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 同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处)长会议的全体人员。这三个会议分别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在北京召开。

    1月9日 听取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夏耘等汇报工作。

    1月11日 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段君毅等汇报工作，指出：一个大型工厂，有许多车间，各个车间的生产发展相互之间无论如何是不会平衡的，有的车间前进快，有的车间前进慢，在编计划的时候，往往容易按照最落后的环节来平衡生产，这样，就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所以要组织托拉斯、康采恩，就是这个道理，托拉斯、康采恩实际上就是工业资本家的合作社。如何具体运用全民所有制，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1月13日 听取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徐达本、钟子云、贺秉章等汇报工作。

    1月14日 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指出：“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现在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

    1月15日 听取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副部长梁膺庸、吴亮平、张珍等汇报工作。

    1月17日 听取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葆华、钱正英、程明升等汇报工作。

    1月18日 接见匈牙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自由报》总编辑内梅什·德热。在谈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把我国人民蕴藏着很大的生产潜力发挥出来了。这主要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提高生产力。在中国，过去有些人不参加生产，如妇女大部分不参加生产。现在有几千万妇女参加劳动。现在很多人有了很高的劳动热情，但是也要有一个限度。难道可以永远这样发挥吗？当然，人力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技术革新。在一九五八年，技术革新还不是主要的，将来恐怕主要是依靠技术革新。中国的技术很落后，稍微提高一些就会显示出效果来。高度的热情和高度的技术结合起来，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在谈到物质利益和政治觉悟的关系问题时说：我们认为二者都需要，但单纯依靠物质利益的刺激，那是有缺点的。现在还没有到不需要物质利益，单纯依靠政治觉悟办事的时候。当生产力的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时，按劳取酬的原则就不能取消。但是，使群众对多一些钱或少一些钱不那么计较，对多做半小时工作不那么计较，这是可以做到的。八级工资、按劳取酬等制度只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后不得不实行的一种办法，不实行这些办法，将对生产的发展不利。但是，也不是永久实行下去。我们要使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淡薄下去，要教育工人和劳动群众去为长远利益，即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不只是为了眼前一点微小的利益而奋斗。

    1月19日 听取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刘建章、余光生等汇报工作。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谈到的赫鲁晓夫将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问题。

    1月26日——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轻工业、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问题。二月一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在工业建设中，要注意只抓加工工业和制造工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学方面的原材料。原材料工业有能力，有库存，生产就会很快上去。这是经济工作的规律之一。

    1月27日 同毛泽东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并出席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2月4日 听取轻工业部副部长宋乃德、邓洁等汇报一九五九年计划安排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指出：轻工业的技术革命任务很大，现在有二百八十万职工，以后不要再增加人了，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轻重工业并举要注意轻工业，原料、生产、收购、价格要照顾到轻工业，这个行业差了不行，这是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问题。

    2月5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六次会议。会议听取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作关于煤炭工业生产的报告，并讨论了有关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去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大跃进。不过，去年的大跃进也有一些缺点。我们的缺点就是对有些东西的生产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因而引起经济上某些方面的失调。缺点是应该承认的，也可以指出来，但过分责备便没有必要。这些缺点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呢？我看还是可能发生的。不过缺点总是越来越少，经验则是越来越多，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

    2月9日 同邓小平等到首都机场迎接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周恩来，及同机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出席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少先队辅导员春节联欢会。在和辅导员们座谈时指出：十五、六岁的小孩子要以读书为主，半工半读是十六岁以上青年的事。对儿童来说劳动是锻炼一下，引起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尊重劳动，注意学点技术，养成劳动习惯。

    2月10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和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2月10日、11日 同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会谈。在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说：土地分散不会降低生产力，而且会提高。因为种地的还是农民，但由于他们分得了土地，他们会经营得更好些。对于机械化生产的机器，土地改革时不能分，否则会降低生产力。当时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农场，极少，这种农场有进步的生产方法，产量高。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需要机械化、电气化问题说：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很需要高度机械化、电气化，但现在不能搞得很快，因为我们国家的钢铁不够，只有钢铁多了以后，才能机械化、电气化。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2月1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2月14日 听取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达成等汇报工作，指出：棉纱生产搞土锭，浪费劳动力，质量也差，恐怕不好。既然有现代技术，就不要去搞落后的。纺织工业布局，要就原料、就市场、就劳动力来安排。布的缩水问题，要告诉消费者，不要骗人。这个布下水后缩多少，出厂的就印在商标上，老百姓就高兴。

