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干一百一十八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11日——24日 代表中共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报告稿印发大会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二十一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刘少奇先后主持八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根据大会分组讨论提出的意见，对报告作了重要修改。

    1月14日 同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同阿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等进行交谈。

    1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中通过由刘少奇主持起草并修改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在讨论中指出：现在有一个七干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各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样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1月27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报告认为，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 (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这些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报告强调，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讲话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讲话要求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技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讲话纠正和清理了中央和地方在最近几年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叫做“唯条件论”、“左”比右好等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这个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

    1月30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时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 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的讨论并讲话。在此期间，还分别听取安徽省各地委的情况汇报，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个别谈话，调查了解和解决安徽省在过去几年中犯“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以及至今仍然“捂盖子”、不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在大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对安徽省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要求安徽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产生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回去把工作做好。

    2月8日 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在讲话中提出：起草书面报告时，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丰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并强调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形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他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再次作了修改，增加了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这两份文件于二十五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党。

    2月21日——23日 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赞同陈云的讲话，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二十六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李先念也分别就工业情况、建设速度问题和财政、信贷、市场问题作了报告。会后，刘少奇提出由中共中央将陈云等人的报告批转全国。

    2月26日 阅财政部关于《 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的报告。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计划，造成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 刘少奇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并提出：“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3月5日 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刊载的《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的材料上批示：“小平、彭真阅后，交谢富治同志办。中央公安部应派人到青海去会同省委严肃处理。青海公安机构违法乱纪情况，应引为教训。”

    在商业部《商业工作简报》上刊载的《部分地区农村缺煤情况严重》的材料上批示：“关于群众的烧柴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商业机构是不能不管的。否则，要破坏生产。但如何管法?要研究。”

    3月8日 约请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物资总局局长袁宝华等汇报物资工作情况，提出：“物资部门是先行部门，不是后勤部门。国家计划工作，必须建立在物资基础上，要有物资做保证，不掌握物资，计划是空的。”“物资部门是综合部门，要有全面观点。物资管理必须是全面管理，集中统一管理。”物资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发展。“你们必须把物资工作的重点，由管计划内的大路货，转向管理计划上没有列、没人管、没入注意的那些物资上去。在这方面，你们有很多有利条件，能做出很大成绩。不要怕难，难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乱而后治。”“行政机构可短小精干，经营管理机构要充实加强。”

    3月12日、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等二月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的批语、中央关于节约的紧急指示、中央关于渡荒的指示等文件。在十三日的会上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3月15日 在看了《公安工作简报》第六期后致信谢富治：“此件看过。我认为这是一方面的你们能够控制的好的情况。请你注意另一方面的情况，就是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有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甚至公社大队等用长期拘留、长期劳改、劳教等方式，实际上逮捕了许多人，饿死和折磨死了一些人。而这些是你们不能够控制的，没有统计的，或者统计不确实。一九六一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停止。去年我在湖南就还看见这种情况。你们应该严格地检查、揭露、批判和纠正这种违法的情况。”

    3月16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转陈云等讲话的决定，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建议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批转陈云等讲话的文件于十八日发出，宣布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通知于四月十九日发出。

    3月17日 同罗瑞卿、王任重、谢富治谈公安工作，指出：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你们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在谢富治、王任重谈到这几年政法机关经常被批评为“右倾”的情况时说：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撤职。坚持真理，撤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

    3月18日 回到北京。

    3月21日 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方针。刘少奇在会上讲话，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讲，在经济方面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这个时期，我们调查研究不够。中央的同志，省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去亲自作调查研究，只是听汇报来了解情况，而且轻信那些汇报，人家一报，我们就信了。但是人家的汇报，有许多是浮夸的，不符合事实的，或者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们就相信了。又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去商量，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许多高指标，都不是从群众中间来的，是上面定的，拿到群众中间，又没有很好地听群众的意见，因此有些缺点、错误就不能很快地发现，不能很快地改正。有些地方，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的形式瞎指挥。同时，有一段时间在党内、在群众中，又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批评斗争。这样，就使得群众和干部不敢讲真话，有意见也不敢讲，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提出，希望大家一方面看到我们当前的困难，另一方面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切切实实的工作 ，了解当前的困难，继续逐步前进。

    3月27日——4月16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4月4日 在公安部党组准备印发刘少奇三月十七日同罗瑞卿、王任重、谢富治谈话要点的送审稿上批示：“这个记录稿不要印。过去，你们已经印得有些过多了，将来会出毛病的。四年来，公安政法工作方面的确有不少新的经验需要总结，如果你们搜集了材料，我可以参加，和你们一道，认真地系统地进行总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这样草率、零星地印发东西。”

    4月9日 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就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通报的内容听取意见。

