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时发言：国营一定要管私营，不管私营，社会主义搞不好，甚至搞不了。

    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元旦团拜会和晚会。

    1月10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草稿)，增写了以下意见：“应当指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提高革命警惕性，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在我们的机关中安置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所能达到目的的，更不能因此就废弃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尤其不能因此就改变党同非党劳动人民联盟的方针，以及在工作中不用诚实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一切忠实于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非党工作人员。”这个指示于十七日下发。

    1月18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饶漱石的问题。

    1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钱瑛关于东北地区工矿中党的组织和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语说：“钱瑛同志这个报告反映了东北地区工矿企业中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各区也是有的，值得各地党委和有关领导部门的严重注意。除工矿企业中的一长制和党委干部的调整两个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制订办法报告中央审查外，特将钱瑛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阅读，望即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具体的分析，展开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纠正存在的各种错误和缺点。”

    1月24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稿。同日，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

    1月 批示将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指出：“这一暂行条例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国家机关和军事部门可仿照这些原则来建立和改革自己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2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贵波、韦国清并转胡志明电：“关于援助越南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中国是会尽力满足越南同志的要求的，但越南在最近几年内 (可以是五年，也可以是二年、三年或四年) 需要中国援助一些什么项目和援助多少，请越南同志提出一个计划和数目。”“在长期援助计划确定以前，越南同志可以即刻提出一九五五年要求中国援助的计划(包括贸易货单和金额)，以便尽早解决目前的问题。”

    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全国第二次省市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在发言中提出：计划工作和计划机构要加强。计划工作不是临时的，计划机构要长期存在。县、乡也要搞计划，就是搞不好也要开始，只要开始，慢慢地就会搞好。财政与基本建设的矛盾是否可克服?办法是多收少支，增产节约。节约有许多文章可作，工厂机关有许多节约潜力，要来一个反对浪费、提倡节约的运动。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会议决议将这一草案交由国务院发给各级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征求人民意见。

    2月8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2月上旬 审阅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青年团的一些主要情况和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关于今后工作的部分增写了两条：“动员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密切协助公安部门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动员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同一切国家和经济机关中的贪污浪费现象进行斗争。”

    2月12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和《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

    2月14日 审阅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城市妇女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好，合于实际，可以同意。加了注意时事政策教育一句，此点城市妇联要经常注意抓紧，因为不论宣传员和报告员，常常容易忽略对散居城市居民的宣传鼓动。又，对南方城市妇女工作的经验，要加以应有的注意。”

    2月24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出席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举行的盛大宴会，共度藏历新年。

    2月2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

    2月28日 从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党组的报告中，了解到山西盂县、清徐在执行拘捕条例时发生混乱现象，为此写信给董必武、彭真：“为贯彻逮捕、拘留条例，党内应发一指示，对县区乡随便拘人问题，应拟定一些办法，望召集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志商酌，拟一指示交中央审核。”

    3月5日 审阅《全国总工会一九五四年工作报告和一九五五年工作要点 (第二次修正稿) 》，并批示全国总工会：“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发生虚报成绩、假劳模以及贪污浪费、干部不团结等严重现象，工会系统没有或者很少向党和政府反映这些现象，并帮助党和政府向这些现象斗争。以后应提起注意，号召群众对这些现象加强监督，并经工会系统向全总反映，同时向相当的党委反映。全总和省市工会组织应有专人处理这类反映的材料，并进行初步的调查，重要的事件应向党中央及国务院反映。望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看是否能提出些适当办法。”

    3月6日 在看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情况简报《河南把县初级市场变化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后，批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供销合作社现在所负任务非常重要，工作很繁重，但干部不强，人员也杂，贪污舞弊事情很多，急需加以整顿。合作社监事会本应严惩贪污舞弊行为，但不得力，甚至不起作用。为了把全国合作社加以整顿，使它很好地担负自己的任务，作好自己的工作，必须各级党委花大的力量来领导和帮助合作社，并加强合作社的干部。”

    3月7日 审改中共中央转发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结报告》的批语，增写了以下内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是根治黄河最根本的办法，也是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注意，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法，逐年加以实施，是能获得伟大的效果的。”“中央认为召开这种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很有必要，责成中央水利部每年或每两年召开一次有华北、西北各地代表参加的这样的会议，总结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报告中央批准施行。各有关的省、专区和县亦应酌量开这样的会议，并将结果报告上级和中央。”

