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会议上作关于形势和组织业务工作的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的新问题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并对党的组织业务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

    1月18日 就训练航空员、坦克手及其他军事技术人员问题致信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议考虑在工厂、学校、机关中普遍建立一种学习军事技术的组织，以便训练大量的航空人员及其他人员。

    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东局一个报告的批语，提出：应对土地改革中划错阶级成分问题予以注意，“因为这是土改中可以引起各种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应向越共同志说明：必须大力组织财政经济工作来解决困难，而不能依靠发行货币来解决困难。但越南在军事时期政府要从银行透支一些款项来作必要开支是必然的，此点你们应加以计算。并告诉越南同志每年每季能透支多少，在透支过多之后会发生何种后果，在这种后果之后又应采取何种办法应付。在详细说明这些之后，使他们了解，用发行货币来发展生产支持贸易，然后再从生产贸易的发展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正确的办法。”

    1月24日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以王稼祥为部长的通知。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批准王稼祥关于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机构和领导组成人员的报告，同意廖承志为中央对外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李初梨为第二副部长，连贯为第三副部长。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韦国清并告罗贵波电：“请你们向胡志明同志提出，以后越军前方要求援助，均先经韦国清审查，后方要求先经罗贵波审查，再由罗、韦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请求。”“越军后勤司令部和兵站运输线及各部队的供给部，应即建立，武器弹药和物资的浪费损坏，应即规定办法加以禁止，说明爱护和节省武器弹药和物资的严重的政治意义，以教育所有人员。”

    1月 主持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 二十八日，致信毛泽东：“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发布了。请审阅。但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有些地方无军事法庭组织者，可立即组织起来，故人民革命法庭可以不组织，亦很难组织起来，不能应付目前情况，故以军事法庭审判来得简单有力。”当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二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二月二十一日公布。

    撰写《为组织广大的合作社经济而斗争》一文，指出合作社经济开始成为我国人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的帮助之下，它将在长期的不断教育中引导我国数万万独立的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在长远的目标上来考虑与提出合作社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规定适合的合作社的各种原则和制度，以便保证合作社的工作和发展能够循着正确的有利于极大多数人民的道路前进。

    2月3日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和全国解放后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出：工会要配合各方面加以准备，把毛主席所说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告诉工人。三年准备后，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用以发动工人的热情。

    2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土地改革和减租退押地区加强春耕生产的指示，指出：“春耕时节即到，各地进行土地改革及减租退押，不应妨害春耕生产。凡在春耕前可以完成土改者，应速求完成；不能完成但已开始进行者，应力求在春耕前告一段落；尚未开始者，则暂时不要开始，以便在春耕开始后集中全力进行春耕生产，争取今年丰收。在春耕紧张工作完成以后，各地仍可利用农忙间隙时间进行土改和减租退押工作，但均以不妨害农业生产为原则，即是说必须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原则下来进行这些工作。”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电：“你们应即在军区军分区及各城市军管会与剿匪司令部下组织军事法庭，在减租土改地区组织人民法庭。凡土匪、特务、反革命案犯，在军事管制时期，经军事法庭判决执行，在内部经省委或地委批准后，即可执行。”“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应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评和不满。”

    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批转武汉市委关于土改期间城乡关系问题的简报，在批语中指出：“在解放以后，乡村地主已将不少财产非法地转移到城市和工商业中，有些工商业者并窝藏犯罪的恶霸地主，农民在土改中追回这些财产，并逮捕这些恶霸地主，是完全正当的。但此事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否则，将引起城市的混乱并破坏工商业。各县市人民政府应即和省市县农民协会及工会、工商联合会建立城乡联络委员会及联络处来有秩序地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

    2月13日 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名义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2月14日 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而举行的庆祝大会。

    2月17日 为中共中央批转河北省委关于改善领导方法的决定，指出要克服“在领导方法上普遍存在着的会议太多、指示太多及向下级要材料太多的现象”。

    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及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各项重要问题。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作了通报。刘少奇参与了《决议要点》的修改工作。

