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邠县地区在征粮、配合剿匪、肃特、反霸斗争中有扩大打击、乱斗、乱打人现象的通报起草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委严格注意防止或纠正这类错误。
1月5日 致信高岗：“你寄来苏联同志起草的农村合作社标准(标准二字较模范二字为好)章程及东北合作总社章程我大体看了一下。章程草稿是完备的，但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加以增减和改造，又有许多名词亦须斟酌改变，你们如能加以研究并改造，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文件。又东北如有苏联合作专家，最好能请他们首先帮助我们办好一个城市合作社、一个县的合作社和一个乡的合作社，如此创造经验并带领训练干部，即可逐步办好所有的合作社。”
1月6日——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他说：现在许多地方搞得不好，应当训练大批工人运动的干部，甚至举办像抗大那样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们手了，如何管理、领导? 各中央局的同志要亲自动手，培养训练干部。在乡村靠贫雇农，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居民。关于生产和经营的统一管理问题，由于中国太大，中央只能着重于统一计划，统一领导，要由地方来管理和经营；有些可能统一经营的，管理也要由地方去做。因此，在政府部门应有各项工作的计划和有管理经营的机构。还说：商业很重要，它刺激生产，也可打击生产，我们不让私商操纵国民经济，那我们就要操纵起来才行，特别是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要搞好。此外还谈了区、街政府等城市工作问题，强调不要把农村的工作方法搬到城市里来。
1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致天津市委并告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一)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的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无法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时，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二)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 (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的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
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
1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彭德怀向第一野战军中共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批复意见：“对时局问题请以新华社元旦献辞、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为基础加以解释。”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北局电：华北局扩大会议，中央不准备派人参加，中央一月会议的决议即由薄一波传达，并望根据中央决议讨论与布置华北一九四九年工作。
1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资问题复北平市委电：“关于工资问题，同意你们与各企业职工共同商讨决定的各项标准，迅速发给，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绪 。”“关于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及铁路工人冬季一吨煤的煤票，亦必须按旧规完全承认，不应有任何动摇，并须尽可能发给。”“如果你们照旧规发给年终双薪及煤票确有困难不能不全部或一部欠发时，则须向职工普遍地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即答应在平津战役结束秩序恢复后即补发，或在政府困难减少有办法时即补发，或在战争大体结束时再补发，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但在说明时，必须承认工人这些特殊待遇是应该照发的，而不要使工人感觉人民政府有取消这些待遇的意图，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
1月21日 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部队。
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军区宣传部电：“部队南进所应发表之一般的政治文告及标语口号，届时当由中央发出，现在尚不能拟定。解放军南进对城市及乡村人民的约法，请华野前委根据江南情形拟定，报告中央批准。你们对江南的宣传品均须经华东局及总前委审查后，才准印刷，不得乱印。”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同意召集中原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中原总工会。
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天津市税收及房租等问题致天津市委电：天津市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一律暂时照旧征收，以便使市政府能有自己的经费，这对人心的安定，秩序的恢复亦有帮助。各种税收及税率、税则的改革，除少数苛捐杂税急需停止或改革者外，一般可待二三个月调查研究清楚后再来实行改革不迟。不要提出或暗示分配房屋或减低房租的口号，相反应表示房客应该照旧交纳房租。为了救济失业工人及贫民，可经过商会或在某种税收内附加若干，征收一二次救济捐。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平律战役胜利结束。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飞抵石家庄，随即转乘汽车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他会见。此后，他们同米高扬进行了多次会谈。二月七日，米高扬离西柏坡回国。
2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商银行在中国经营的处理问题复天津市委电：“可以接见外商银行代表，并可通知他们：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并未通知外商银行停业。他们在人民政府法律范围内，可以继续营业。并令他们向政府报告他们的资产及其所经营的业务和帐目与国籍等，以凭核办。并可派人到各银行去检查他们的帐目、库存及资产等情况，待情况清楚后，再作决定处理，目前不要向他们表示任何不成熟的意见。”
2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照原计划召开中原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中原人民政府，将来长江流域解放后再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那时可将中原人民政府改为河南省政府。豫北部分，暂时亦仍归华北，不要划归河南。华中局的组成及成分，待七届二中全会时确定。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聂荣臻、薄一波并华北局电：“同意华北局机构从现在起即有秩序地迁到北平办公。”
2月9日 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解放妇女，发扬妇女的积极性，是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条件。”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革学校教育问题复天津市委电：“(一)平津的学校教育是需要加以改革的。你们所提改革天津国立学校的计划，大体上也是好的。但我们怀疑立即进行这种改革的群众基础，即是否绝大多数的学生和教职员都拥护这种合并和改革，而不会引起某种反抗或误会或不谅解，以致给予特务分子以鼓动群众的机会，妨害事业的进行。我们认为你们在群众中的准备工作是不够的，目前你们应积极在学生及教职员群众中进行这种改革的准备工作，并将准备的情况和程度报告中央，以便中央有根据来下决心进行这种改革和合并。如果这种准备不够，缺乏改革的充分的群众基础，则宁愿将改革与合并的时间推迟，以便你们进行准备”。“(二)所有各大学中学的校长和教职员，均须从平津各学校原有人员中选择调整，由适当机关加以任命，无法由外面派人去接办。在原有人员中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者及坚决的反动分子，必须撤换，新任命的负责人员亦必须是忠实愿意执行我们的教育方针，并为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所赞成者。”“(三)你们所提限制私立中学的学费及由政府接办私立学校的意见是错误的，不可采用。对私立中学，你们可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应该取消的课程而外，不要去加以干涉，应让他们继续办下去。”“(四)关于学生公费制，同意你们所提意见，经过群众讨论，组织评议委员会具体审查决定，通过群众大多数的赞成后，加以改革。”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都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央特作如下各项决定：(一)向华北人民政府提议：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二)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目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害或害处不大的某些贸易，应该在国家管制之下允许私人经营。(三)应该允许那些愿意和新中国进行贸易并愿意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外国的商业机关派遣代表或指定其代理人来和我方接洽，并允许这些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设立办事处。(四)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局得向外国派遣商务代表并在外国设立商务机关。(五)对外贸易局在了解对外贸易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以后，须制定适当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计划，送交中央审查批准。(六)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必须宣布中外船只进口、沿海沿江中外船只停泊及其卸货装货的办法，码头租借使用的办法，海关报关纳税及检查的办法，管理外汇及结汇的办法，以及违反这些办法和走私漏税的处罚办法等。(七)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和某些通商的外国口岸，建立邮电关系。(八)为了进行对外贸易所需之外汇，规定汇率及进行结汇、押汇和买卖外汇等业务，应由国家银行经理，其他银行不得经营外汇及买卖外汇。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北局、彭真、叶剑英、黄克诚、黄敬并林彪、罗荣桓并告东北局电：“丑铣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即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叶、黄、黄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滦煤矿管理问题致华北局并天津市委及滕代远电：“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的煤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 。”“在目前对矿局所提三项办法，首先应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此事望与铁道部方面商量解决。在将来运输上如有办法，政府即应把煤的出口和买卖，设法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到自己手中来，以便增加政府经济斗争的武器。那时政府即可从矿局购煤出口及分售给各工厂。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至于暂减产量的办法，则应力求避免，因为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并将使工人内部分裂。如我们批准减产，工人即将反对我们，矿局在此是有一些阴谋的，望你们注意。如存煤实在销不出去，车辆增加又实无办法，矿局维持又实在困难时，我们即应和工人职员(可组织开滦煤矿职工代表会)切实商量，要工人职员提出办法维持。那时工人会宁愿暂时欠发一部分工资，而不愿减产的。工人并可能提出其他可实行的办法 (如发煤代替工资)来维持。”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总前委、北平市委电：“关于对外贸易问题，中央丑铣电已有原则指示，望你们即加以系统研究，并找以前经营出进口贸易的商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详细询问，以便了解情况，提出办法，去进行以后的对外贸易。”“关于银钱业工会，你们应即进行组织，成立津市银钱业职工会。”“并在此职工会中，进行适当的改善生活的工作，和进行普遍的政治教育，争取银钱业职工靠拢我们，即可完全了解情况，协助政府监督银钱业的营业。”“关于外汇问题，目前即由人民银行经理，确有困难。在国家银行没有办法经营外汇以前，可以指定一家或几家私人银行在国家监督之下代为经营。望你们立即进行调查并与若干银行试行谈判，将结果电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同意你们发行生产建设有奖公债一万亿。但其目的应真正地以之投资生产，不应以之弥补财政赤字。又分三年偿还，似乎期限亦过短，是否可稍延长偿还之期，使其对于事业真有所帮助。又东北城市中尚有不少富人及房租地皮等收入相当大的人，这种公债亦可作为吸收他们财富的方法之一。”