    复信给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乡农民黄端生、成敬常，希望他们“和所有乡亲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认真努力，把合作化的事业搞好。”并说：“组织合作社必须使加入合作社的人都不吃亏，并且能得到些好处，同时，必须都是真正自愿入社，不愿入社的，绝不要强迫他入社。合作社是要积极办的，但必须办好。因此，不要太性急，宁可慢一点，但是要办好一点。”

    3月10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第一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计算的问题、关于省、县、乡改变建制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超过选举法规定名额是否重新选举的问题。

    3月11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3月21日―――31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所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二十二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发言。

    4月2日 约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陕西省委、甘肃省委、青海省委及西安市委负责人谈话。在谈到陕西省党代表会议如何召开时说：广大人民批评我们会多、会长，会如何开得好应当作为一个改善领导方式的重要问题去考虑。为了把会开好，就要在会前作好准备，报告、决议写出来，印发给到会的人，发言也事先写出来，避免拉拉扯扯，这样会就可以短了。在谈到监察工作时说：为了提高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要号召群众监督，要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告了状就了不得的看法和做法，有些人不准别人告状，追查写匿名信的人，实际上是反对监督。在谈到牧区工作时说：现在在牧区不要提社会主义改造的口号，只在干部中提出畜牧业生产也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暂时不提合作化，因为还没有找到一条具体的道路，等试验成熟，有了经验，定了政策，再向群众宣传。

    4月4日 出席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全会批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三项决议和新选出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致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编辑部，答复该刊向中共中央约稿一事：“今年除将转发重要报告、文件并已发来林伯渠同志和蔡畅同志的两篇文章之外，将另行供给专文五篇，题目如下：一，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斗争；三，中国青年――党的可靠助手，四，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五，百倍提高警惕，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而斗争。”

    4月5日 约集西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论时间迟早，总是要解决的，但是怎样改法，哪些地区可以改，就要很好地调查研究，慎重从事，如果要改的话，也要大家同意，即人民同意，你们同意。在谈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说：少数民族要求成立自治区，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要忽略；说那里没有经济中心，不允许成立，这不是理由。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亚非会议的问题。

    4月6日 约集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时说：办好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树立旗帜，建立信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对农民，对我们，都很重要。今后的方针，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合作化的要求是又快又好，以好为第一，因为好了就可以快。这一批办不好，就不能快，为了快，必须把这一批办好，所以合作化的快慢，决定于这一批办得好不好。在谈到省委的组织形式和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问题时说：工作重心变了，过去搞革命，现在搞建设，因之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也要随之改变，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种业务机构。必须健全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部门的业务机构，提高其水平，使之能负担它所应负担的任务。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业务部门去做，党委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管他们的业务，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干部可不可以复员? 我看可以。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就复员到什么岗位去。原来种田的回农村；原来是工人，安置到工厂去；原来做生意的还搞商业。只要有地方安置，他们自愿去就可以去。

    4月7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决议》。

    约集华东各省市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党内生活问题时说：“书记和委员，应当不怕有人反对，你反对得正确，对党有利，很好；反对得不正确，只要不是有意地制造分裂，也不怪罪于你，因为你有反对的权利，党章允许嘛!” “党内有意见不能怕争论，而应当公开地争论。只有公开地争论才不会破裂，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有意见不能展开争论，就是党内生活不健全。““你们应当向党员展开宣传，说明党内生活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错误的。”

    复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信中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机关这样多，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好，这是事实。同时，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编入《刘少奇选集》。

    4月8日 约集北京、天津及华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说：凡是盲目发展得多的行业困难就大，这里有一条经验，并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好的，如果发展不是有计划、有前途的，发展本身就带有破坏性。在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河北省已经建立十万个社，山西省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二，这是很大的成绩。目前主要问题是把现有的巩固好，只要巩固好现有的，就会有农民要求入社，所以，为了发展，就要巩固。今年明年少发展些，因为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再快了就要发生危险。在谈到粮食收购问题时说：决不能依靠在初级市场用价格政策收购粮食来完成任务。价格也的确可以指挥市场，但如果单纯依靠价格政策，就会造成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得利的是商人和少数富有者，吃亏的是劳动人民，这是资本主义的路线。我们不走这一条路线，而走社会主义路线。实行统购统销，就是为了使若干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以保证广大人民的必需。