    4月16日 致信毛泽东：“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4月17日 听取中共中央办公厅赴石家庄地区物资工作调查组汇报，提出：物资管理部门不是特殊部门，是个综合部门。你们也是个商业部，你们要基本上照商业部的办法。商业部能供应六亿人民，难道你们就不能供应二十一万个企业?要抽调一批懂技术的人员，充实物资队伍。 4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东北地区精简工作的汇报和中央财经小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在讨论当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指出：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问题，要全面调整。现在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

    4月24日 接见中共中央办公厅赴石家庄、无锡物资工作调查组成员，指出：当前的经济情况很复杂，问题又多，经济失调，大量物资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原因主要在上面，是计划安排和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你们要向厂内的同志讲，向他们承认错误。按照我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陈云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转的财政预算报告去讲。你们代表中央检讨，市里也检讨，是非分明，实事求是。物资工作要抓两头(供和销)，目的是为工厂服务。企业要根据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要求进行生产，不能让企业盲目生产。工作组要创造个办好工厂的典型。

    4月28日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汇报公安政法工作，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去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斯大林也搞了一些东西，毛主席规定了我们专政工作的路线，又提出两类矛盾问题。现在的经验是两方面的，赫鲁晓夫不要专政，斯大林后期把肃反扩大化，我们也有混淆两类矛盾的经验。现在要纠正，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理论上、方针原则上、机构分工上和具体办法上搞出一套来。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4月29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三十八期)上刊载的关于反映长春第五坦克技术学校无视中央停止修建非生产性建筑的指示、巧立名目修建大礼堂等情况后批示：“采取切实的办法，停止这些基本建设。”

    5月7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七日，在李富春谈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战线问题和李先念谈粮食和外汇问题之后说：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十一日，在会议结束前作总结讲话：“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5月17日 在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九期刊载的《安徽将宾馆饭店划归商业部门经营》后致函李先念：“是否可以考虑，将县以上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所建楼、堂、馆、所，一律收归国家所有，组织房产管理处，统一管理。使用者一律按标准付给租金。这样，可以制止盲目建设楼、堂、馆、所，也可制止盲目占用房屋。”

    5月23日 约请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谈如何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指出：“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要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过去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主要表现在这上面。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这个问题要好好讲一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你们是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这个讲话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6月3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工业搞多少，文教事业规模搞多大才适当？在这方面，几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要看农民能拿出多少商品粮食，才能确定可以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农民除自己消费外，能提供多少粮食和农产品，决定能腾出多少劳动力来从事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即搞工业，精神生产即搞科学、文化、艺术。计划经济中的第一个比例即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要适当。多少人从事农业，多少人从事工业、文教有个比例关系。”

    6月5日 接见出席全国物资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物资厅、局长，在讲话中指出：还是要靠试点总结经验。每个大区，每个省、市都要搞试点。没有经过试点，就全面铺开，会犯错误的。“调查研究，进行试点，是总结自己的经验。还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物资工作开始就要把底子打好，要严格，要按规矩办事，要有科学管理，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物资部门就是要干预生产，成本高了要检查，质量差了要监督，要做报告。到一定时期，物资部门也像商业部门一样，搞加工定货，企业生产听你们指挥，要什么生产什么，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6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林彪关于中印边境的情况通报和当前军事上采取的方针措施。

    6月27日 同邓小平、彭真等会见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们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包括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者、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包括修正主义者在内。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那就只能团结很少数的人。如果包括修正主义者，团结就不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如果要包括多数党，包括所有的党，就只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一致，不能在所有问题上一致。求同存异，不同意的就不写在文件上。实际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带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的性质。

    7月3日 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恩来、尚昆同志：这是中央办公厅派到石家庄工作组和石市委拟出的办法。我看是好的。请中央精减小组加以讨论，是否可以酌加修改后发给其他各地参考。”

    7月18日 接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主要产粮区工作的司局长以上干部，在讲话中向他们提出五项任务：(一)加强地委、县委和基层的领导；(二)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三)如实地反映情况；(四)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五)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谈到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时说：“政策是由中央统一制定的，只有中央才有权力决定政策，这一条，在观念上要明确。当然，某些地方有特殊情况，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制定某些地方的政策，但是都要经过中央决定，经过中央批准。”地方党委、地方政府虽然不制定政策，但是应该研究政策。“政策执行得好不好，完全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机械地执行或比较实事求是地执行，这中间差别很大。有些人对党的政策各取所需，只执行自己所需要的，不需要的就不执行，或者执行反了、偏了，就会危害党的事业。”在谈到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时说：“现在有些地方的市场跟全国的统一市场是矛盾的，画地为牢，别的地方的东西不许来，这是不允许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呢?设这样多的关卡，这不是按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人为地制造障碍、壁垒。”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

