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干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
1月9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1月10日 在《河南省委批转纪登奎同志“关于灵宝县大王等公社层层召开‘兑现会’的经验报告”》上批示：“看来，贯彻执行中央二十条政策，首先是认真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就是在一二类社队的许多干部中是还有很大的抵抗的。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冲破抵抗，使中央政策兑现。现在离开春耕的时间已不很远，各地必须抓紧时机，立即下决心，普遍发动群众，认真退赔财物，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以便团结一致，热情高涨地进入春耕生产。”
1月14日──18日 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讨论了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指示)，开展整风整社。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十八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
1月15日 同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路易斯·夏基。
1月20日 听取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汪锋、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指出：提高干部的水平，主要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条讲起来也就是那么多，而实际有许多不同，也总是变化的。结合实际就是要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众、不同的干部、不同的时间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创造性的发展的，我们和你们这些人，再过一二十年就差不多了，关键在于联系实际，培养干部。负责人搞一些典型调查很重要，无产阶级、共产党要有和群众商量的风气，要真正地、全心全意地和群众在一起，有做人民勤务员的作风。有这种风气．老干部才能坚强，新干部才能成长。省委、地委的领导人要注意支持好风气，反对坏风气，主要领导人支持哪种风气，干部就会产生这种风气，即使领导人死了，作风还会存在。如果支持了坏风气，老干部就会变坏，新干部成长不起来。
1月21日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承报工作，指出：最近违法乱纪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河南的信阳，甘肃的天水，山东、贵州等省也有一些地方，违法乱纪很严重。你们应当去做检查违法乱纪的工作。现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够。要注意加强这个工作。现在检察机关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1月23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弹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月27日 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等谈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指出：群众来信应当分配给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看，对于群众来信中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带有—般性、普遍性，就应当从政策上考虑，党委要做出决定，有些甚至中央要做出决定。无论对什么信，甚至反革命信，不能任何一级机关都可以检查、扣留、追究。信写到哪一级，只能哪一级拆看。下面发生打击报复写信人的现象，是因为上面不负责任，层层照转，转到被告手里，对人民来信这样处理，是要死人的，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耍立即改变这种做法。办信人员，要学包文正，抓住典型，——追到底。
1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商业网管理工作的批示》，在“凡是商业网点减少过多，商业人员减少过多，以致影响市场供应和造成群众不便的，都应当坚决恢复起来”一句后加写：“以后对于旧城市区某些不合理的商店的调整撤并，均需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统筹规划，经过群众讨论同意，方能作出决定，不得任意处理。”二十八日，这一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以反“五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起草批语，要求全国凡“五风”严重的地区都采取通海口公社以民主教育和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办法进行整顿。
2月4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的三个文件起草批语：“从这几个文件看，就是在一、二类社队中，彻底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是很不容易的，其中遇到了各种抵抗，还有许多假象。此外，根据通海口公社整风第二阶段的经验，纠正干部的命令化和特殊化作风，也很不容易。为了使中央政策兑现，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才能办到。望各地根据这些经验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指导当前的整风整社运动”。
2月6日 会见尼加拉瓜文化代表团和哥斯达黎加文化友好代表团。在谈话时说：过去，我们的敌人是很强大的，几个帝国主义联合来压迫中国人民，在我们国内，还有他们的走狗，那就是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的敌人，在国内是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在国外是帝国主义。这两个敌人中，主要的是帝国主义。我们认识了我们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得知我们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打倒了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内的走狗没有了。革命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好好地组织在一起进行建设。搞革命，我们有经验，搞建设，我们还没有经验。你们看到了一些我们的建设成就，但我们的成就还很少。现在中国还是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在经济上、文化上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概况。
2月8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保罗·汪戴尔，在交谈中说：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们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我们对建设毫无经验，就是照抄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自然条件、人口条件和政治条件，采取一定的办法进行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也是可以适用于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但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来运用这个真理，就会有不同的形式。中国的条件和欧洲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条件采取一些办法进行建设。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就采取了一些办法，其中有些办法是苏联没有的。一九五八年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搞得很快，一快，各方面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这当然就产生了困难。但这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知道该怎么办，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正确、比较完备的办法。这种办法既不是很快，也不是很慢，而是适当，适合中国的具体条件。经济形式，速度快慢，各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的经验还是不够的，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熟悉，就可以摸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比较完备的路线。
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 中南局就“李立同志关于番禹县委如何抓好面上工作的报告”发出的指示 》等文件，起草批语：“在整风整社工作中除抓紧重点社队以外，必须立即注意抓紧广大面上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政策的初步兑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掀起准备春耕生产的高潮。”
