方影响，对将来攻打城市会有好处。”
同朱德、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打算，请即示复，以便作各种准备。”
1月7日 传达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刘少奇在传达中强调要揭破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定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1月9日 致信康生：老解放区的土改“是不能性急的，性急的结果不是形式主义，就要出乱子。渤海的情况不会比这里更好，因此更不能性急。你们在土地会议以后，似以不普遍发动，而以集中力量发动数县(但至少须有一县或数县)为宜。因为如此才能训练干部形成新作风，取得经验并不被坏分子所利用。如若普遍发动，则仍不免出乱子，或是形式主义的假分田”。“如果你认为应该这样做，那在其他不进行土改各县，就应以其他工作及整党为中心工作，先由上而下系统地考查训练与调整干部及党的组织，就替以后进行土改准备了前提。待党的组织调整后，中心县土改又取得经验，再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似比较地对人民有利。”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为准备局面开展之干部，拟开办党校，招收县团以上干部五百至一千五百人，训练半年派出工作。是否可行，请示。”
1月11日 致电叶剑英、扬尚昆、李克农： 石家庄是华北最大的特务据点之一，现正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肃清特务，唯审讯人员缺乏，致工作进行迟缓，李克农是否可再派若干干部前去帮助工作。
1月13日 在晋察冀四地委土改汇报会议上谈老区土改方针问题。指出全国土地会议没有区分新老解放区的不同办法是个不足。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不同，方针、政策与工作方式都应有区别。老区消灭封建已经搞过好几次，油水已不多，硬造高潮就会出乱子，老区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上硬要制造斗争，动富裕中农，动工商业。今天老区挤封建主要是整党，整党内的地主， 就是搞掉党内的封建， 把整党与挤封建、“搬石头”、斗地主结合起来就会有高潮，要在群众参加的公开的支部整党会议上来查阶级、查思想、查行为。整党与土地改革要结合进行，不能机械分开。
1月14日 嘱杨立三转告薄一波：“毁家纾难” 的口号不大好，不要提，因战争是长期的，山东提出这个口号曾吃过亏。想要人家的东西，就提高人家的阶级成分的情况要注意。组织贫农团不能有关门主义，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应加入。不要干部当家，把干部当家与群众当家分开来是错误的，干部当家只是不要包办代替，而要代表群众说话、当家，严重的尾巴主义和强迫命令都是机会主义，都违背群众路线。共产党员件件事要有主意，要提出办法，要带头干，对别人的错误意见要进行批评，这是领导的责任。群众不赞成的，就应做耐心说服工作，同时考虑自己的意见是否错了，既向群众学习，又向上级请示。
毛泽东关于不发《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问题致电刘少奇。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此外，“指示的内容，土地会议中你都向代表们说了，他们都回去照做，不发这个书面指示并不要紧。指示中许多内容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写文章发表，文章可以写几篇 (写一篇长文不如写几篇短文)， 可以针对目前运动中发生的新鲜问题。指示草案中有些个别问题例如青年团、新区工作等，则可由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同时又写文章。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 ‘左’的偏向，这些材料正由弼时及乔木整理，其中一件是怎样分析阶级及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不日可完成，月底可公开发表，其余几点拟以电报通知各地，并写几篇社论。”
1月15日 致电张鼎丞、邓子恢、康生并告华东局、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冀察晋土改普遍发动后，发生问题很多，并提出老解放区的很多新问题，阜平中央局正在汇报，我亦找附近四县同志在汇报，详情不日电告，望你们在渤海暂时不要普遍发动，首先集中力量发动二三个县，取得经验后再普遍发动，因春耕已近，如发动后在春耕前不把土地大体分好，即将妨害春耕。”
1月18日 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发我在土地会议后起草的那个指示。因为现在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个指示，不独无益，而且有害。现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倾，向地主富农妥协，而是‘左’倾，过分与没有必要没有分别地打击和大批逮捕地主富农，在底财问题上逼死地主富农，准备只分给地主富农坏地或少分地，留给地主富农财粮过少，马上就不能生活而要饭，对富农与地主、对新旧富农及对勤劳起家与贪污剥削起家的新富农没有或甚少区别，在定成分中侵犯相当数量的中农利益，贫农团与新农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对旧党员旧干部采取一律不信任与排斥态度等。而领导方式上的偏向，强迫命令虽仍存在，但主要也已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尾巴主义，放弃领导，工作团下去对运动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不提意见，不提办法，特别不耐心揣摸群众真正的心理和坚持说服群众，不直接指导群众行动，只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上述各种‘左’倾错误，不加反对与纠正，反而跟在后面跑，加以赞助和鼓励，而美其名曰：这是群众路线。 其结果，就是把运动的领导权送给野心分子、流氓分子及地主富农分子。因此，我们现在应在承认土地会议着重批评右倾与强迫命令的正确性(这是很必要的，否则将立即回到以前的右倾和强迫命令)的前提下，着重批评‘左’倾与尾巴主义。”信中还推荐了晋察冀平山县把土改与整党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二月七日，毛泽东批示：“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在这个电报里所提出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决定草案 (即“中央一月决定”)。决定提出：“反对党内 ‘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士绅，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决定还对政权、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此文件明日开始用电报发你处，收到后，请你及中工委各同志提出意见，希望能在本月内得到复电”。
1月22日 致电毛泽东：“此间虽已到处发生‘左’的错误，但因有前次‘左’的经验，及领导上早有精神准备，故在发生后，便立即停止，尚未发生大的恶果，此外，还有很多地区尚未开始发动向地主的斗争。 现在提出 ‘左’的偏向及尾巴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故中央新决定发来，亦不致突然转变为右倾。此外，邯郸会议完毕不久，尚无反映，故亦不会有大发动，渤海山东则尚未开始。故在土地会议后‘左’的错误以晋绥较严重，其他地区还不严重。但在土地会议前，则有若干地区犯过严重乱打乱杀错误，但早已停止。”
电告毛泽东，已派人到两个县的基层去搜集对“中央一月决定”草案的意见，三四天后可将意见电告中央。
1月23日 致电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热河分局，询问干部下乡后发动群众的情况。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这种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以便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又老解放区因为封建残余已不多(地主、富农的财产及贫雇农都不多)，故仅在土地问题上常不能组织广大群众队伍及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而必须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乡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运动。在平山因吸收两倍、三倍、四倍的非党贫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党的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及整党、查阶级、查思想作风与行为，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获得极好结果。望你们亦试行这个办法。”“又华北有许多地方无乡一级组织，因此一个区领导四、五十个或六、七十个村，小区亦领导二、三十个村，如此断然无法领导。故必须建立乡一级组织，一区成立七、八个或上十个乡，一乡管理五、六个或七、八个村，成立乡代表大会及乡农会与乡政府和支部等，以乡为基层组织，工作重点放在乡，如此即可大大免去村中复杂的组织形式，减少村干部、村财政，而工作效能会加强。在山地即以现在的行政村为乡。这个办法，在平山试行，毫无困难，益处甚多，望酌量采用。”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粟裕电：“我们调集了一百多个干部，一个月后即起身到你处，晋察冀决定抽调二千人到黄河以南工作，分四个月调齐，每期五百人，除一部到陈、谢处外，大部到你处并大别山。”
1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 讨论“中央一月决定”草案。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子养电悉。(一)为了详尽考虑一月决定，你可召集阜平中央局诸人和中工委一道开几天会，缓几天复电不要紧。(二)尚有几点拟加入此决定(甲)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乙)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丙)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丁)货债及农民内部债务之处理；(戊)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第一阶段只组织农会，第二阶段再组织贫农团。以上各点，请一并考虑”。二十六日，刘少奇复电毛泽东：“即告阜平彭、聂、黄拟于二三日内来工委商讨你所提出之各项问题。你给粟裕电完全同意。新区土改应集中干部，由最有能力的人领导，在一个或几个县发动，作出模范，然后依据其对四周的影响逐步推广，而不要分散干部普遍动手，结果无法领导，毛病百出。”
1月25日 致电毛泽东，汇报对 “中央一月决定”的修改意见。建议在反对党内“左”右倾向中加上这样的语句：“在全国土地会议决议尚未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加以贯彻的地区，必须继续切实贯彻。在这些决议业已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贯彻，和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必须根据群众中所发生的新的问题与新的偏向，迅速及时地加以解决和纠正，而不要让其继续发展，拖延甚久，损害群众利益。”“当着干部中强迫命令的作风严重存在，必须反对强迫命令，当着强迫命令已大体停止，尾巴主义的作风已经产生，必须反对尾巴主义，反对不在群众中去集中意见、提出办法并耐心教育说服群众，放弃领导的倾向。”建议把“富裕中农及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改为“富裕中农及中农的土地，如本人坚持不同意，即应对他们让步，不予平分” 。 还提出：把地主“化形”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转化以工商业收入为全部或一部生活资料者，这应鼓励与保护。在保存地主工商业条件下可以少分或不分地。另一类是伪装穷人、小贩或商人，以隐蔽目标，保护其封建财产，而实际并不经营工商业，对于这类化形则必须加以反对与没收”。“必须将新富农与旧富农加以区别。在新富农中还须区别由劳动及善于经营致富的新富农与由贪污霸占、侵吞果实、逃避勤务等方法致富的新富农”。建议在“公营企业中行政方面与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中加上“在厂长负责制下”和“厂长在委员会中有最后决定权”。二十七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认为这些意见“甚好”。
