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情况的汇报。
1月12日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的汇报，指出：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作得好的，是成功的。由于国内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今后宜少捕人。目前社会上的新气象是主要的，但是刑事犯罪仍有可能发展，有些坏事是干部子弟干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对这些人还是要打击的。
1月15日 同邓小平、陆定一一起，召集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章泽等，讨论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提出以下意见：
――青年团在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口号是：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所谓带头作用，模范作用，首先应该表现在这方面。
――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人们的思想也要变，青年人一定要先变。我们要用相应的思想来促进基础变化，而不要妨碍基础。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团的政治任务。党的任务是什么，团的任务也是什么。这就是保证党的领导。
1月16日、17日 同毛泽东一起，听取部分省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月18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十八日和二十五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
2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今后的干部工作方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要从过去大批地迅速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改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的方法。”“目前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的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官僚主义的发展。现在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也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错误。”“我们所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工作都应该以这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为基础。基层单位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基层单位的工作做不好，一切工作就不能做好，社会秩序就不容易安宁。”“所有党、政、群众团体和经济机关都应该切实加强基层单位的工作，都应该派强的干部到基层单位中去工作，而不应该把强的干部从基层单位抽走，削弱基层工作。”
2月11日 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等的汇报，指出：要把西医里面有经验的老教授请来参加中医的研究、整理和提高工作。西医不学中医是可以的，但不能鄙视、歧视中医，要尊重中医，国家要给中医以帮助。
2月14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起，接见出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
2月17日 致信劳动部部长马文瑞，提出：“以后所有的学徒，包括艺徒学校的学生，都签订个人合同。这就是说，使以后的工人，包括新从农村来的工人，都实行个人合同。此外还有私人雇请工人者，都以签订个人合同为好。其中有两类性质的雇请工人：一种雇请辅助劳动，如私人雇请保姆、大司务、家庭教师，自由职业者雇请助手等；另一种是资本家雇请工人。我们现在还不禁止私人雇请工人进行生产，允许一些私人生产事业发展也还有一些好处。这类工人也以签订个人合同为好。”
2月18日 率调查组离开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临行前，同调查组同志谈话，指出：
――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
――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
――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
――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
――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
――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我们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问题。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
当晚到达河北保定。在火车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汇报有关工会、农业、教育、青年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2月19日 下午，同保定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保定地区大学的教授和大学生代表座谈。
2月20日 下午，去保定重灾区石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并和社员代表座谈。
2月21日 下午，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及调查组同志座谈。
2月22日 凌晨，到达石家庄。下午，同中共石家庄市委负责人座谈。晚上，同石家庄的中学教职员和中学生代表座谈。
2月23日 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晚上，同石家庄工人代表座谈。
2月24日 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及栾城、正定、获鹿等县县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群众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
2月25日 视察河北栾城贾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26日 下午，到达邯郸。听取中共邯郸地委、邯郸市委、邢台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凡是中央决定的东西，在地方上如行不通，就应当改变，硬要行下去，就要出乱子。因此，不论任何中央机关来的东西，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你们地方上行不通，都可以报告中央，要求改变。你们地委、县委决定的东西，也应该允许下边提意见，不合情况的，应该允许下面顶你们，当然，也要小心下边顶了不应该顶的东西。
2月27日 下午，视察河北峰峰煤矿井同矿区的干部座谈。晚上，同矿区工人、技师、职员的代表座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2月28日 到达河南新乡。听取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汇报，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指出：这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基本的所有制已经定下来，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时时会有些变动，主要在分配制度上变。”大社现在是办多了。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还指出：“社员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内作完，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
3月1日 到达郑州。先后听取中共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洛阳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3月2日 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讲国际形势问题。
3月3日 下午，同郑州的中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座谈。晚上，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的同志谈话。
3月4日 下午，视察郑州纺织机械厂、国棉三厂。晚上，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虎虎，要认真处理。
3月5日 到达河南许昌。下午，听取中共许昌地委、许昌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同许昌市的中学、师范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座谈。
3月6日 先后约中共许昌地委、许昌市委、确山县委、信阳地委负责人谈话。在和许昌地委负责人谈话时，针对许昌地区有些农业社实行牲畜集中喂养后出现瘦弱死亡现象，指出：“将来牲口是要集中喂养的，现在还是分散喂养好一些，分散喂养并不动摇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
3月7日 到达武汉。下午，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
3月9日 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0日 同中共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
