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 听取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陈希云、喻杰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值得慎重研究，我国和苏联情况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征购粮就必须降价，农民就会有意见。
——定产、定购还是肯定三年不变，销量如果要增加，可根据统购后市场收购的情况来定。城镇定量供应的制度今后不公开取消，情况好就松点，情况不好就紧点。
——储备粮计划打多大?国家和农民储备多少?粮食部应研究。粮食的季节差价过去取消，主要是为了打击富农，现在农村购销差价一年到头都是百分之八，国家既赔钱，农民又有意见，需要研究。
——中国豆类产品很多，但单位产量不高，应组织专门机构研究。今后只要粮食有办法，可以多加工一些成品(如酒、月饼、饼干等)出卖。
1月3日 听取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王磊等的汇报，提出如下意见：
——小商贩可以组织起来，但不要完全并掉，留下百分之十也不要紧。不要改变他们的经营方法。
——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多了，要拿东西去换，你们可以放手向工业部门提出，增加农民需要的新产品，不要怕新产品积压。
——新的工矿区成立商业局很有必要。今后只要有人去建设新工矿区，就要派一批商业工作人员去为他们服务，而且要派思想好能吃苦的人去。
——广告是向人民宣传的，应当有威信。各工厂、合作社搞广告必须经过广告公司，不许讲假话。要货真价实，讲优点缺点，有科学家鉴定。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领导机关如何合并，可以多设想几种办法。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按常规办事，不要限制思想，要考虑对事业是否有利，群众是否同意，这是最基本的。
1月4日 继续听取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不能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兰州通了火车，你们不紧跟着去降低物价，那里的布价还是那样贵。这一点，你们不如资本家，他们灵活得很。解放以前没有全国市场，仗打完后有了全国市场，地区差价也大了，私商赚了很多钱。做生意的人要很灵活，很敏感。
——把全国商人中最有经验的人组织成为总公司的或地方商业厅的顾问团或聘为参事之类，可以起两个作用，一是统一战线的作用，一是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我们的先生、前辈。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长处吸收过来。
——工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商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商品积压的原因，在于不适应人民的需要，必须力求改进。这是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必须责成国营商业品种齐全。这是人民的需要，不能怕麻烦。如果怕麻烦，只肯组织大路货，不肯搞小百货，那末这种人就不要吃国营商业的饭。社会主义商业的货物应当比资本主义商业更齐全，这才能显示它的优越性。
——临时工转正，要看本人是否有此要求和企业是否需要。只要企业需要就应首先增加他们；如果不需要，即使干了三五年，也不必转正。今后不应当用固定工的名义，应当学苏联的做法，一年签一次劳动合同，这种合同工也是正式工作人员。
听取姚依林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邓飞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合作社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五亿农村人口，是由合作社在做生意，零售额超过国营商业好几倍。从总体看，合作社的规模和它承担的任务，比国营商业大得多，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没有国营商业的帮助和支持，合作社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商业部不论对城市还是对乡村的商业都要负责，要把合作社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不能推开不管。合作社也要向商业靠拢。要强调互相支援，互相帮助。
——合作社的着眼点不要放在赚钱方面，应当强调把事业做得更好。
———商业部要把合作社当作一个可靠的力量加以使用，要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机构一样，帮助它，支持它，要求它。
——国营商业与合作社要分工，但有些东西也不可能分得那么明确。两家要搞“合作社”，不要搞“单干户”，少扯皮，多讲点友谊。要宣传友好合作，不搞友好合作的要批评。能分清的分清，分不清的大家共同去做。
1月5日 听取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解学恭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外贸计划可制定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的贸易额可在一千亿元以上。
——扩大出口，继续贯彻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外要保留几块外贸信用好的招牌，以利对外活动。
——要扩大外贸行情的研究机构，出版面向国际的外贸杂志。
致信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转述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对银行禁止赊销一事的意见，信中说：“目前国营企业还有一些产品是积压的，这些积压的产品如能用赊销或分期付款办法或其他办法推销出去是对经济上有利的。又我国还将出现很多新产品，各种新产品可能要经过一段试销时期，在试销时期也要用赊销、分期付款等办法。因此，完全禁止赊销，可能不很适当。望再研究酌定。”
1月6日 听取农产品采购部部长杨一辰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农产品采购是个带关键性的机构，它跟工业、出口和农民都有很大关系。它的工作有很大的政策性，搞得好，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采购工作不只是个采购的问题，而且要通过采购来指导生产。采购部门只要能做到保证收购，保证价格，指导生产方法，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植桑养蚕，淮河以南的十四个省都可以种茶树。生产蚕茧、茶叶这些东西不占粮地，可以大发展。采购部门可以向农业合作社定购蚕茧、茶叶，并教给生产方法。
——采购农产品需要有科研部门的协作。例如能榨油的东西多得很，南方很多野生的黄梗籽、梧桐籽都能榨油，需要科研部门加以研究。新原料的试验，要提出计划，要有试验费，试验有成绩的给以奖励。
——需在新产区推广种植的农产品，开始几年收购价格应当高一些，用价格来刺激生产，待生产发展起来以后，价格可以降低一点。
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行长陈希愈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各部门不重视财务，不注意节约，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给的多了，如果少给点钱，就会注意少花钱多办事。项目计划在执行中如发现不符合实际就应该改变，否则就会妨碍办事，要不妨碍办事又能有规矩地办事才好。
——预购、赊销是一种信用制度，银行不要去禁止，而要支持它的发展。有时是先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再给他工业品。有时是先给了工业品再收他的农产品。中国早有这种习惯，这是个好制度，应该提高这一制度成为国家制度。
1月7日 听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副部长刘子久、毛齐华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现在采用的固定工与临时工的办法是错误的，临时工到处呼吁转正式工，使企业背包袱。过剩的劳动力应由国家负责，不能叫企业包下来。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实行合同制，签定一年或两年的合同。
——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高于部门或企业的领导人。如果是真正有技术的，工资可以高过厂长、部长甚至主席。
