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主持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三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批示，听取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汇报。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2月上旬 春节期间，同到河北抚宁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回京休假的王光美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问题，提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王光美返河北后，向中共河北省委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内容。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将河北省委根据王光美传达整理的谈话要点送毛泽东审阅。
2月13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教育工作座谈会(当天是甲辰年春节，亦称“春节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缩短学制，改变现行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思想。
2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
3月3日――10日 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会谈。
3月15日 会见以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兼王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朗诺中将为首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
3月21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以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3月27日 复信王光美，谈对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的看法，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这是运动和斗争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过批评和斗争。对于那些违反人民利益、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只顾取得少数人的非法利益，而且坚持不改，并企图进行破坏的人，是不能不继续进行坚决斗争的。否则，是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
4月5日 同周恩来会见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
4月l1日 复信王光美，在谈了对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的看法后指出：“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和你们与社员群众的实践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标准。我的信，只能作为你们的某种参考，引导你们向某一方面想一下，如果不是真理，不管是什么人的意见，必须有勇气加以否定。”
4月12日 同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主席爱·弗·希尔。
4月19日 会见以朝鲜对外文委副委员长康久永为团长的朝鲜文化代表团。在谈到文艺创作时说：革命发展时代应有好的作品。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我们革命胜利已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已基本完成，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单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就不够了。必须更进一步，要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这需要创造。我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没解决得很好。在教育方面也未解决好。小、中、大学到底怎么搞，我们也有不少缺点。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了，也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5月13日 会见由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元泽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煌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5月14日 听取国务院计委领导小组汇报长期计划。指出：我们必须提倡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在安排计划时，一定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不要使虚报浮夸的人占便宜。同时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怎样普及教育？按照现在的办法，农民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在目前的制度办法下谈普及教育是行不通的。要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只有一种制度不行，必须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
5月15日――6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防修反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5月17日 同周恩来与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会谈。
5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李富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和谭震林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农业工作的说明。
5月22日、23日 同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会谈。
5月25日 阅《桃园大队社员用羊奶喂猪的情况调查 》一文后致信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一阅。中国从北到南各处地方，特别是山区，都可以养羊，特别是发展奶羊，利益很大。羊奶营养价值高，儿童和老年人吃了很好。但许多人还不习惯吃羊奶，特别不加糖的时候，不爱吃。婴儿则没有不习惯的问题，加点糖儿童就爱吃了。如果母亲的奶不足，用羊奶补充，是很好的。比买奶粉吃，或另作婴儿食品，要省钱省劳力。用羊奶喂猪喂鸡，都可大大节省精饲料，并且效果很好。所以在农村中推荐养羊，特别是养奶羊，是值得注意的。”
5月27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 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 》后致信谭震林：“同意将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阅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公社干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从事集体生产，用一小半时间办公社。只要安排好，是完全能行的。二是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这有过去许多经验。必须在‘四清’之后，总结过去的经验，定出一些严格的制度，经过典型试验，然后由省委、地委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去办。过去的错误绝不应该重复。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他各省也可以试点。以后再由有经验的省起草一个章程送中央审查。”
5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形势全面好转了，国家财政收入多一些了，但出现一个苗头，就是大家都想多办点事。这个苗头继续放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一切工业部门都要保持过去两年的作风，对基本建设要控制，不能松。
5月31日 会见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指出：我们欣赏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上执行独立的政策。我们两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发展友好的关系。我们在国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执行与你们相似的政策――独立的政策，不听别人指挥。在国内，我们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今后在不少具体项目上，我们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相互帮助。
6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
同周恩来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元帅，在谈到经济援助时说：请总统阁下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凡是我们答应的事，我们就一定真心诚意去做。也有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你们国家做错了事，犯了错误，这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就承认并改正错误。我们相信，采取这样的政策，就可以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西方国家的通讯社放肆地诽谤和污蔑我们，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世界各国从事颠复活动，要控制别的国家、民族……让全世界人民来看，全世界人民可以观察我们的实际行动，让他们通过对我们的行动和政策的实际观察，得到真实的了解和正确的结论。三日，同萨拉勒总统会谈。四日，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萨拉勒总统访华举行的集会。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萨拉勒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联合公报》。
6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在我国工业系统建立政治机关的决定》、《政治工作条例》等文件的说明和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汇报。