就催促迅速处理英轮“湖南”号到塘沽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电：应允许该轮立即卸货装货出口。“因现在英国商人、美国商人及上海商人和轮船业 (可能还有日本商人来) 正互相竞争与我进行贸易，这种情况对我有利，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不要给英国轮船(第一艘到津者)以不必要的过多留难。”
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等电：同意你们在军管会下组织电影审查委员会，并以沙可夫为主任及以下委员共九人组成之。电影界民主人士应尽量吸收其参加。“但在目前，我们自己电影甚少，故审查禁放标准，必须从宽，不要把有点小毛病或无大害处的影片禁止，第一步只把明显反动的，即反人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影片禁止就行了。其余只是在思想上落后的影片，可待将来影片出产较多，能代替它们时再去禁止。”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你们对伪满大汉奸王荆山之处理意见。将王逮捕法办，其本人财产全部没收。但我们估计在东北如王荆山这类需要没收财产并加逮捕法办的汉奸及官僚资本家，一定还有一些。望你们令各地秘密调查，搜集确实证据和罪状，将名单报告中央批准后，宣布同时没收或加逮捕，而不要无准备无计划地一个一个地去逮捕没收，以免混乱及打草惊蛇。”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革旧税制复北平市委电：“同意你们即按伪政府时代之税目税率暂行开征各税，对伪金元券与人民券折合办法亦同意。但伪政府之税目税率必须改革，收税办法及收税人员和收税机关的组织，亦必须改革，不改革，而长期因袭下去，则是错误的。但这种改革必须是有准备地、逐步地进行。因此，你们一面照旧收税，同时必须努力研究和准备旧税制的改革，而不可忽视这种改革。”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并华北局电：同意北平征税“由原征收机关进行，征税时必须由军管会派充分军事代表监督征收。市政府财政局并须尽快建立自己的征收机关，以便将原来征收机关加以改组”。
就中小学的收费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并华北局、天津市委电：同意“北平市公立与私立的中学和小学，仍应大体照过去一样收费。私立学校收费重者亦不要去限制。但公立学校对于贫苦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出不起学费者可以免费”。“应普遍向教职员及学生说明目前军事时期政府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情形，及军队与政府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情形，号召他们为政府节省经费。市政府教育局应特别注意在工人区域办理中小学校，以便普遍教育工人子弟。”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北局电：“华北大学寅初毕业的一千三百多学员，不应该分配他们到各区党委及石、保、张诸城市的实际工作中去，而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和随军南下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组织华大式的学校，招收南方大批学生及旧职员，照华大一样加以训练。就是说，凡适宜充当教员及班长队长与支部等工作者，一律派遣他们去作教育工作，而不适宜作这些工作者，或个别作其他工作有特殊作用者，方可派他们作其他工作。因为目前大革命高潮，参加我党我军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及旧职员，将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而对他们必须给以如华北大学那样的初步的政治教育，因此必须准备进行这种教育工作的干部，华大毕业学生即大部可作为这种干部。”
3月5日——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十二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指出：“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并围绕城市工作讲了几个问题：“(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 ,‘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二)城市的接管问题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另一个是企业接收后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 这个讲话编入 《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3月8日 根据东北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的建议，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约见东北航空学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
3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致华北局并北平、天津市委电：你们应即令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军大对于来投考的学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并且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借口没有房子及经费而大批拒绝收录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并应令财政部发给上述各大学充足的经费，不得吝啬。房屋问题由各大学自己到乡村及各县去设立分校，即可解决，不要一律挤在北平。你们并应分送一批(数千人)学生给陕北、晋绥，这些学生即由陕北、晋绥派来之招生人员带回去训练。你们并可分送每个区党委学生数百人”。
就海关进出口税则问题复华北局并薄一波电：“同意根据一九三四年税则加以修改后实行”。“但甲项免税进口之工业原料、机器材料，日用必需品等，凡我区不能自制者除特殊必须的若干货物外，亦应征税进口，因这对于国营企业并无妨碍，而于私人企业，则有某种限制作用。又统销货物，亦应征税，但可用计帐办法”。“彭、时、赵提议北平酒的专制，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大城市亦应照样实行。”
就处理接收企业物资问题复华北局电：“同意你们将平津并加张、唐等城市所接收之企业物资迅速地适当地分配给各适当机关接管经营。并同意以杨秀峰、戎子和、宋乃德、宋劭文、张友渔、胡景云、徐冰等七人组织一个委员会，以杨秀峰为主任来处理。”
3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旧职员的处理原则复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市委电：“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一)对于企业机关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地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设法清除那些坚决的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倚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显明地降低，则应适当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这种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应如此处理。只有如此处理后，才能使企业内部安定团结，进行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这种改革。”“(二)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则须要采取另外的改造办法，也可以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因为除掉少数市政上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我们一般地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不打乱是错误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地集中训练，有些年老或资格太高，不能进普通训练班者，则组织特别训练班。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学或华大、军大，但对于这些人的训练班须由华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别创办，不宜进华大、军大或人民大学。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张几个城市对调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县去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的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
3月23日 上午，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当晚，住河北唐县淑闾村。
3月24日 中午，到达中共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在省委机关午餐后，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听取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下午，到达涿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军部驻地。当晚，接见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等，并商议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行动安排。
3月25日 晨，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上午，在颐和园休息。下午，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见面，并参加阅兵仪式。当晚，住进香山来青轩。
3月28日起 听取中共北平市委召集的文化接管委员会、物资接管委员会、各区委书记及工会干部的工作汇报。
3月29日 在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的物资接管汇报会上讲话。在谈到工业品贵的问题时说，工业品贵并不奇怪，贵了我们可以做买卖，正合乎发展工业的方针，问题是不要过剩。工商局要进行工商业登记，调查有多少生产单位，各有多少产量，弄个清楚，是否会生产过剩。在谈到发展合作社和有计划进行机关生产等问题时指出，可以搞货栈作为城乡联系、工业农业交流的落脚点，房子不够，由公家拨给。把各省的会馆改为农民招待所，招待入城农民。机关要分地种菜、喂猪、开粉条豆腐作坊，其次要搞手工业生产，先搞机关消费的，由市政府工商局计划一下，把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适当配备，开一个会议用自报公仪办法商讨进行。
3月31日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1日 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和平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于四月十五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四月二十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