将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回河北省深县探家后写的情况反映转送中共河北省委，并致函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刘子厚：“看来，下面还有一些干部向群众封锁中央的政策，对生产不闻不问，并且还在进行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这些地区如不放手发动群众，直接宣布政策，让群众大鸣大放，使群众翻过身来，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那里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在《公安工作简报》一九六一年第八期刊登的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处理意见一文上批示：“我同意湖南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二月十四日，这一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2月12日 会见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帕德马·巴哈杜尔·卡特里少将，在交谈中说：我们同情世界上弱小的、受压迫的民族，中国自己永远不去压迫或欺侮弱小的国家或民族。这种政策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侵略、压迫其他国家或民族。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去侵略、压迫其他国家或民族，那就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经过历史的考验的。
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并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一九六一年粮食情况的汇报。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 广东中山县坦洲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 》起草批语：“ 现在已经进入或接近春耕大忙时期，各地整风整社运动应当及时采取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在春耕开始以后，各地应当首先抓紧春耕，并利用农事间隙来进行整风整社。总之，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地把整风整社运动进行到底，同时又必须促进而不能妨碍当前的农业生产。”
3月11日—— 13日 主持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 即“ 三南会议 ”)，讨论同样问题。十三日，毛泽东建议，两个会议在广州合并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3月14日 由北京飞抵广州。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有关问题。在会上发言：群众提出他们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们要求，如果他们丰收了，多产了，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3月15日——23日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件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起草并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刘少奇主持了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会议。
3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所谓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他还说：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
3月19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 从一九五八中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 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
3月20日 在广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维克托·乔治·韦尔科克斯。
3月21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要懂得这个道理。”“轻工业品到底是首先供应城市，还是首先供应农村?如果能换到农产品，应该首先供应农村。换到了农产品，也就增加了城市的供应。多拿些轻工业品到农村，就可以收购更多的农产品。”和农民交换，价格要相当，必须不涨价，比如几个鸡蛋换一盒纸烟，要有个比例。“自由市场的价格随时涨落，我们也要按自由市场价格的高低随时变动，多少工业品交换多少农产品，可以随时变动。如自由市场鸡蛋涨价了，就多给几包烟，让农民比在自由市场交换要多得一点。这样一搞，自由市场的价格就会跌下来了，自由市场就归国家领导了。我们不要轻视这个问题。”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粮食征购不要平均拿，可以分别几种情况。要贯彻按劳付酬，多劳多吃的原则。这就是细，越细越合理，越细越能照顾干差万别，越细越能鼓舞群众的积极性，越能增产节约。
3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关于河南省整风问题的反映 》上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批示：“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并且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把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挽救过来。这需要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细致复杂的工作。”“此外，在整风中必须再三重申不得使用肉刑，发生此种错误者，必须立即制止并予查处”。“新起骨干中也混进少数坏分子，值得注意。”
4月1日 离开广州到达长沙，准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行前同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 到湖南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住在原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的空房里。
4月3日 上午，在住地听取先期到达的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对张平化等人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下午，视察当地生产情况。
4月4日——7日 听取中央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队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4月8日 上午，视察当地养猪场和农业生产情况。下午，离开王家湾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4月9日 参观毛泽东旧居。离开韶山到长沙。途中，在湘潭市郊许家城察看农民住房，探问患病的农民，并同当地群众交谈。
4月10日——11日 在长沙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并同他们研究工作。
4月11日 同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12日 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生产大队蹲点调查，住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途中听取关于天华大队的情况汇报。
4月13日 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农业六十条》，着重讨论了食堂、分配、粮食和住房问题。在请大队干部发表意见时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要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只一利不行，大家有利才好。办食堂问题，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办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份了、厉害了，好象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现在正在讨论当中，散食堂，不要马上就散了。要办，就要办好；要退，也要退好；要分小，也要分好。不要一声喊，又一下改了。现在可以讲，但不要着急动，恐怕这样好。
4月14日 上午，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下午，召集天华大队所属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征求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在听取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后说：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投入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食堂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还有一条，不好喂猪。再有，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闹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作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4月15日 上午，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下午，约请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征求农民对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意见。在会议开始时说：这几年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当然有成绩，但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些缺点，中央要负责，省委要负责，县委也要负责，这里公社、大队也要负责。在听取群众意见后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在一起住，自留地没有了，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以前喂了猪有肉吃、有油吃，喂了鸡有蛋吃，塘里养了鱼有鱼吃。粮食少一点，有红薯、芋头。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生活就差了。所以这个生活不如以前，是肯定的嘛！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于是，许多人“坐大船”，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晓得，还不是官僚主义。
