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 离开北京，次日到达上海。

    1月7日——17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在“反右倾”思想指导下，会议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干亿斤，并脱离实际地提出了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

    1月18日 离开上海，二十日回到北京。

    1月28日 同周恩来等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并出席中缅两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

    1月11日 邀请王光琦、王光超、王光英等人和他们的子女到家中作客，应他们的要求谈了改造世界观等问题，说：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有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很要紧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辩证观点，是矛盾斗争的统一。不要怕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那个矛盾又会发生，要面对矛盾，揭露矛盾，才能处理矛盾。有一个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谈到要处理好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点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了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心一意干工作，可能人家一时不了解，也许会说是沽名钓誉，一天看不清楚，一年看不清楚，但是十年二十年会看清楚。占小便宜，人们会看清楚的，那是蔽盖不了的，也许可以蔽盖一时，长期蔽盖是不可能的。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要丧失一部分。为人民做事，大家就会照顾。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2月1日 接见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参观团全体代表。

    2月5日 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要求印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谈话记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中央多次禁止印刷那些没有经过本人审定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因此，这些谈话记录也不要印刷。我们的工作同志在听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之后，应该想一想，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和重要的，就应当设法变成自己的语言去和同志们进行讨论。在这种场合，少用一些权威，多在同志中进行自由的讨论和辩论，是有好处的。”

    2月7日 接见出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2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问题和改善教师生活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一九六○年全国全日制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文件于三月七日批转下发。会议还听取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许涤新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就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等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只要他们接受改造、靠拢党，我们总是要包下来，包到底，不会把他们丢掉不管。

    2月12日 接见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同两会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盛还华、胡子昂、孙起孟，胡厥文、施复亮等座谈。当时，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业者是否会照顾到底。刘少奇指出：工商业者只要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共产党合作，生活上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工商业者要顾思想进步的一头，国家包生活照顾的一头。哪一头做得不好，可以互相提意见。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起草并经本人修改审定的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

    2月13、15、17、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工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问题的汇报、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孙志远关于加强物资管理问题的汇报、刘宁一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汇报、胡耀邦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汇报，蔡畅关于妇女工作的汇报。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铁道部、交通部、商业部党组《关于开展捎脚运输情况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现在全国运输情况都很紧张，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充分利用一切空回车船，运输窖货，发掘现有运输潜力，完成运输任务。此外，煤炭和矿石的运输尚有大量的空回车辆没有利用，各部门、各地方必须设法在矿山附近设置适当的企业，以便利用现有的这个大的运输潜力，不能任其长期浪费。在以后基本建设布局的设计上，必须全面考虑运输的合理性，不能引起运输力的浪费。”这个文件于二月二十二日下发。

    在会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时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问题讲得不好，如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刺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一定要执行的。劳动多，质量好，报酬就多；劳动少，质量不那么好，报酬就低。但仅这样做不够，要加上政治教育，要教育劳动者，使之有理想，为整个社会利益和共产主义利益奋斗。

    2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

    2月27日 修改并签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复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藏历年贺电。

    2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和粮食等问题。

    3月3日 听取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韩光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汇报有关新技术试验的问题，指出：搞科学研究，要有胆量进行试验，不要怕失败；对有些新事物，有时必须作破坏性试验，才会找出最科学的数据。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

    3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在党委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是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它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特别是广大家庭妇女的面貌。因此，广大劳动人民家庭妇女对此有极大的热情。但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上层家庭的男女成员，则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城市人民公社有不少的顾虑，因此，对于还有顾虑、还不愿参加人民公社的人，目前都不要动员他们参加。”“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经毛泽东八日阅批后，九日，这一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的《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要》、《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3月21日 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说：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是不会侵略任何人的，不但今天不侵略，今后也永远不会侵略。过去，我们长期遭受到侵略，我们知道被侵略的味道。侵略是不正义的行为我们自己决不会去干不正义的事，决不会侵略别人。

    3月24日 离开北京，到达天津。

    3月24日——25日 出席毛泽东在天津召集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会议要讨论的一九六○年国民经济建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农业生产、教育、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等十七个问题。在谈到工农兵学哲学问题时，刘少奇说：我看工人学哲学有很多帮助，我看这是个哲学的普及运动。

    3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生产情况、中外关系、纪念列宁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在讨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刘少奇提出：不要把马列主义跟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