对中共北平市委作工作指示。指出：北平接管阶段的工作已经过去，秩序大体安定下来。目前的任务，必须继续肃清封建残余，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北平，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有进步。北平的文化建设事业也应该有发展生产的观点，要能够在五年十年之后为提高生产而服务。为了生产，就要组织工人、农民，必须把大部力量放在组织工会、组织农民的工作上，这就是全体人员的中心工作。机关生产也应该立即进行。
4月3日 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北平解放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接收工作大体上已经结束。北平的秩序大体已经恢复，应进行的一些工作，已经可以开始进行。目前有以下几件事情需要迅速解决：(一)学校问题。公立学校：原有的尽可能办下去，不能办的就合并，能办与不能办决定于有无经费。私立学校：凡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反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有的学校，政府少贴一部分也可以；还有的学校，学费很高，但学生愿意出，我们也不反对，这样使大家都有书读，有学校住，问题就少一些。至于学制问题、课程问题，目前完全实行改革不可能，大体上可照过去办法办。(二)对资本家的问题。有些资本家不安心，应想法使之安心生产。我们可以宣布既定方针，保障资本家的合法利润，禁止非法盈利。我们还应考虑哪些生产不妥当，要加以节制；哪些生产需要发展，加以帮助。在劳资问题上，应向资本家和工人宣布，在可能范围内适当改善工人待遇，但我们要反对过高的要求，反对把工厂分散，我们可说服资本家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三)房子问题。私人房屋，我们明确宣布除官僚的房产外，私人的不加没收，不准侵犯，私人房权政府保障。至于房租是否要减，我想我们也可宣布，不开展减房租运动。采取房主与房客自由商议的办法解决。如果遇有争执，可请政府调解。保障私人房产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如果不这样办，会使人们不出租房子，不修建房子，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四)金融物价问题。目前物价还有小小波动，应告诉人民这种波动是很难免的，待一时期会进一步平稳。物价问题关系一切工作，我们要很好去做。我们应该恢复进出口贸易，规定一些出口人口的办法，安定人心。我们还要把城乡关系搞好，使城乡货物交流，力求畅通。我们可以动员区、村干部搜集出口的东西，城市过多的东西可流向农村去，使物资迅速地周转起来。讲话还指出：北平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必须抓住中心工作。二中全会指出，城市工作必须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北平要执行这一路线，把城市管理好。今天我们主要的斗争对象还不是一般的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许多地方把劳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发展生产，是北平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同时，没有北平千万的工人和群众与我们团结一致，则北平工作不易办好。目前北平的群众工作，首先应是工人工作，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大体可分为三项：一是要适当地解决工人的要求。凡是工人所提出的正当的、可能解决的、当前的切身要求，工会应该负责地和工厂商量加以解决。二是工会的组织工作。三是工人的教育工作。只有把上述三项工作办好，工会才有可能有效地动员工人，组织劳动竞赛，提高劳动效率，减少成本，才能使工人对工厂真正负起责任，才会积极起来参加工厂管理，才会感到自己是主人，否则的话就不好办事。
4月4日 与毛泽东、朱德等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就城市工作中妇女工作怎样做的问题讲了话。指出：城市工作就是把城市群众组织起来，教育好并且保护他们的利益。这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党的机关、人民政府、青年团体、妇女团体，都要一起把工作做好，并且要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工会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也就可做好了。工会工作搞好了，女工工作和工人家属工作也就搞好了。女工工作要放在工会里做，在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妇女有很多特殊困难，应多办些托儿所和儿童保育事业，使更多的妇女能到社会上来工作。还应大批训练助产人员，做到使每个村都有一个助产人员，一个县有一个医院，遇到难产就好解决。
4月10日 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天津视察和指导工作。并拟订了《天津工作问题》的调查提纲。
4月11日 上午，视察国营天津棉纺织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下午，听取黄克诚、黄敬等的工作汇报。当汇报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不能适应城市工作时，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当谈到天津接收工作时，说：我们接收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谈到城乡贸易关系时，说：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要单纯恢复旧的，而要有所改进。并建议多想办法打通渠道。当谈到私营工厂劳资关系紧张时，说：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4月12日 上午，视察天津造纸总厂。下午，听取天津市工商局、粮食局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工商局机构。它的任务是登记、统计及对商标和市场进行行政管理。对私营大企业不必派员监督驻厂，不应过多干涉，如有捣乱，将来有劳动局来管。对私人小工厂的工资，也不要替人家定，由劳资双方各定一个标准，然后听取双方意见来批准。原料、粮食和供应用煤都应该按照“有饭大家吃”的原则来分配，视工业性质来定供应等级，而不是以“公”和“私”为标准来分供应等级，要公私兼顾。对税收政策要研究，出现把字号改合作社、大商店改小买卖等情况，大多是因为税收有问题，批发商不能一律不准。搞营业登记的目的主要应是为了统计、调查研究、产生政策，限制投机只是目的之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交易所，并建立交易所系统，由国家办，代替过去的牙行。天津市通过交易所加强纱布管理、平抑物价、反对投机，是个好经验。
4月13日 上午，视察中央电工器材厂。 下午听取有关市场、粮食管理、金融等方面的工作汇报。
4月14日 上午，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
4月15日 听取天津市对外贸易、海关和银行工作的汇报。
4月16日 听取天津市工业处的工作汇报并讲话，指出：工厂经营问题，还是应利用贸易公司，由生产部门的公司来管。任何一个新东西还未建立起来以前，原有的不能停止。购买与收购大批货物须先与贸易公司商量。成品先通知一个什么机关，由该机关通知各公营企业尽先购买，余者再到市场上出售。
听取天津市公用局的工作汇报并讲话，指出：应取消法商电力公司电价高于东北电力公司百分之二十的特权。汽油应由国家专买。国家应在码头办运输公司，取消工头的压迫和剥削。国家办运输公司可以与工会合办，运费可降低，公司抽钱可买汽车、办福利事业等，另一部分归国家。要组织运输工人工会或苦力工人工会，包括三轮车夫、粪夫、雇农等，以码头工人为核心。将来组织码头工人学校，训练大批干部，可到上海、汉口去工作。
4月17日 听取天津市工会工作的汇报。
4月18日 出席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会议并讲话，指出：天津是完整的接收了，很有成绩。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管理、改造是为了发展。因此，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总的路线，二中全会决议已经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就是城市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这里讲的有群众，有队伍，有斗争对象，是很完整的一个路线。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它当作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天津干部在思想上还不清楚这一点。对自由资产阶级如果只有团结没有斗争，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但今天重点是团结。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重点还不会变。因此，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必须确切执行，这是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这四面八方都要照顾到，才叫全面照顾。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不熟悉不行。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 还指出，天津工作须重新安排，主要应该是工会工作与经济工作，但首先要搞好工会工作。过去市委不直接解决问题，一切通过区委去解决，那是农村工作方式，城市工作复杂，要明确分工。因此，组织要调整，干部要重新配备，领导方法要重新考虑。
4月19日 邀请天津市工商业家开座谈会，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Ё、宋棐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等。刘少奇在发言时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指出：你们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行。谈到劳资关系时说：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4月20日 在天津市对内对外贸易负责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对内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影响。它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周转经济”。搞不好就会不利于生产，经济也不得周转。税收问题也是这样。贸易应当服从生产，不是生产服从贸易；税收也要服从生产，不是生产服从税收。如果不服从生产而单纯追求利润或收入，就是单纯财政观点，这是我们以前批评过的。贸易、税收扶助生产发展是大事，相对来说赚多赚少是小事，这就是小道理应当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当服从大原则。生产有公营有私营，现在公私营是共同发展的。周转经济的贸易，国营和私营是平行的，不是冲突的。这里有一个“公私兼顾”的问题。贸易服从生产，包括服从私营生产，如我们在贸易上把私营工厂搞垮，这就是错误。记住“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两句话，要贯彻到底，不要违背。生产中有原料、制造和推销三个环节。国营贸易公司加强起来，如果不顾私营，私营就难以收买原料，所以国营贸易应当和私营的共同分配原料和市场。我们需要和他们结合，同时我们还要主动地避免和他们冲突，要和他们搞经济联盟，和他们全面合作。具体办法就是和他们划分原料和市场。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故意和我们竞争，果然如此，我们应当先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如真要竞争，他们吃亏了就不要怪我们。关于猪鬃统销，资本家们认为太早了些。过早了，私人到乡村采购的积极性就不高。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让他们去做。你们贸易方面，以后一定要把公私兼顾的原则贯彻到各方面去。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从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参观天津市私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中共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
4月22日 听取天津市军管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电讯接管处及冀北电力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等部门的工作汇报。
4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
视察仁立毛呢厂。