就对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邓子恢电：“(一)保护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二)过去鼓励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是正确的，今后仍应鼓励。(三)地主富农工商业一般应予保护，而不应一般没收。只应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但没收者亦不应分散或停闭。(四)华中一般清算没收地主富农工商业的政策是错误的。(五)在保存地主富农工商业条件下可酌量不分或少分地给他。”
1月26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敌军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由于打胜仗的结果，俘虏了国民党军队一百多万，其中有几万军官，对这些人怎样处理才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要把它与战胜蒋介石，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总任务统一起来。一切有助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都要利用，可以争取他们中立、同情与赞助我们，个别的还可以争取教育成为共产主义者。所以对他们要采取教育和分散释放的政策。释放不能过早或过迟，过早不成熟，过迟“一斗米养恩人，一担米养仇人”。俘虏工作的基本精神就是贯彻宽大政策，达到争取的目的。“国军”工作以后一律改称“敌军”工作。敌军工作的目的，就是瓦解放人，有三种办法：第一是放俘虏；第二是打入敌人内部，或去谈判争取；第三是开展政治攻势。
1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 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城市工作和财政、扩兵工作等情况。刘少奇在谈到怎样对待中农的问题时指出，在土改运动中不先让中农吓一跳，就造成不了平分土地的舆论。他们因吓一跳，由恐慌而积极，这种积极一般是可靠的，有了这种积极再拉一把，就能很好团结。否则贫雇农的骨干将形不成，不把中农压在被领导的地位，则贫雇农领导是不巩固的，因为中农在经济上、人口上(老解放区)、文化上都占优势。要中农积极，但只能是在被领导地位上的积极，不是同贫雇农争领导的积极。贫雇农领导的形成，不仅是对地主、富农而且是对中农的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
2月3日 致电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工委在听取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土改报告后，再次汇报对“中央一月决定”草案的意见。认为“草案”的写法“必须严格注意到不要因为反‘左’，又使各种右倾观点得到复活机会，特别在党内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尚企图反攻，而贫雇农领导骨干尚未真正形成的地区，尤须注意，不要使土地会议以来在各地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的那股劲又松懈下来，而应该督促各地继续贯彻土地会议决议，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克服各种右倾观点。同时，在各种‘左’倾错误业已发生地区必须迅速纠正‘左’，在‘左’倾错误尚未发生地区，亦必须切实防止‘左’。因现在发生严重‘左’倾错误地区，只晋绥、陕北较严重”。所以“只从正面提出若干规定严格防止‘左’倾即够，而不宜大喊反‘左’”。“决定在写到某些具体问题时，还要适当强调批评一下某些右倾观点，然后再着重批评‘左’倾”。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出“关于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 “(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必须组织贫农团，确定贫农团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 从今年一月算起 )，太急了，也办不好。”
2月5日 就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问题复电毛泽东：“似应规定在半老区中土地已大体平分的地区，亦不应再平分，只须实行个别的或部分的调整。而在土改不彻底的半老区， 则完全适用土地法” 。“老区平分空气甚高，这一方面使中农有些恐慌，但另一方面又使土地之抽补调整及退出贪污果实等容易进行，故我意在这种地区亦不必宣布(在已复查地区应宣布)取消平分，只说土地早巳大体平分，现在只实行部分多少与好坏地之抽补调整”。“照平山经验，如没有这样的贫农团，则整党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 (在乡村中即农会)， 就要发生困难，抽补土地及其他工作，亦将有困难。因我们在乡村中失去党支部这一个依靠支柱后，如不找到另一个依靠的支柱，我们就很难有所作为 。 ”“在人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业已巩固、党支部业已整理好，贫农团无疑是可以取消的”。其他均赞成。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你对我给粟裕子养电先加审查提出意见，以便丑灰左右能将此电发给他们”。
2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东北土地改革中打击面太宽的问题，指出：“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有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即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剥削部分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或三十者划为中农，除平分土地外，这种中农的财产不动，对这以上的中、小富农在征收其牲畜、农具、房屋时，给一部分代价(价款由地主封建财产中支出， 或由政府发一次公债)，其粮食及其他财产不动”。 中共中央于九日将此电批转东北局，指出：“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究竟应当缩小到何种程度及采取何种步骤解决此项问题，使土改走入正轨，既不对土改高潮泼冷水，又不使运动跑出正当的范围，请你们拟具办法电告”。东北局于十一日复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和中央的指示，将“以各种方法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
致电中共中央，就东北局请示发表其整党问题通知，提出供中共中央考虑并答复东北局的几点建议：可同意东北局发这个通知，因“现在整党中到处都多少发生一些‘左’的唯成分论，即认为凡是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不好的，而加以批评打击与斗争。认为凡是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好的，而加以奖励与提拔，而不根据各人的具体工作及思想与作风的好坏，来加以批评和处理。甚至将农村中组织贫农团斗争地主的一套搬到机关、学校来实行，这种错误，决不可让其发展”。“在整党中提出贫雇农路线一词，是很不妥当的。应一般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路线。即在土地改革亦应提出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路线”。中共中央于十一日对党内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吸收了这些意见。
2月9日 致电毛泽东，认为在“东北有大量城市人口，需要粮食供给及大量粮食出口的情形下，而完全不保留、或在土改后不重新发展大农业经济，恐是不好的。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东北立即实行大体上的土地国有制，即没收地主土地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再由各地政府无代价地分配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耕种，而耕种的农民，只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自耕小农的土地 (即中农、贫农的土地)，及富农家庭，依照当地土地分配方法，所应留下的土地，则不没收。如此，富农经济可保留一部分，在将来，亦更好发展新富农经济。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亦可不分家。因在可能条件下，即有土地多余的条件下，愿意扩大生产的人，可以无代价向国家领到土地耕种”。“在这种政策下，向富农征收多余牲畜、农具时，应以富农在土地分配后，能耕种所分得土地为限制，不应过分征收。而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亦不按人口绝对平均分配，主要的应按各家庭的劳动力来平均分配。按人口平均，则成为次要标准，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永远使用权。如此，对于富农，对于生产，对于东北佃耕的大农业经济，似比较有利”。“现在就在东北实行这个政策，似不过早，不致犯冒险主义。因中国是一个这样不平衡发展的国家，任何一个法令，要在全国一切地方都贯彻，是困难的。在全国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或还可在热河的某些地区及其他地区，例如蒙古地区，则大体上实行土地国有制，似无大妨碍”。十九日，毛泽东将此电批转东北局加以研究提意见。
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财政经济座谈会上提出，为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等经济工作，有利于大批干部南调，有利于太原作战，可考虑先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起，先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和西北，而后再及其他。认为这两个区的分割，在过去是被迫的、合理的，—现在这两个地区已打通，且敌人已不再能分割太行与五台，在今天完全是我们自己人为的，极不合理，故必须解决，要向中央及两个中央局作建议。
2月14日 致电薄一波：“你处有无乡一级组织，如无，应为人民团结及领导的方便，立即成立乡的组织。否则一区领导五、六十个村，决不能把工作做好。划乡时，如不涉及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财产问题，人民即完全赞成，毫无困难，如涉及此问题，即争论不清，故以不涉及此问题，土地、财产仍依群众意见以村为单位分配为好。又在乡成立后，乡应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只在必要与可能时才开全乡人民大会，村则只成立人民大会，而不要人民代表大会。并须使村的组织，大大简化起来，以乡为基层组织重点，各种问题的决定权都归乡，使必要的村干部(村干部可一律称为乡干部)只成为执行乡决定和指示的人员。如此，似更能使我们掌握对乡村的领导。”