    2月20日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报告。在会上发表讲话：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已经做了一年的恢复工作了，再加上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要在这三年之内，把各种工作都做好。要把抗美援朝搞好，解决朝鲜问题；要把土匪问题解决，肃清反革命；要把土地改革搞好；要把工商业搞好; 要团结好，也就是说要把统一战线搞好。此外还要把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做好。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工业，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准备好了条件。还有二十二个月的准备时期，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加紧，应该在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带全国性计划的经济建设。

    2月26日 复信江苏省无锡市华昌丝厂工人，祝贺该厂创造全国制丝最高纪录，鼓励工人们做工厂的主人，继续努力，创造更大的胜利。

    2月28日 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论述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指出：“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就是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依靠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就能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周围，形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力量，去履行我们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设任务和国防任务。“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 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个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

    复信东北、上海、北京三个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科的同志，赞扬他们超额完成一九五○年译制苏联电影的任务和对工作的高度自觉性。

    2月下旬 修改 《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各地在土地改革中均提出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若干补充规定。中央根据各区的意见并加以综合，起草了这个草案。但鉴于中央和各地政府已经颁发了很多的土地改革法令，并已使农村工作干部甚难掌握，如再公布这个草案，当使他们更加为难。所以这个草案决定不由政务院公布，而当作内部文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区党委，作为你们处理土改中各种问题的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亦可部分地或个别地由各区和省人民政府予以公布。”此件于三月七日下发。

    3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曾涌泉并转李鹏及留苏学生电：“留苏学生要求在一九五一年暑假回中国一行，他们可以自己节省一部分及暑假期间的卢布津贴，作为在苏联境内的路费，在中国境内的路费及生活费可由中国政府负担。中央同意他们这个要求，望大使馆即派人组织他们照此计划执行，路费除开他们自己尽力节省出卢布外，不足之数，你们仍可酌情贴补一小部分。如已够用，则不要补贴。因为国内东西很便宜，要他们不要在苏联买东西回国送人。他们回国后除与各人家庭接触外，由中央组织部及青年团中央组织他们参观，并会同中央宣传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3月19日 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 “北京市政府党组关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至今还有许多党员对于和党外人士在一个机关中团结合作共同工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解决，各级党委应加督促，要他们仿照北京市政府党组办法加以检讨，并写一书面报告，以便有所改进。”

    3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关于要西藏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派人来北京谈判的有关情况。

    3月2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了党的组织状况和存在问题，阐述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改进干部管理制度和加强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 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地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使我们党具有充分广大的群众性。但最近两年不少的地方接收党员过多，以致有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到党内来了。还有一些坏分子，例如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党团和道会门分子，投机分子，自首或叛变过的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钻入了我们党的一些组织。因此，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是完全必要的。报告还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坚持奋斗的决心；(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斗争和工作;(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 (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编人《刘少奇选集》。

    3月31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八十大寿的祝寿仪式，并致词。

    4月9日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论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现在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每个党员除开社会职业之外，必 须在党的一个组织的分配之下担负一种工作。对于不够条件的党员，应在整党中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在整党建党工作中，首先要分清敌我界线，其次要分清党员与群众、先锋队与阶级的界线。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为坚持高标准的党员条件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今后要继续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根据这个决议进行的整党工作由此在全国逐步展开，至一九五四年春基本结束。《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编人《刘少奇选集》。

    4月15日 会见缅甸共产党代表昂支并谈话。

    4月20日 致电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为了解决你们的战时财政问题，建立统筹统支及其他必要的财政制度和纪律是完全需要的，并须进行不懈的斗争去反对那些破坏财政制度与纪律的人员，然后才能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合理地使用到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去。过去在中国为了解决我们的战时财政问题，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处分了不少的破坏制度的人员，并在人民中进行了普遍的生产运动和贸易工作，才能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下解决军政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想在越南大体上也是要经过这些斗争和过程的。”

    5月2日 致电罗贵波、韦国清并转告胡志明：“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情况回来报告称: 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检查，均已生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 又如去年送给越南X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等语。以上事项，望丁同志注意并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

