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同董必武、周恩来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谈话中说：中国是大国，但是我们教育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和我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中国历史上有过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就坚决改正。对国内民族也采取平等态度，反对大汉族主义。

    1月3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1月4日 同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裤田里见，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罔正芳。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说：我们对苏共的关系，一定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我们方面决不主动采取分裂步骤，一定尽量保持团结，即使内部不团结，那么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也好，而且时间维持越长越好，除非苏共下决心，同中国分裂，把关系搞坏。我们决不先采取步骤。即使被迫采取步骤，我们也采取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斗争方式。

    1月14日 同邓小平召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程潜、杨明轩、黄炎培、陈叔通、博作义、张奚若、周建人、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萌山等座谈中苏关系等国际形势问题，提出：对中苏关系，要有精神准备，不要惊慌失措，我们还是争取团结，不要分裂，纵然破裂了，以后还可以 再合作再团结。

    1月16日 同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副书记优素福·阿吉托罗普。

    1月20日 出席中国尼泊尔边界议定书签字仪式，并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博士。

    1月21日 在看了东北林业总局林产工业局《再提关于合理利用木材、节约木材的几点意见》后致信薄一波、谷牧、李富春、潭震林等：“东北林产工业局写的这个意见，很值得一看，请你们考虑并且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意见。以后木材供应是否统一由木材公司管理，原木运到各城市(原木运输较为便利)，由木材公司统一计划加工，按质量、规格供应各需材单位以成品、半成品、成材或者原木。加工剩余物也集中起来，全部加以利用(小的用作冰棍杆、牙签、医院用棉签等，其余作纤维板、纸浆等。)除有特殊情况外，一律不供应各用材单位以原木。这样可大量节约木材，因材利用，并可满足需要。”

    1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袁宝华汇报一九六三年全国生产供应预拨会议情况。指出：“数量矛盾、品种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供应时间上的矛盾是生产和供应的基本矛盾，长期存在，如果东西够了，这四个矛盾没有了，物资就会过剩，那时，物资部门又会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这四个矛盾存在可以推动我们自力更生，多想办法。物资部门要很好地研究这四个矛盾，要研究和监督各单位、各地区所提需要物资指标是否切实合理，计划部门、经济部门也要很好研究这四个矛盾。”“商业、物资系统的一级站、二级站，不愿定点供应、直达供货，而愿增加中转环节，层层加费，这是在起反动作用，是‘必求垄断而登之’，妨碍经济进步。”“东西没经过你，你只盖个章子，就要收百分之几的手续费，这是不劳而获，等于旧中国时代的税卡，等于是拦路打劫，要向一、二级站的工作人员讲清楚，绝不允许他们阻碍物资流通，一定要发展定点供应，直达供货。”

    1月26日 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会见丁颖、竺可帧、吴有训、金善宝、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黄家驷、蒲辅周、邓稼先、孙超、侯宝璋等一百多位著名科学家时说：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的带头。只要大家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进步得很快。

    2月4日、5日 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约翰·高兰和英国《工人日报》主编乔治·马修斯会谈。在四日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我们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在处理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我们绝对不会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在五日会谈时进一步指出：我们从来就宣传，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中苏两国破裂，对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严重损害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讲。我也相信，苏联同志也不愿意中苏两党两国分裂，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分裂，对于苏联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中苏两党、两国避免分裂，恢复团结，是抱有希望的。现在的问题是：苏联和其他一些党采用施加压力的办法，要我们放弃我们认为正确的一些原则和观点，这是办不到的。只能采取独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办法，来解决分裂，增进团结。

    2月6日——9日 主持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六日，在讨论到国营商业要打破地区封锁、减少流通环节时指出：要组织一个全国的市场，不要组织一个地方的市场，全局要照顾局部，局部要照顾全局。组织起来以后地方就没有道理阻止物资出口，这叫做打破封建割据。打破封锁这一条，这回一定要解决，再不要拖拉了。在谈到个体商贩和合作商店职工的收入比国营商业职工高一些时指出：还是要高一点，因为他们没有公费医疗、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只要他们不搞暴利，这些人还是靠劳动吃饭的。