4月24日 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谓管好，就是要把天津可能与必须改造的加以改造，并加以发展。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为了今后把天津管好，把关系搞好，使生产得到发展，我们要进行以下工作：(一)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凡不必需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二)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是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又要与资本家商人合作。还应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这样就活跃起来了，从而刺激了生产，东西也多起来了。(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四)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应该规定一个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由军管会规定并宣布执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有纪律的组织，应合理的有系统的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组织好了就会有力量。组织起来以后，还要应用各种方法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城市工作中要彻底转变农村的工作方式，不要用农村的工作方式来管理城市。城市工作的特点是集中领导，区、街一级组织应是市级组织的派出机关，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级机关，市一级的机构还要加强。
4月25日 对天津市国营企业职员讲话，指出：“现在的工厂是国家的工厂，人民的工厂，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要把工厂办好，首先要你们和我们把关系搞好。怎样跟共产党搞好关系呢? 首先，要采取老实的态度，承认真理，服从真理，拥护真理，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标准，小原则要服从大原则，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就是原则性。其次，必须搞好跟工人的关系。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因此，职员和工人必须互相团结，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办工厂，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办事。你们过去如果有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自以为了不起，今天把这种观点改正，就可以改善关系。可以先由职员进行自我批评。你们自我批评之后，工人也会自我批评的。两方面都自我批评，就能够团结起来了。再次，工厂组织要改变，提高效率，过高过低的工资应该适当调整，冗员和特务、坏分子应该裁汰。这样一来，有些职员就会失业，我们政府应该想出办法来，给他们适当的安置。大家要爱护工厂，爱惜公共财物，努力为国家和人民的工厂服务。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批示：“中央同意，望即发布。”指出：“根据平、津经验，军管会能很好地接收城市及工厂和资财，但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和工厂。故军管会在接收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的机关管理和经营。”“根据平、津经验，新解放的城市照旧收税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但旧的收税人员，因在群众中种下很大的恶感，群众不信任。故由旧人员去收税，普遍遭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后来委任我军人员任税收局长，并由我军人员带领旧人员去收税，发给我人民政府税收局的收条，人民才踊跃交税。这一经验，望记取。”“城市解放后，许多房客不交房租，房东亦不敢收房租，因此人心长期不安。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对此不应缄默，长期不表示态度，应正式宣布除官僚资本之房屋应予没收外，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房客应继续交纳房租，租金多少应由房客与房东议定。有纠纷者应由政府或人民法庭调解仲裁解决之。”“城市解放后，常有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有些工人、店员，在老板恐慌情绪下，分了店铺和作坊。我们有些区委和支部，亦任意处理劳资纠纷。因此，在城市中常造成若干劳资斗争中的无政府状态，破坏我们的政策。故在城市解放后，应重新发表新华社的‘二七’社论及其他若干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并须规定每个城市的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须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大多有大批冗员及官僚制度，例如工厂中的警卫科、厂警等，工人、职员十分不满，要求迅速改革。而这些人员和机构，也可以迅速改革。故在确定工厂管理关系后，应即发动工人迅速改革这些制度，以利生产。”
4月26日 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解答问题时指出：我们把工厂里的职员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人民，同是劳动阶级，不要因为他们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就将他们划成另一个阶级，不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样就会分裂工人阶级，造成基本的原则错误。工厂里的中高级职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既然都是靠薪金收人生活的，都是雇佣劳动者，因此容许他们加人工会，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4月28日 出席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并讲话，指出：“工人要求得自己的解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长期的奋斗和努力才能做到的。因为他必须解放全中国其他阶级，不然，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农民，和农民联合在一起。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同盟军。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朋友。而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朋友，是第三个朋友。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队伍就大了。我们有三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而国民党是集中的代表者。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那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但在联合当中不能缺少斗争。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 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在讲到国营工厂问题时指出：“过去是官僚制度的管理，组织庞大，压迫工人，这些要加以改良，要有步骤地加以整顿”。但改得太仓促怕会出毛病，因此要非常小心和谨慎。“我想现在可以作两件事： (一)工厂组织要精简，过去有些人是多余的，没有技术，是亲戚朋友拉进来的，应当裁撤。(二)劣迹昭著的(如压迫过人的反动分子)应当去掉。不要把工厂看成救济机关，它应当是生产机关，而救济机关可以另设。但这件工作怎么作呢? 必须工人、职员团结起来，意见一致，提出意见，由军事代表、政府领导，把旧的改好，组织起来，以便于生产”。
4月29日 听取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的工作汇报并讲话。关于办学问题，指出中心问题是私立中学，要想一切办法使其尽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奖励私人拿钱办学校；在大学不一定提教授治校，助教当校长不见得就差；可以提学术自由，这不要伯。关于报纸问题，认为报纸应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以人废言，共产党不是宗派主义的党，好的意见、办法都听，不闭塞言路。关于文艺问题，指出电影审查要快，有些无害的可迅速上映，不要怕太宽，只怕太严、“左”了；要奖励旧戏班演新戏，改革旧戏者要奖励、免税、或由政府津贴一点，已禁止的一些旧戏要重新审查开禁，目的是让戏班子有饭吃；只禁个别诲淫的、政治上反革命的，其他可以不管，思想上有问题的不要禁，不能用禁止的办法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听取天津市贸易公司工作情况汇报。在汇报到天津市在粮和布的问题上曾与投机商作过两次斗争，利用物价波动抑制了它时，刘少奇认为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物价波动来打击投机，把钱赚到我们口袋里，基本群众吃了亏，事后可以救济。反对投机赚的钱，原则上投入工业，那就物价愈波动愈发展生产。还提出，当上层机构和生产发生矛盾时就应改造。可组织几个独立的专业公司，管生产，也管贸易，如花纱布公司管全国的花纱布，粮食部管全国的粮食，煤炭、盐等等都办专业公司，以便于发展生产。
听取华北总工会工作汇报。在谈到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化管理问题时指出，工厂生产的原料、制造、推销等详细情况必须使全体职工都了解，厂长订计划时必须与工会和党支部的负责人、工厂管理委员会共同制定，计划必须交工人或代表会讨论，制定计划之后必须向工人作报告、号召执行，这个过程的执行就叫做管理民主化。工会工作者不但要保护工人福利，而且要关心原料、制造、推销等问题，负责帮助厂长解决问题。在谈到要在私营工厂中取消包工头和让被开除的工人复工、临时工转正式工等问题时说，包工头问题很复杂，应慢一点取消。为了维持生产，应保障资本家有裁减工人的权利。失业工人可由政府办失业救济，按工龄长短分若干级。经费可以由资本家中抽救济捐，出入口收救济税。经费存银行，谁失业就救济谁，发半工资，实行社会救济。临时工转正式工应慎重，要与资本家商量，如因此工资增加太多，使工厂关门，不管理由多大，就一切都错。
5月1日 对路经天津的随军南下的东北干部讲话。指出：外来干部要注意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努力训练本地干部使之能代替自己，以便抽身到别处去。不要怕别人代替自己，宗派主义是阻碍新干部成长的。自己抽不出身，新干部生长不起来，中国革命无希望。维持城市人民的秩序，特别重要的是维持内部的秩序——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和军队里的秩序。保持优良作风，保持纪律，艰苦奋斗，自己内部不乱，人民的秩序就易于维持、恢复。还指出，城市工作，一个是接收，一个是管理。接收工作一般是不错的，全党还没有解决的是管理问题。搞好管理要有知识，有学问。我们的干部知识不够，要虚心地向工人、资本家、工程师、商人学习，如果不虚心，神气十足，一定要出乱子。
听取化工、织染等行业工厂的生产情况汇报。
5月2日 在进出口贸易、染织、皮革、火柴等十多个行业的工商业家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是指工业农业。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人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我们的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顾到国家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便不会照顾你。在讲到劳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真正做到劳资两利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
5月3日 在天津市教育界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大学的理科可仍照过去办下去，文法方面如法律系、政治系基本上要改。中学的经费可适当增加。不论中国人、外国人、资本家，办私立学校一律欢迎。在谈到思想自由问题时认为，思想是无法限制的，所以讨论可以自由，可以辩驳。真理不怕驳，马克思主义已有几十年遭到各种方面的批驳。如当作学术研究，对共产党的政策、纲领等都可以研究。如你的对，就服从你。不然，共产党也是无原则的党，象国民党一样，是要失败的。经过证明是真理，就相信，如不是真理，即使是共产党、毛泽东说的，也是错的。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混淆，要分开。如我推翻蒋介石，你组织游行、出报纸等拥护蒋介石，或假思想自由之名作拥护蒋介石、反共产党之实，那不行，这就是政治问题。