同朱德致电晋察冀野战军：“你们仍应照预定计划，按军委前次电示向平绥冀东方向行动。”“向新的方向行动，可能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困难，你们全军上下，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组织准备，并在每一次具体战斗与具体行动中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决不要轻视敌人，轻视这些困难，否则，你们就有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挫折。”“你们在战略上应该是大胆地无所畏惧地进行机动。”“克服各种不愿长途行军，不愿急行军，不愿爬山，不愿吃苦等思想，并须改变某些不适宜于大踏步进退的组织形式和习惯。”如此你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月16日 致电彭真、 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分界线，原系被敌人封锁分割，故我们亦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来划分我们的行政与工作区域，这是正确的。但自正太、德石两路及石家庄、元氏之敌完全消灭以后，两区分界线的客观原因与必要，即已全不存在。因此，这条分界线的继续维持，即显出其违反地理历史诸条件，严重妨害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完全人为的障碍。”“因此，这种界线，只要敌人的封锁一撤除，即应尽速废除，完全无继续维持之必要。为此，我想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野战军仍分南北两个兵团，但指挥与建制统一，若干军分区亦实行合并统一。”“如此，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极大利益。从此也就可以抽出大批高级与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了。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因而也就可以逐渐和缓与减弱对这些区域交界线上的对抗，三月间要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乃可获得重要结果。”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未德、董必武，就处理蒋方释俘问题提议即由中央规定几项办法：“所有由敌方释回我方之俘虏，在各地方者，统一由各中央局或最高地方党委及其社会部处理。在前方者，则统一由各野战军前委及政治部处理。前方能送后方处理者，均送后方处理。其他各地方及军队党委均不得擅自处理。已处理者一律无效。”“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该项归俘时，须事先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后，然后实行。”“所有各地归俘，均须集中审查教育一时期，弄清在敌方的一切情形后，才能处理。”“中央指定社会部为归俘处理机关，而社会部又须与组织部密切联系。”刘少奇的这些意见被酌收当日《中央军委关于归俘人员处理办法的指示》中。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你及各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加以精细的审查，将修改意见电告。我们认为这个文件甚为重要，单有土地法大纲而无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很难避免犯错误及走弯路。”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通知：本日起经新华社电台拍发这个规定草案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召集会议加以讨论，提出内容及文字的修改意见，在三月十六日以前电告中央。“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
2月18日 致电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指示悉。“你前给粟裕论新区土改电及‘中央一月决定’，亦望能迅速发出，与划阶级文件同样，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件，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最近我调查了老区几个村的确实材料，证明你的提议完全正确，即在老区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来一次平分，也不要人为地去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只要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实行土地调整，即可完全解决土地问题，而集中注意去整党与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地区贫农团已组织者，亦暂时不必宣布取消，而只在新农会委员代表中增加中农成分，贫农团作用不大、不好者，即归新农会领导，其作用很大很好者，即吸收新中农 (即过去老贫农) 加入贫农团，使其尽一时期的责任。土地调剂，则尽先抽出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贪污侵占的土地，过去分配不公的土地及公地黑地等，去补助缺地的贫农。如已足够，即不动中农土地，如不足则在得到中农同意后再调剂一部土地。补地亦尽缺地较多的正式贫雇农先补，有多时，再实行一人家庭分二人土地等办法，且只有一人的青壮年男子才可分二人土地，其他孤老寡妇可不多分，土地不足时，一人青壮男子家庭亦可不多分。二流子及有二流子习气劳动不好好吃懒做而土地不足者可后补少补。”“我前电说土地多出或少于平均数十分之一不抽不补的规定是不好的，望不要采用这个规定。因此在平分土地中要反对我们干部及农民中一种机械的绝对的平均主义，反对为平分而平分，而不是为了消灭封建与发展生产而平分。这种形式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正直农民认为是不公平的。以上意见，是否正确，望加指示。”
2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 《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通报。通报指出，东北及其他解放区，均可能在最近收复一些中等的和大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收复后又可能长期归人民所有。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要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不准自由抓取物资。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要求全党注意和讨论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指出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应即以中央工委总结的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和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和方法。
2月20日 毛泽东就刘少奇十六日关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建议，复电刘少奇：“提议中工委于寅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交换对于《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意见(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工委即于二十一日发出会议通知。
2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粟裕：“粟部三个纵队决调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然后出动。你们正好召集陈、饶、康、邓、薄等寅初至中工委开会十天，然后到粟部开团长以上高级干部大会。此种干部大会应于寅灰开始、卯东以前开毕，卯东至卯删开各旅团连长、政指以上干部大会。两种干部大会均应集中讨论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政策性问题，将政策彻底弄清楚，一切准备工作应于卯底完毕，请与陈毅妥商。”
3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
3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是敌人分割我们，现在敌人已经消灭，界线完全成人为的了，以致发生许多纠纷。两局合并，两政府现名义不变而合并办公，两军区合并，野战军仍为两个，南北兵团，其余是大军校、大党校、大报纸、大银行，这样尽可能不发生“巴尔干现象”。当然，我们不是巴尔干，而是一个民族，在一个党的领导之下。合并起来以后，在生产方面还可以从经济的自然发展上求得分工合作。成立华北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直达到全国胜利。中央要吸收这种太平区域的管理国家的经验，以便将来管理全国。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
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中央工委会议情况，说昨日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今日讨论了两区合并问题， 明日起讨论划分阶级的文件，约十天左右可结束。并对两区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提出请示。
3月5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要求军委将绥远地区划归他们机动范围，“拟在适当时机，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向大同、丰镇、集宁及归绥方向行动，打击傅匪后方，破坏平绥路西段，调动分散敌人，以便求得战机歼灭敌人。他们这一要求，我们已同意，惟须请军委批准并通知晋绥”。
中共中央工委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各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大会将在哈尔滨举行，准备成立解放区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并选派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将来解放区工联将进一步团结蒋管区进步工会代表，走向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而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工会运动。
3月6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丑巧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 (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 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即未能公开地 (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 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定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央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合并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
3月7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报纸，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范长江、廖承志两部分)、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其名称似宜恢复解放日报。大党校、大军校亦是同时担负为华北、又为全国训练干部的责任，但中央现在尚无充分把握担负供给经费和管理事务的能力，似由中央会同华北局规定方针及计划交华北局办理为适宜。以上意见请交会议讨论。”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关于农民团体的名称，我觉得贫农团一律改称贫农会，农会一律改称农民协会为适宜。请向你们的会议征求意见。此外，请叫冯文彬或他人召集几位有经验的同志，起草一个贫农会与农民协会的简明的章程，规定这些农民团体的组织和任务。起草后经你们及阜平局修改，报告中央，修改公布。”
3月9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汇报和请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的合并问题及华北金融贸易问题。电报说：和各同志商量的结果，认为合并党务财经机构，而不合并军政两项机构，势不可能，因主要机构均需迁至石家庄附近，才便利工作，如不合并，工作人员不安心。我们意见，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亦一道合并，暂由朱德主持。两区政府亦合并办公，但仍各保持独立领导，指定党团负责人，由董必武主持。关于华北金融贸易问题，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并拟在第二步即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再下一步即以华北银行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如此才能使天津和胶东、渤海等海口与华北、西北内地联系，才能统一组织对外贸易，使货畅其流，否则无法与国民党作经济斗争，而内部的经济斗争则无穷尽。中共中央于十日复电同意中央工委所述党、政、军、财一律统一的方针。