    5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性的地方性的会议、适当使用积极分子、建立各级统计机构的指示：(一)“由于全国统一，使中央各机构建立对于全国的统一领导，召开全国性的各种会议，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中央各机构就不能了解全国的情况，决定统一的政策，建立对于全国的领导。”“但在全国会议开过之后，各地各部门是否随即召集该项地方会议，应由各地党委统一计划调整，对于没有必要召开的地方会议，都不要召开”。(二)“现在工厂、农村、学校的基层组织中许多党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及劳动模范不脱离生产者，他们参加的会议太多，兼职太多，业余活动时间太多，学习时间也太多，党和行政及青年团、工会的活动时间没有统一的调整，甚至有互相争夺活动时间和积极分子者。各地党委应即和各方面协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三)“以后应在县市人民政府和党委成立有能力的统计机构，专门和经常地负责搜集各种材料，进行统计，供给各方面的需要。”

    5月7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群众的宣传，对于党员的教育，思想的批判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领导这个工作。在过去，各级党委对于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是不够的，不大注意宣传教育工作，常常把一些工作委托给宣传部的人来做，做一点就做一点，没有做也不去管，做错了也不管，使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陷于自流。我们说，别的工作做错了，表现出来还慢一点，但宣传工作做错了，就要出乱子。所以加强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方面加强各级党委对于宣传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加强宣传工作机构，提高其工作能力，这是改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方针时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当然作宣传工作的还是要讲，但作为实践的问题讲，十年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到十年之后，建设得很好，我们看情况，那时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 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的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

    5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

    5月10日——16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十一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总结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的伟大成绩，同时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工作草率和“左”的倾向，提出镇反工作现在要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镇压反革命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底基本结束。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提出：“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天津市委的指示：“常宝坤、程树棠在前线牺牲，应按前线阵亡烈士待遇。”

    5月13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作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讲话。指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有它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的。如果目前即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人民是无益的。伤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地是破坏着目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是“左”的错误。那么今天资本家对工人有没有剥削呢?自然有。但这种剥削有其进步的作用。可不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 可以。转变方式有多种，如说服，颁布国家法令，开会讨论，甚或给以若干代价等等。这工作我们从现在起便开始培养和教育，使大家都能认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行程。因此不仅是可能，而且会是现实。假使有少数人反对怎么办?这很简单，可以消灭它。

    5月16日 致电高岗：“关于在国营工厂中实现统一领导问题，华东城市工作会议及其他多数同志都主张在工厂中建立党委来实现这种统一领导。理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或少有既懂得经济工作的技术又懂得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来管理工厂。因此，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好工厂的。而以党委方式来实行集体领导，则既可补足厂长的某些缺点，又可统一各方面主要是党、政、工、团的领导。”“党委负责制，并不取消或妨碍厂长负责制，相反，它加强并支持厂长负责制，同样，也加强党的、工会的、青年团的工作，各方面的缺点则可得到一些补助，少犯一些错误。”

    5月中旬 为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美协、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的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书写对联：“唇亡齿寒辅车相依，披发樱冠众志成城。”

    5月23日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论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在广大的范围内宣传了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的原理通俗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另一方面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在马列主义总武器库中增加了不少新的武器。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宣传工作可以分作两项，一项是当前中心工作、时事政策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要建立经常的宣传机构和工作，注意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总的来讲，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并用各种办法逐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拿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这个报告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

    5月24日 出席毛泽东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而举行的宴会。

    5月 研究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阅读了大量有关的文件资料。五、六月间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文章提出：国营工厂中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观察问题时必须分清敌对的和非敌对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文章还提出：“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们的觉悟，来实现我们党的要求和目的。”这篇文章是论述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的最早的文献之一，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

    6月3日 致信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马列学院对于工人运动及工厂管理问题的教学情形，不知怎样? 应认真地教一教这一门课。因为我们多数党员对于工人中的问题太生疏了，这就使他们不能很好的领导工人群众。”

    6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捐献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单纯强调节约降低生活的偏向，望各地注意防止。用改善经营管理，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减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办法，则应加以强调与提倡。”

    6月21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临时总学委党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机关建设问题的报告。