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及其所属各地合作社干部谈话。指出：你们现在可以办三种合作社：一、城市的消费合作社，要有单独的系统，不要与供销合作社混同。二、农村的农业供销合作社，或叫农民供销合作(以后者为好)。三、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以上三种合作社均应有各自的组织系统和各自的领导机关(运输合作包括在供销合作社之内)。它们大体按如下分工：一、消费合作社。现在主要是办工厂、机关、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开始不要办得多了，市民的消费合作社，有力量也可以办。消费合作社的业务，要看社员需要什么，合作社能办什么，而且又合算，就可以办。消费合作社把货物批发回来卖，也就是集体购买后再卖给社员，它代替商人，避免中间剥削，货物价钱便宜。这样，合作社就有很大的平稳物价的作用。二、农民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大量业务是进行商品交换，即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收购农民的土特产品，供给他们以工业品，不仅供给生产资料如工具等，而且还可扩大供给消费资料。三、手工业供销合作社。为手工业者收购原料，替他推销、出口产品。合作总社办这样几件事：一是训练干部，训练各行各业的收购工作干部，办合作社大学；一是了解市场情况，通告乡村；一是在城市中设立机关，帮助推销，要设立各行的专业合作社，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急需设立经营机关。
给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棐卿写回信，对他四月三十日来信提出扩大生产、增设新厂的发展计划表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5月4日 视察天津市容。
5月5日 出席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并作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顾‘四面八方’，就是说要搞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统一观点，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顾不到，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比如说如果把资本家搞垮了，如果工资提得过高，资方恐慌，不纠正就要发生错误。只照顾资本家，不照顾工人和公家，也是错误。所以现在问题复杂，就是因为要照顾‘四面八方’。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上次我在天津讲劳资两利，必须实行劳资两利，不然资本家关了门，问题就难办了。所以必须使他们的生产能够维持，要求不应该太高，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适当的提高，否则资本家工厂关门，国家现在又不能接收过来，假如接收私人资本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了，这是要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的。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报告强调，“发展生产，是全体人民的要求，是国家的要求，也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中国的生产要发展，特别是要发展工业。我们办工厂的人，如厂长、经理、资本家，统统都应有一个发展生产的观点，不能说只是厂长、经理的责任，我们工人，我们工会便不负责，这是不可想象的。工会和工人对发展生产要负责，要采取负责的态度，站在负责的地位。有些工会同志觉得发展生产不是我们的事，或只是帮助一下，这是不对的。对私人的工厂以为发展生产只是资本家的事情；而不是工人和工会的事，这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所以不论公营或私营工厂的工会同志，都须注意，使生产发展，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工人的生活才能提高和改善，不然生活是不能提高和改善的。工会要保护工人利益，但生产不发展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利益也无法保证。这是个整个社会的问题。”报告提出，所有工厂，所有铁路，都需要组织管理委员会，还要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由经理或厂长、工程师，及生产中其他负责人和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所选出的代表 (相当于其他委员的数量) 组成。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就是工会的代表会。厂长、经理拟出计划后必须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讨论，还要经职工代表会议通过，而且要召集工人大会作报告，征求工人的意见，并请上级批准。这样订出的计划，方能大家负责，一致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否与厂长负责制有矛盾呢? 不矛盾。 我们的工厂是厂长负责制，但怎样负责呢? 就是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大家帮助厂长来负责。重要的问题，必须经过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通不过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权。有人说，要厂长负责制，就不要工厂管理委员会了，那是不对的。关于工会组织问题，报告指出：“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它要办的事情很多，要办合作社，要选拔厂长，要参加政府，......总之，有许多事要工人办。但怎样办呢?就要把工人组织好。”“如何组织呢? 我想是否可这样组织：也按各种产业、各种公司，凡有全国性公司的，就组织全国性的工会。如全国的铁路总工会、纺织总工会等。没有全国性公司之前，就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以上指的是产业工人的组织。此外还有上千万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等，不能把他们放在大门以外。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仅是近两三百万的产业工人，但其他工人是产业工人的外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也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工会。”
晚上，在黄敬和李烛尘陪同下，会见开滦煤矿公司中方总经理余明德和英方总经理裴利耶，了解开滦煤矿的情况。对他们说：共产党保护外侨财产和外侨投资。我们主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内外交流。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有顾虑，我们欢迎英国人到中国投资，保证你们的资金安全。
5月6日 在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来天津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帮助，一是劳资关系问题，一是职员问题。经过这么几天，资本家情绪安定了。现在的问题是工人不高兴，干部思想没有搞通，还需要好好说服。讲话中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认为国外矛盾即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现在还是主要的，所以我们还要和资产阶级合作，还要引导人民注意国外矛盾。我们不要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太强调，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在谈到职员问题时，强调要解决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的问题，要把工人的地位提高，摆在知识分子之上，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不要认为工人摆在第一位就辱没了自己。此外还谈了要排除宗派主义情绪，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等问题。
5月7日 上午，离开天津去塘沽，视察天津碱厂。下午，到达唐山。晚上，听取开滦煤矿军代表汇报。在谈话时强调：在城市工作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开滦这个企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为了国家，为了工人的生活，必须坚持生产。这一点也务必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中外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的国家生产，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有利。
5月8日 召开开滦煤矿矿工座谈会，在发言时说：开滦的事情，横竖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拿主意才是。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
5月9日 视察唐山机车车辆厂，并为该厂题词：“发挥工人的智力，创造新世界。”
5月10日 视察林西矿。
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现在已经最后地、彻底地要胜利了，以后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在城市，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了发展生产，就要同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斗争。革命的敌人是三个，革命的朋友是四个，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要敌我不分。有的人认为打倒了三个敌人以后，还要打资本家，这样就打到朋友身上了。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有的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也是不对的，就经济地位而言，他们的工作、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要有自己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否则，就没有力量。工会要参加工厂的管理，共产党要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告诉工人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使工人懂政策，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会后，离唐山回北平。
5月11日 同朱德、陈云等参加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5月12日 与毛泽东、朱德接见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讲话，主要讲了天津考察的情况。讲到青年团问题时，主张按生产单位组织，不必要在每个街道都组织青年团、妇联会和党支部。青年团和妇联会，都应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不要同工会竞争或冲突，更不要同工会争会员。工厂里的工作首先是工会工作，工会搞不好，青年团及其他工作也办不好。
5月15日 与朱德出席全国军工会议并讲话，指出：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仗打完了，我们要建设新的工业，要接管城市。马克思说过，要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但对银行、工厂等不要粉碎。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准备了基础。若干的改良也是必要的。应该粉碎的没有粉碎，或不应该粉碎的却粉碎了，都要犯错误。我们在接收城市时，要注意学习工业管理及邮电交通的经验，不能摆老资格。
5月16日、17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昌、汉阳、汉口。
5月18日 批示“同意”中华全国总工会就重组党组干事会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党组干事会由刘宁一、许之桢、李颉伯、林锵云、蔡畅、李立三、刘子久、冯文彬、栗再温、肖明、黄火青等十一人组成；列席党组干事会议的有赵国强、狄子才、杨之华、陈用文、陈郗文、陆平、董昕、王亦清、高林等九人。十九日，周恩来批示杨尚昆办公室复函同意，并指定李立三为全总党组书记。