    2月10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农业机械站在农闲期间开展服务活动的报告》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印发给工作会议各同志参考。农村动力机械必须综合利用。所有拖拉机站、排灌站等，都必须配备粮食加工机械、饲料加工机械以及其他农产品加工机械。今年制造多少农产品加工机械，望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列入计划。以后每年的计划，都应有农产品加工机械的生产指标。”

    2月11日——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刘少奇主持了十二日、十三日会议。十二日，在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二十五日，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状况、斗争的性质、斗争的前途和方针等问题。这个报告经刘少奇修改后，于四月二日作为内部文件下发。会议期间，毛泽东推荐了湖南省在农村开展以抓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在农村中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2月12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交谈时说：我们革命胜利后，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教育我们所有的干部、人民，不论同任何国家和人民打交道，都切记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教育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同时，我们也反对别人的大国沙文主义，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正在反对，我们不买它的账，在他们面前绝不低头。十四日，参加首都群众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集会。

    2月28日 会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伦纳特·佩特里，在交谈时说：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我们取得政权后，内战才停下来。但是，我们刚取得政权，美国人就打到鸭绿江边，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不得不派志愿军把他们打回去。一打就打了三年。所以中国现在还有许多落后的东西，经济文化都还很落后，新的东西还不多。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需要几十年。因此我们需要有几十年的和平时间。如果世界局势紧张了，或者发生了战争，就会牵连到我们，我们的建设就要停下来，因此我们希望和平。这是我们真正的心里话。我们希望长时期的和平，譬如说至少五十年。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6日 会见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在交谈中说：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这个大国、大民族也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东方日本的欺侮。他们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很理解国与国之间打交道时处于不平等地位是什么味道。不论大国小国，同别国打交道时处于不平等地位，是不能忍受的。所以首先的一条是，我们在同别国打交道时要处于平等地位。任何国家，不论美国、英国、印度都是一样。他们要平等对待我们，否则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如果不以平等态度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定要引起对方的反对。 《解放军报》刊登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3月7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会见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

    3月26日 飞抵昆明。

    3月30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颁布特赦令：根据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州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4月12日 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离昆明前往印度尼西亚友好访问，途经缅甸首都仰光短暂停留后抵雅加达，受到苏加诺总统的欢迎。下午，由苏加诺总统陪同在国家宫参观花裙和兰花展览会。

    4月13日 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在讲话中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只要保持警惕，坚持团结、坚持斗争，这些困难和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参加印度尼西亚航空节庆祝活动。向印度尼西亚烈士墓献花圈。

    4月14日 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抵茂物访问。

    4月15日 游览茂物热带植物园。中午，离茂物抵万隆访问。

    4月16日 参观位于万隆以北二十公里的复舟山火山喷火口。中午，离万隆抵日惹访问，在阿贡宫参观日惹手工艺品展览。

    4月17日 参观日惹婆罗浮屠佛塔。中午，离日惹抵巴厘首府巴塘。

    4月18日 出席巴塘人民为欢迎刘少奇主席来访举行的集会，在讲话中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主独立的斗争，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绝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越是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就越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就是捍卫世界和平的道路”。同苏加诺总统在巴塘的坦帕西林宫会谈。

    4月19日 到达雅加达。在国家宫举行告别宴会。

    4月20日 同苏加诺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和声明》。

    离雅加达到达仰光，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的欢迎。

    4月21日 在奈温主席陪同下，参观瑞光大金塔，并捐款六干缅元供修缮宝塔之用。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出席奈温主席举行的国宴，在讲话中说：“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亚非国家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一个光辉范例。”