1月8日 听取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工人犯了错误可以开除，开除后由工会管起来，改好了再吸收，这样才能加强劳动纪律，便于改造落后工人。
——工人得了职业病应积极治疗，可先由工会出钱办。
1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0日 会见以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皮尔皮奇为首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月15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1日 写信给刘允若，要他安心在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坚持学习，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信中说：“不管你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也并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样批评。不要把正当的自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以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正错误，就丧失了自尊心。”
1月23日——24日 会见苏联专家阿尔希波夫、谢苗洛夫，谈我国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月25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月1日 写信给刘允若，再次劝他不要改变所学的专业。信中说：“你现在既不懂原子专业，也不懂电子专业，你现在的所谓喜爱或不喜爱，都是盲目的，为此而闹情绪，有点近乎瞎闹。我劝你安下心来，学好一门专业，再讲别的。你现在学好电子专业(只有四年半)，将来完全可以再学原子专业，或直接到专业部门工作。当然，前面已说过，如果大使馆允许你去学原子专业，我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以为你这样转学，不会为你带来什么好处。”
2月14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一事很感兴趣，自本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二十九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其间，三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九日、十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2月16日 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刘建章、余光生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铁路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对各个工业部门要有主动合作的精神。
——煤、粮食、木材等十七种物资，多数是生产资料，应该按照经济区域分区产销，合理运输。
——铁路运输不要只重视大路货，日用百货的零担运输也要注意。人民生活越好，需要的日用百货就越多，铁路不要怕麻烦，要想办法满足群众的要求。
——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新式的机车可以花钱买，可以仿造，自己试验。
——搞好铁路的基本建设，设计是关键。在基本建设上要注意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项缺少一项也不好。
2月17日 听取交通部副部长李运昌、朱理治、马辉之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多吸收一些专家参加部领导 ，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一是把外行变内行，一是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
——今后尽量自己造船。现在技术水平低，多造些船就会提高。采用先进技术很重要，落后的工具也要利用。
——目前水运的价格偏高，就该降下来。对降低运价有阻力，这是单纯财政观点。水运的运价不能比铁路高，必须低于铁路，运价高是事业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2月18日 听取邮电部副部长范式人、钟夫翔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邮电部门是技术很高的部门，特别是电讯方面，必须采用最新的技术。究竟采用哪些新技术，要好好研究。
——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
——要好好使用技术人员，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些老干部不管人家业务技术水平怎样，文化水平怎样，总觉得你不是从山上下来的，在感情上就不是那样融洽，就不愿接近人家。从山上下来的也不见得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城市里也有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2月21日 听取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李平、沈图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中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民用航空。中国没有强大的空军是不行的，强大的空军必须有强大的民用航空。
——航空事业的新技术要赶快学。飞机要下决心由国内自己造，采用机型要考虑到在战时的利用。
——专业航空有发展前途，要搞起来，现在力量很小，先满足工业、交通、水利的需要，再满足农业、林业的需要。
——航空运价高不一定好，运价高了利用就少，飞机会空飞，不如降低运价。
2月2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为庆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加强藏族内部的团结，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为建设繁荣幸福的西藏自治区而奋斗 ！”
3月5日 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之际，同作协负责人周扬、刘白羽谈话。指出：“大多数的青年还是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应该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不应该过早地把他们调出来。”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专业作家，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应该懂得自然科学，“也应该懂得历史知识和世界文学知识，至少应该懂得一种外国文”。“应该重视编辑工作，对于编辑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编辑工作是一种高级创作。因为他要看作家的作品，鉴别作品，因此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创作，只不过他不写就是了。”作家“体验生活还是要参与实际工作，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也可以。”还指出：对作家的作品“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了的。”“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这个谈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
听取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和副部长刘皑风、刘子载等的汇报。
3月6日 听取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柳Д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应当在扫除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教育。