    7月24日 到达北戴河。

    7月25日——8月24日 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开始十多天分小组讨论农业、商业等有关文件。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发言，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八月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上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八月二十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提出：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刘少奇的意见得到毛泽东赞同。

    8月1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刘少奇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作者作了重要补充和修订。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的修养是统一的”等章节中加强了理论论述，补充了关于我们党的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

    8月25日 回到北京。

    8月26日——9 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为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的预备会议。

    9月1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罗查递交的国书并谈话。在谈到国际关系问题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坚持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应该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管其他大国喜欢与否，我们将坚持这些原则。

    9月21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阮维帧。

    9月24口——27 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说：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同时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意见，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进行。

    10月5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会见以武元甲为团长的越南军事代表团。

    10月10日 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物资管理试点工作情况，指出：物资管理工作是一件新工作，开始思想认识不统一，是自然的。要先按设想在小范围内摸索着进行。不要怕困难，要谨慎地搞下去。在具体步骤、做法上，要走一步，看一步，看准一步，走一步。在三年内把全国物资工作搞好，就算有成绩。“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商业工作做了个决定。决定中的许多原则，对物资工作也适用。实际上物资部门也是商业部门，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物资部门的权力很大，不要抓住人家的困难去整人家，如果物资部门那样办，就很不对了。物资部门必须很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要想一切办法，保证工厂生产的稳定。这就要强调计划的严肃性和合同的严肃性。凡是订了货，半道不要的， 由订货单位赔偿损失，承认错误，并为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找出路。如因国家计划变动给企业造成损失，国家要帮助企业解决损失和产品销售的问题。凡是产品不合乎计划或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的，生产部门要负责保修、保退、保换，损失由生产单位负责。过去生产的一些不合规格的产品，要减价出售。绝不许拿次货当好货去销售，要讲老实话，好货就是好货，次货就是次货，不许骗人。生产资料的质量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必须强调质量合格，不能乱收购。”

    10月14日 将《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载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光明日报》)、《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 《文汇报》)两篇文章推荐给子女毛毛(刘允若)、涛涛(刘涛)阅读，并在给他们的信中提出：“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它的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如果你们发现人们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善恶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人们中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对于一切社会、政治现象，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

    10月15日、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潭震林汇报农口当前工作、一九六三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设想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等问题。在汇报到明年开始试制除草剂等新农药时插话：农药问题要认真搞一下，可以进口一些除草剂，每一种都买一点，先小面积试验。要吸收外国的经验。在汇报到林业问题时插话：要大搞封山育林，积极搞人造林，大面积的森林还是要靠天然更新。在汇报到农业科研和教学问题时插话：搞农业机器设计、制造的学校和搞经营管理的学校两种都要，现在这种学校太少了。另外，在搞农业机械的时候，还要注意农村的加工机械的制造和配套。

    10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中印边境对印军事方针的决定。二十日，印军在中印边境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实行自卫反击，并拔除了他们在中国境内修筑的据点。

    10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汇报国防工业口的基本情况、当年计划执行情况、一九六三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等问题。指出：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

    10月20日、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汇报工交口一九六三年计划安排等问题。在汇报到重工业同轻工业的关系时插话：重工业是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不是轻工业为重工业服务，不是农业为重工业服务。在汇报到增加工业产品品种问题时插话：钢材品种、机器品种、化工品种，那些关键的东西苏联不给我们，我们从资本主义这方面打点主意，无非是出点钱，因为我们自己搞也要花钱，花时间。各部门对外贸易部，要注意向资本主义方面找出路。在汇报到产品质量考核时插话：是不是从价格上采取一些措施，你提高质量就加价，降低质量就降价，优质优价嘛。你只考核，质量不好也不处分，好也不奖励?每一种出厂的产品，都要搞一个单子，保证什么规格，什么质量标准，不合格的可以保退、降价、扣钱。每一个厂都要搞这么一些技术措施。不要去欺骗使用部门和消费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老老实实。资本主义是讲究信用的。苏联产品的质量就不好，特别是消费品，我看它没有认真注意这个问题。每出厂一种产品，都要有质量标准，如果不合规格，要赔钱。单靠政治不行，单靠考核也不行，要赔。在汇报到维持现有生产水平的投资安排得不够时插话：这是因为我们无知，吃这样大的苦头，花这样大的代价，才懂得，需要先维持简单再生产，再搞扩大再生产。过去我们扩大再生产搞了很多，盖了很多新工厂，简单再生产搞不下去了。盖新工厂不如扩建老工厂，扩建老工厂不如维持简单再生产。

    10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市场和外汇情况。在汇报到农产品收购问题时插话：今年的农产品征购有完不成的危险，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有些东西，比如粮食，在没有完成征购任务以前，不能进入自由市场。