    4月22日 在奈温主席陪同下，访问掸邦首府东枝，游览了风景名胜莱茵湖。

    4月23日 到达缅甸西南海岸的海滨休养地额不里。

    4月24日 同奈温主席会谈。在谈到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时说：在我们这些新独立国家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让后起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另一条道路是殖民地、附属国的道路，我们也不愿采取。因此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需要几十年的工作。在国内，我们必须依靠最大多数人民，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国外，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尊重我们独立、平等待我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我们就能站得稳。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独立，平等对待缅甸的，缅甸可以依靠中国，中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

    4月25日 到达仰光。举行告别宴会，在讲话中说：“在访问期间，我们亲身感受到了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 ‘胞波’友谊，给我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4月26日 继续同奈温主席会谈。离开仰光回到昆明。

    5月1日 在昆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中午，同陈毅等离开昆明前往金边，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欢迎。下午，到王宫拜会柬埔寨王国王后，参观关于人民社会同盟成就的永久性展览，游览金边市容。

    5月2日 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抵逼粒访问。参观吴哥古迹，游览暹粒市容。

    5月3日 抵磅湛访问。参观中国援建的“柬中友谊纺织厂”，到媚公河畔观看柬埔寨传统的赛船。下午，到达金边，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国宴并讲话。

    5月4日 在金边西南一百公里的游览胜地基里隆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5月5日 到达金边，举行告别宴会。在讲话中说：“我们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来干涉、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将一如既往，密切合作，相互支持。我们两国人民不仅要在今天和睦相处，而且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下午，同西哈努克亲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参加金边市民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举行的群众集会。

    5月6日 回到昆明。

    5月9日 同王光美给在北京上中学的女儿刘平平写信，祝贺她十四岁生日：“我们希望你在满十四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你应当力争上游，不要安于中游，不要做落后分子和自私分子。我们认为，根据你的健康状况、智力条件和你自幼所受的党的教育，你不应当只安于中游，不应当马马虎虎地度过你的青春时期。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现在学习要认真、刻苦，热爱劳动，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人民和集体，可以有所牺牲，并且注意锻炼身体。将来，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当然，要这样做是会有许多困难，要吃苦，要吃一些亏，要受委屈，甚至要牺牲的；但是，只要你真正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关心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虽然吃了苦，吃了亏，你反而会心情愉快，心情舒畅的。希望你认真地考虑。”

    5月10日 同陈毅等离昆明前往河内，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欢迎。下午，向烈士墓献花圈。

    5月11日、12日、14日、15日 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第一书记黎笋、政治局委员长征、范文同、范雄、武元甲、黎德寿、阮志清、阮维桢、黄文欢等举行会谈，主要交谈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5月12日 出席河内为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集会。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正义斗争。”

    5月13日 在河内风景区西湖休息。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

    5月15日 参观阮爱国党校，在欢迎会上发表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晚上，举行告别宴会。

    5月16日 同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刘少奇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回到昆明。

    5月19日 听取中共云南省委汇报工作，指出：云南虽然只有二百万人口，但很重要，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疆，工作做好了，是有国际意义的。要引导这二百万人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政策，一个办法，要取得人民的信任，而且走上正轨，这是很不容易的，时间是要长一些的。

    5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是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5月22日 由昆明回到北京。

    5月25日 出席《 中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井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

    5月27日 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等会谈。

    5月29日 飞抵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的修改审定。

    6月2日、3日 同邓小平等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政治局委员长征等会谈。

    6月4日 由武汉回到北京。

    6月6日 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到车站迎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来华访问。七日，同崔庸健会谈。八日，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集会。十六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崔庸健。十七日，到机场为崔庸健送行。二十三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联合声明》。

    6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

    6月13日 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六月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

    6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于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和中共代表团在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取的方针。中苏两党会谈于七月五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