———要注意高小毕业生是不是够。要多办一些高小，如果不注意办高小，将来可能出现高小毕业生不够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是高中、初中学生不够。
——有人提出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工业救国跟教育救国没有矛盾，有工业没有教育也不行。干部决定一切。工业救国要有技术干部。要有技术干部就要发展高等教育。要发展高等教育就要发展中学教育。要发展高中就要发展高等师范学校。中学招生任务要增加，高等师范学校招生任务也要增加，不能减少。减少高等师范学校和高中招生任务，反过来就会影响高等教育，也就会影响工业的发展。中学毕业生是半成品。有了中学生才能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技术干部。
3月7日 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傅连Г、崔义田、郭子化等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中西医互相都不懂，盲目反对就好似自己人打自己人。目前不要互相批评。
——要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的运动，在全国应组织三干名青年医师在职学习中医。
——加强基础的卫生组织，每个乡应有医务所或卫生所。
——气功疗法要提倡、推广，这种疗法并不难学，只要讲几次课，自己就可以做，为什么不去推广？针灸训练班要继续开办。
3月8日 听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等的汇报，指出：“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情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一个时期。比如在两三个五年计划内，让它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人民的喜爱。”“要适当组织个体劳动。有些个体劳动是长期的，如修修补补等行业。乐器制造尽可能搞些合作社。文化用品生产能搞合作社的就搞合作社，不行的就个体劳动。对于流散艺人，可让他们登记，发给执照。说鼓书也是个体劳动，要让他们到处跑跑，但要适当组织，要适应他们的活动情况，便于他们的精神劳动。”“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文艺改革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没有怀孕就要生孩子，这是不可能的。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不能过早地改，改得不要过分。”这个谈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3月9日 听取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等的汇报，指出：体育已发展成为全民的事业，体育战线的党员要团结党外人士，共同搞好这项事业。体育工作有了规划以后，还要研究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开展有益人民身心的体育活动。除了现代体育项目外，还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取各种办法传授和推广。体育还担负着国家的政治任务，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体育在外交工作上可以同文艺一道成为“开路先锋”。要向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进行教育，不要单纯技术观点。
3月10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宋庆龄副委员长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报告。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宋副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独立民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今后人大常委会要更多地开展国际友好活动。
3月13日 到首都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迪·努·艾地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长征。
3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第—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七作的秘密报告。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并决定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照原案通过，成为正式章程。
3月18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议西方通讯社报道的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问题。
3月19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
3月30日 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澜涛、王从吾、刘锡五等同志谈工矿企业的监察工作问题。
4月1日 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关于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3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观点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言时指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直至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还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篇文章于五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针对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司题，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6月6日——8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
4月6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陈云关于访问越南情况的汇报。
4月7日 同周恩来一起，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和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沙·拉·拉希多夫。
4月20日 致电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祝贺它的成立，称此事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喜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二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
4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讲话的基本思想，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听取中央三十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形成的。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巴罪分子的决定。依据这个决定，将释放有悔罪表现的日本战争罪犯。