6月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防止修正主义问题时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我国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意见。
6月11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针和在国内如何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问题，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经常开展“四清”、“五反”运动，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全体与会代表。
6月14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坦噶原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福米·卡瓦瓦。
6月15日、16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军事汇报表演。
6月1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修改《后十条》。
6月20日 参观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国防工业馆，观看了导弹、飞机、潜艇、通讯设备等军工新产品。
6月28日 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李颖伯、张承先、万晓塘等汇报正在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情况。
7月1日 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军队系统军级干部座谈军队政治工作、战备训练等问题，在讲话中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准备好，争取最好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中国有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没有敌国，没有外患就要亡国的，没有敌情观念不好。
7月2日 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在谈到如何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一条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搞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又出经验。一批一批地搞看来似乎慢实际快。再一条是省、地、县书记真正去蹲点。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
7月3日 召集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市委书记座谈城市工业生产、文化教育、“五反”运动、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在谈到劳动制度时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劳动保险，来了不能走，要走很困难，吃了一些苦头。以后，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利用农民的农闲季节。国家的劳动制度应是两种，不是一种。这样，国家就节省了，成本降低了，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7月5日 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提出：这是一种新事业，新事业如果没人去关心它，没人扶持，就不能很好地发展。是不是由教育厅或工业厅专设一个机构管这个事情？对半工半读的工厂，材料要直接调拨，产品收购上照顾一点，因为它是少数嘛。
7月6日 离开天津到达济南。
7月8日 召集出席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如何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在谈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带工作队到一个生产大队，参加“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亲自取得一项新的工作的实践经验。
7月9日 召集出席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的军队系统师以上干部座谈部队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在谈到军队建设时说：在军队内部真正实行军事民主，使战士对干部无顾虑地讲话，是不容易的。要造成那么一种风气，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是把我们所领导的军队、机关、企业、工厂、农村都造成这样一种正常的局面。
7月10日 召集山东省工业、教育系统的厅局长座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提出：现在我们只有一种教育制度，全日制的大学、中学、小学，这种教育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在农村搞半农半读，在城市搞半工半读，这么一个形式，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就可以满足很多人读书的要求，国家负担不大，家庭也负担不大。这样就可以普及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至大学教育了。这件事可以放手一点去办。
7月11日 召集山东省地委书记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
7月12日 到达合肥。晚上，召集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座谈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在谈到要搞好省委内部的团结时说：我们要注意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当然应该注意，但少数人的意见往往不大引起人们注意，应该认真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一般情况是，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不那么困难，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听得进去。
7月13日 召集安徽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在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说：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具体化一下，先搞试验，不要一下子铺开，最后又垮台，要过四五年再总结经验，搞得好一点，正规一点。
7月14日 到达南京。听取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汇报工作。
7月15日 召集江苏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讲话中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下基层蹲点调查，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
7月16日 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区空军和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座谈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问题。指出：现在要加强军事工作，搞好民兵，还要搞点地方部队，要寓兵于民。现在战争打不起来，但军队要做好打仗的准备。
7月17日 召集江苏省地、市委书记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7月18日 到达上海。
7月21日、2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在谈到两种劳动制度时提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利用农村农闲劳动力的剩余，在城市做些工。如果这样做，就要逐步减少固定工，增加临时工、合同工，否则，都是固定工，将来不得了。如果劳动制度上一些规定妨碍两种劳动制度发展的，应该修改，要根据国家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加以修订。
7月24日 到达郑州。召集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7月25日 回到北京。
7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8月1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还要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己到农村工厂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直接经验，才能领导现在和今后的革命斗争，否则不能领导。对“四清”、“五反”是伟大的大革命意义认识不够，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怕艰苦，是负责干部蹲点蹲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要把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每个省、每个大中城市，都来着手试办。从当前讲，这个办法可以普及教育，减轻国家和家庭的负担，从长远讲，可以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劳动制度还要实行亦工亦农制度，以后应该减少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比较多地用临时工。
8月2日 听取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汇报时指出：现在小孩子很多而入学率低，他们希望入学，希望升学，这种愿望是正当的。不满足他们这种愿望，我们还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是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如果只办全日制一种学校，那国家和群众都负担不起。只有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才能既减轻国家和家庭的负担，又满足青少年升学的要求。
8月初 在修改八月一日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记录稿时加写：“现在的敌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同中共湖北省委及地市委负责人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8月6日、7日 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8月8日 到达长沙。同中共湖南省委及地市委负责人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8月9日、10日 在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8月11日 到达广州。
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也者，就是防“左”。
在广州期间，主持修改《后十条》。