3月11日 听取王任重关于大学工作的汇报，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又有官僚主义，那就糟了。同日，还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指出：合作化和技术改革互相起作用，合作化是基本的，没有合作化不能搞技术改革，但光搞合作化不搞技术改革也不行。改良农业、手工业的劳动工具，就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把设计新的劳动工具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3月12日 听取武汉重型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 3月13日 下午，听取武汉钢铁公司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和随行调查组讨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初稿。
3月14日 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3月15日 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地。视察裕华纱厂，接见私方代表，并同厂长、党委书记谈话，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要为工程技术人员配备助手，订购外国书刊，为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才智创造条件。
1月16日 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强调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3月17日 同武汉地区的大学校长、教授以及民主党派组织的负责人座谈。
1月18日 离开武汉去长沙，途中先后同中共湖北咸宁县委、湖南岳阳县委书记谈话。
3月19日 到达长沙。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等谈话。晚上，听取周小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
3月20日 下午，听取周小舟、谭余保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对人民群众自己办学采取禁止态度是不对的，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提倡勤劳读书，无论大、中、小学生，均可在星期日及假期做零工、上山采茶果，赚点钱，作为学习费用。 3月21日 听取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澡堂、电影院等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垫。”总之，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还指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
3月22日 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讲话。指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所以应届毕业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家长，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各地党政机关要作好统筹安排。但就全国说来，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
3月23日 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长沙工人宿舍问题和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4日 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
3月25日 到达株洲。下午，视察湘江机器厂。晚上，听取湘江机器厂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指示。在谈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时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有些地方搞‘私建公助’，我看不要这样提，你一说公助，他就会依赖你了。但实际上公家还是要助一点”。“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多了，不仅是土坯房子可以往，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往了。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要工人自己盖房子，就要提高现在公房的房租，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大体能够维持经常费、修理费、水电费，四十年的折旧费收一半，这就差不多了。”增加房租以后，真正有困难的，宁愿救济一点，房租还是要加。不接家属进城的，可以允许他们请假回家探亲。你们厂先试验一下，这是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
3月26日 视察株洲六○一厂和麻纺厂的基本建设工地。
3月27日 听取随行调查组关于株洲建设情况的汇报。
3月28日 同中共株洲市委书记谈话，指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吃菜问题必将成为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把蔬菜生产当成大事来抓。有的同志对工厂工作并不熟悉，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没有认真钻进去，连大门都没有人，这样是不好的。搞建设，搞工业，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由外行变内行，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要虚心，要努力学习。
晚上，离开株洲去广州。途中在衡阳停留，和中共衡阳地委书记、中共衡阳市委书记谈话。
3月29日 到达广州。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处同志谈话。
3月30日 下午，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谈话。
3月31日 修改、审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又勉强学生重复地去听报告，开讨论会，妨害学生准备升学考试。在目前，对应届毕业的学生，除开听一次报告，开一二次小组讨论会，再进行一次答复问题的会议以外，不要再占用他们的时间，妨害他们升学考试的准备工作。其他一切活动，可以在今年还不毕业的学生中进行，而不要在应届毕业的学生中进行。此点，请告教育部和青年团的同志注意。”《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是随行调查组根据刘少奇此次南下调查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的，经刘少奇审改后，四月八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致信周恩来，建议由国务院或者其他中央机关发出通知，在农业合作社和农民愿意的条件下，把今年春季栽在铁路公路两旁稻田、麦田和菜园内的树移栽到别处，以便保留这些田地继续耕种。至于栽在铁路公路两旁其他空地上的树，则由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尽力加以培养。
下午，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冯白驹、区梦觉、尹林平、赵紫阳等的汇报。
4月1日 继续听取陶铸等的汇报，指出：以前我们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经济。政府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
4月2日 听取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指出：职工家属宿舍的问题是方针上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为职工提供的房子，要收房租，而且不能太低，要包括折旧费。建议试办房子合作社，划出地皮来，让工人自己建房子。
4月3日 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负责人汇报教育工作，指出：办学有几种办法：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今后不要提民办公助，就是大家来办，群众自己来办。实际上公家还是可以助一下，不过不要公开提倡。
4月4日 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广东省农林水利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
4月5日 听取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6日 会见在广东省的民主党派人士。
会见并宴请来中国访问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
4月7日 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汇报商业工作、广东省财政厅负责人汇报税收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摘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
――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
―――税收是调节经济生活、保护生产、保护社会主义、限制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会掌握原则、对社会主义没有热心的人是摘不成的。
――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4月8日 听取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副司令员梁兴初、詹才芳的汇报。
4月9日 听取随行调查组的汇报。