3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华北。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寅号动身东移，约于卯删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3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毛泽东为发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通讯加写按语，指出：“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 (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 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 (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3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听取饶漱石汇报华东局工作。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热河分局电：“经验证明：不论土改与整党，都是十分精细的工作，决不能性急，性急了，一定出毛病。所以最近中央规定以三年时间完成华北、华中、东北的土改及整党。故你们完全不应性急。经验又证明：在党员干部及群众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采取普遍发动土改与整党运动，而不选择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方式，也一定出毛病，不能把土改与整党搞好。冀察晋普遍发动的结果，毛病亦多，幸而随时纠正，未让这些毛病继续发展，故损失还不大。然而结果不能说是很好的。经验又证明，在土地会议后批评与纠正了各种右倾观点后，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生了许多‘左’倾观点及各种‘左’倾现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分，侵犯中农，贫农团的孤立主义与唯成分论及乱打、乱杀、乱捕、乱封门及土地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等，到处发生。在批评与纠正领导方式上的命令主义之后，到处又发生了尾巴主义。如来电所说热河、冀东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左’倾错误，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望坚决迅速随时予以纠正，而不要让其继续发展，使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中央最近所发出的各种指示，则是纠正各种‘左’倾错误的根据。为了纠正错误，避免损失，对于某些地方的运动，应坚决停止。剥削收入不超过总收入四分之一者，一律不得定为富农，而应定为中农，在民主政府成立后，地主参加主要劳动满五年，富农改变生活满三年者，应改变成分不得再认为地主或富农。订错的成分，应坚决改正，财产有损失者应退还或抵偿。在冀东老区与半老区土地业已基本平分的地方，应实行土地调整，而不要再来一次平分，不要走到绝对平均主义。亦不要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只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在边沿区应实行新区土改工作要点，只打大地主，不打富农，不要立即平分土地，以免被敌人利用。但在老区半老区及热河地区实行平分土地时，完全不动中农土地，也是作不到的。在取得中农真正同意之后，从一部分中农手里抽出一部土地调剂给贫农也是可以的，但不要抽动过多中农的土地。此外实行移民移村及贫区与富区调剂时必须十分慎重，不要随意实行，因这种事很难办，群众常常是反对的。只有在有大块荒地能安插移民并在政府有很好准备的条件下，才可动员移民。又在纠正各种‘左’倾时望采取适当方式，严格防止右倾观点再次复活，并注意群众与干部的情绪。”
3月17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3月19日 致电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工委会议情况：“(一)工委会议，关于各阶级划分及其待遇一书，已逐条讨论完毕，有一些意见另告，现正根据你三月六日所提各点，由三个中央局负责同志检讨自日本投降以来的政策问题，着重点是放在纠正‘左’倾的偏向上，详情另告。会议大约在二十五日可结束。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又有中央许多文件发表，今后运动可能纳入正轨，各中央局的领导方式亦可能改善。(二)各地所发生‘左’的错误，正如来电所说，确是华北、华东较晋绥、陕北更为严重，太行共杀人××多，山东在去年七月到九月亦杀了××多人，华中在政策上特别在工商业政策上，亦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政策执行的时间虽不久，但损失很大。这主要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及会议时所犯的。在土地会议后，则以晋绥错误似较严重 (其详细情形我们还不知道)，晋察冀次之。从最近热河来电看，热河、冀东也有不少错误。这些都正在会议检讨中”。并告，由于三交机关已有部分到达，又两个中央局合并，有不少事务要处理，刘少奇与朱德拟留中央工委，不去阳谷，而由陈毅、饶漱石、康生前去开会。二十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并告，“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可到你处。”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宣传问题给中央工委转东北局、刘宁一的指示电：国际宣传确甚重要，各国人民、各兄弟党进步分子、乃至反动政府日益重视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急需要成熟的精制品供给国外。去年周恩来、陆定一曾向东北局建议以俄、日文翻译毛泽东、刘少奇著作，迄今未得复。东北局对翻译毛、刘著作、党的文件及编译国际宣传材料，究已与可能做些什么，组织与干部又如何，望写一专电报告中央。
3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
3月25日——26日 在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上作关于形势诸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强调华北两区合并后的方针是建设，即是党的、政府的、军队的、人民团体的建设，是为着支援战争、争取全国胜利的战争时期的建设。战争、生产、土改、整党、建政、统一全中国管理全中国、供给全党干部，要靠华北；整党、土改、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会等等一套办法和经验，也要靠华北。报告还对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整党、建政、领导等方面的经验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阐述。并指出这一时期“左”的错误的产生，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主要是领导上缺乏对政策的正面规定和系统说明。现在有了规定，各地回去要系统说明，应着重宣传中央最近的指示文件，如阶级分析决定，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关于新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等。
3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委会议，讨论如何支援南下、调配各地干部、拨补和整编各地部队、管理后方，以及各地的整党、土改等工作。
4月1日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去年春季对晋绥干部的当面指示和晋绥分局去年六月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作了肯定。指出：“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有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讲话也指出了这个会议的一些“左”的缺点。
4月12日 同朱德致电徐向前、薄一波：“建议攻临汾采用攻石家庄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必须充分准备炸药五万到十万斤，炮弹须有五万到十万发，请薄、滕令兵工厂加工赶制以达攻占临汾任务”。
4月13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
4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晋冀鲁豫中央局电：“管理大城市最大的困难，是煤粮两项供给，现洛阳铁路已断，粮食已发生大困难，柴煤的供给不知怎样”。“你们应依靠自己，依靠群众，积极想办法来解决这种困难，不能只是希望和等待别人来救济”。“同时，请邯郸局就洛阳附近拨出一部分煤粮，贷给洛阳市政府及商人，并在可能范围内帮助运输，协助洛阳军民解决困难”。
4月21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4月23日 同朱德、董必武等热烈欢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西柏坡。
4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以上各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刘少奇接电后，提议会议议题中列入华北、山东和华北财办的组织问题。
4月28日(或29日)
在赴哈尔滨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职工代表各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指出这次大会的性质是全国代表大会，可用劳动大会名义，虽不科学，但历史上有意义，各大城市老工人都知道。可以多选一些委员，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址设在哈尔滨，等打开北平后再搬到北平。关于职工运动的方针，不能把产业工人运动的方针，用在手工业工人运动中去。亦不能把对蒋管区工运的方针用在解放区，应分别订出不同的方针。在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只顾工人不顾资本家，或只顾资本家不顾工人；只顾公家不顾私人，或只顾私人不顾公家，都是不行的。过去的偏向就发生在这里。现在主要的危险是工商业办不起来。我们要管理在大城市中的历史悠久的大机器工厂，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资产阶级管理这些工厂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只有好好向资产阶级有经验的人学习，才能避免盲目性。我们的工业干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少，一个是低。要管理大城市、大机器工业是很困难的。要大量任用国民党的老的工厂干部，可以任用他们做厂长，争取改造他们为人民服务。关于工会、工厂、党的组织三者的关系问题。工人运动与生产运动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工会是代表工人的，厂长是代表政府的，都是要把生产搞好。厂长虽然是上级派的，但上级也是人民(包括工人)派的。不能认为厂长才是替国家做事，工人不是替国家做事。工人进行生产，厂长管理生产工作，都是替国家做事。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工厂。工厂可召开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向厂长提意见，过一定的民主生活，但工厂还是厂长制。厂长应参加职工运动，执行工会与支部的决定。在厂长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厂长有最后决定权。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厂长保证生产发展，不是干涉厂长。支部对厂长有监督权批评权，但没有撤职权。厂长要做工人运动的工作，大的工厂，我主张有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的决议，厂长要执行。