8月12日、13日 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8月16日 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成员座谈会，讨论《后十条》修改稿。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汇报湖北、湖南、广东之行的情况和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建议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实行“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毛泽东十八日复电赞成。
8月19日 将《后十条》修改稿报送中共中央，同时致信毛泽东并中央：“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就批转王光美报告一事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王光美于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称为“桃园经验”)，介绍了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之后，王光美又在全国一些地方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刘少奇在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又指出：“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九月一日，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8月20日 到达南宁。
8月21日、22日 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在二十二日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说：“我所说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学校制度，是结合的。还有一种是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的结合。两种劳动制度相互结合，两种劳动制度又与两种学校制度相互结合。”“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的结合，在当前来讲有好处。这使我们有可能普及教育，而国家负担得起，家庭也能负担得起。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制度，只实行现在的教育制度，即全日制的小学、中学、大学，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普及教育，办多了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方面消灭文盲，一方面大量的文盲又新产生了。小孩子现在也多。所以不想个办法，普及教育就没有希望。”这个报告部分内容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
8月23日 到达昆明。
8月24日、25日 在昆明召开的中共贵州、云南两省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8月26日 回到北京。
8月29日――9月1日 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和《后十条》修改稿。《后十条》修改稿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经毛泽东批改、同意，于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修正草案称，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8月31日 会见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祝贺会议成功。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六十七名科学家。
9月3日 致信邓小平、彭真、安子文，建议“过去派到各地劳动锻炼的干部，凡符合参加四清、五反者，一律由各地省委组织他们参加四清、五反”。
9月10日 同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富本显治会谈。
9月14日 在一封署名“一群女护士”、反映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某领导干部在长期养病期间搞特殊化的群众来信上批示：“由全总、煤炭工业部处理。照中央决定，一切高级干部的专职医生和护士，一律撤销。”
9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副部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到基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认真蹲点调查，了解真实情况。
9月l7日 会见冰岛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人民意志报》主编玛格努斯·基亚尔坦逊夫妇，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但没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我们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呢?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措施来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由于我们注意了，又有适当措施，有可能不出现，但还有可能出现。为什么？因为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事，总要失败一两次，这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我不能保证中国不会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和政府从上到下，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加以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就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质。美帝国主义也在算我们中国，它认为对我们这一代，没有希望，不会和平演变，第二代也没有希望，第三、四代他们抱有希望。美帝国主义在算我们，我们就要考虑了，如果第一、二代死了，怎么办？我们正在提出这个问题――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各级都要有接班人。接班人有五个条件，《九评》里已经写了。
9月18日 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提出：计划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日常工作减少一点，一部分人搞计划，其他的人下去蹲点。这样，矛盾就揭露出来，问题就可以搞清楚了。在谈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时说：现在要试验，五年总结经验扩大试验，十年推广。计、经委要支持给原料、设备，分配生产一定的产品，要搞好。这个问题不能等了，再等十年，就困难了。
9月22日、23日、25日 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工交系统关于当前工业生产状况、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托拉斯试点和物资管理等工作的情况。在谈到专业化和协作问题时指出：就全国来说，要搞大而全，工业部门要齐全；就一个大区说，也要逐步大而全，但在开始时先搞小而全；就一个企业来说，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全，要搞专业化。一个托拉斯，也不能完全靠自己，要靠协作。在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指出：托拉斯和部的职能要分开，托拉斯管工厂，管实际工作，部只管计划工作，搞综合平衡，做政治工作，监督托拉斯。在谈到物资管理工作时指出：物资管理首先目的要明确，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坐在办公室，不下去，就不能为生产服务。物资工作要统一管理，又要活。
9月23日 起草《 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 》。信中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不能参加和看到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就不能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那我们就只能凭自己头脑里想像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或者在别人的指挥之下盲目地行动”。同日，致信毛泽东，请毛泽东对信稿审阅修改。二十五日，毛泽东复信，认为“信写得很好”，并建议加写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加写了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并于三十日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又作了修改。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将此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
会见由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众议院议长休·费尔南多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9月28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9月29日、30日 同刚果(布)(今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一代巴会谈。
9月30日 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刚果共和国(布)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一代巴举行的集会。晚上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招待会并讲话。
9月30日、10月2日 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会谈。在介绍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经验教训时说：独立后要巩固独立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危险。因为我们组织了政府，建立了政权，这个政府就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可能官僚化。脱离了人民就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脱离人民，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们也遇到过困难，遇到过灾荒。用什么方法克服困难呢？没有什么秘密，就是国家领导人同人民群众一样，少吃少穿，一道克服困难。革命过程中多少次困难，多少次危险都走过来了。办法很简单，有困难，有危险，我们就同大家一道，站在最前面，站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别人就都跟上来了。战士们没有饭吃，我们也没有饭吃。遇到困难，我们有得吃，他们没得吃，就不行。我们也有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脱离群众，群众不要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合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和益的，但要有一个先锋队，一个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这个党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能团结多数干部，有了错误能进行自我批评，不是犯了错误就说我没有犯。人民对我们犯错误是能理解的，但我们必须承认错误，他们就没有话讲了。如犯了错误不承认，人民、干部就不服。有这么一个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团结绝大多数人民和干部，这个国家的独立就能巩固，经济就能发展。