    2月16日 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李人俊、康世恩等汇报工作，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象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2月17日 同毛泽东等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里·亚塔、政治局委员兼书记阿卜杜塞兰·布尔基亚。

    2月20日 同周恩来等会见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庞佩约·马凯斯，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希尔伯托·维埃拉，秘鲁共产党总书记腊乌尔·阿哥斯塔，以及厄瓜多尔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巴西共产党、巴拉圭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巴拿马人民党的代表等，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在谈到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时说：首先，要认真分析敌人，分析可以联合的同盟者，把他们分作几部分，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时期里，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是一条原则。其次，主要打击对象应该极少，要集中力量反对最反动、对革命最有妨害的敌人，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下或者联合他们一起斗争。第三，联合尽可能多的朋友，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力量都要团结。中立一切能够中立的人，这样才能打击主要敌人。在彻底完成第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以前，不要提出第二个阶段的任务，不然会树敌太多。我们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才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进行对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的革命路线是：一方面实行马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区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另一方面也实行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是马列主义理论的两个特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巩固的领导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主要就是对农民的领导，对贫雇农的领导。只有真正取得了工人、农民的拥护，掌握了革命的军队，党才有巩固的领导权，才能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对政权的领导。所以，必须有这三个条件：工人的拥护，农民的拥护，特别是贫雇农的拥护，革命的武装。

    2月21日 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詹姆斯·杰克逊。在谈话时说：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脱离群众，使党受到损失，但是两者的性质却不一样。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内部犯错误的问题，是党内的正确同错误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是革命阵营的内部问题。就我们党的经验来说，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好的同志，他们要革命，要斗争，但是他们的策略不正确。修正主义的性质则根本不同。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必须反对修正主义，不能把修正主义者当做同志。党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者的方针应该根本不同。对教条主义者要采取同志的态度，批评、教育、帮助、挽救的态度。对修正主义者则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要对他们进行斗争。如果他们不肯改正错误，同党对抗，就应该将他们清除出党，以保卫党的纯洁。

    2月23日 会见新到任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巴尔布·查哈勒斯库。在谈到党的问题时说：党也会犯错误的。党不要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要有广大群众的监督。党若能够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维持巩固的团结，即或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但是，一些有个人打算的人组成集团，犯了错误就不好办了。

    2月24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富本显治、日共中央干部会委员春日正一。

    2月26日 听取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副部长杨春茂、陈云涛、刘裕民等汇报工作，指出：在建筑材料工业中，采矿是第一位的，是工业中的农业。现在我们把机械摆在第一，不注意改变这个观念要吃苦头。应把最好的政治干部、管理干部派到矿山去，采矿的工资也要高一点。

    2月27日 离开北京到达郑州。

    2月27日——3月5日 出席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要求人民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会议形成并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

    3月3日 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等，并出席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3月6日 由郑州回到北京。

    3月8日 听取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等汇报工作。

    3月9日 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孔祥帧、马辉之等汇报工作。

    3月10日 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韩哲一等汇报物资调拨问题。

    3月11日 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七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关问题。

    3月11日、12日 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杨尚昆、徐冰等开会，讨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问题。

    3月14日 听取水产部副部长高文华、张雨帆等汇报工作。

    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黄克诚、杨尚昆、徐冰、张经武、张国华、杨静仁、赵卓仁等开会，讨论西藏问题。

    3月16日 同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3月l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解决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方针，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

    3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规定》、《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教育事业计划的意见》等十一个文件。

    3月21日 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黄克诚、杨尚昆、汪锋、徐冰、张国华、张经武等开会，讨论西藏问题。

    3月23日 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复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表示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召开和会讨论并缔结对德和约的建议。

    离开北京去上海。

    3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了西藏问题、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以及国家机构和人选问题。

    1月25日——4月2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财贸工作，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主持了四月二日的会议。