5月19日 在北平市干部会议上讲话， 结合天津考察的情况讲了城市管理及城市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等问题。着重指出党内实际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私人资本主义现在不只是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扩大。
5月27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
5月28日 与朱德接见即将出国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并讲话，指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会，要用一切友谊、一切感情、一切方法与他们建立联系，联合起来。要大张旗鼓地去，大张旗鼓地回，把中国的革命、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国际上做些宣传，把世界工人阶级的情形、大会的情况带回来向中国无产阶级做些国际教育。不然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很难实现。
毛泽东在李立三于五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世界工联选举副主席和执委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提少奇同志担任工联副主席。”
5月30日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末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 (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 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当天发出。毛泽东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通知。通知说：“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大纲对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目的、组织机构及职能等作了说明。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
6月4日 在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作关于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便于在许多问题上的集中和统一，避免自己内部的各自为政和彼此之间的磨擦斗争，而能互通有无和在对外贸易上共同协调一致，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这事很急迫，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如果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但需要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是从现在就着手，直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处理，如果把不可能或者是不需要统一的硬统在一起，事情就会搞糟。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华东局、南京市委、华中局并转汉口，并告华北局电：“上海、汉口及南京、九江的对外贸易，应力求有准备地迅速地恢复，应立即设立对外贸易管理处管理其事。”“华北人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暂行管理办法，你们可以采用，但有些货物的统销不要过早，华北统销过早，以致阻碍某些出口货物的收集与出口，后来又不得不允许私人经营”。
撰写重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校阅序言：“为了减少错误，我校阅了一次，并作了若干修改。由于此文写得太长，有些地方很不好读，意思也不明显，并有些重复，故在中间删去了几段，并将最后一段删去。此外，又将我在一九四一年写的《人的阶级性》一篇短文附在后面，对这篇短文我作了一种原则性的修改。”
6月7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陈嘉庚，就国内外局势等问题进行交谈。
6月8日 就合作社的赢利分红问题复信毛泽东，认为合作社是否分红应分别不同情况。集体劳动的生产合作社，是可以而且应该分红的。但消费合作社则在原则上不应该分红，“消费合作社不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建立在赢利分红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消费者联合起来，共同地比较廉价地去购买消费品，免除商人剥削的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就要使消费合作社在基本上犯错误。”为农民及小手工业者销售生产品的销售合作社，是可以也应该把赚来的钱分给那些拿出产品之农民或手工业者的，但是在原则上亦不应分很多红利。手工业集体劳动的生产合作社，应该分红，因为这些利润是社员劳动创造的。
6月11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
6月1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颁布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
6月15日——19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所以称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6月中旬 与毛泽东、 周恩来在香山接见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和苏联政府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
6月 为准备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报告提纲。提纲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由这“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提纲试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是：“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提纲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这个提纲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21日 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 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
6月26日 到达苏联莫斯科。
6月28日 斯大林、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
7月2日 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等问题。
7月3日 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
7月4日 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中国将实行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平等互惠地与各国通商贸易的外交原则；毛泽东将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后公开访问莫斯科。
7月6日 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苏联以下问题：(一)苏联的国家机构；(二)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三)苏联的文化教育；(四)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内务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至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信中还提请苏联政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材作出帮助，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等。
7月10日 应邀到斯大林在孔策沃附近的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出席。
7月11日 应邀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商谈。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7月15日——26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负责人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
7月18日 和高岗、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参加十一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与斯大林谈话的情况。
7月22日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任弼时血压仍有一百九十以上，稍劳即增高，罗荣桓病加重，两人均不宜远征治疗。要求根据商定的专家名单，向苏联提议先派两位名医来给任、罗治病。
7月25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一)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二)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为适宜。(三)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四)同意派邓力群到新疆建立电台联络。(五)同意苏共组织摄影队随人民解放军行动去拍摄电影，如有必要可组织三个至四个摄影队，四个野战军各派去一个队。
与高岗、王稼祥电告中共中央：“给弼时和荣桓的医生正选派中。”
7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7月27日 和高岗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并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7月30日 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
7月31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刘少奇可先回国，留王稼样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诗等接洽创办空军、海军两校事完毕，待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再去苏联；同意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
8月1日 周恩来电告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张学诗等定于八月一日由北平动身前往苏联。
8月4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
8月6日 中共中央电告刘少奇、王稼祥：近来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下游沿岸几个大城市各码头及铁路矿山上空轰炸扫射频繁，造成很大侵扰和损失，甚望苏联三百六十门高射炮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请与柯瓦廖夫一商。
8月7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六日来电的请示意见。同意“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8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 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全文，望即照此签字。回国经过东北时，同高岗、李富春商定具体执行办法。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王稼祥：我们对与东欧各国通商问题，原则上早经同意，望转告匈、波、罗三国党，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
8月11日 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王稼祥 ：同意关于组织高射炮兵团的方案，对苏联派指导人员来训练我炮手表示非常欢迎。再提出购高射机枪三百六十挺，并配弹药。
8月12日 与王稼祥听取刘亚楼汇报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