10月4日 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司法和行政管理大臣苏里雅·巴哈杜尔·塔帕。
10月5日 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
10月7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格奥尔基·毛雷尔。
10月8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Е。
10月9日 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上将。
10月12日 为转发《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要求“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此件于十六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0月18日 复信李富春：“十八日来信收到。我现在不能向计划会议的同志们讲话，因为我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你送给我的材料，也没有看完。明年计划以早日下达为有利。请转告各位同志，要当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计划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就必须实事求是，大公无私，敢于同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不要顾虑个人得失。我看，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同志有右倾思想。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中央最近转发了李雪峰同志的一封信，请给同志们念一念。今天河北省委又送来一个反对右倾的情况简报，也可以念给同志们听。但是，不要同过去一样在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上去反对右倾。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只能在厉行节约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当前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等方面。”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 告》。指示中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31日 同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会谈。十一月一日，同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会见查希尔国王。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坚决支持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11月1日 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再次会谈。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此批示于十二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县团党委。
11月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草稿)》，加写：“党内或机关干部中有支持和参与投机倒把活动者，查明属实后，立即开除党籍和工作，送回乡村监督劳动，或判处劳动改造。”此通知于十二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l1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12月6日 致信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将《河南省委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推荐给东北地区各省委阅读，要求东北局和东北地区各省委领导参照河南省委在报告中反映的县社两级干部严重“四不清”的情况，“亲自抓住几个县和一二个市的工作队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整顿工作队，并取得运动的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此信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于十日发至省军级党委。
12月7日 致信周恩来：“现在农村各种统计报表和所谓‘调查提纲’太多，影响了农村基层工作。这些报表，绝大多数是不必要的，以此统计的数字大多数不实。要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确实的统计数字，要付出艰巨的努力，才能取得，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发一张表就能获得的。因此，统计部门的工作有彻底加以改进的必要。”
12月15日―― 1965年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运动前一阶段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会议后期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某些过左的做法。但是，《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2月15日 在全国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调查、在农村中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等问题。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向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
12月16日 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12月17日 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12月18日 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向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明和彭真关于会议议程的说明。
12月19日 出席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进一步讨论全国各地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问题。
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会议根据刘少奇主席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2月21日 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以副总理阿齐兹·西德基为团长的工业经济代表团，在谈到我国对外援助问题时说：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足，经济上还落后，我们援助别国的能力还不大。我们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尽力帮助一些。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帮助是诚意的。我们的帮助一定要对你们有用，使受援的亚非国家能够自力更生，而不是使它们依赖中国，要使它们既不依赖中国也不依赖欧洲国家，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
1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召集中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5日 召集华东地区各省负责入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6日 召集东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7日 出席全国工作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赛福鼎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作了发言。
12月28日 出席全国工作会议。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作了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召集西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9日 召集西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30日 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并就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作了讲话。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我们党内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党内有这么一些人，他当了权，他又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搞剥削，搞压迫。乡村里面的基层组织，如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就有这么一些人。有的包括区、县里面的负责人，比如县长之类。此外，还有一些专区、省的人。中央，也有个别部门查出来了。在谈到加强思想改造问题时指出：不要怕改造，我们自己最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孔夫子，相信封建文人，后来又相信资本主义，相信国民党，最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人从来就是在不断跟自然界的斗争中间和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间改造自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造的目的，是搞好中国。我们只要把中国搞好，把中国的自然界、中国的经济技术改造好，把人也改造好，社会也改造好，就搞好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了，这个影响会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