    6月中、下旬 审阅修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

    7月10日、20日 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并谈话。

    7月25日 去北戴河休养。

    8月5日 回到北京。

    8月6日 同朱德、周恩来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

    9月3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

    9月6日——27日 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业发展方针等问题，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从十四日起，刘少奇因出访朝鲜，没有参加后一阶段的会议。

    9月14日 同林枫、叶剑英等离北京乘火车前往朝鲜访问。

    9月15日 到达平壤，受到金日成首相和崔庸健委员长的欢迎。晚上，出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共和国内阁举行的国宴并讲话。

    9月16日、17日、18日 同金日成举行会谈。主要交谈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9月18日 出席平壤群众为欢迎刘少奇主席举行的集会，在讲话中赞扬朝鲜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到底。同金日成、崔庸健会谈。

    9月19日 在崔庸健陪同下参观朝鲜钢铁基地——松林市黄海钢铁厂。

    9月20日 在崔庸健陪同下抵咸兴市访问，出席咸镜南道和咸兴市为欢迎刘少奇主席举行的群众集会并讲话。

    9月21日 参观朝鲜“二·八”维尼龙工厂和兴南肥料厂。

    9月22日 参观咸镜南道咸州郡的朝阳合作农场。

    9月23日 在返回平壤途中，参观朝鲜水利灌溉工程——平安南道延丰水库，

    9月24日 在金日成陪同下参观朝鲜工农业展览馆。晚上，观看正在朝鲜访问演出的中国上海舞剧团舞剧《小刀会》。

    9月25日 继续同金日成会谈。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就是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对人民生活、农业、轻工业注意得不够。搞基本建设过多，就是搞工厂，搞扩大再生产过多。很多人只注意扩大再生产，忽视简单再生产。 又说：我们有六亿人口，很快就七亿，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以后要认真搞计划生育。

    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见使馆工作人员和在平壤的中国专家、中国留学生。

    9月26日 在平壤举行告别宴会并讲话。

    9月27日 离平壤回国。

    9月28日 回到北京。

    10月1日 晚上，分别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天人、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一和夫人、巴基斯坦公众领袖巴沙尼等。

    10月21日 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生产情况。指出：缩短工业战线，主要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过去基本建设战线太长，项目过多，要求太快、太急，设计没有搞好，急于上马，一心搞扩大再生产，忽视了简单再生产。同时，在生产方面，只注意增加数量，忽视质量，提的指标过高，超过设备的可能，本来可以用十五年的设备只能用五年，设备损坏过多，又不注意维修，不让它休息，造成不好的后果。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有了痛苦的经验才能认识。付出代价，取得经验，要永远记取。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革命战士，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人，管理企业，总要比资本家管理得好，对企业的浪费、亏本，应该感到可惜、痛心，用一切办法同浪费现象作斗争。如果对国家的财产不爱护，对企业的浪费不管，还算什么觉悟的无产阶级。如果看见浪费现象熟视无睹，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当领导。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企业，所有的干部、党员都要动员起来，向这方面努力，并以此作为鉴定干部、党员的条件之一。

    10月23日 继续听取薄一波汇报。指出：节约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长期方针，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 国家才能兴旺。不要以为这是“小气”，这是国家兴旺之气。全党、全国、全民族提倡这个风气，一年就可节约几十亿元。一种风气，一种民族风格，会留传几百年。在谈到产品品种时指出：凡是有特点的东西，都要保存、发扬、推广，当作领导工业的一种政策。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当家，不能搞掉。要创造出我国自己特点的产品。在谈到工业管理体制时指出：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部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10月24日 继续听取薄一波汇报。在谈到设备更新时指出：钱放到什么地方？有一部分可以用于新的基本建设，但大部分还是要用于现有企业。过去把老企业的折旧挪过来搞新建项目了，今后要还账。首先要搞设备更新、维持简单再生产，而后行有余力，再搞扩大再生产，不是首先扩大再生产，而后有可能才搞设备更新。应该说，扩大再生产也是首先放在老企业。在谈到技术人员的使用和培养时指出：要把他们放在一定的负责的岗位上，要提拔一批工程师，放手使用，不那么成熟不要紧，摆在一定的位置上，才能逐渐成熟。企业不要设那么多副职，去安插照顾干部，要照顾，由国家照顾。企业是生产斗争的最前线，应选一些大学、高中毕业的又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雷锋式的人物去。在谈到管理体制时指出：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和减少官僚主义。”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中央成立部，各省成立厅，都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恐怕不合适。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组织专业公司管企业，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各部的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变成业务机构。”当然，搞公司也是官办机构，也可能产生官僚主义，但公司总比较接近企业。“管企业的组织要更接近企业，接近群众。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