    4月2日——5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刘少奇主持了四月五日下午的会议。

    4月7日——8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准备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4月11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

    4月15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就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议程和主席团名单交换了意见，讨论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与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名单问题。

    4月17日 主持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选举了主席团和秘书长，并通过了第二届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名单，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同邓小平等会见由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率领的意共代表团。在谈话时提出：各国党互派代表团会谈、交换意见比较好。一定时候，几个共产党一起开会，交换意见，互供参考，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活泼的方式，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莫斯科会议，由苏共召集大家到莫斯科去，开会讨论，通过文件，这个方式比较正式，也应肯定。此外，两个党或几个党会谈，交换意见，这种方式比较更好。交换意见只能供参考，不能强加于人，不能要人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意见办。共产国际时，通过决议，各国党一定要接受照办，这是历史经验。过去，有些党要我们提意见，我们提过意见，但再三说明只供参考，可以采纳，可以完全不采纳。这是我党与各国党交往的一个原则。要允许各国党犯错误，这是避免不了的，不犯错误就没有经验。我们党过去犯过多次错误(“左”、右倾机会主义)，这才取得了些经验，做得比较正确。现在胜利了，但对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很可能还会犯错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各国的革命政党，包括犯各种错误的党，团结起来，对我们的斗争有利。

    4月18日——28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4月19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会谈公报签字仪式。

    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对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进行反击的问题。

    4月25日 同邓小平等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耶日·莫拉夫斯基为团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时说：我们比欧美先进国家落后了一百年，如果能够通过六亿人民的努力，在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里赶上先进的国家，那就很不错了。当然，在这个时间里也许还赶不上，还可能长一点，也不要紧。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获得群众的积极支持。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一般的还是好的，即团结、组织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强迫命令的作风，有些人还有右倾保守和资产阶级的观点。

    4月30日 同宋庆龄、董必武等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会见各国驻华使节。

    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会见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 党政治局委员、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5月1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我国西藏问题的讲话作出反应的问题。

    5月5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

    5月7日 同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党代表会议的全体人员，并接见云南、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和青年参观团。

    5月10日 邀请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陶淑范、诸连山等到家中作客，鼓励他们安心教育工作，希望他们对干部子女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第一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

    5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代表中央财经小组向政治局提出，一九五九年钢材的可靠指标应比三月上海会议拟定的指标降低，初步定为九百万吨。刘少奇同意陈云的意见，在讲话中指出：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5月15日 会见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团团长、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几内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卡巴·玛玛迪。在谈话时说：我们很希望了解非洲的情况。现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泛的发展，这是很好的事。中国广大人民很注意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关心他们。以后我们可多来往，更多地相互了解。

    5月18日 参观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5月20日 接受瑞士联邦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雷纳·纳维义递交的国书。

    6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同意陈云提出的将当年钢产量指标由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的意见，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调整方案》的报告，决定立即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6月18日 同毛泽东会见智利共和国前副总统吉勒摩·德尔·贝特雷加尔和夫人。

    6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报刊宣传问题的意见，并通过了国务院各部副部长名单。

    6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关于当前煤炭生产问题的汇报；讨论和基本通过《高级党校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6月27日 离开北京经武汉去江西庐山。

    7月1日 到达庐山。

    7月2日——8月1日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的议题是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七月十四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发生的“左”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会议后期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后，刘少奇曾主张批判彭德怀只在小范围进行，还要继续另搞一个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在中共中央提出来。

    7月3日、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中华南组讨论并发言：一九五八年我们取得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的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全党全民都得到了经验，也碰了钉子，全党全民变得更聪明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了不起的收获。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

    7月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中华南组讨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并发言：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要在鼓足干劲的条件下，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但是，从几年的计划看，可能是大跃进的，是高速度发展的。

    7月16日 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多数年)，略有赤字(少数年)，这些都需要。

    7月1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组会议并发言：提三个问题：(一)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常讲建设时期的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反“左”。当然，从南宁会议以来，都强调两条腿走路，既反右，又防“左”。从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倾向？(二)有的同志说，北戴河会议以后，只是在三个月中出了些乱予，这三个月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三)现在把钢产量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请大家讨论。对成绩要肯定够，对于缺点错误，也要讲透，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果确有缺点错误，不加以检查，不纠正，不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还要碰这样的钉子，这是危险的。