    4月9日 约集东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厂矿实行一长制时指出：实行一长制，以便有人负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党委要监督、保证，管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些，不是破坏一长制，而是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一长制。厂长要依靠党和群众才能做好工作。在谈到党委工作时指出：过去税收、征公粮都由党委管，现在财政部门把任务担负起来，党委就可以不管了，现在全党老管统购统销也不妙，要成立采购部去管，健全业务机构，使其能挑起担子来，这是使党委工作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关键之一；业务推出去了，党委的部门就可以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工作，管党的组织工作，就可以检查方针政策，实行监督。在谈到合作化问题时说：东北地区合作社已经发展了很多，今年主要是巩固，把现有的办好，不要多发展，甚至可以停一年，只要把这一批办好，将来就快了。在谈到农村建党问题时说：农村发展党要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合起来。所谓觉悟高，就是对合作化事业积极，能爱护公共财物，关心公共事业，愿意多尽义务，而不是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就可以发展入党，每个合作社要有一批这样的人才能办好。在谈到有些地方脱产干部过多时说：不能无限制地脱产，要加以控制，太多的要逐步减少，但不能因而削弱党的工作。在谈到确立国防观点时说：要教育人民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要使人民有这个观点而又不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要使人民更有信心，要能增强内部团结，更加紧做好我们的工作。在谈到依靠贫农问题时指出：依靠贫农在内容上现在和过去不同，现在要包括新中农。新中农不能不依靠，因为他们人数多，贫农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依靠百分之二十是不够的。新中农过去是贫农，由于土地改革和党的领导才上升起来，因此是可以依靠的。

    4月10日 同朱德、 陈云一起，会见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图尔特。

    4月12日 审阅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草稿)。在如何对待农村商贩部分增写：“应该看到工人阶级当了政，对其他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出路必须负责适当安排，这是适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在如何组织农村集镇私商部分增写：“采取以上各种形式组织农村集镇商贩时，同时也必须注意对未组织起来的私营商贩营业额的影响。”

    4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发言中指出：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区、乡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其中发展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两三万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能巩固住五十几万个社，即是最大胜利。

    5月6日 写信给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的次子刘允若，希望他“与同学们搞好关系，长期坚持地学下去，经常注意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培养自己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的人”。

    5月7日 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采用简化汉字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人民日报采用这五十七个简化汉字。以后各报采用简体字，应先由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报告中央批准。”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周恩来谈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

    5月1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6月9日 将一份反映不少职工疗养院医疗效率不高、床位使用率低、修建中有浪费现象的材料批示给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指出：“过去办这些事，是有一些错误的，没有严格地从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考虑。应总结这些经验，并拟定以后的办法。在没有拟定新的办法以前，这类休养所不要新建。”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一九五六年在现有六十七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一百万个社的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6月18日 复信给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乡农民协会主席王升萍：“希望你与其他同志们来信，告诉我一些乡村中的情况：生产成绩、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各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反映等等，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我们的工作，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完善到一点缺点也没有，问题是我们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用不断地改正我们缺点的方法改进我们的工作。”

    6月20日 写信给刘允若，对他五六月间来信所说由于和同学们相处不好而要求转系和留级一事，提出批评，要他放弃这种错误的想法，老老实实完成五年学习的任务；勉励他克服困难，学会解决各种矛盾。

    6月22日 致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主管人事工作的刘英，请她和大使馆的党组织协助解决刘允若的思想问题。

    6月2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七月五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在谈到这次会议要提倡朴素的作风时说：“现在全国进行经济建设，工厂、铁路投资很多。以后工厂厂房可以好一点，礼堂、工人宿舍、非生产性的房子要差一点，降低标准，有的要降低一半。沙发、地毯、写字台也要降低标准。招待用的香烟、水果、饭、点心，以后一律取消。提倡朴素的作风，不仅仅是作个报告，以后还要制定法津。”

    6月28日 致信陈嘉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决算等重要议案，事关我国工业化，意义重大，务请届时出席为盼，何日动身，请先电告。”

    7月5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7月5日――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计划。

    7月8日 复信江西萍乡安源镇工会主席范明庆等：“你们所请增加工会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周怀德、谢怀德、刘昌炎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