    3月26日 视察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钢厂轧钢一分厂、天津津塘路木材加工厂。

    3月27日 视察天津针织研究所、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街巨龙服务社、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街主食加工站、天津站西货场。

    3月28日 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实际上首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我们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搞饭吃。所以，农业技术革命要搞好。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和公社的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不能胡来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要把物资调拨部门和财贸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协作。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

    晚， 由天津回到北京。

    3月30日——4月10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4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要点》和谭震林将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4月15日 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巴扬勒·贾尔卡赛汗。

    4月17日 离北京去外地视察工作。

    途经河北石家庄时，在火车上同该市负责人谈话。

    4月18日 到达郑州。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

    4月19日 继续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

    视察郑州第四棉纺厂、第二砂轮厂。

    4月20日 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指出：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离开郑州。途经偃师东寺庄生产大队时，察看麦田生长情况和地下引水工程。

    4月21日 到达洛阳。视察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在听取以上三厂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不要忽视技术人员、老工人的力量。讲本事，还是技术人员、老工人大。在技术革命中，我们要鼓励唱对台戏。对台戏，就是百家争鸣，经过争鸣，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更好。要经常唱点对台戏才好。不要对不赞成的人戴“右倾保守”的帽子。

    4月22日 视察洛阳麻袋厂、敬事街小学及校办工厂。游览龙门石窟、关林、王城公园和汉代古墓。

    4月23日 离开洛阳到三门峡。视察三门峡水电站工程。

    4月24日 到达西安。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方仲如等谈话，指出：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势必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改变。劳动组织、生产组织要改变，工资制度要改变。不改就会妨碍生产、妨碍技术改革，就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导者自己的发明改革很少，他的工作是扫清道路，组织群众，鼓励群众，按正确道路前进。

    4月25日 视察西北光学仪器厂。参观半坡村遗址。

    4月26日 视察西安机械制造厂、庆安机器制造厂、秦岭电器厂、陇西铸造厂和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

    4月27日 视察西安搪瓷厂、黄河机械厂。与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谈话，在谈到劳动力紧张问题时，指出：出路在于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跃进靠它，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靠它，工农群众知识化靠它。

    4月28日 离开西安到宝鸡。视察东风仪表厂、宝成仪表厂。

    4月30日 到达四川德阳。视察水利电力设备厂和第二重型机器厂基建工地。听取中共德阳地委、德阳县委和德阳工业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由于形势造成的困难，工业区要做缓建的准备，暂时“下马”，但必须保护好一切设备，一旦形势好转就要再“上马”。

    到达成都。

    5月1日 出席四川省暨成都市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5月2日——1日 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廖志高等汇报工作。在谈到木材资源问题时说：木材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一边砍伐，一边栽种。过去我们的祖宗砍得多，栽得少，以后我们要注意，应该栽得多，砍得少才好，不然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儿孙又会骂我们的。在谈到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时说：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好，上、中、下一条心，这是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达到上下一条心的办法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关心工人的生活和休息，以身作则，还要领导正确，政策正确。领导信任群众，群众信任领导，互相信任。你不参加劳动，群众就不信任你。古语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干部应以群众之忧为忧。

    5月5日 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和成都制药厂。视察后指出：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工作有几个特点：勤俭办企业，多种经营，群众路线(小组工作)。小组工作对“两参一改三结合”有新发展，今后还应当有发展。应当相信工人能够实际管理工厂、城市、国家。工人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真正提高了，就挖了官僚主义的根，能够从根本上彻底消灭官僚主义。

    5月6日 参观四川省工业展览会。

    5月7日 离开成都到达自贡。听取中共自贡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视察自贡市张家坝化工厂，大文堡盐厂和贡井盐厂。

    5月8日 离开自贡，到达重庆。

    5月12日 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5月13日 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曾家岩纪念分馆，游览朝天门码头和批把山。

    5月14日 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

    5月15日 乘“江峡”轮离开重庆赴武汉。

    5月16日 途经三斗坪，考察未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

    5月17日 到达武汉。

    5月19日 听取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

    5月20日 离开武汉经湖南、江西赴浙江。途经长沙、南昌时在火车上分别同中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

    5月21日 到达杭州。

    5月21日——22日 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

    5月23日 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

    离开杭州，到达上海。

    5月24日 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5月25日 视察上海泰山化工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汽轮发电机厂等单位。