    8月2日——16日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8月17日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批判彭德怀的“错误”。

    8月21日 由庐山回到北京。

    8月21日、24日 同周恩来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政治局委员武元甲等会谈。

    8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主持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听取并同意周恩来关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讨论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情况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通报了一九五九年生产指标数字调低的情况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8月27日 约见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驻华使节，向他们通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9月3日 参观新建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9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汇报，原则通过“西藏工委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和“张国华、谭冠三、汪锋同志关于西藏民主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关于在建国十周年时，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建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等有关文件。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亲王。

    9月9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作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

    9月13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14日 参观新建成的北京火车站。

    9月15日 出席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9月17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9月21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夫人，说：我们希望同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友好，而且是要长期友好下去，这对两国都有利。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9月22日 接受丹麦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巴特森递交的国书。在谈话时说：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可以不同，我们的制度就和你们的不同。但是，还是可以做朋友，只要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的制度要由中国人民来选择，如果不好，人民会反对，我们也不会坚持。

    9月23日——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关于当前工业生产形势和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汇报、廖鲁言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汇报、李富春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的汇报。

    9月24日 同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回国的留学生。

    9月26日 同宋庆龄、董必武、林彪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9月27日 同周恩来、董必武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吉米特尔．加涅夫，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

    同宋庆龄、董必武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萨瓦茨基。

    同朱德、董必武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

    9月28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

    9月28日、29日 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在闭幕词中代表我国人民感谢来宾们的鼓励和期望，并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我们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我们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9月29日 同朱德会见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在谈话时说：我们在这十年当中有些改变，但还不多。要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还要几十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进展，但是速度比较慢。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较快的方法取得进展，希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速度能够快一些。事实证明可以快一些。速度是快还是慢，在我们这里，在党内是有争论的。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快一点。快一点是广大人民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很穷，要求迅速改变现在的状态。所以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广大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更快一些。当然也会发生一些局部问题，如发展比例的某些局部失调问题。

    9月30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到机场迎接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等会谈。

    同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同朱德会见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在谈话时说：我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和绝大部分的劳动知识分子都有改变我国面貌的强烈愿望。关于速度问题，曾引起我们党内的某些争论，有人认为速度太快，造成了紧张和经济中的失调。是的，快了会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局部的，暂时的，容易纠正，如果是全部的，长期性的，那就比较难以纠正了。

    10月1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典。大典举行以前，同毛泽东等会见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晚上，同朱德到宾馆拜访了越南、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五国领导人，并分别会见了越南、朝鲜、蒙古、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七国党政代表团。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一文。这是刘少奇应苏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之约而写的纪念文章。

    10月2日 参加中共中央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的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情况。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谈。

    10月3日 同毛泽东、朱德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10月4日 同宋庆龄、董必武到机场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送行。

    同宋庆龄、董必武、林彪到机场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送行。

    同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等到机场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送行。

    10月5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观礼代表团、接受检阅部队的代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军队文艺代表队和参加全运会的军队体育代表团。

    10月6日 同毛泽东会见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阿约艾·库马尔·高士。

    10月了日 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到机场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送行。

    10月9日 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谈话时说：劳动人民应该实行民族团结，反对剥削者。有时，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影响，一时不能认清，只有认清了，各民族劳动人民互相妥协，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能这个民族爬到那个民族的头上，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无产阶级需要民族团结，而不是民族分裂。团结的旗帜有力量，不赞成团结，就是主张分裂，主张分裂的人格会孤立起来。

    10月11日 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于九日逝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10月12日 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接见来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各民族观礼团和青年学习团。

    10月13日 到机场为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加涅夫送行。

    10月15日 会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德克·罗歇。

    10月17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比·布哈利一行。

    10月18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扳参三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二十日，代表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上签字。

    10月20日 同周恩来、朱德到机场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送行。

    10月21日 会见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柯都维亚一行。

    10月22日 同毛泽东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任委员班掸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

    10月23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

    10月26日 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又称全国群英会) 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接见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召集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谷牧等开会，听取薄一波汇报关于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情况。