4月16日 访问社员家庭。
4月17日 出席中共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在会上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公社化办食堂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户不积极，这不利。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在谈到有人怕散食堂以后出现两极分化问题时说：两极分化，也不是说一点可能也没有，也可能有一点，但没有什么可怕。从前地主那样分化，不是一下就搞掉了。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很多。两极分化，就是富的很富，穷的很穷。有了供给制，对于特别困难的人，有了一点社会保险，不会那样穷。要有点差别，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困难一点。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在不要怕按劳分配部分多了。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
4月18日同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谈话，提出：要很快研究一下农村成立派出所和恢复人民法庭问题，这样做方便群众，有利群众，有利维护社会治安。
4月19日 上午，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天华大队的有关情况。在听完汇报后说：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员的纪律。在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这句话没有错。如果办食堂真正自愿，办得好，有利生产，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阵地，但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重要的阵地。三级所有制是根本阵地，集体经济是主要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晚上，同参加工作组的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负责人谈话。
4月20日 同中央工作组和天华大队干部研究食堂问题，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食堂(停办)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
4月21日 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研究解散食堂的问题，指出：退食堂不能影响生产，不能引起损失。办食堂引起很大损失，退食堂不要再引起损失。今后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这样可以避免错误，或减少错误，一辈子都要记住这一条。
4月22日 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研究解散食堂和退赔问题。在谈到退赔问题时说：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百分之九十，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在谈到要了解真实情况时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的怎么怎么好，肥料搞的怎么好，整团搞的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谈到散食堂问题时说：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七十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好好安排，不要引起新的损失。特别是生产队的干部和党员，不能自私自利，趁此机会捞一把。食堂的炊具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有领导地解决，不能你抢我夺。
4月23日 访问天华大队社员家庭。
4月24日 召集中央工作组会议，研究农村手工业问题，提出：“手工业是组织起来生产好还是分散生产好，你们研究一下”。“把手工业工人的工资提高一点，可能有些农民不赞成，要跟他们讲清道理，如果还不赶快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吸引人来学，手工业就会绝种。”“你们具体算一算帐，加到多少工资，工人才满意，而工厂又不赔本，能维持下去。要做到工人很积极，努力做工，情绪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工资待遇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劳动效率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产品质量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几个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首先恢复，然后还要有一点进步。恐怕这件事不容易办，不是里手，就不能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就不能进步。工人又满意，工厂又有钱赚，就要认真地经营，认真地核算。县、社工业是不是有这个本事?恐怕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就办不下去。”
4月25日 上午，登天华山，察看山林毁坏情况。下山后，召集中央工作组研究农村商业问题，指出：供销合作社不要归公社所有，要归社员代表大会所有。归理事会所有。归社员选举出来的代表会和社员代表会选举出来的理事会、监事会所有，就是归社员所有，所有权和支配权是分不开的，归它所有，它就有权支配。但供销合作社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归公社党委领导，经济上可以监督。下午，召集工作组研究群众住房问题，说：拆了人家的房子，一定要赔，大队、公社干部要负这个责任。赔，一定要赔清，使社员基本满意，不能敷衍了事。如果这回敷衍了事，就不能教育公社和大队干部，以后他还会搞。大队要从公积金里面拿出一部分钱搞房屋退赔，不能拿其他的钱搞房屋退赔。总而言之，房屋问题要彻底解决，一年解决不了，两年；两年解决不了，三年；三年解决不了，四年；四年解决不了，五年。晚上，到长沙。
4月26日 在长沙会见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阿卜杜拉耶·迪亚洛、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卡马拉·本加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计划部副主任索·玛玛杜、几内亚教师工会总书记凯塔·库曼迪安等外宾。在交谈时说：我们很高兴看到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有很多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或者开始取得独立。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会轻易从非洲退出的。他们在非洲还有许多代理人。无论如何帝国主义在非洲是孤立的，他们的代理人只是少数。因此，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还有力量，又很狡猾，这个办法行不通，他还可以换一个办法。目的仍然是为了自己的利润，剥削非洲人民。非洲人民要取得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
4月27日 从长沙到天华大队。同农民群众谈话，讲解《农业六十条》。
4月28日 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天华大队领导班子问题汇报。
4月29日 召集社办工业工人座谈，征求意见。之后，同中央工作组负责人谈话，指出：看来手工业的工资制度非改革一下不可。手工业工人的工资要比农民收入高，而且要有显著的差别，这样才有人学。
4月30日 上午，召集中央工作组研究安排下步工作，说：我希望工作组的同志，从始至终贯彻这一条——走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办起来不容易。这三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作主，搞拆房子呀，搞居民点呀。如果让群众当家作主，这些就办不成。不过那个时候，群众在那个风浪里面也搞得糊里糊涂了，如果那个时候要他表决，他也赞成。所以，走群众路线不能在一股风之下表决，要经过反复商量酝酿。特别是关系多数群众利害的问题，不能急急忙忙作决定。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你们省委搞调查，搞了很久，这个调查不容易嘛。这个调查真正把情况调查清楚，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不容易，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可能对客观实际认识清楚。这个过程可能长，可能短，到底多长，各有不同。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么，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否则，就会搞得没有个边。所谓问题，一个是我们党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譬如我们的粮食政策，人民公社中的各种政策，例如供给制、按劳分配、公共食堂等等。首先看这些政策到底正确不正确。不要先肯定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到底是否正确，去调查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还不够，还要规定一些什么政策。第三，我们脑子里面连问题也没有，那么我们去进行调查，在调查中提出问题。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晚上，同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大家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之后，到长沙。