4月30日 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到达城南庄。
4月30日——5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讨论了(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问题。会议还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以及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返回西柏坡。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同意凯丰参加东北局为委员，张闻天参加东北局为常委。
5月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肖克为第三副司令员”。“(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为副主席”。“(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七)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八)中央已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四月二十日给子华的指示，纠正冀东及热河复查与平分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这类错误，才能保障土改与整党在中央政策下正确而健全的进行，切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去战胜蒋介石。 但你们在指示中说 ‘尚未挖出的底产，保证决不再分’。又说‘冀东基本区目前应停止一切土改斗争’。如此，似乎说得太死。在土改中过分着重挖底产以及采用肉刑急促地去挖底产，因而逼死很多人命，确实是错误的，应当禁止的，但农民如采用缓慢办法，调查谈判并挖出地主底产，亦不可禁止农民分配。又在目前集中注意去组织生产，也是对的，但在生产中仍有许多应当而且可能解决的土改斗争中的问题，并还有许多问题必须迅速解决才能安定农民情绪有利于生产，如已分好地的地区，可发给土地所有证，借以安定农民生产情绪，又如弄错成分因而扫地出门了的农民应加处理，弄错成分的下帽子等，这些工作不应一概停止。以上两点，望加考虑后转告热河及冀东。”
5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大量筹集银洋的指示：“中央和军委认为在我军进入蒋区最初时期内，在财粮工作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尽可能发给在蒋区作战的正规部队一部分银洋，以减少困难，腾出时间来建立新区财粮工作，是很有必要和好处的”。为了筹集银洋，中央及军委待作下列决定：“由各地政府、军区及野战军规定价格及详细办法，收集银洋及白银。”“禁止银洋白银出口，及在解放区内部市场通用，并设法进口一部。”“各地积存收集与铸造之银洋，统归中央军委支配。”
5月19日 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一起，约贾拓夫、杨立三、薛暮桥等开会，商议解决西北财经困难及军委后勤等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徐向前电：临汾战役后，要特别注意保护缴获的火车、汽车、汽油等和铁路上的一切建筑和器材，不准破坏、拆毁及收买。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阐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的理由，指出：以前因为日本人封割，所以成立两个战略单位进行斗争。今天没有封割了，故无任何理由再分成两个战略单位进行斗争，要合并起来，统一进行斗争。合并了，有利无害，这是人民的要求，还可以节省干部。在谈到华北局的工作任务时指出：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去，以保护我解放区。华北的方针是建设的方针，进行土改，发展生产，训练干部，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中央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我们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状态。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对派去河南、湖北、陕西一带工作的干部讲话，指出那里是新发展地区，是去年七月后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大军南渡黄河，展开战略进攻后，才创立的根据地，困难比这里要多些，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发展中的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
5月25日 与谢觉哉、陈谨昆谈话时说，华北大部分地区已没有敌人，可以着手建立正规法治。华北联合政府快要成立，要陈当法院院长，谢当司法部长。刑法和民法先就旧的改一下施行，边做边改，有总比无好。现急需稳定秩序，财产有保障，使人民乐于建设。干部靠训练班，调些人训练几个月回去工作。
5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人权、地权、财权保障条例及号召地主回家布告均悉。你们为什么要发布这些文件，目的何在? 你处情况如何，是否仍有普遍随意捕人、杀人及使用肉刑等事? 又逃亡地主究有多少，逃往何处，他们不回家，是否严重妨害生产和秩序? 又发出这些文件是否有伤群众情绪，相对助长反动分子气焰? 是否可不一般地提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及保障人权、地权、财权，号召地主回家等口号，而只禁止随便捕人、随便处罚，规定捕人及审判的手续，保障一切人民(包括地主、富农在内)在土地改革中所分得的土地、财产及以后劳动经营所得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保障官僚资本以外的工商业及外侨的合法营业传教自由。 除犯有严重罪行及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外,保障一切逃亡地主回家后不加追究，并分配其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房屋、工具等，即可安定秩序、人心，使其从事生产。”
5月27日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 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学习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通知：“中央宣传部日内将经新华社广播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及重印该章前记一文，各局、各前委收到后，应即在公开党报党刊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分发给一切干部阅读，并组织讨论为要”。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重印 <左派幼稚病> 第二章前言》 中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他说‘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5月 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训练班是培养保卫工作与情报工作的干部的。我们不仅要在军事、政治、思想理论斗争上胜过敌人，而且要在特务斗争上也要胜过敌人，革命才能胜利。胜利后很重要的是要建立维持治安和镇压反革命的机构。如果没有完备的保证人民安全的机构，国家的安全即不能维持下去。做这个工作是光荣的，要最可靠、最忠实于人民的好党员来担任。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要想出风头。要有两方面的修养，既需要能钻进污浊的环境里，又要能“出污泥而不染”，在艰苦环境里能有艰苦奋斗、英勇栖牲的精神，在顺利的环境下不贪污腐化，经得起考验。
6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北局具体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党工作指示的计划”的通报：华北局准备公开发表决定，宣布华北土改业已完成的大部地区结束土改，发给土地证 (有个别土地不足或过多而必须调整者，在发土地证时加以调整)，而以全力进入生产。在土地尚须加以抽补调剂的地区，则宣布在土地实行必要的调剂后，发给土地证，进人生产。在一切基本地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订经常的相当固定的土地税则，稳定发展生产所必须的各种秩序。在接敌区及游击区，因大部均系以前的解放区，并实行过土改，只宣布以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不进行土改。要求除中原地区大部为新区应当在基本上执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外，其他各解放区的许多地区亦有与华北相同的情形，应参照华北办法，根据各区情况，决定各区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计划，并公开宣布以安定人心。
6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 同意华东局发出《对新收复区处理地权及其农产物所有权的暂行办法草案》及《关于执行该办法的指示》。要求以后将执行结果和经验报告中央。并告，这两个文件已转华北、东北、热河、西北、晋绥各局参考。
7月1日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与后退，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与后退。中国共产党前进了，那么中国也就前进，中国历史也就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后退了，大概中国是不会好的，也是要后退的。”讲话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的历史前进。这件事情虽然经过许多曲折，但我们正在取得胜利。”指出：“我们党生长在列宁时代，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在列宁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今天还在毛泽东思想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建设起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军事上、政治上，在群众中间是巩固的。以后只要争取我们不犯大的错误，干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是无疑问的。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7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张稼夫并告徐向前、周士第、西北局电：“临汾地区当前第一步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安定社会秩序，收缴特务土匪武装，确实解散国民党、同志会等一切反动组织，并完成夏征。目前发动群众，亦应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来提出口号，并进行宣传鼓动。至于系统的社会改革，则须在这第一步工作完成以后，才好进行。”“对蒋党、阎党特务活动，应有警惕，应有对策，并须有计划地系统地向他们采取进攻的步骤，以至彻底打垮他们，但不要惊煌失措，操切从事”。 “对学生、教员、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蒋党、阎党特务人员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禁止教授 ‘党义’ 之类的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要认识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 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 “城市市区与乡村的政策和作法应严格分开。城市政策不能行之于乡村，乡村的一套亦不能搬用于城市。来电所提‘以贫雇农为骨干，建立我们的组织’过于笼统，行之于乡村也不完全，也不能防止你们所批评的片面强调深入贫雇工作的错误；行之于城市则是完全错误的。城市与乡村应严格分清界限，在你们今后的指示和工作中，必须切实注意。”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招收、训练当地知识分子解决干部不足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关于中原干部问题，我们估计从邓子恢带去大批干部及刘杰率领一千二百干部南下后，大体上已够分配，除你们所要的财经及卫生干部，准备从华北再抽一部南下外，无须在目前再大批抽干部南下。如你们再要，前华北抽出者尚有六百人在党校学习，亦可派给你们”。“中原有大批知识分子，望你们尽量招收，加以短期训练后即可以分配适当工作。他们是本地人，只要他们愿意参加革命并经过短期训练，再在实际工作中去缎练，比外来干部会有很多方便之处。这应该是你们当前干部的广大来源， 你们必须十分注意争取、收集和教育他们，否则 ，你们的下层工作干部将很难解决”。