4月27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字。倡议书说：“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在这篇倡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邓小平、董必武、彭德怀、彭真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刘少奇在签字后回家即向王光美郑重地谈了这件事，并交待：自己死后遗体一定要火化，把骨灰撤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4月30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祝词。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号召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和看齐；号召生产的领导者支持先进生产者的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先进经验的创造。这个祝词编人《刘少奇选集》。
5月2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并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期和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的问题发表讲话。
5月8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联席会议，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问题作了讲话：我们到各地去视察，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缺点，同时也要看看中央下去的东西有没有缺点，合不合实际情况，这样就可以改进中央的领导，也可以改进地方的领导，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更快一点解决。我们到地方上去视察，要看他们好的方面，同时也要看他们落后的一面，愿意找什么人谈话就找什么人谈话，不应该有限制。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看，希望大家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反映上来。各种意见都可以反映，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反映的情况比较全面一点好，但一定要那么全面也很难，能够看出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很好，可以比较自由一些。还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级跟下级是有矛盾的，中央同地方是有矛盾的。我们到地方上去，要问他们对中央、国务院和各部的领导有什么意见，让他们批评上面的领导，同时也要听一听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意见。
5月12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关于一九五六年直辖市和县以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议》、《关于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
5月18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
5月28日 听取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和朱穆之、缪海棱、邓岗、石少华等负责人的汇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收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
——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
——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和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斗争有利，不被敌人和反动派利用。
——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不是皮毛地而是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看出事物的本质。
——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如果你的报道正确，人家把你赶走了，这是你的光荣。
听取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梅益等的汇报，指出：广播跟人民思想、人民生活、人民需要要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时装展览会，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又比如说，发现大脑炎、猩红热，可以请卫生部门广播一些预防常识。看起来是人民生活琐事，但很重要，这表示人民广播电台很关心人。
5月 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讨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起草文件问题，主要是讨论起草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提议中央宣传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 在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报告后，致信安子文、陆定一：“在职高级干部离职学习，只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每门课程各离职学习：个半月到四个月(给各地一点机动)。其他三门课程——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及党的建设均不离职学习，只规定课程、材料要各人自读并听一些报告，也可进行考试，不参加考试的，也不必勉强。
6月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信陈嘉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拟于六月十五日以前举行。此次会议中心议题为国家财政的预算和决算、高级农业合作社章程，请即来京出席会议。”
6月6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并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仍可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但在讲授时可参照现在一些新的观点进行讲授。”
同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会见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国兄弟党的领导人，并同他们会谈。在谈到党内斗争问题时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相互关系处理得不正确，党内就不能团结，就不能团结工农，团结人民。影响了团结，也就影响了一切。这是个决定性的问题，在工作中革命中和人民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过去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不讨论原则问题，没有批评的态度，不分是非，和平共处，正确和错误不分界线；第二种是强调分歧，不注意团结，过分地相互批评，结果是大家不愉快。过去错误犯得多的是过火的斗争。在谈到外来帮助问题时说：外来帮助有真的帮助，也有帮坏了的。共产国际很想帮助我们，结果帮坏了。外国党的意见总不能象本国党那样正确，只有本国党最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外国的意见不能强加上去，只能当作参考。如果硬要加上去。可以把它抵挡掉。
6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对报告加以修改。经过此次会议讨论后修改的报告稿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6月1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会日期，讨论本次会议议程和主席团、秘书长人选等问题，听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提请大会审定国家决算和预算的说明。