    7月10日 审阅中共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全国城市妇女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在批示中指出：“城市中有广大的小商小贩及其家属，应对她们进行工作，文件中没有说到，应予补充。”

    7月17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陆定一工作汇报，并商谈西南、云南问题。

    8月11日 复信给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恽希仲，肯定他来信中所说的加强对干部子弟教育和取消对干部子弟特殊待遇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告知：党中央为此已经或正在采取一些办法。

    8月25日 在审阅赖若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加强工会建设，密切工会与群众的联系，为胜利地完成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后，致信李富春、李雪峰、赖若愚：“目前有些先进的企业和落后的企业，它们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原材料的消耗、成本、产品质量等等悬殊很大，如果这些企业的规模及其他条件是大体相同的话，对落后的企业加以帮助，改善工作之后，这种悬殊是可以缩小或消灭的。因此，如何组织先进的企业去帮助落后的企业，找出落后的原因，改进工作，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消灭落后的现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望你们同财经各部商量，提出这项重要任务，采取具体措施，先经典型试验，然后加以推广，以便逐步地但是尽可能迅速地消灭落后。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消灭了落后，应受到郑重的奖励。”“职工业余教育应分为两部分，一是普通的群众性的文化技术学习；二是高级的和比较高级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学习，这只能是少数人的或一部分人的，但这种学习很重要，必须为这一部分人或少数人创造学习的条件，不能因为他们人少而不予重视。”

    9月5日 在审阅《中共中央马思列斯著作编译局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摘要报告》后，致信陆定一、张际春：“编译局的工作计划望你们注意并讨论一次。我曾同师哲、陈昌浩同志谈过，应限一个时间例如五年译完并出版马恩列斯经典著作，请你们考虑是否可能，并在计划拟定后报中央批准。”

    9月8日 在看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把初中实际上当做初级农业技术学校来办的电报后，指示林枫：“请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加以讨论，问题是要确定我国目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的目的，同时又不要妨害升学。课程的安排是要保证实现这个目的。”

    9月1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经过讨论，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

    出席首都各界代表追悼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大会，担任主祭，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

    9月15日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联名，致电日本国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仪长，邀请两院各政党和无党派的国会议员派遣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电报中说，这“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有所裨益”。

    9月20日 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题词：“学好本领，建设祖国。”

    9月2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决定授予朱德等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还通过《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决议》。

    9月27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

    9月29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听陆定一汇报各省肃反情况。

    10月3日 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题词：“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事。

    10月4日――11日 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十一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认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他的其他指示及时地、全面而正确地解决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指出：“为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伟大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口号，这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各级党委根据群众的各种条件并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定出分批分期发展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的全面规划，又在运动中加强党的领导，才有可能既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错误，又防止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言中，刘少奇还就农业合作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

    10月16日 举行宴会欢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并致词说：日本国会接受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前来我国，这还是第一次。它将给今后中日两国议会代表团互相访问，树立良好的开端。我们愿意同我们的邻国早日建立正常的关系。为着两国邦交的恢复，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早日实现。只要中日两国间正常关系问题能够解决，其他许多问题，都会逐步地获得解决。

    10月23日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工商界的宣传问题。

    10月29日 出席毛泽东邀集的由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0月30日 会见以丹尼埃·麦耶为团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

    10月31日 审阅《全国总工会生产部关于今后开展厂际竞赛的意见》，针对有些企业单纯为了夺取红旗或赢得奖金的锦标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批示全国总工会：“因为是竞赛，有红旗和奖金，这种流弊似乎就很难避免。因此，口号似应这样提：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学习，赶上先进企业；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同时力求自己更加进步。落后企业赶上先进企业者有奖，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者也有奖，在先进水平上再有进步者更要奖，在这里不要说尤其不要强调优胜劣败的话。”“对落后企业的人员指出生产上和其他工作上的落后情况(同先进企业比较)，给他们以批评和压力是必要的。如此才能促进他们努力并向先进企业学习。但当落后企业愿意向先进企业学习时，先进企业的人员就必须毫不骄傲地热情地采取一切必要的办法去加以帮助。

    11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现在我们要全面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要在两三年之内搞出一个头绪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办法：一种是没收，一种是挤垮，一种是赎买。至于用什么办法，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三种办法哪一种好，要统一一下认识。在阶级斗争这样紧张，五亿几千万人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党内思想不统一，认识不一致，是很危险的。在我国，用赎买的办法，统一战线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资本家进行教育，向他们指出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前途是光明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1月22日 上午，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11月23日 上午，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2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并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为起草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12月7日 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汇报。