7月11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区委员会联合作出《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确定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织法，并选举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
7月中旬 与董必武晤谈时说：“乡县政权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及危害解放区治罪条例三草案都很好。希望赶快把民、刑两法草拟出来备用。”谢觉哉主持起草的《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及《危害解放区治罪条例》等三个文件，于七月十五日报送中共中央。刘少奇审阅修改了这些文件。十七日，董必武致信谢觉哉，转达了刘少奇的意见。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同意华东局关于接收济南的准备工作报告。指出在训练中应注意防空及在飞机轰炸下如何维持秩序、保存物资的办法。对于所有进城人员及机关、部队，必须订出纪律，保持廉洁，不许抓取任何东西，生活标准不能定得太高。
7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告西北局电：华北政府新设公营企业部、工商部、农业部、交通部、财政部及银行，以上各部由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如此，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很多好处。山东省和西北政府，亦以依照上述分工设部为好。
7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告华东局电：“经华东局修改的我军进入济南的七章约法，甚好。可以采用。你们七月十七日电所提出的政策，例如公开宣布除王耀武、省党部书记长及几个主要首犯外，一律宽大，及警察乡镇保甲仍任原职等，均不妥。你们不要这样宣布。如这样宣布，就要限制自己手脚。因为有些破坏分子及少数罪大恶极的特务、国民党人员及少数警察乡镇保甲人员等是不能不逮捕惩办的，更有一些是不能任用的，还有一些虽可任用，但必须调动，而不能令其任原职的。这些事，虽在攻城过程中及占领后秩序尚未恢复时，不必忙于处理，但在通常秩序恢复后，是必须处理的”。
7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的通知，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
7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 发言说：我们的工作总而言之是 “收”、“发”、“来”、“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地来的电报、文件、报纸、杂志都要有人看，看了之后摘录出来交中央同志看。书记处要分一下工，总要有一人看到一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中国的、外国的情况都要有反映，但要简化、合理、不漏。“发”的方法，电台是主要的。 电台译电人员要提高技术和文化水平。各部委要注意“发”的批准问题，秘密电报、政策指示由秘书长批发；拨炸弹由参谋长批发；政策性的文件由书记处批发，要分工负责。我们的工作方式要由游击到正规，由手工到工业，由乡村到城市，作长期打算。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今后称蒋介石集团为“国民党反动派”，并积极筹备召开除反动分子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致信谢觉哉：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整理的《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及选举条例“亦经书记处批准，请即当作草案付印。其中居民比例，到底用‘比例’或‘比率’为好，请你斟酌决定之，以便改成一律。又为何无市选举委员会?又根据本条例具体划分选举区及具体决定居民选举代表名额之比例，似亦须加上。以上各点请修改后付印”。三十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条例，交华北局讨论，再交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原则通过，交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作最后斟酌，然后发表。中央可在常务委员会讨论一次收集全部意见之后，作最后修改，交常务委员会通过，似较适宜。”八月七日至十九日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上述条例。
7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购买外国书报和收集资料(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党内的、党外的、蒋管区的、解放区的)问题。
7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研究揭露美蒋假和平阴谋问题，提出“解散国民党反动军队，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惩办战犯”两个基本口号。刘少奇发言说，对于反动派的和平口号，我们不简单拒绝，可以利用。在解放区着重揭露其挽救反动统治和增加群众幻想的动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利用”加“揭露”，提出“解散国民党反动军队，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惩办战犯”两个基本口号，使反动派为难。关于宣传工作，指出办好新华社作用很大，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主要方法之一，全党都要建立这个观点。但是仅靠新华社二百多人办好宣传，还是有困难的，要靠大家来办。新华社与各部委是互相帮助的关系，报纸的编辑人员大多数没有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工作，新华社与各部委的业务工作联系应有所分工，各部委要将收集到的各种材料研究整理后交新华社。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说，应该选送一些华侨到马列学院和华北大学，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训练学习。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鉴于华北两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会议研究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管理机构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把几个中共中央局统一起来，搞一个财政部，一个大华北政府。办法是“通通拿来然后再拿点出去”。货币统一问题推迟一下，以便各方面多考虑。成立农业部、工商业部。由上而下地建立合作社，固定办下去，干部经过训练再调下去。华北局首先成立华北合作总社。
8月3日 致信薄一波：“送来华北政府组织大纲及土地农业税暂行税则和你的讲演稿，均收到。中央同志对于这些文件的意见，已批在上面，请你们斟酌这些意见修改后，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在发表前请先送中央审查批准，然后再交主席团或常委或政府通过发表。谢老起草的几个文件，亦照上述办法处理。主席团为了认真地讨论这些文件，可在代表大会组织几个委员会，以便在大会后和他们讨论几天，吸收他们意见，作为主席团下决心修改的一部分根据”。
同毛泽东等会见聂荣臻、杨成武。毛泽东向他们交代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
8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新闻工作。刘少奇发言说，新华社的工作标准应该是全面、真实、及时地反映历史(各种斗争)，并且能够推动斗争、指导斗争，有所拥护，有所批评。以此衡量，我们的报纸作风是经验主义的党八股，一条一条孤立的消息，有头无尾，看不出宣传目的，没有反映全面动态。比如，有反映前线战斗的消息，没有反映三查三整的材料；有各地平民办合作社的消息，没有办合作社得失利害的报导。过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现在是实话连篇言无长物”。下一步要训练记者，一个成熟的记者带若干个初学的。规定记者的权利义务，发扬记者个性。记者有报导权，但要遵守纪律，负责任。
8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钱俊瑞关于华北大学的情况汇报，并讨论该校的教学问题。刘少奇发言时说，学校要把学生当作共产党的后备军进行教育，要很恳切地把党的政策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讲给他们听，使他们了解党和党的政策，了解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步骤。在组织管理上，要公开党员，有些党的会议要吸收群众参加，受群众监督，要吸取我们乡村中有些党支部因为不公开而变成恶霸的教训。
致信谢觉哉：“《惩治反革命暂行条例》草案奉还，请照毛主席批示办理。由你及其他原起草同志根据书记处各同志意见，加以斟酌和修改后，提出一个草案，交华北局及华北政府。”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关于党组织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发言说，各地党委由于忙于军事、政治和财经工作而放松了建党工作。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干什么。苏联现在正在整党，请陆定一同志把有关的十几篇文章编成小册子，请陈伯达同志把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大论战的材料编成丛书，另外，把党建论文集也重新选编一下。要选择一批作风正派的干部送到华北局党校加以训练，毕业后作党务工作。要设立监察委员会。机关干部开会，应该请非党员参加。我们的党员既要善于与非党员合作，又要与非党员有所区别。
8月7日——19日 华北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 、《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二十七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九月二十日，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当选为副主席。九月二十六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筹备建立青年团问题。
8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石家庄城市管理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商业的发展方向是国营资本、合作资本。现在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要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私人商业要在我们的控制下营业。
8月21日 在西柏坡与王光美结婚 。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情况和邓颖超关于妇女代表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在发言时说，现在是军事时期，军事第一。将来战争结束了，缺乏妇女干部和妇女没地位的情况会改变的。今后，妇女都要专一门，要有妇女工作职业干部和妇女运动职业家。