6月14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大会审定；讨论通过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6月15口——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并主持开幕式。会议审议批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讨论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中提出：“在执行—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16日 参观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并题词：“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感到日本在工业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中日两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共存共荣的经济合作，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6月17日 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在谈到向别国学习的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一种制度在这个国家实行得很好，不一定在那个国家就完全能照办，可能有不好的，因此还要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外国经验只能参考，但必须参考，所以我们也参考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6月19日 召集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谈新华社的工作，说：新华社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新华社要好好研究报纸的需要，调查各种报纸的读者对象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使所发的稿件多种多样，适合读者的需要。记者要报道本质的东西，不要只反映表面现象。讲本质的时候，也不要硬梆梆那末几句，枯燥无味，要写得生动活泼，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反映本质和生动活泼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在这两方面提高。
同邓小平一起会见以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拉波欣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些工作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
6月27日、7月2日 两次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煌谈党校的教学工作。在谈到如何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我们有新的经验，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凡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就不会跌交子，凡是照抄的，就会犯错误。苏联的许多经验还值得研究。在谈到党的建设的教学问题时说：中心是要总结我们党的经验。党内的斗争和党的团结出现问题，有些是路线错误，有些是一定时期的个别错误，我们党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解决的，苏联把它们混淆起来就犯了错误。在回答高级党校在教学上是否用得着整风方法时说：风是要整的，但不是天天去整。没有纪律不行，但又不能搞得死板了。整了风，使大家学习得更好，出去和群众的关系会更好些。不整风，有的人住了一年党校会犯更大的错误，可能更骄傲，有理论根据了，犯错误的胆子也大了。
6月29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会议，指出：这次人代会会议上代表们的发言很好，很生动，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人代会就是要督促各方面的工作，只许作好，不许作坏。
7月7日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梁国斌的汇报，提出以下意见：
——三大改造完成，革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现在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就可以控制使反革命分子，改造他们。这样看来，反革命分子就会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方针应该有所改变，不必再捕那样多的人了，杀人要更少，不是非杀不可的，就一定不要杀。
——检察机关今后批捕、起诉的工作是减少了，应该注意提高工作质量，特别要检查有没有捕错、判错的，如果有就要纠正。“不枉不纵”是检察院的奋斗目标，也是你们的职责。
——现在我们的法制有可能健全也必须健全起来。现在情况和过去不同，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是隐蔽的，有的还隐藏在我们的内部；工人、农民当中也有犯罪的，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出毛病了，现在所谓健全法制，主要是健全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的干部不要怕背包袱，不要怕人家说你“左”了或右了，看到什么问题处理得不妥当就提出来，这是你们的权力。
——检察院今后的方针应该是：监督合法，提高质量，抓紧重点，经得起检查。
——要把犯罪的人改造成为新人，这是我们的方针和目的。不要越改越坏，变成坚决反革命分子是不好的。这是第一条标准。另一条标准是生产。首先是第一条，要把他改造好。因此，要把劳改犯人的教育、生活、生产三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把教育工作搞好了，生活上有一定的保证，才能更好地发挥犯人劳动生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7月13日 会见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洛尤。在谈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说：过去我们党和民主党派进行过合作，今后还要合作，不能说共产党可以再存在一百年，而民主党派就只能存在九十年。而且民主党派的存在，可以监督我们党，当然我们也可以监督他们。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说：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它的经验，必须相互学习。认为大国不必学习小国的经验，那是错误的。
7月15日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刊载的社论《从一封党员来信谈起》，在社论中增写了以下一段话：“为了写成某些复杂问题的文件，可以先让别人起稿，然后由有关的人员讨论修改，再行定稿。负责人写的文件，也可以交给有关的人员讨论，并请他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但负责人对于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动脑筋，只作传声筒，是要不得的。”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8月24日 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草问题致信毛泽东：“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当日，毛泽东批示：“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8月29日 就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起草问题致信毛泽东：“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志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当日，毛泽东批示：“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