    10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汇报文教口一九六二年调整和执行情况、一九六三年的安排和指标等问题。在汇报到调整艺术表演团体问题时插话：文工团要大减，现在减得还太少。文工团办多了实在不好。一方面要为国家着想，一方面要为这些小孩子着想，他们现在跳舞唱歌，都是些半调子，将来怎么办?要跳舞，就进舞蹈学校，要唱歌，就进音乐学校。舞蹈学校和音乐学校不要减，文工团要大减。在汇报到基层文教卫生事业的调整时插话：农村卫生事业要大发展，一个县要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些难治的病，可以到县医院去治。可以从农村救济费中拨出一部分来作医疗费。

    10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韩光汇报科学口的情况和今后任务。指出：科学要抓。我们要搞几个现代化，科学研究部门不首先现代化，整个国家都不能现代化。在汇报到农业科研问题时插话：我们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可是我们的耕地只有十六亿亩，比他们少得多。美国人吃的粮食比我们少，他们吃奶和肉多，按照美国人的吃粮标准，我们的粮食已经够了。所以，我们要大摘山林，大搞野生植物。畜牧要大发展。在汇报到发明创造者应发给证书和奖金时插话：发点奖金也有必要。除了政治以外，还要搞点物资刺激。

    10月31日、11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汇报基本建设情况。指出：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

    11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李先念汇报国家财政金融情况。在汇报到财政支出情况时插话：城市维护费应包括修房子。城市只晓得盖新房子，不晓得修旧房子，就等于只搞扩大再生产，不搞简单再生产一样。我还建议增加一个城市建设部，管房子，修房子，把所有房子都管起来，还管城市的一切建设。它可以收房租。过去没有人管房子，中央也不管，预算里面也不打，以后所有旧房子都要修，各部盖的大楼都要收房租。在汇报到信贷收支情况时插话：要注意信贷收支的平衡，这一点，过去就是不注意，信贷不平衡了，也不报告，也不提意见，也不想办法。今后发现信贷不平衡了，发生赤字了，通货要膨胀了，就要马上报告，采取办法。这个地方要多说两句，提起注意，吸取经验。过去出漏子，就出在这个地方。

    11月3日 召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林业工作负责人座谈林业问题，指出：木材价格要彻底改，把大木材的出场价格压低，售价提高，小规格材的出场价格提高，售价降低。价格可以促进生产，促进木材节约。要想法解决大面积造林问题，方法一是天然更新，二是人工促进，人工播种，三是育苗移栽。林业科学院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要专门研究木材分配，现在分配木材未用心思，如冰棍用大木材，还分配木材，岂有此理，必须充分利用资源，减少木材浪费。

    11月5日 同朱德、邓小平会见挪威共产党中央主席埃米尔·洛夫林。

    11月12日 同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了，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对干部的要求同一般党员不同，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干部当中，特别是高级、中级干部当中有不好的，有坏人、蜕化变质的，他们所起的影响同基层党员几个人所起的影响不一样。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列宁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现在有些大案子处理不下去，有人顶住。不要怕，处理了这些人，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这就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总而言之，不要脱离党员多数，不要脱离群众、干部、工人、农民的多数，要认真地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一个领导、一个多数，这可以使我们党保证纯洁，将来曲折少一点。

    1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李富春、李先念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指出：要继续贯彻五月会议精神，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还得下马，精减城镇人口要继续减，不然，对我们十分不利，使我们十分被动。明年的计划可能还是大了一点，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大，搞得大了，又来调整。这两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扭转了这个局势，不要再一次扭转了，那样就划不来了，时间也耽误了，老百姓也受了苦头，国家也受了损失。不如现在紧一点，搞小一点。

    11月29日 再次会见挪威共产党中央主席埃米尔·洛夫林。

    12月10日 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关于石家庄市工商关系问题和处理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先念、一波、子华：此件对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工商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处理办法，并且使争执很久、妨碍生产的许多问题，很快(三个星期)就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请你们注意讨论研究，并立即规定几条办法，迅速解决各地发生的工商关系问题。或者加一批语，规定办法，把此件转发各地。

    12月19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移民、合作部长阿赫马迪。

    12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三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等问题的情况汇报。在插话中指出：一方面形势好转了，但是各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这样才可以在一九六三年争取更进一步的好转。针对有些地方又出现扩大基本建设的苗头指出：要抓紧一点，不抓紧，今年好一点，明年又出乱子。

    12月26日 同董必武、周恩来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谈到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时说：我们两国的边界通过谈判，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我们认为，这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好处。我们两国是兄弟邻邦，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我们和其他的兄弟国家也是采取同样的原则来解决边界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