    6月30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光荣历史，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和党所面临的“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艰苦而伟大的任务。”指出：“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乃是具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许多深刻的、复杂的根源的。有些同志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们党和中国革命所以能够胜利的这些深刻的复杂的原因，他们简单地认为这种胜利只是由于他们打下了天下，因而，他们就表现了居功骄傲以及其他错误的观点。应该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育这些同志，以便扩大他们的眼界，纠正他们骄傲自大的观点以及其他错误的观点。”“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同时，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还要进行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才能保卫和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并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在此以后，还要进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最后地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7月3日 在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上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以此作为新因素， 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二十五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随后，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彼、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7月4日 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 《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 在批语中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如果不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就不能取得工人阶级对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就使我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去搞好生产并搞好其他各种工作。”

    7月5日 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阐述了对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指出 ：“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步骤——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报告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这五种经济都会有发展，它们的基本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发展的结果，工业比重要逐渐增大，农业比重要相对缩小。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这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然后才能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个主要的步骤，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态度才能决定。”“工业国有化不是逐步实行的，而是逐步准备好，当作一种严重步骤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乡村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依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一方面，是农村中广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思想、富农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互助组、合作社，国家贸易与对富农的累进税，并且还可以有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这样两种潮流要同时在农村中发展和斗争。最后，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吸引农民到集体经济中来，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在农村中既不是去阻止或企图避免农民的自发趋势，也不是让其自流，而要加以领导，适当的控制和限制，准备最后的胜利。”

    7月12日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马列学院以后要正规化，不能搞游击”，要把读书和锻炼思想作风两者兼顾起来。

    7月2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会议上的结论》，并在讲稿上加了几段话，指出：“从原则上说，每一个党员犯了错误，而这种错误又不仅只是涉及他个人，而是对党对群众有影响的，党在发现以后，都必须及时地加以纠正。这就是党的严肃性。党在纠正党员的错误时，必须向他说明：为什么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必须纠正? 而如果不纠正又会怎样? 并且指出纠正的方法。当着党的组织采取正式的决议形式，指令该组织内任何党员纠正某种错误，如果该党员采取不服从或反抗的态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工作中仍然继续他的错误，那就构成了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就有必要来考虑给他以处分。”“党员犯了错误，党的组织必须仔细地具体地去加以研究和分析，彻底弄清楚错误的性质，犯错误时主观与客观上的情况，犯错误的原因及其结果以及如何才能避免和改正这种错误等，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应该给以处分。必须使党的处理既不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又不犯惩办主义的错误。”

    7月24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和晚会，欢迎以越南国民联协战线副主席、越南劳动总联团主席黄国越为团长的越南人民访华团。刘少奇在会上致词。

    7、8月间 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一文。文章提出农村供销合作社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办好三件事情：为农民推销多余的生产品；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办好这三件事，合作社和国营经济机关就能控制大量的农产品，为国家推销大量的工业品；能使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机关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合作社和农民成为国营经济的同盟军；还能使合作社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用集体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们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目的代表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因此又是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基本政治原则。 这篇文章编人《刘少奇选集》。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的指示：“对土改后的农村，应以提高农村生产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为中心任务去布置一切工作。其中建立健全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在区乡即农民代表会议) 和人民政府机关，建立以推销土产品为中心任务的各级合作社组织，普遍地组织劳动互助组，依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建立农村中党的组织等项，应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去布置。”“发展市内生产，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是城市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在目前，适当地在城市中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城市中的封建残余势力，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和领导，加强工会工作等，应成为当前的几项中心工作。此外在老区的农村中应将整党工作当作一项中心工作提出来去加以布置。”

    8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电：“关于中越贸易问题，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和财政援助混淆。所有财政和物资的援助，均须在贸易范围之外另行办理。又在越南尽可能大量地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偿付我方出口物资，这对越南财政和经济均有极大好处，必须大力组织。此点，请告越党中央。”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电：“关于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已经开始进行，这是很好的，将来还可发展。但既然是进行贸易，我们的贸易机关只能按照严格的一般贸易的规则进行两国物资的等价交换，不能和对你们的财政援助有任何混淆。我们的贸易机关只负责和你们进行贸易，没有担负任何在财政上援助你们的任务。对于你们物资和财政的援助，是由另外的机关并采用另外的办法来处理的。此点务请你们了解。”