4月中下旬 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了解到该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因他们喂养的一头耕牛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死亡，解剖后，在肺内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即被认为有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刘少奇初步调查后对此案表示怀疑，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后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六月三今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七月十日，刘少奇在北京审阅了这一调查报告，并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5月1日 出席长沙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谈话，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在报纸和党委的关系方面，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批评，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你们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要鼓励群众前进，报纸要有指导性，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致信张平化：“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二三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组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关于房屋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各地处理农村房屋问题的参考，请你考虑，是否可将这个文件发给各地？”当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房屋情况调查和处理意见》转发全省。
5月2日 到宁乡县城。下午，听取中共宁乡县委汇报工作。晚上，召集宁乡县、社工业干部座谈。之后上街观看市容。
5月3日 上午，在宁乡县公安局听取县政法工作负责人汇报工作。下午，召集宁乡县商业干部座谈。晚上，到故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旧居。
5月4日 听取宁乡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汇报，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晚上，听取炭子冲大队工作队汇报，指出：办食堂应该是节省劳动力，现在的食堂是浪费劳动力。不节省劳动力就不要它。解决社员住房问题，不要笼统地提“物归原主”，要经过普遍调查，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大队要帮助社员解决。
5月5日 上午，视察宁乡花明楼公社安湖塘生产队公共食堂，与农民交谈。下午，同农民成敬常谈话，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团土荒了不少。我是回来看看，回来的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的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谈到群众住房问题时说：纪念馆(指旧居)不要办了，你以为我喜欢办纪念馆吗?我不喜欢。把这些房子分给社员住，房子里的东西也分给社员用。晚上，同农民李桂生谈话。
5月6日 上午，同农民王升萍谈话，在得知王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多次被扣后说：谁打击你，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我出钱。下午，同农民欧寅春、欧风球、欧荣华谈话，说：现在人们对政策还不那么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制还不那么肯定。所有制不能侵犯，否则，人们就不相信政策了。你可以拿我的，我也可以拿他的，都这样就拿乱了。必须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拿了要赔，这样，以后就不会乱拿了。晚上，听取整社工作队负责人汇报工作，说：群众的心情现在还不舒畅。我同几个社员谈话，他们不敢讲话，特别是对现在的干部，不敢讲话。你们在这里，他们也不愿意找你们，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工作队要抓紧解决食堂解散以后所需要的炊具，如锅、铲、火钳、坛坛罐罐等。要赶快告诉省委、地委、县委制造这些东西，有了东西，退赔了，群众就相信你们了，只讲空话不兑现，群众就不信任你们。
5月7日 上午，到炭子冲祭扫母亲坟墓。下午，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在谈到食堂问题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散食堂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好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此外，要保护山林。山林所有权归大队，包给小队，划出自留山。在谈到退赔平调社员的各种财物时说：这个帐要一户一户地结。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这里是我的故乡，要靠自己努力。千万不能用我家乡的名义去要求别人照顾。这里还有我的亲属，也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特别照顾他们。这篇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5月8日 到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临时医院看望正在那里治病的社员，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
5月9日 同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工作队座谈，指出：民主这个东西不能恩赐，是大家争来的。我们有些干部，一方面说上边不让讲话，但自己不去争民主；另一方面又怕群众，怕群众起来了事情不好办。你们工作队来这里以后，解决了不少问题，群众说你们是“青天”，这说明你们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但也说明这是恩赐的，不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工作队解放群众。“青天大老爷”是封建社会对管老百姓管得好的官的称呼，如果你们也是“青天大老爷”，我看也不妙，一定是没有走群众路线。当党员、当干部，不学会走群众路线是不行的。有的干部不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吗?群众路线走得好，就自然有前途，否则，不仅不能升官，还要撤职降级。下午，在返回宁乡县城途中视察黄材水库。晚上，回到宁乡县城。
5月10日 听取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汇报工作。
5月11日 致信毛泽东，报告近期在湖南调查研究的情况，并提出关于解决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待遇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在谈到关于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问题时提出：现在乡村中乱拿别人的东西和小偷小摸现象相当多，引起群众的不安，妨碍生产。形成这种乱拿别人东西的风气，一是由于现在吃的东西太少，二是由于过去几年刮了“共产风”，动摇了社员个人的那一部分所有制，也动摇了国家和集体的所有制。有的社员向工作组说，他们可以平调，乱拿别人的东西，为什么我不可拿别人一点东西呢?因此过去平调的东西，必须坚持退赔，就是由于搬家、大兵团作战而破坏的东西，也必须坚决退赔。一年退赔不完，两年三年五年也必须退赔完。国家和集体拿了社员个人的东西坚决退赔，社员拿了别人的东西，也应要求社员退赔，一次还不清，几次还，一年还不清，几年还，但是不可不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各方面的所有制，安定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利生产的发展。
在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关于商业问题的汇报，指出：还是要把生意做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意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做得更好。所谓好者，就是周转快，费用低，损耗低，分配得比较公平合理，便利群众，使群众更节省劳动力。农村里面恢复供销合作社，势在必行，但也不是过去农村供销合作社简单的复原，供销合作社算作集体商业，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生产相适应，为生产服务，同时为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的生活服务。
5月12日 在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汇报，指出：手工业社国有化，变成全民所有制，转快了，现在要退回来，还是恢复手工业社，自己基本核算，按照过去那一套办。对手工业社的产品不能平调，要等价交换。以前平调的要赔，以后不准平调。晚上到长沙。
5月13日 听取中共湘阴县委关于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指出：我们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必须彻底退赔。但是，不要完全拿钱退赔，应该搞点实物，有利发展生产，搞好生活。对于“分田到户”这个问题，要正面提出这样做不对，要教育群众，给他们说清楚：生产与生活问题不同，生活可以自由，生产应当是集体的。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群众是懂得的，要正面教育，讲清道理，不要戴帽子。自留地是分给他的；田头、田角、田坎可以种豆子，但不是分给他的，而是包给他的，还有百分之五至十要交给公家。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发展生活资料可以自由，但生产一定要集体的。要充分发动群众，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工作组的恩赐观点。我已同工作组同志说过多次：群众说你们是“包青天”，不知你们听了怎样，我是觉得群众在批评我们，这些事情早就应该发现和解决的。总之，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产党还害怕自己的群众吗?只有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才害怕发动群众。干部，一定要走群众路线才行，但是有些干部水平低，不会搞群众路线。要告诉他们方法，要提高干部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水平。