8月13日 与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8月14日 离莫斯科回国。致信斯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待至八月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并征询斯大林关于将在中国召开的亚洲职工代表会议、亚洲青年代表会议、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意见。
8月21日 到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致电斯大林表示感谢。
8月25日 到达沈阳。
8月26日 电告中共中央：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二百二十人，于二十五日抵沈阳。拟于二十七日开欢迎会，由刘少奇作关于与苏联专家合作问题的报告。刘与柯及高级专家三十人准备于二十八日一道去北平。
8月28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国家就要有一套知识。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得快一些，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在讲到城市工作时指出，中央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今天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仅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且会使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更快一些。要搞工业化就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工业化后不搞社会主义就要成为帝国主义。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着重讲了要注重实际，不要看重形式、着重选举而流于形式主义，根据现在情况，这些人民代表那怕是推举的，只要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只有人民代表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讲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时指出，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要想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言必称希腊”那就变成教条主义， 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决定。
当晚，离沈阳回北平。
9月3日 在北平召开的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指出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苏联要派大批专家来，中国的同志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
9月13日 复电苏联职工总会主席古兹尼佐夫：“由于世界职工联合会已经决定并且公布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中国召开亚洲各国职工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认为这个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中共中央认为亚洲职工代表会议对于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亚洲国家的工人群众，只应作一般的号召，而不要去进行任何组织工作，因为对于这些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需要根据这些国家的特别的环境，采取另外秘密的方法去进行，才能有效，公开的亚洲职工代表会议是不能担负这种任务的”。“中共中央希望古兹尼佐夫同志能促成世界职工联合会及苏联总工会先派一二位负责的代表立即来中国，以便与中国总工会的负责人进行协商”。“今年十二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亦应该依照上述方针来进行”。
就《华北局关于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致信薄一波：“你们发表这个决定是好的。有以下几点意见，请加以修改，再送我一阅，即可发出。(一)请参照政协共同纲领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央最近发出的指示，加以修改。(二)要保障党对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但代表中党员不要太多(此点中央已有指示)，应写一段。(三)代表产生方法，只说普选不够，应有具体规定，如村代表以人口为比例由公民小组选举之，区、县代表以人口为比例由村人民大会选举之等。又各人民团体代表与地区代表的比例亦应有规定。但选举时可不进行公民登记，不投票，用举手及其他方法选举之，力求选举有代表性的人物。(四)下级代表大会选举之政府委员会须经上级政府加委，但下级人民代表大会撤换政府委员时，则不要由上级批准。如规定撤换也要上级批准，就不好办。”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同意立即颁布施行关于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及农协章程。
9月15日 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快要胜利了。现在以前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人都来了，我们不要讨厌他们，要团结他们，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实现对他们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必须执行。不执行，胜利就不能巩固。这次统战工作，是以我们为主。我们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正确执行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群众路线。
9月17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的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刘少奇出席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中国共产党作题为《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讲话。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这个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
9月22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9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你们来电所提问题，有些提得不妥。在方解放的城市，可用指定和邀请的办法召开各界代表会，等到城市人民团体已经组织起来或原来就有组织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与有无名义上的军管无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之间，也不应再行划分什么区别。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在职权上及代表选举方法上则应有区别，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权的，其代表主要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或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而不是由各人民团体选举。因在东北还没有经验，目前还不宜普遍召开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暂时召开几次人民代表会议，逐渐扩大代表会议的权力，待有了经验之后，再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废除、修改或令其停止执行的权力。而不要规定一律须经上级政府批准。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人民政府，须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的发言。
9月24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的发言。
9月25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的发言。
9月27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9月2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协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否认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等议案。
致信周恩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应保留十分之一的名额，给待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这些名额的具体名单， 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此点请提交大会决定。”
9月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会议还通过《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下午六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0月1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初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并草拟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人选名单。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初拟名单，提请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入座谈会协商提意见。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确定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
10月5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只占总生产的十分之一，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今天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人民经济，使中国工业化。但是，如果没有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完全友谊的帮助，那是要困难得多的。例如：我们铁路的很快恢复，就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又如鞍山、石景山等钢铁工业的恢复，有了苏联的帮助，就要快得多。所以苏联对中国人民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10月7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党组举行的党员大会上讲话，阐述建国以后必须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多万，而共产党员只是三百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联合农民，联合各民主阶层，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其中包括过去跟我们打过仗现在觉悟过来脱离了反革命阵营的分子，如傅作义、程潜等。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是不应该动摇，不应该怀疑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
10月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李济深、王昆仑、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郭沫若、马叙伦、张奚若、杨秀峰、乌兰夫、朱德、林彪、刘宁一、邓颖超、冯文彬、沈雁冰、梁希、吴鸿宾、陈嘉庚、邵力子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0月11日 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任务，就是把一两千万工人分别组织到工会中来。工人阶级的中坚队伍是产业工人三四百万人，是工人阶级中最进步的一个阶层。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