8月24日 向毛泽东报告：“在中央汇报时大家意见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以便能管政协、海外及国区工作，而将解放区城市政策及工人运动归彭真及政策研究室管。此点你的意见如何? 请决定！”毛泽东批示：“同意这种改变。”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工部改名为统战部及该部工作任务等问题的指示》：“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研究解放区城市与农村各项政策，新区工作及不属于其他各部、委、校的各项工作政策。
8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施政方针的建议上写批语：“印发各同志，望各同志提出意见，并在会议讨论后，然后决定是否发表及如何修改。”
9月1日 就《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请示毛泽东：“此件已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了一些修改，请审阅。”
9月初 撰写 《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文章指出，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今天的解放区及将来的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文章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占有相当比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在以后还要发展，而且这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也还是必要的，有益的，不是可怕的。至于广大的小生产，则更加需要发展，但在这小生产中，是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成分。”“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期。这就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虽然它在旧社会中早就存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上所发生的竞争，首先就在经济上表现出来。那末，这种竞争，首先是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底谁胜谁负呢? 这是要看将来的发展情况才能决定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要取得这种胜利，就必须继续巩固与加强自己对于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迅速学会管理经济的一切知识，就必须吸引农民及其他一切小生产者站在自己方面，并用一切方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他们， 就必须尽量争取国外的援助。” 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有决定性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如何去帮助、教育与组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使他们紧紧地跟随自己前进。合作社则是实现这一困难任务的最重要的办法。”文章指出，合作社可分为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两大类。“由于中国工业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文章根据解放区目前的情况，阐述了组织和办好消费合作社的各项办法。
9月8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三日，在会上发言。在谈到对战争前途的估计时指出，这两三年内，可能有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利的突然事变。要估计到这种最好的可能。我们的计划不摆在这上面，但可以力争，争取缩短痛苦，早日胜利。自然，还有些困难，要重视这些困难，防止骄傲。我们在战争中，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这两个关没有过。过了这两关，问题就解决了。在谈到全国土地会议时指出：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土地会议确定两条：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这里的经验是要注意干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一方面，要切实注意防止那一方面，两面都要分析。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发言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
9月12日 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七十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十一月九日，东北全境解放。
9月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0月2日 对华北记者团谈话：“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 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 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各种桥梁和群众联系，要依靠各种机构来领导人民，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社和通讯社。“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新闻工作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艰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10月5日 在妇女工作会议上讲话：妇女工作会议开了很久，党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形要发表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的文件如婚姻法等，以便在全国范围里统一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现在重新把妇女工作提出来，提到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阶段，更广大的范围里，原因就是革命形势发展。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如果不动员和组织起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来参加斗争，就不能成功。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在全中国快要胜利、统一，党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状态，强调统一的时候，妇女工作也要强调统一和加强纪律。现在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具体方针是生产，要以生产为中心发动妇女、团结妇女、教育妇女。
10月6日 为统一华北、华东、西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决定，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黄敬为副主任。
10月10日 彭真在中原局九月二十九日关于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上写道：“知识分子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否需要将此件节略、稍加修改转发各地?”刘少奇阅后批道：“同意。并要各地根据本地情况，用一切方法吸收一切老区及新区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分派工作。”
10月 修改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是由张闻天起草，经东北局通过后，于九月三十日报中共中央的。刘少奇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内容。其中对国营经济一节的修改指出：“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要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对合作社经济一节的修改指出：“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然后，刘少奇将这个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认为文件“修改得很好。”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致信有关同志：中央准备把《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发绘全国各地，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此件还须征求东北局意见后才能向全国发出，特印发各同志，请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再加修改。”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你们发来《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很好，我们已加以初步的修改，我们在征求华北局同志的意见及你们的意见后，再作若干修改。现特将修改后的全文发给你们，望你们即加研究，并将你们的意见从速再次电告。”十一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复电同意中央修改稿。
11月1日 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在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世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现况，目前世界的两大阵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等问题。一九四九年六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11月6日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淮海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进行军事管制，时间不能太短。在军事管制期间，应达到以下目的：“(一)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三)恢复并维持经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 (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六) 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八)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 (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 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九)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11月19日 致信冀中新华书店的编辑同志：“很感谢你们再版《论党》一书。但此书是在我离开华中以后，同志们选辑了我一些稿子出版的，并未经我同意，其中有些稿子我至今未看过。”“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停止再版此书，将原本寄给我，由我校阅一次，抽出若干篇，加进若干篇，其他的文章我亦可在再版时，加以修改，并作一篇序，然后送给你们付印。”
11月24日 五十寿辰。朱德赋诗祝贺：“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