5月15日 离开长沙回北京。途经郑州时，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现在做好工作的关键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如何搞群众路线是个问题，过去搞过，但是后来忘掉了，恢复起来不容易。搞好群众路线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可以保护多数群众的意见，可以顶住上边的瞎指挥，群众还可以替少数干部担负责任。
5月16日 回到北京。
5月21日——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5月24日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组(中南、华北小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5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讲话分析了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指出：“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 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的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这篇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6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文教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草稿)》，在开头加写：“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群众，使农民逐步地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我们党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这个指示经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于二十三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6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的说明。
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
6月8日 同邓小平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等会谈。在会谈时说：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共产党，世界问题又是这样的复杂，对什么问题都要认识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互相讨论、互相协商、互相忍让、互相尊重，如果发生分歧，不要在公开的场合上争论，不要公开指责。兄弟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如能取得一致，那很好，如不能取得一致，那就放下，以后再讨论。无论如何，不能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6月9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黑根。在谈话时说：最近，我们正在采取一些办法，鼓励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农业收成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影响，我们这么多人口，不能靠从外国买粮食，我们想今年买五百万吨粮食，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少的，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想从工业和其它方面疏散一些人口到农村去，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6月12日 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政府总理范文同。在谈话中说：近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加上两年来的天灾，加重了我们的损失。这使我们小心些，使干部和领导人头脑清醒些，不再糊涂。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干部要熟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6月13日 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会谈。十四日，出席首都群众欢迎苏加诺总统大会和中、印尼两国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接受苏加诺总统赠予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级勋章。十五日，同毛泽东、周恩来回访苏加诺总统。
6月16日 同毛泽东、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
6月17日 在《长沙县福临公社对干部生活特殊化走后门处理的情况》上给李先念批示：“请你们抓住几个省、几个县、几个公社、几个大队，由上而下地公布商品帐目，认真加以清查，以便了解过去是怎样分配商品的，在今后又应该怎样改进商品分配办法。在过去一年多内，商业部门和粮食部门除犯了其他的一些错误以外，在分配商品方面，也犯了许多极端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是你们自己和我们都还不大清楚，必须迅速查清并坚决改正。”
6月20日 同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会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代表团团长、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
6月30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立场，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年来，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讲话提出：当前，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的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接受尼泊尔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凯·巴哈杜尔递交的国书。在交谈中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希望同四周邻国以及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对我们的建设是必要的。我们认为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大民族小民族，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损害。这是中国的既定政策，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相信这个道理：侵略别的国家，最终是要失败的。每个国家都要发展。有些国家的发展受到外来的阻难，但这种阻难最终是要被冲破的。中国也是冲破阻难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有个成语：朋友不怕多，敌人不怕少，国家与国家之间应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损害。互相帮助总比互相损害好。这是我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念形态。我们根据这一观念形态而制定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同其他国家没有利害冲突。只有美国占领了我国台湾，这就引起了冲突。只要美国不占领我国领土，把第七舰队撤走，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冲突了。