10月19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0月20日 出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向待解放区进军和军队建设问题。
10月22日 会见来中国筹备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苏联工会代表别列金、久金，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在革命尚未胜利的亚洲国家中，革命策略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亚洲与欧洲情况不同，被压迫的人民无任何合法权利，这些国家中的人民起来就会发生武装冲突，武装斗争已经是或将要是有些国家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国革命在最近二十二年中主要是武装斗争，在乡下进行武装斗争，在城市进行秘密工作。
10月23日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同陈绍禹谈话，指出陈绍禹不尊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承认错误的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二十六日，将同陈绍禹谈话的情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政治局会议认为刘少奇对陈绍禹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
11月7日 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大会上发表《论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的演说。
11月10日 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它的工作结束后，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组织各种工会，团结全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工会工作做好了，不仅对工人有利，对生产有利，而且对全国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使全国其他阶级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11月11日 复信陈明仁：“来函奉悉。所言湖南省政方针及贵部军队整训计划，均甚得当。望与湖南各同志密切合作，努力进行为荷。”
11月12日 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报告筹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和建校计划。
11月15日 为欢迎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以及苏联、印度等国来北京出席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致欢迎词。
11月16日——12月1日 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一百一十七人。在十六日的开幕会上，刘少奇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这是世界工联所领导的世界民主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反对美、英、荷反动工会领袖的分裂政策，坚持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统一，以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工人阶级权益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这也是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在中国这一块广大的土地上获得了决定胜利的结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无疑的，它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工人阶级亲密切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
1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电，指示应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组织。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他们以前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又成立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现在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现在开始这种建设，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组织，并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步骤是：首先成立受西北局领导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分批介绍本地的先进分子入党，然后派他们和外来的党员一起到新疆各地去建立那里的党组织。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共后，并不要退出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关于新疆的社会改革，应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才能确定政策口号与时期，而且必须在各不同民族中采取不同的改革政策。
11月23日 在北京各界为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召开而举行的集会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尽快恢复经济而努力工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一切政治自由，并已取得了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团结国内一切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自己未来的幸福的生活。”
1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
1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同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薄一波、饶漱石、邓子恢等研究一九五○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
12月1日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举行的集会上讲话，论述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形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是或者应该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是或者应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具有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它不能也不应该脱离民族解放运动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它不能不去过问、参加并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只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运动才能发展和胜利。”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电：“关于纠正乡村工作干部不良作风决定经中央审查，认为可行，拟即由新华社公布。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情形的地方均须注重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杀、乱捉必须防止及禁止，决不能放任。”
12月2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通过了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并任命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12月4日 复信陈步舟：“先生父子近年失业，生活困难，极愿有所帮助，但因目前国家困难甚多，原来公务人员失业者甚众，故现今找一有薪水之事，极为难得。而我们革命组织人员，则大多实行无薪水的供给制，个人生活虽可勉强维持，赡养家属则不可能。供给制将来亦需改为薪水制，但在一二年内，国家财政还无力负担，总在一二年后才能改制。公子曼伯如能不怕艰苦，则可先进湖南现有之革命军政训练班，受训半年，然后工作，而这种工作，现在是没有薪水的。”
12月6日 同朱德、周恩来去西直门车站为毛泽东出访苏联送行。毛泽东于十六日到达莫斯科，准备同苏联领导人讨论有关两国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由于苏方拖延，至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才正式开始。
12月8日 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致林彪、谭政、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电：“(一)两广战役即将结束，陈赓所部休息十天至半个月，然后进兵云南，解放云南。休息地点望林、谭指定，并应给予充足的营养，以便恢复体力。(二)陈赓部由广西进军云南的道路及沿途准备，望刘、邓提出意见。据说百色地区瘴气甚多，饮水恶劣，不宜行军，果如此，则以经贵州进入云南为宜，望陈康及林、谭即进行侦察并将情况及意见报告军委和刘、邓，以便早作决定。”
12月15日 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对云南事件的分析及处理办法是正确的。用你们前线将领名义批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任命各将领与中央政府组织法亦无冲突。目前我军既无法进入云南，一切只好让卢汉自行处理，以免引起紊乱。”
12月19日 在海员工会、店员工会会议上讲话，阐述了两个工会当前的任务。
12月21日 起草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名义致毛泽东的电报：“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从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6日 会见来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越南等国的妇女代表，向她们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回答了她们提出的问题。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志明电：“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中共中央同意你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亦可能在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陆续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议：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准备派到越南的代表暂时仍采取秘密的形式。”
12月31日 在干部会议上发表除夕讲演，指出：“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但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恢复经济，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及各级人民政府，要一致努力，忘我地工作，牺牲奋斗。只要生产恢复，不打仗了，把交通恢复，没有开的工厂恢复开工，财经困难便可以克服，人民生活便可改善，胜利也就更加巩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