8月30日——9月1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
9月14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举行酒会，欢迎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等四十六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
9月15日——27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十五日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概述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内外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建国后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六日，大会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十七日，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编人《刘少奇选集》。
9月20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9月22日 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南布迪里巴德。在交谈中应客人要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整风是我们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主要是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文风上反对党八股。思想斗争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工作、讨论路线的方法。整风的目的就是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分析实际问题。要分析实际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占有全部材料是不行的。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行，不占有材料也不行。立场、观点、方法可以学到，材料可以取得，有了这两条，问题就可以解决。
会见比利时王国国会代表团。在会见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断增进友谊，同任何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为全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是我国一贯奉行的坚定不移的政策。”
9月23日 会见伊朗人民党代表团。
9月24日 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在交谈中应客人要求介绍了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经验：党内经常有不同意见，有意见分歧，党就有责任把这些不同意见统一起来。统一是真的统一，是思想上的统一，这就要经过讨论，允许各种意见发表。错误意见也要让它发表，然后指出错误。从前我们党内有一种办法，就是不准人家保留意见。现在我们觉得这样不大好。心里不服就可以保留，但一定要执行多数的决定。允许保留意见有好处，因为某些情况下少数意见是正确的。少数意见如果错了也让保留，以后事实证明他的意见错了，他再放弃原来意见也可以。学术问题允许争论，例如对于李森科的学说，我们这里也有不少文章表示不同意，我们允许发表。不能说李森科的学说不可以驳，驳倒了，就说明它不是真理，应该被驳倒。如果它是真理，就驳不倒，不怕驳。思想认识问题，要展开讨论，不能简单解决，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来解决，不能压制，愈压制就愈不好。
9月25日 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9月2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听取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在发言时说：最近毛主席讲，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宋副委员长到国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比如调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因素、华侨的积极因素。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可以调动，所以我们大家合作就有好处。统一战线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会见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
9月27日 会见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
9月28日 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上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十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小平为总书记。
9月29日 下午，到首都机场迎接印度国会代表团；晚上，举行欢迎宴会并致词。
10月3日 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10月8日 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共产党代表团。
10月1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报告。在发言时说：国家建设要有干部。训练干部，一个要看可能，一个要看需要，数量和质量要结合起来，增加招生人数一定要有限度，要逐步增加，既不要右倾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工作要做得又多又快又好。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恐怕相当严重，学习苏联是好坏一齐学，不顾中国条件，结合实际不够，有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以产生了许多毛病，产生了许多困难。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应该考虑一下，外国的这个经验是好还是坏，即使它的经验好，在我们这里能不能行得通，这也是个独立思考的问题。给学生规定的纪律不要太多了，太多了是不好的，应该让学生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思考，自由提问题，但是同时应该有指导，没有指导是不行的。
10月20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国和叙利亚的文化合作协定、中国和苏联的文化合作协定。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波兰形势问题。
10月22日 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随后，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谈波兰问题，并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
10月23日 应苏共中央邀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晚，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就波匈事件交换意见。
10月24日、26日 列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等问题。
10月29日、30日 同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会谈。
10月31日 晚，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在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