4月10日 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讲话分析了当时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悬殊、城市工人要求盖家属宿舍、副食品供应紧张、临时工要求转正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人民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4月11日 到达长沙。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谈话。
4月12日 到达武汉。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谈话。
4月13日 到达郑州。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谈话，提出以下意见：
――可以集体办学。农村合作社自己办学；城市街道、机关、工厂都可以组织起来办学，但不能从工厂、机关开支公家的钱。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处理阶级矛盾有路线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路线问题，有马列主义的路线，也有“左”倾或右倾的路线。两种路线，两种结果，一好一不好。
――只要进来了就不准解雇，所有正式工人、机关干部都是这样，这种制度只有中国有。苏联也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铁饭碗，没有工作做或工作做完了，都不解雇。这个制度保障工人长期不失业，是最大的好处。这个制度是否可以改?应该允许解雇。现在大家不赞成，可以不这样办。既然不解雇，国家有权要求多余的工人去做别的工作，比较苦一点、待遇低一点的工作。只愿意做拿钱多的事，不愿做拿钱少又比较苦的事，而且又不让解雇，这样下去是不成的。好事只有那么多，苦事没人做，国家是要垮台的。
4月14日 下午，到达保定。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谈话，指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耕畜的方式。一搞合作化就实行集体喂养，没有经验就普遍推广，这就搞冒了。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
晚上，回到北京。
4月15日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4月1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四次扩大会议，邀请伏罗希洛夫在会上演说。
4月17日 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
4月18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
听取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等汇报地质部正定干校学生闹事的情况，指出：闹事当然不好，有意见可以提，道理讲清楚，事情就可以解决，不能使用压力。他们企图使用压力，迫使地质部分配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也要以理服人，而不要以力压人。双方都使用压力，矛盾不就尖锐了吗?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首先要分清领导上的是非，领导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其次是分清群众行动的是非。应该是这样的顺序。领导不先讲自己的错误是说服不了人的，即使群众有错误，领导上也要先作自我批评，但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隐瞒。然后再去分清群众的是非，群众是会服气的。如果领导只讲自己是的一面，不讲非的一面，而对群众只讲非的一面，不讲是的一面，用这种方法去解决是非问题，群众越搞越不服，对抗越大，即使最后以力压服，群众也是不甘心的。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二、三、四月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
4月21日 离开北京，到达上海。
4月22日 会见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前总统肖恢塔和夫人。
4月23日 出席上海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
4月24日 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孙中山在上海的故居。
4月27日 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讲话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今天在我们国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在以下这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紧张：学生升学问题、学徒和艺徒的待遇问题、青年工人的住房问题、临时工问题、物价问题、自由市场问题、农民生活问题、少数人不愿意劳动和不守劳动纪律的问题、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无人处理的问题。总起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以下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这就是：站在人民之上；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讲话在谈到自由市场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就必须增加地方与企业的自治权力，以及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个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28日 回到北京。
4月10日 出席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5月5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二至四月间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调查过程中的谈话整理并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指出：在学生中应当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这不仅可以解决学生们的学习费用不足的问题，增加学生们的就学条件，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通过实际劳动操作去体会人类劳动的伟大作用，增加对于劳动人民的了解和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可以培养他们艰苦奋斗、勤俭朴实的思想作风，帮助他们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这篇社论编入《刘少奇选集》。
5月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保健合作协定。
5月7日 听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煌关于党校学员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指出：“只读书不解决思想问题，不整风，就是教条主义；只整风不读书，就可能犯经验主义。我们过去整风，读书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没有读书，是个缺点。这一条是值得今天注意的。”在谈到整风学习中要讨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指出：“积累和分配搞得不适当，势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积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分配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分配得不妥当也不行，工人、农民分配不当，就要闹事。非生产人员多，分配得多了，工人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就表示分配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阻碍作用。干部得奖金多了，工人不满意，这是分配问题；行政费开支多了，人民不满意，这也是分配问题；评级高低、工资多少不满意，不能就业、不能升学不满意，这些都是分配问题。其中，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员分配过多，享受太多，形成特殊，人民不满。正因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谁也想多分一点，可是谁也不能多分，多分了就不行，连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在内，老资格也不行。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至少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至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性，没有灵活性、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采，更方便，更灵活。”在谈到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指出：“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等七方面的关系问题。要认真研究党和各方面的关系，学会正确地妥当地处理这些关系。”
5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他本人是否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发言中谈到：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还是国家的领袖。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人总归是不能违背生命规律的，总是要见马克思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他在余年做什么事情好。主席讲的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对中国很有意义的事情。