    5月26日 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讲话：现在，全民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的路线。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与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也有我们的特点，这就是群众路线，专家、群众、干部三结合的路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应该一直发展下去，使它通畅地一直发展下去是我们的任务。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就会阻碍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保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群众的热情和干劲。领导干部要参加生产，同工人打成一片，这样就会一条心，一股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群众的热情使得干干净净，总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会走向反面。此外，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性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革。物资管理办法也要改，我看现在就应该改，以块块为主，统一管理，象商业部门管理生活资料一样。要一切为着技术革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5月27日 离开上海回北京。途经南京时，在火车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

    5月28日 途经济南时，在火车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回到北京。

    5月29日 到北京医院向林伯渠遗体告别。三十一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林伯渠灵前吊唁，并参加守灵。六月二日，北京各界人民公祭林伯渠，刘少奇主祭。

    6月1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

    6月2日 同朱德、周恩来等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

    6月5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等邀集在北京出席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兄弟党代表谈话，阐明中共中央对当前国际共运中一些有争执的问题的看法。

    6月7日 飞抵上海。

    6月8日——18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补充计划，总结几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

    6月8日 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国际问题座谈会。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当前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

    6月10日 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座谈会开始时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6月11日 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柯庆施发言时插话：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待遇不同，是考虑到需要不同，享受较高待遇的人，不应心安理得。在王任重发言时插话：大搞基建，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或不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在座谈会结束时说：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6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报告。

    6月13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金门问题。

    6月14日 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问题。

    6月16日 为《人民日报》拟发表的成都量具刃具厂党委《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文撰写编者按语，并就此事致信李井泉、李雪峰。按语指出：“工厂企业内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近两年来有了一些重要的发展，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成都量具刃具厂就是这方面的先进典型之一”。“凡是条件业已具备的厂矿企业，应当推广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经验，条件尚未具备的厂矿企业，则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不久以后也能推广。推广这项经验的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因而取得绝大多数工人的完全信任；二是大多数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国营企业，在一切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先公后私的原则。由于有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就能够出现‘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 的新的相互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按语及《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文于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强农业、真正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上是通了的，思想上有变化；但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不通，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这样摘下去，还是要继续被动。所以，我今天再提一下，就是基本建设还得根据有多少材料、多少劳动力，决定上多少项目，而且是一仗一仗打，一个一个搞，能够搞多少就算多少。总之，在基本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问题上要在这次争取主动，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同志要下决心，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

    6月27日 同周恩来等出席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的上海四万民兵反对美帝国主义示威大会。

    6月29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

    6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彭真、康生、伍修权关于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汇报。

    7月2日 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人员代表团。在谈到政治挂帅时说：我们讲政治挂帅就是要经常注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注意解决这种矛盾。政治挂帅是对着物质刺激讲的。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车义社会一定要实行，不实行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认为，物质刺激实行就是了，不要去宣传、去鼓吹。物质刺激不是宣传的口号，不是教育的口号，而是制度问题。宣传上要宣传共产主义，应该像列宁写的《伟大的创举》—样，宣传忘我劳动，不计报酬地工作，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内容。

    7月4日 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7月5日——8月10日 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

    7月21日 回到北京。

    7月22日 同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

    7月23日 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7月24日 离开北京去北戴河，继续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7月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长参加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外交、外贸、科学技术、粮食和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8月9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与胡志明交谈的情况，并讨论了《越南劳动党向苏中两兄弟党建议的几点意见》。

    8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讲话总结了与会同志的意见，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指出：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积极地搞，除开尖端以外。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工人贵族，在我国，如果不注意，也可能产生。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每年整风，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悬殊不大，我们一直要坚持下去。我们死了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后辈，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一条。

    8月14日 返回北京。

    8月22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

    8月24日、26日 主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座谈会。在二十六日的讲话中向各民主党派阐释了中共中央对不久前发生的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和停止供应主要设备事件的态度和方针，指出：今天的座谈会许多委员发表了意见，表现我们团结一致。在这种困难面前，在这种风浪面前，我们团结一致，这很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站起来！不应该这么一压就倒了，那个就不好了。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是受压迫的，但是还没有压倒嘛！难道现在就可以压下去？我们站起来了！不光是这么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压不下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同时要谨慎对待。

    9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了答复苏共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通知书的问题。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复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解决中苏两党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逝世。