7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简称《科研十四条》)。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是一个好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走上了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位置是好事情，是成绩。但是有瞎指挥的偏向，瞎指挥下面也听你的。继续这样搞下去，我们要跌下台的，再也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有偏就纠，无偏不纠。纠偏，要向干部讲清楚。现在纠偏，是因为有偏向。”十九日，中共中央批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7月10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会谈。十一日，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7月12日 听取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张昭、杨延森等汇报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三省区的林业工作，指出：砍了多少树应该很快地栽起来，砍了栽上是我们的根本方针，而且栽起来的要比原有的多。我国森林资源很少，要使已有的资源充分利用，并永远保持下去。老的砍了，新的要栽起来。总之，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7月14日 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在谈话中说：农村人民公社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还是不利?我们已经试验了三年，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出了一些毛病。这是任何历史性的试验期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办下去，现在只试验了三年，至少可试验十年，再作总结。我们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很大的进步。本来也可以继续办它好几年而不进入公社。但是农民群众已经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织公社，想对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农民要这样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当时，我们也曾考虑到将来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也许不完全适合，但对不对，这要由历史来做结论。我们认为，人民公社如果组织得好，政策制度适当的话，它对促进农业生产的优越性还是比高级农业合作社要多。要使它对促进生产有利，时间短是不行的。只能在试验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找到更好的办法。现在还只办了三年，下结论还太早。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使人民公社能够更正常的发展。
为中共中央批转张鼎丞关于阎西地区的调查报告起草批语：“必须充分估计农村形势的严重性，以及转变农村形势和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艰巨性，而认真地采取谨慎的适合情况的步骤，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彻底转变过来。”
7月15日 在看了《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后致信彭真、谢富治、谢觉哉、张鼎丞：“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工作情况的报告，我已看过，觉得很好。请中央政法小组加以讨论，最好在全国其他地方也进行试办，以便进一步总结经验。总之，目前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是不能放任不管的，而党委和政府又只能依靠政法机构去管，政法机构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去管这类问题，这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解决的。长沙县人民法院一个多月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端倪了，所以值得重视。”
7月16日 离开北京去东北视察。
7月17日 到达沈阳。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现在，有些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只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利用困难来捣乱。要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就生动了，就可以讨论问题了。人民公社是有优越性，问题是丢掉了高级社的一套东西，搞了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等等。可以设想，如果保存高级社的一切优越性，在此基础上联合组织人民公社，优越性就可能更多一些。现在看不出优越性，难于说服人家，农民就说服不了。等三五年后，经济恢复了，人民公社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来，有了事实，才能说服人。又说：林业要搞长远规划，否则破坏了资源无法恢复，赐害子孙，等于犯罪，采伐方法也要研究。
7月18日 离开沈阳，到达哈尔滨。
7月19日 视察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分别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汇报到林业问题时指出：采伐、集材，可否采取包产办法。林业中计件的不少，栽树也可以计件。包产有几种形式：集体的、个人的、“大兵团作战”的(指突击栽树)。要研究林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在谈到所有制问题时指出：不搞三种所有制，或三种所有制不配套，经济就不活，就简单化。国营企业也有所有制问题。抚顺把煤矿工人调去搞水库，不给钱，人民政府和党委都不遵守所有制，你的人我可以调，这样必然要搞乱，要破坏所有制。只要所有制一动摇，其余一切都动摇了。不要以为都是国营企业就可以不分你我了。因为都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都要计算盈亏，应该把账算清。彻底算清账才能巩固所有制。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摘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
7月20日 就林业问题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提出：今后，小规格的木材，价格可以定得高一些，还可以根据：密林、疏林的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收购价格。对工人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你生产多少东西，可以挣多少工资。出售价格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如木材的质量、需要的加工量等，分别确定。
离开哈尔滨到达小兴安岭视察。听取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负责人汇报工作。
7月21日 冒雨视察带岭林业实验局凉水沟试验林场的人工更新林和树木园。
7月22日 视察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观看了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带岭林业实验局负责人和工人代表座谈木材采伐和造林问题。
7月23日 召开带岭林业系统部分负责入座谈会。在讲话中指出：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听群众意见，即使片面意见，也有片面的理由。命令主义要少一点，不要什么事都是指示，才能使大家感到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离开带岭到丰林林业局(今五营林业局)视察。途中听取中共伊春市委负责人汇报林业情况。
7月24日 视察丰林林业局，察看了原始红松林、第四林场的采伐迹地和拖拉机集材、小火车作业等。在同林业局负责人座谈中说：党委领导了小事，没有领导大事，党委摆脱不了日常事务，尽抓行政工作，就搞乱了，等于没有党委领导。企业管理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只有党委领导，没有厂长负责制了。要把领导加强起来。工人参加管理，只是参加，不能代替管理，不能因为工人参加管理就放松领导，丢掉管理。要把过去那些好的制度恢复起来，要提高管理水平。企业管理好的标志是，采伐、造林、集材、装车任务完成得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成本降低，质量提高，节省材料。工资制度要实行考工，“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的现象要纠正。
7月25日 视察伊春市木材加工厂。在伊春市林业干部会议上讲话：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各方面需要。如何把资源和需要结合起来，就是你们的工作。从中央林业部到林业厅、林业局、林场以至工段，都是做这个工作。这算作你们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在工资和价格方面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收购价与工资政策有密切联系。收购时应当小木头贵(因为费工)，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而销售价与收购价不同，销售按木材质量等级论价，用户买木头越大越贵，越小越便宜。工资应该根据收购价来定。要恢复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采伐迹地更新，无非是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种，两者应当结合起来。人工更新，可以采取由林场、工段、工组、家属来包栽、包活、包抚育、包成林的办法。会后，应邀为林区工作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7月26日 到达鹤岗，听取中共鹤岗市委和鹤岗矿务局负责人汇报工作，当了解到煤矿安全工作存在问题时说：制度，特别是技术上的制度，要工程师、技术员负责，他们懂得煤矿怎样开法，怎样才能组织好连续生产，不出事故，他们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
到达佳木斯，视察佳木斯造纸厂。
7月27日 到达牡丹江。视察了镜泊湖发电厂、人造红松林、人参种植园，游览了镜泊湖，并探望了正在宿营地休息的地质勘探队员。二十九日，听取镜泊湖东京城林业局负责人汇报工作，鼓励他们搞针叶树、阔叶树混栽和人工更新的试验研究。
7月30日 离开牡丹江赴哈尔滨。途中听取中共牡丹江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指出：干活多的比干活少的要多得一点。据说在职工中有一种反映，多出工不如少出工，少出工不如不出工。为什么?因为不出工可以领取工资额的百分之七十，出工多，达不到定额，也只能领工资额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出工呢?这是国家管理工资有问题。林场办农业不能提亦工亦农，让林业工人拿工资去种地是蚀本的，还是要农民亦农亦林好。农民冬天没事搞木头是划得来的，亦工亦农就划不来。林业搞粮食，要走集体的道路，叫做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责任制度，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7月31日 在哈尔滨接见出席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的负责干部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成员，指出：栽树和森林更新问题，我们应当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只顾砍树去了，没有很好地研究它。更新方法可以这样定，人工更新为主，人工促进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条腿走路。采伐问题，过去日本人、老中华民国搞得很糟，不管幼树，光拿木头。现在观念要改变，一个是要拿到木头，一个是要有利于幼树生长，一律皆伐，影响太大，可能择伐对森林更有好处。