    10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生产会议情况的汇报，讨论今冬明春工业生产安排。在谈到物资供应问题时说：这是个体制问题，要成立物资供应部，就象商业部管生活资料一样，物资供应部管生产资料。各地都要设这个机构，这样，就没有自由市场了，采购员就不会满天飞了。物资供应部是为生产企业部门服务的，不符合需要的，可以退货。同时，物资供应部和银行、财政部门一样，应起监督作用，监督生产和基建，也可以开物资交流会。

    10月31日 召集周恩来、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马文瑞、王稼祥、刘宁一等开会，讨论劳动工资问题。

    11月1日 离开北京，乘飞机到达海南岛崖县(今海南三亚)休假。

    11月2日 致信杨尚昆并李富春、康生、薄一波，请他们指派两位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经济理论问题的同志来海南辅导学习。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于十一月七日到达海南。

    11月2日——22日 以主要时间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和有关资料，并召集了九次学习讨论会。曾参加学习讨论会的人员有：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

    11月8日 到海南岛南端的西瑁洲岛和东瑁洲岛看望守岛部队和岛上的渔民，勉励战士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把小岛建成“南海上的一朵花”，并为守岛部队题词：“海岛是我国军事上最重要的地点，有些还是我国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认真地加以经营和坚守，祝坚持海岛工作的同志们精神愉快，工作胜利。”

    11月10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论做什么工作，总离不开吃饭穿衣。一个经济学，一个哲学，不论做什么，总离不开。”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

    11月11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整个看来，教科书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发展的，不断丰富其内容。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搞社会主义比苏联晚几十年，如果中国搞得不错，总应比第一个好些。再过若干年，我们的经验又变成老经验了，别人会比我们进步，我们准备人家超过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若是部分的个别的比例失调，容易纠正，以后还会经常有的，可随时调节。要注意长期障碍工业发展速度的比例。”

    11月13日 在中习讨论会上发言：“要研究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三是分配问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有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就有不少问题。“举个例子：石景山钢铁厂，国家投资两亿四千万元，准备五年扩建为年产六十万吨钢、一百二十万吨铁的企业。实行了投资包干，于是钢铁生产规模增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猛增许多，生产力从哪里来的？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从冶金部所掌握、所使用，变成归石景山钢铁厂所掌握、所使用。生产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就有，只是过去没有得以发挥而已。”“冶金部是全民所有制，石景山钢铁厂也是全民所有制，都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就大不相同，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石景山钢铁厂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看使用权就是所有权，这里，厂长，党委书记就代表国家，他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发展了，不需要不断调整了呢？要不断调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调整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11月16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既然是过渡阶段，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区别于共产主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它在本质上和共产主义相同，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一个阶段。但它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带有许多旧的痕迹，这些痕迹不能很快脱掉，很快脱掉是不行的，要使它成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能性急的。情况是复杂的。它既是社会主义，又有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许多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它的本质又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是复杂的。多种经济成分变成单一的所有制，本质的东西单一了，是社会主义，但还采取了很多资本主义的办法，如商品、货币、银行等。要说明现在为何保留和利用它，将来如何消灭它。写这本政治经济学有困难，马克思写《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成熟的阶段写的，现在社会主义尚未成熟。我们接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路接下来写，写资本主义变社会主义。”

    11月17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可以说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不是为价值而生产，但是，还要转一个弯，通过商品、价值形式去实现。这是必要的，也会出毛病，使得一些工厂企业为片面追求产值而生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矛盾是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

    11月18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和不承认按劳分配是商品存在的原因，是一个思路来的。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就要有商品的存在。哪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劳动力，当然不是商品了，但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交换的媒介。不管是叫货币，还是叫劳动日，这个东西没有取消，怎么取消商品？”商品在过渡期间，还有残余，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很长的时间。对商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哪些不同？要进行全面地研究。