11月5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在发言中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时说：常委会已经建立两年多了，到底如何做好工作，应当作个总结。常委会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多起一些作用。现在人民来信很多，大量的转有关机关处理，有些事情需要常委会自己派人处理，这样效果好一点，因此，机构要适当扩大一点，搞几个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别的什么。这些机构如何设置以及怎么进行工作，请委员们考虑，提出意见。
11月6日 会见叙利亚议员访华团。
11月10日———15日 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文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在周恩来发言谈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
11月11日 出席北京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
11月1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联席会议，就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去各地视察问题讲话：明年五月间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家预算。在开会以前大家出去看—看，讲话有根据，对于大会很有好处。去年通过的预算大了一点，冒进了一点，不是统统冒进了，是有一部分冒进了一点、基本建设多搞了一些项目，农贷搞多了一点，职工人数增加多了，大学生和高中生也招多了，有这样一些问题。除了讨论预算以外，司法问题也要成为一个重点。
11月26日 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
12月4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现在干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应该有两条路，而我们只有一条路，这是不好的。脱离生产很容易，回到生产中去却很难，只进不出，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组成了，这个国家机构有两条任务：一条是实现专政；另一条是组织社会生活。第一条任务愈来愈小了，不是愈来愈大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但是工作质量要提高。最危险的是犯了可以避免但没有避免的错误，例如脱离群众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也应该避免。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强调组织部门的工作就是要把干部管好，首先是要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看他们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要他们把工作做好，要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做好这件事，便是很大的成绩。
12月9日 会见巴西、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的共产党代表。在谈到革命道路问题时说：“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各有各的道路，各国自己创造道路。有这样一个口号：‘各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除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各国有一个共同的道路。有人讲可以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话不对。”
12月12日 主持有朱德、陈云、薄一波、康生、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杨尚昆、吴冷西、王稼样等参加的会议，讨论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2月17日 召集中央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李雪峰、李立三、谭震林、安子文、刘子久、曾山、赖若愚、张铁夫等，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地、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工人阶级问题、工会问题，在全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够熟悉，要有一次集中的讨论。中央要全面讨论，就要作全面的准备，全面提出问题，全面看问题。工人阶级的各种问题都可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待。
——现在工人只要一进厂，就包下来(当然应当包，包了有好处)。但总要使工厂有个机动性，要的时候有地方来，不要的时候有地方送。如果只能进来，不能出去，这会把人胀死的。你们研究过劳动合同没有?恐怕这些东西我们执行了就好了。合同签了六个月，到期如果双方愿意，再签，不要就辞退，当然要有地方去。
——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有轻无重或有重无轻，都是营养失调。建一个新基地，服务业投资占多少，这是个紧急问题。现在存在不少问题：没有房子，没有菜吃，没有交通工具，有男没女或有女没男，小孩子没有书读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不解决要出乱子。
——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工厂可否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可以作决议。厂长提出的东西经它批准，不批准就不合法，就不能做。厂长没有提的，也可以督促和帮助厂长提出来。厂长由谁当、干部的任免，要经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或选举。其他如生产计划、职工升级、增加工资、厂长基金的支付等等，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管委会主要是修改、批准厂长的东西。代表大会、管委会和厂长的关系，就像过去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厂长的关系一样；像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一样。代表大会、管委会不参与执行，不妨碍厂长的日常事务。
12月19日、20日、23日、25日、26日、27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于二十九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从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述了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提出的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
12月29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报告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情况。发言时说：整个情况是我们的步子跑快了一点，明年要稍许慢一点，稳当一点。我们总的方针就是：国家要发展，物价要稳定。只有稳定了物价，才能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根本问题是积累和消费要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在黄炎培副委员长发言提出私人开工厂的问题后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点资本主义，—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会议还通过了《一九五七年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