5月9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里塔·马尔科。
5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批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15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5月17日 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的代表，并和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勉励同学们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工作几十年，甘愿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这个谈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5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新闻界的政治思想动向，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问题。
会见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5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问题。在发言中谈到开展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指出：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党外人士的意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要忙，不要一下于顶回去。现在大家都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真有假，包括党内，也是有真有假。国际有修正主义思潮，国内也有这种思潮，党内也有。我们让它放一个时期，然后准备反击。让修正主义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但是修正主义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不能克服修正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有许多人用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在整风中间要正确地区别。现在党内许多同志受到党外的攻击，这种攻击有好处，使得我们的头脑清醒一点。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在斗争没有展开的时候，中派总是跟右派站在一起。因此，我们要考虑做中派的工作，要搞政治的“化学工业”，把中派和右派分开，让中派和我们结合，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是充分暴露右派。
5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
5月25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会期问题。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应邀来我国参加大会的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团。
6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6月14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指出：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革命(即三大改造)是胜利的，建设是成功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是有的，但是无论缺点错误有多少，也不能否定这三条。任何历史上的大革命，没有法子不在社会生活上引起若干波动，我们这个大革命引起的波动真少，真是所谓和平革命，应该这样讲：中国胜利了！
6月19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程。在谈到明年上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换届选举问题时说：候选人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例如选十个代表可以提二十个或十五个候选人，但在提出候选人名单时，还是要经过协商。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报告。
6月25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讨论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议案。会议决定每人使用的自留地，连同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合计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十。会议还讨论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问题。
6月26日――7月1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一九五七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6月28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并决定将《刑法(草案)》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征求意见，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综合各方面意见修改后公布试行。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7月9日 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对阿布拉希莫夫转达的苏共中央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
7月17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
7月24日 会见并宴请以缅甸联邦民族院副议长德钦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
8月1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劳动，却要吃好的，穿好的，靠的是偷、骗、抢。这种人在整个人民中是少数，但是带破坏性，在生产上、政治上、道德风气上、人民内部的团结上，都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对这些人单靠教育是不行的，还要有改造他们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办一些工厂、农场，凡是以偷、骗、抢为生的人，都送到那里去劳动教养，教给他劳动技术，培养劳动习惯。进去以后，不准自由出入，这一条带一点强迫性质，但他们不是劳改犯，政治权利并未剥夺，劳动多少照给工资，基本上按劳付酬，改造好了再回到社会上去。还要开一些工读学校，把年纪小的送到这里，一面读书，一面劳动。采用这种办法，社会秩序就不会受到这些人的危害，我看对社会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问题和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8月2日――22日 在北戴河集体办公。
8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18日、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
8月28日 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9日 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9月2日 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一起接见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9月6日 到石景山钢铁厂和石景山发电厂看大字报。
9月9日 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9月13日 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
9月14日 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会见以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9月20日―――10月9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毛泽东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方针。
9月29日 会见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10月11日 同邓小平、彭真、王稼祥一起，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于哥夫、吉米特尔·加涅夫、鲍里斯·塔斯科夫以及中央委员卡洛·卢卡诺夫会谈。
10月13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整风运动问题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10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改后的草案)》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10月23日 同朱德、周恩来一起，会见阿富汗王国首相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德。