    10月27日 会见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会瓦·班杜·塔帕和夫人。

    10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这个文件的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来称为《后十条》)。

    同周恩来会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和夫人。

    11月1日 到达上海。

    11月3日 到达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并拟定《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文件向全国宣读，“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会议期间，同毛泽东交谈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法，决定采取两项措施：扩大宣传规模，改变过去只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的做法，省级和中央一级报刊都可以组织文章，但要经中宣部、各大区批准；扩大传达范围，由过去只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逐步扩大到全体人民。

    11月9日 回到北京。

    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各中央局宣传部、《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负责人会议，传达和布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两项措施。

    11月13日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要更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为纲，来带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带动各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同时要继续坚定地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

    11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等文件；原则通过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草稿)》和《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草稿)》；听取彭真关于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开法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的说明。刘少奇在讲话中传达了在杭州同毛泽东商定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两项措施。

    11月15日、16日 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彭真报告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开法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刘少奇在十五日的讲话中通报了扩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规模和传达范围的措施。

    11月17日——12月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和《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批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11月22日 出席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在会见阿富汗内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博士时说：“我们要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是搞不成的。中国要改变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愿同其他国家发生什么战争。”

    11月下旬 为于十二月十三日开幕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记取这一次洪水和其他各次水旱灾害的经验教训，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决心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地把河北水利建设好。”

    12月1日 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并谈话。

    12月12日、13日 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农村工作。在谈到造林经费时提出：要从国家预算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搞造林基金，可以给农业银行搞长期贷款，分三四十年归还，一年拨一亿，三十年拨三十亿，三年以后林木可以轮回采伐，就可以周转。不下这个决心，造林很困难。

    12月21日 同刘允斌等子女们谈话，谈了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教训，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等问题，教育子女们要立大志，要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自觉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促进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指出，只有这样，我们的一生才能感到有意义，心情才会舒畅，在困难面前不会悲观失望，永远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2月22日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罗荣桓公祭大会并担任主祭。

    12月26日 听取薄一波、余秋里等汇报工业生产和全国工业会议的情况。在汇报到松辽油田(即大庆油田)的经验时指出：有干劲，有风格，搞得很好。但要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工资制度，不要简单提不计报酬，工人可以讲不计报酬，领导上要讲按劳分配，不要又把按劳分配搞掉了。要长远打算，农副业生产、市政建设，要慢慢搞起来，将来搞个特区政府，搞一元化的统一领导。在汇报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问题时指出：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浮夸。运动是长期的，不要停下来。提倡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说，在小范围内说，敢干，先在试验室里干。推广的和教人家的，必须是成熟的。过去几年，好的东西多，毛病出在报纸上讲多了，不成熟的也推广了，要好好总结一下。在汇报到组织托拉斯与地方有矛盾时指出：“要考虑我们是个大国，将来工厂越来越多，究竟怎么管理对国家有利。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什么‘地方不方便’，‘利润分成’，‘产品分成’，‘谁大谁小’，‘谁说了算’等等，不在考虑之列。这些问题，放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中研究。”在谈到管理体制时说：“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作当事人，不好吗？有的厅局长、工业书记、商业书记、煤炭书记都滚到里面去了，不看全局。 自己不滚进去，不是聪明的办法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