    听取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的汇报。

    12月8日 为中共中央某部题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2月8日、10日 分别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汇报。

    12月9日 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廖鲁言、刘瑞龙、魏震五等的汇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奥托·格罗提渥。

    12月12日、13日 听取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陈郁的汇报。

    12月13日 听取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的汇报。

    12月14日 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景范、宋应的汇报。

    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人俊的汇报。

    12月15日 听取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副部长周荣鑫的汇报。

    12月16日 听取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的汇报。

    12月18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肃反等问题。

    12月22日 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汇报。

    12月27日 听取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改造小业主是个大麻烦，我们要不怕麻烦。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术的，要注意发挥这些人的作用。一切好的人才，我们都要保留下来，一部分当职员，一部分当工人，凡是能进厂者尽量进厂当工人，合营厂放不下，就到国营厂去，这就把资产阶级分散了。

    ――要很好地注意先进厂与落后厂的差距，一定要找出原因，促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生产的大问题，也是领导的责任。

    ――新产品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比如说皮鞋，捷克斯洛伐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全世界的鞋子也买来看看，然后再来设计，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为了研究新产品，要把资本家中会搞设计的人养起来。服装设计也要搞，想花样很重要，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要接受手工业的优良技术和传统，如果结合起来，在中国手工业基础上发展、提高，有很多产品是可以超过世界各国的。

    ――要想办法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多搜集技术资料。有些资料中国现在没有，可以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搞，也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搞。要提高工业水平，就要抓产品质量标准。

    12月28日 听取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张琴秋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沿海不进行基本建设，但也不要限死。投资少、回收快、发挥潜力大的，还是可以搞一些。

    ――今后纺织机器必须自己做，进口一点做样子是可以的，应当搞一个全面规划，全世界好的机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来。

    ――节约用棉，必须与提高质量相结合，提高质量是对消费者负责的问题。

    ――纺织品和针织品的品种花色要增加。不断增加品种花色，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来促进生产是进步的，这和腐化不同，腐化是妨碍生产，破坏生产的，而刺激生产则是进步的。

    12月29日 听取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社会主义最怕无人负责。由于没有通盘的计划，或者有计划而无人控制，生产就出乱子。一时多了，一时少了；原料供应也是无计划，这里多，那里少，内地分配多了，上海分配少了，弄得你叫我喊，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全面规划非常重要。

    ――轻工业与手工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有不少手工业的技术很好，应该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与手工业结合起来，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基础，什么都学外国。

    ――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中专有一些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想出许多新产品新花样，有些做西装的裁缝，将全世界的西装样本收集来，你要做什么式样，他就替你做什么式样。苏联派人来中国，专学人造花朵、象牙雕刻，而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除了学外国的东西外，还应该自己创造新产品。

    ――中国设计新产品的人，往往是些不著名的人物，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但确有本事。应该设立一个机构，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专门想新产品新花样，还给奖金。这样，这些人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如果我们不注意培植，那么，资本主义消灭，这些人也跟着消灭了。

    ――新产品没有试制好就成批生产，那是冒进。有些产品必须达到技术标准，有些产品达不到标准而可以容许质量较低的，必须经过部一级机构批准。质量靠不住的东西不能出口。

    12月30日 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副局长邓洁等的汇报，就手工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以后，是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应该很好地研究。集中生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不在于是高级社还是低级社。

    ――修修补补的、磨剪刀的、修农具的，这些分散的、流动的个体劳动者无论如何不能减少，而且要加多。分散流动，生产上门是手工业的一个好特点，要维持，要保持。

    ――技术要提高，太落后的应加以淘汰，不很落后的要注意保存，并加以提高发展。

    ――花色品种要注意。要专门搞个机构，把技术高的手工业者养起来，他们有新创造就马上奖励。妇女穿什么衣服好，鞋、帽、桌子等等如何改变样式，他们会设计。搞社会主义，不能把这些东西搞掉。

    12月31日 听取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副部长金明等的汇报，指出：“财政来源要从经济上着想，经济发展了财政上就有办法。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主义，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更好克服。”“今后投资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重点建设，一个是利润大、生效快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