    9月10日 会见由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率领的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9月11日——13日 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会谈。十一日，在会谈时说：所有非洲国家都要独立，都要不仅是形式上的独立。我们完全支持非洲人民的这种要求。我们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根据你们的需要提供一些援助。十三日，出席中几联合公报和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9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中的工作方针。

    9月19日 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路易斯·夏基和主席理·狄克逊。

    9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当前钢铁、煤炭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讨论并通过了粮食部党组提出的一九六○年第四季度粮食调拨安排的意见和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全国粮食分配方案的调整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

    9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9月26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约瑟夫·赛迪维，在谈话时说：人民公社是我们的试验，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历史性的试验，中国农村五亿多人口的试验。现在才过了两年多时间，作结论还太早。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无论如何，这是个伟大的试验，如果将来失败了，可以作出结论，说这个办法不好，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说这个办法好。

    9月29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

    9月30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

    10月3日 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彼得·克尼曼。

    10月9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八日编发的《情况简报》第五五三号上刊载的《湖北省委指示各地处理县以上各级刮“共产风”问题》等文后批示：“此二件所说现象，估计全国各地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应由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定出一些办法，加以整顿”。

    10月9日、15日、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就邓小平自莫斯科来电，讨论了中共代表团在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工作方针问题。邓小平是在九月中旬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出席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准备的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的。

    10月上半月 在轻工业部党组六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小商品生产的报告》上批示：“小商品的供产销，是否全国各地(以地方为主)都由商业部门来总管，即由商业部门来计划、供应原料、加工、定货、销售产品，制造仍归轻工业部。因小商品种类甚多，商业部门最敏感，一有问题发生，商业部门即可采取办法，或向领导提出要求。”

    10月20日 同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阿中友协主席阿卜杜勒·凯莱齐。

    10月23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

    10月24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听取本日下午返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莫斯科会议情况。

    10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会上决定由刘少奇任团长，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将于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0月 审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草案)》(简称《十二条》)。在第二条中加写：“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第四条中加写：“对于打乱生产小队‘四固定’的所谓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和‘大丰产方’，是不应当采用的方法，在目前，应当基本上以小队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和丰产方。”指示信以中共中央名义于十一月三日下发。

    l1月2日、4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

    11月5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苏联莫斯科。

    11月6日 参加莫斯科市召开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大会。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

    11月7日 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

    l1月8日 拜谒列宁和斯大林陵墓。

    l1月19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五十名。

    11月30日 同邓小平等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

    11月——12月初 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十二月一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2月1日 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实习生和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二千五百多人。

    12月2日 离开莫斯科赴列宁格勒访问。

    12月3日 到达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内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基洛夫工厂，并在基洛夫工厂第十车间召开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

    12月4日 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斯莫尔尼宫，并乘车游览列宁格勒市容。接见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出席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列宁格勒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摇篮。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五、六十年间，中国人民到处寻求解放的真理。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都是想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试验过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是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人物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就开始了中国革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伟大的十月革命，永远记着首先举起这个革命火炬的列宁格勒人民。

    离开列宁格勒赴明斯克访问。

    12月5日 到达明斯克。参观市郊加斯特罗集体农庄，并乘车游览市容。出席白俄罗斯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讲话，说：白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英勇顽强地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苏军的正面作战，直到最后取得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你们这种英勇斗争的事迹，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是特别亲切的。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主要地也是采用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的。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你们在游击战争中的每一个胜利，同苏军正面作战中的每一个胜利一样，对于中国人民都是巨大的鼓舞。我们把你们的胜利看成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离开明斯克回莫斯科。

    12月6日 回到莫斯科。参观李哈乔夫汽车厂。

    12月7日 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盛大答谢宴会，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出席莫斯科各界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在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宫举行的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出席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欢送宴会。在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回忆了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形，说：我是一九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一九二一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这是因为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一九二一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现在我所看到的苏联，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但是今天空前繁荣的苏联正是昨天经过艰苦奋斗的苏联的继承和发展。

    12月8日 启程回国，途中在伊尔库次克停留。

    12月9日 参观伊尔库次克水电站，游览贝加尔湖。

    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前往机场迎接。

    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访问苏联和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

    12月15日 会见来华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救·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位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宾努、首相福·波伦、第一副首相涅·刁隆。

    12月17日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12月19日 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并庆祝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集会。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2月22日 会见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夫人。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为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