8月1日 离开哈尔滨去大兴安岭林区。
8月3日 冒雨视察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今喜桂图旗)林业管理局根河林业局五峰山林场，同局领导干部和工人代表座谈森林更新、恢复规章制度和建立责任制等问题。在谈到工资问题时说：林区津贴，你们这里一律是百分之三十三，小兴安岭一律是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平均主义。是否应分开来算。伎在山里的和上山的多一点，伎在镇里的和坐办公室的少一点，冬天和夏天，晴天和雨天，也应该有差别。这个问题，要研究一下，和工人讨论一下如何调整。国家还是给你们百分之三十三，一个钱也不少，就看怎么分法合理。平均主义不能鼓励大家去做艰苦的工作。
8月4日 视察西尼气林业局。同当地干部和工人代表座谈，指出：采伐的第一个目的是拿木头，第二个目的是有利于更新。拿木头要与有利于更新相结合，采伐的方式要服从于更新。
8月5日 到达呼伦贝尔盟首府海拉尔。下午，到鄂温克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公社西博生产队和白音胡硕生产队，受到蒙古、鄂温克、达斡尔和汉族等牧民的夹道欢迎，观看了赛马、摔跤、套马等牧民传统活动，并到牧民家中作客。
8月6日 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讲话。讲话阐述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的林业工作方针，以及工资制度与木材价格、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采伐与更新方式、林业局体制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不适合，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一下，使它适合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森林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合理的规章制度，过去被废除了的，要恢复。”“每个林业局应当有机械工程师和林业工程师，要建立工程师负责制。林业局副局长中至少应当有一个是林业大学毕业生，林场应当有一个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生任副场长。”森林更新，恐怕还是提以人工更新为主，不然都不搞人工更新了。人工更新长得快，产量高，采伐方便。我们不否定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更新的说法，但是人往往走容易走的路，所以仍要提以人工更新为主，实行两条腿走路。你们要总结栽树经验，要想办法栽活，要有专业队伍，采取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这篇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8月7日 回哈尔滨途中，视察齐齐哈尔钢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和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和当地干部座谈。
8月8日 到达哈尔滨。听取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成员汇报工作。参观东北林学院(今东北林业大学)及其实验林场。
8月9日 视察哈尔滨香坊人民公社的竹藤软木厂、三八布鞋厂、卫星轴承厂、综合服务站、安埠管理区公共食堂、公社第二幼儿园。在香坊人民公社干部座谈会上说：城市人民公社在利用剩余劳动力方面是有作用的，但不要忽视了原来的政权，不能削弱政权机构的作用。组织剩余劳动力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人国营工厂当工人，这要谨慎；另外一种，办小一点的工厂，这种工厂如果要搞全民所有制，势必要和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享受同样的待遇，不然工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维持不下去。搞全民所有制的工厂须是机械化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国家才能划得来。你们只晓得全民所有制好，不晓得全民所有制也有问题。现在不叫“全民”，会比叫“全民”搞得好。公社办的工业要算一下账，不仅要看产值多少，还要看成本是否降低了，劳动生产串是否提高了，产品数量质量是否提高了，最后才是看产值。一般算产值看不出问题。产值提高了，产品数量、质量不提高也不行。每个企业都要算帐，要算数量、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等几项，进行比较。
8月11日 由哈尔滨回到北京。
8月13日 接受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尔温·伯纳德·佩雷拉递交的国书。在交谈时说：锡兰国家虽不大，在国际事务中同样可起重要作用。我们赞成不结盟国家会议。这个会议对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可能有利。西方国家要想反对世界和平是困难的，反对民族解放也很困难。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可用不同方式获得。
同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
8月14日 同董必武会见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
同周恩来、董必武、朱德与加纳共和国总统兼政府首脑克瓦米·恩克鲁玛会谈。在会谈开始时说：恩克鲁玛总统的访问，对中加两国人民的友好，对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好团结，是一个重要的贡献。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近年来有广泛的发展，是对中国人民的很好的支持。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斗争的发展感到很高兴，坚决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和非洲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只要做得到，我们总是愿意尽我们的力量。不过有一点要讲清楚，中国解放不久，中国自己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我们的力量还不大，但只要我们对非洲各国人民能有所帮助，我们还是愿尽力帮助，虽然现在不会太多。或许若干年后，比如十年之后，就可以有更多的帮助。
8月15日 同周恩来继续和恩克鲁玛总统会谈，并回答了有关人民公社和所有制等问题，说：人民公社有三级管理委员会，委员由社员选举，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既管生产，又管分配。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我们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即国营企业；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此外，还有小部分个人所有制。银行、商业、对外贸易是国家所有，乡村商业由农民组织的供销合作社经营，是集体所有，自负盈亏。还有小商小贩，是由国营商业或公社组织管理的。个体所有制，每个农民有自留地，自己养猪、鸡，有的还有牛等家畜家禽。分配是根据所有制来的。全民所有制，把产品交给国家，领取工资；集体所有制的产品，归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制的产品归个人所有。
8月18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加纳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8月20日 离开北京赴庐山。
8月22日 到达庐山。
8月23日——9月16日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谈。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还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
8月25日 在财贸整风试点工作组关于河南新乡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问题的情况反映上批示：“粮食和市场物资越紧张，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的现象也越严重，据我了解，某些商品的大部分是从‘后门’分配的，农民根本买不到。这件事情，粮食和商业部门有责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也有责任。如果不加整顿，我们所设想的要用商品去向农民交换农产品，要用实物对工人表现按劳分配，都将有很大的一部分要落空。如何杜绝商业和粮食部门‘走后门’?如何组织群众监督粮食和商品的分配?使国家掌握的人民急需的商品能够最合理地进行分配，以促进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是当前粮食和市场问题中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批示作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8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李先念作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中插话：企业总是搞这么多人，是要破产的，如果不解决，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要关掉一些工厂，不能那么亏本下去。
9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听取薄一波作关于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说明报告和陆定一作关于教育条例、轮训干部问题的报告。在陆定一讲到现在有点政治斗争扩大化时插话：我们现在又重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特别是中级党委，省委以下的党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9月13日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在第六条加写：“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