11月6日 在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目标同十月革命一样，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以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11月8日 在看了《参考资料》上刊载的《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一文后批示共青团中央：“中国是否可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
11月l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11月14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在发言时说：“中国原来是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四分五裂。解放以后，我们把中国统一起来了，这是很大的进步，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中国的统一是从军事开始的，后来是政治上的统一，再后来是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统一。中国的统一不是一下于完成的。在统一过程里，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把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把经济基础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不作这些改革，我们的国家是统一不成的。”“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作统一工作，这个工作作得很有成绩，而且相当彻底，缺点就是太厉害了一点，太死了一点。“现在管理体制下放了，许多东西可以因地制宜了。我们一方面应该保证国家各方面的统一，从六亿人口出发，搞统一计划；另一方面要改正那些不合理的、过分集中的毛病，让地方能因地制宜。”“我们现在中央与地方和企业的关系与旧中国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的上下级关系，相互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只要权力分得适当，既有统一，又有因地制宜，我们的经济就会有较快的发展。”会议还决定：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
11月15日 阅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淮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道――《淮北地区能达到农业纲要产量指标》，批示彭真：“请要办公厅用电话告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委，注意研究这篇文章，曾希圣同志提出挖深塘的办法，其他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采用。请他们加以试验和推广。”
11月16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11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企业、厂矿整风情况的汇报；潭震林关于农村整风情况的汇报；陈正人关于山区生产、交通和人民生活情况的汇报；安子文关于各地下放干部情况的汇报。
11月29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经济作物地区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在发言时说：“现在一切税收都由中央订，地方政府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是不利的，于生产不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不利。税收制度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不要破坏经济基础，要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要妨碍经济发展。”“湖南的同志给我说了这么个问题：农民上山把小树砍下来烧木炭，大家一烧就把山烧得光光的，这样就破坏了山林。我说，既然他们烧炭有钱赚，就应该收他们一些税，收税收得没有钱赚他们就不烧了，就保护了山林。但是湖南的同志说，税怎么能加，这是中央决定的。广东省委书记跟我谈，做小生意赚钱很多，商贩把小商品由这里搬到那里就赚很多钱。我们税收的起点是九十元，而他们每次带的货恰恰总是不到九十元，我们就始终收不到他们的税。农业合作社运出去的东西往往超过九十元，就要收税，这样一来，税收制度变成奖励单干户而不保护合作社了。因此，我主张，在不减少国家税收而又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中央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就某些税收的增加或减少自行决定。”
12月1日 会见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普塔、中央委员潘尼亚，在谈到党的团结统一问题时说：实现全党的统一要有马列主义的思想和正确的政治路线，要取得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因此，不能性急，要忍耐，要等待，不能硬要统一，否则党会受损伤。要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和学习。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党不能统一，而要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则不容易。党员中有人以为这样，有人以为那样，都认为自己正确，到底谁正确，要由实践来证明。在实践中，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和经受考验，才知道谁正确。应当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因为他们代表一部分党员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有不同的意见是好的；没有不同的意见，只有一个意见，那就危险。
12月2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七致祝词，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国家计划而斗争。祝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公开宣布了中国十五年左右要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12月3日 会见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中央委员约希。
12月4日 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
12月7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批准《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
12月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
12月13日 邀集参加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的部分同志谈话。在听取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关于统战部长会议情况的汇报之后，就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如何认识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目前统一战线是否还包括资产阶级、如何安排右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12月20日 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中央总书记蒂姆·布克。应客人要求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现在我国民主党派的作用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它们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它们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前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党。既然它们是这样性质的政党，那么，没有理由不长期共存了。“在中国，政权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手中，我们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我们要监督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监督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问题的实质。当然，民主党派也可以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对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和建议，指出我们工作上的缺点。”
12月23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
12月28日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汇报省市检察长会议的情况。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青团工作。
12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12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财政预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