11月29日 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动平津战役，至十二月二十日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联名致信徐向前：“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和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11、12月间 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作进一步修改。其中在论述合作社经济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合作社应该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在目前，应以极大的努力，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很有步骤地、很有条理地、很周密地、在自愿的条件下，将广大的消费者与小生产者组织到各种合作社中去。”合作社主要应该分为三类：第一，是消费合作社。其任务是供给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使社员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第二，是农民、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供销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任务，就是供给社员 (农民、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劳动者)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工具、种籽、肥料、原料等)和销售社员所生产的商品。 第三，是农业或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劳动互助社，这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生产资料和生产品都归个人私有，只实行集体劳动或变工互助，这是一种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二是集体农场。三是农业公社。这后两种则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级组织形式，在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前一种是现时就能普遍实行的。除此之外，还可组织其他的合作社，例如信用、医药、房屋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如果办理得法，能够保护社员利益，免受商人剥削，并可提高生产力，节省劳动力，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因为合作社把人民组织起来，就使国家对于社会生产与分配的统计和监督，变得容易，并能养成人民的集体观念，训练小生产者集体劳动的习惯，为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准备有利的条件。” 在对结论部分的修改中指出：“在我们批判与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时，又必须坚决地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左’的偏向，我们必须严格地加以防止。”修改后的提纲草案经毛泽东审阅过，但末形成正式文件。
1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同意立即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
12月14日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个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是的，是有理论的，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党有三百多万党员，面临的情况复杂，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况更复杂，没有高深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中央提出一个任务，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不久即将发出指示。开办马列学院也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讲话强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任，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要是人们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论了。一万年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觉地警戒，就能够少犯或不犯。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了，不进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性，这叫做经验主义。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呢? 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经验主义是主要偏向、主要危险。”“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1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规定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各级干部的配备基数。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合肥、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归华北接收问题致华东局电：请华东局即令华中工委准备接收人员与机构，如人员缺少，可放手从济南、潍县及徐州职员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准备将来接收合肥、淮南铁路及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通、芜湖、无锡、宁波、绍兴等地，解决这一严重任务。
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李卓然：“某刊所载我论态度一文，我并未看过，我不知有此文，望切匆转载或印刷。”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决定作出切实防止对公共房产的占领、争夺和任意毁坏等现象的十条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城市中成立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与分配该城市中的一切公共房屋。一切公共房产，一律由其接收、登记造册和保管；一切在巩固城市中办公的机关都要实行集中办公制度，不经当地最高机关批准，不准任何人在家中办公；所有党、政、军、民各系统的工作人员除其家庭原在本城市并有充足理由经本机关负责首长批准者外，都集中住寄宿舍；任何负责的党员不得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私人公馆；所有公共机关和个人被允许居住公共房屋及以公共房屋办公者，均须付必要的房租；严格禁止一切霸占、争夺、移走、拆毁公共房产、家具、设备的行为等。此外，为了免除城市工作人员各种散漫的现象，及不适合城市工作的各种生活样式，应适当改变原来在乡村工作中的若干待遇，如：取消私人马匹、马夫、私人勤务员及现行警卫员制度(部队除外)。不容许城市中的工作人员有不守纪律和贪污腐化现象。
1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迅速胜利地发展，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均已或将要归人民政府所掌握，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否则，决不能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据沈阳、郑州及其他城市工作的经验，新提拔的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懂得工商业技术的干部，对于接管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是很能干和很积极热情的，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而农村工作干部及缺少工商业知识的干部，则对于接管大城市和大的工商业，就有很多困难。为此，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的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
12月22日 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总支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支部工作的报告。指出机关支部工作应该做的不是一般的行政工作，而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把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混淆起来，结果就陷人事务工作，忘掉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在任务上混淆不清，支部任务不明确，组织方式不适宜，这就是支部工作做不好的原因。支部工作没有别的，就是要使大家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增强，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提高，更团结，工作做得更好，把错误搞掉。这些做好了，支部工作也就是做好了。机关党的支部工作任务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为提高工作效率而奋斗。
12月24日 在全国军工会议上讲话。指出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武器弹药的生产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央估计一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垮国民党。将来我们还得建设国防工业，要有国防军，武器还要造，要正规搞。将来全国大工业到手，仗打完了，要建设新的工业。在接收城市、工厂时我们要注意学习，不能摆老资格。我们的老资格是山沟的老资格，搞工厂、银行、邮局还不是老资格。管理大工厂、大企业等，人家是老资格，我们要做学生，要学习。程度低没有关系，只怕自己不承认低，自己用心学习进步就快，危险的是不承认低、骄傲、不愿意向别人学习。 12月25日 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主要讲四个问题：一、问题的提出是否过早? 二、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四、合作社问题。报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但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应允许资产阶级在一定限度内赚一些钱，这就是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赎买资产阶级。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制度。商业上也可考虑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国人在中国的矿山、工厂也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通过颁布法律使之接受监督。报告阐述了合作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以及在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还要有合作社，才有社会主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