9月17日 从庐山飞回北京。
9月18日 接受瑞典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切尔·厄贝尔递交的国书。在交谈时说：我们希望进一步增进与瑞典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我们不仅希望与瑞典人民和政府发展友好关系，而且希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发展友好关系。你们国家很幸运，未卷入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被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连续不断的国内战争，打了几十年。你们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和平，有更长期的和平，那就更好了。
9月22日 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时说：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说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指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生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过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那时中国将成为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那时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看，情形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西方许多国家正在考虑的问题”时，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问过几十年后中国是否会侵略和向外扩张?正如你们英国人曾经压迫我们一样，是否我们会转过来压迫英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从其他国家的情形得出结论：凡是压迫别国人民的民族，它自己就不会有自由，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不但不会压迫英国人，就是对一些小国，对我们的邻国， 比如缅甸、泰国、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等，我们都要在互利的条件下，互相尊重主权，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关系。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同周恩来、董必武、朱德与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博士会谈。
9月23日 同周恩来继续与多尔蒂科斯总统会谈，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在宣传上可以少宣传一点，更多地宣传要人民艰苦奋斗。我们实际多做一点，宣传上少讲一点，这样，实际上改善了人民生活，人民还是满意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都可能遇到各种困难，这要我们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在思想上都有准备才好。
毛泽东同负责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9月24日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乌·杜米特鲁递交的国书。在交谈时说：人们的主观反映客观，有时就不能够一下子反映得很全面，有些同志这方面反映多些，那方面反映少些；另一些同志可能又那方面反映多些，这方面反映少些。要人们的主观全部反映客观，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认识过程中可有不同的意见，这不要紧，过一些时候，经过讨论，问题就可以一致了。不同意见一致了，过一时期又有别的问题，又会不一致，又需努力使它一致，这就是发展规律，客观的法则即是如此。我们党内也是如此，有些问题开始提出来时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和研究，又会取得一致。如果提出另外的问题，又会不一致。这是一个经常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接着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9月28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古巴共和国总统多尔蒂科斯。
9月29日 举行盛大国宴，欢迎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和王后。在宴会上讲话：我们坚决主张，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力的侵犯和干涉，相互提供的经济援助，不应该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信守这些原则。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希望自己发展，也希望别国发展。我们希望自己生活得好，也希望别人生活得好。我们认为推行侵略、干涉和扩张政策的国家，不论它看起来是如何强大，最终是要失败的。
9月30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
10月2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古巴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10月5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并在条约上签字。
10月9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
10月12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
10月13日 同周恩来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仪定书》签字仪式。当吴努讲到：从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和中缅友好迅速发展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国没有大国主义时，说：你这样讲我很高兴。我们就怕有大国主义。我们是大国，怕大国主义是好的。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后代，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如犯有个别的这种错误，要立即改正，要道歉。承认错误，人家就高兴了。
10月19日 在听取李先念等汇报商业工作时指出：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谋求个人的方便，是不允许的，更不能拿个人“走后门”来的东西，去随便换东西。商业队伍要加强，骨干更加强些。一个城市要有商业监察机构。商业部门的监察机关要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在谈到农村自由市场问题时说：农村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但不是不要管理。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也会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一些暴发户。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除了他们骗人以外，他们生产的东西总是人民需要的，是我们的缺陷。他们发现了我们的空子，便积极去搞，那就补了我们的空子。
10月24日 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的周恩来。
10月25日 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张昭、梁昌武汇报在北京召开的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情况。提出：林区里的工资高，要拿些商品进去卖，要办学校和其他一些福利事业，把人定居下来。可以实行三年不征购，鼓励他们发展林区农副业生产。现在林区的秩序不大好，要进行整顿。林业生产要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实行机械化是长远方针，更新也要搞机械化。
10月28日 同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
11月6日——10日 主持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市场、粮食等问题。
11月14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
11月16日 到广东从化疗养。十二月十九日回到北京。
12月16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为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二十一日，刘少奇在邓小平报告国内形势时插话：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帐，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会议后期，刘少奇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在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报告。
本年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题词：“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题词：“我们必须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来教育我国人民和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