    9月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中国的合作社运动，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动力，合作社制度开始成为中国一种新的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农民把自己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推销除自己消费以外多余的生产品，并供应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及其他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农民把自己当作消费者组织起来，供应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共产党应积极赞助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并在工作中把群众的切身要求与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远大目的密切结合起来。供销合作社就必须采取和商人完全不同的方针，直接地完全地对社员负责，全心全意地为社员办好供销业务。这个决议草案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9月3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分局的指示，指出 ：“由于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又有严重的宗教问题，在这些地区内进行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斗争，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需要周密考虑后来进行的事情。”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在经济上应团结所有的人进行生产的指示》，指出：“在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农村中，除开严格禁止地主及其他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外，在经济上应该团结所有的人来进行生产，就是对于那些守法并认真进行生产的地主，亦应包括在团结与保护之列。”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天津市委整党计划的批复，指出：“由于有些干部和党员还不了解整党及提高党员条件的意义和必要，因此，应该认真地传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和精神，以便统一全党对于整党和建党的认识。”“对于领导基层组织进行整党的干部，必须认真地加以选择和训练。”

    9月29日 写成《论合作社问题(初稿)》一文。文章论述丁关于合作社的九个问题：(一)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基本目的与供销合作社的基本营业方针；(二)供销合作社的股金与盈余的分配；(三)供销合作社对社员的待遇必须与非社员有区别；(四)供销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与资金的运用；(五)供销合作社的管理与费用；(六)国营贸易与合作社贸易的关系；(七)供销合作社的组织问题；(八)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九)城市和农村中的工业生产合作社。文章指出：共产党积极赞助并领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办理自己的供销业务，因为这不独对农民有很大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有极大的利益。因为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能够发展全国的物资交流，把多数以至全体农民吸收到合作社的组织中来，使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之间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国营经济与合作社能够掌握大量的物资，进行有组织贸易，对市场实行决定性的领导，因而使农民和国家能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合作社还能逐步地教育并引导农民群众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能用社会主义的原则教育农民。因此，合作社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10月5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第二届年会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典礼。

    10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并转告胡志明电：因韦国清患病休养，“韦同志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职务，即由罗贵波同志代理”。

    10月23日——11月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11月4日 应邀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学习座谈会上作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经验，指出：思想改造，不只是对一般的人们需要，它首先对于共产党人就是需要的。共产党人不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共产党人在过去长时期内进行了思想改造，在现在，仍然在进行思想改造，在今后，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直到完全改好为止。而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在今后还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保障。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的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的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播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建立，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

    11月前后 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负责人谈话，提出合作社为实现组织上的群众性，要广泛地吸收群众入社。合作社要逐步实行包收包供。今年合作社包收棉花是很好的，特别是社员集体向国家售棉，是社会主义的交售方式，社会主义的收购方法。要加强基层合作社，把基层社的工作做好。

    11月27日 离开北京去南方视察和休养。到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大会。

    12月1日 到达济南，参观济南图书馆、博物馆和大明湖等名胜。

    12月2日 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府、孔林。

    12月3日 经徐州到安徽蚌埠，视察淮河、淮河大桥，当晚到达南京。在南京期间，参谒了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视察了玄武湖入城水闸、地质调查所、历史博物馆等地，看望了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同志。

    12月7日 到无锡并游览。

    12月8日 经苏州到达上海，住虹桥俱乐部。在上海期间，视察了吴淞口要塞、国营印染一厂、国营上海电线厂等单位，看望了宋庆龄、张云逸、吴亮平等同志。

    12月10日 为海军南昌舰题词：“为保卫祖国的海岸而奋斗”。

    12月13日 到达杭州。 在杭州期间， 通读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赴嘉兴南湖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赴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并视察了钱塘江大桥等单位。

    12月19日 复信毛泽东：“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问题，在过去确是没有提过，现在这样提，确实也难解释。同意将整党决议中的那种提法加以改正并发出安子文同志所起草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