    11月19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有低级阶段，还有基本成熟的中级阶段和完全成熟的高级阶段。基本差别消灭了，还有差别未消失，比如百分之八十按需分配了，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按劳分配，还有点残余，这是基本成熟阶段，还不是完全成熟的高级阶段。教科书讲，三大差别只能消灭本质差别，不能消灭差别，这话讲早了，中级阶段不能消灭，高级阶段能不能消灭呢？一速度和比例是有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是矛盾的统一。比例的安排，要抓住主要环节，主要部门。有的同志要百废惧兴。开垦北大荒需要，开垦海南也需要，很难说哪一部门是不需要的，什么需要都满足，势必是什么都满足不了。平均分配的结果，搞不快，搞不好。因此，势必有轻重缓急、主要次要，抓住主要环节、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就可以很快地前进。”“加强经济核算工作，十分重要。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帐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大帐小帐都要算。”

    11月21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学习教科书后，对我们的计划工作、经济核算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央和计委的同志，做了几年计划，碰到了一些问题，学到了一些经验。省、市、县的同志还没经验，中央犯过的错误，地方还可能犯。不但中央要学，地方也要学。”“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要加强计算工作。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那样，就会多花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净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各企业要注重净产值这个指标，好好搞经济核算。政治挂帅提得高，好像经济核算、计划工作马虎点不要紧，这是不对的。为了搞好经济工作，既要有政治挂帅，又要有经济核算，有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计划工作。计划工作要抓典型。一个县的计划、一个企业的计划怎么搞？理论要从这些地方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到下面去，总有一个长处，会算帐、会列表。统计局要派人到下边留学，到县和企业去留学，亲自去实践，去做。做一步，总结一下经验；再做一步，再总结一下经验，七做八做，就解决问题了。”“我们的统计工作是为生产服务的，而不是让下边为统计部门服务。”

    11月22日 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非对抗性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但矛盾的斗争形式可以比较温和，也可以比较激烈。在把‘对抗’当作斗争形式时，非对抗性矛盾也有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拳头打、枪炮打、罢工、罢课这都是斗争形式。”“对抗作为斗争形式，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存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采取非对抗的办法，如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矛盾，也不是天天打架，妥协的时间多得很，罢工几个月，工资增加了，又妥协了。不过，一般地讲，对抗性矛盾采取对抗性办法，才能最后解决。”“教科书对按劳分配讲得多，对相互关系讲得很少。人和人的关系，只讲一致，不讲矛盾，不讲领导和被领导者是矛盾的统一，好像只要所有制改变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都改变了。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相互关系本应改善，可是这方面旧社会的残余还不少，闹得大家不痛快，使社会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实现同志式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还要做许多工作，还要经过斗争。现在，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还是大量存在的，这个关系一定要改善，不改善，劳动者心情不舒畅，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国家管理机关和劳动群众的关系。厂长、县长、局长、部长，同劳动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就影响很大。这一问题要提高到政治经济学上、提高到生产关系上来理解。”

    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的陪同下，视察海军榆林基地，检阅了部队。

    11月24日 应海军榆林基地的要求题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

    离崖县赴海口，途中参观了万宁南林农场橡胶园、兴隆华侨农场。当晚到达琼海县政府所在地嘉积镇。

    11月25日 参观琼海大路人民公社、文昌机械厂。午后抵海口。

    11月26日 离开海口，经广州赴杭州。

    11月28日 到达杭州。

    复信黄炎培：“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主要是进行了革命的社会改造，即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它的目的，是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过去十年的建设虽有很大的成就，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清除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会加快建设的速度，使今后十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十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地在人们面前显示出来。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将逐步地在基本上改变过来。现在还多少保存旧观念的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将要为今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改变。”

    11月28日、29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问题。

    11月30日——12月4日 出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形势问题以及一九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就中苏关系等问题作了讲话，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12月5日 到达上海。

    12月6日 在上海视察T—5探空火箭的试制情况。

    12月8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

    12月14日 召集康生、陆定一、胡乔木，以及理论宣传工作者熊复、姚溱、许立群、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王力、范若愚等，座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基础，对于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这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

    12月16、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初步设想的汇报，讨论并通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的初步设想”》。

    本年 撰写《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指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一九五九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到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的。这就埋伏了被动。不论计划指标是高是低，在人民群众中鼓足干劲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指标可高可低，气不可泄。我们现在和明年都要适当降低指标，但不可泄气，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