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下午，山西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报告。在第三组会场，召集人、省国资委主任朱晓明代表首先发言：“部分案子判了后法律程序终结，但当事人缠访缠诉，为啥信‘访’不信‘法’呢？” 

　　山西省法院院长左世忠代表接过话头说，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尽快建立信访的终结机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引导信访要‘姓’法，最终靠制度解决。”

　　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代表接着发言，他认为应尽快构建现代社会治理结构，通过教育和普法，从禁闯红灯、不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等小处着手，不断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只有教育和素质跟上了，大家意识到公民主体要承担的法律和社会责任，自觉学法信法，法律才可能执行好。”

　　贾锁堂的发言引起了其他代表的共鸣，大家不时插话补充。他话音刚落，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代表开了腔。他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通过加强普法和教育，引导当事人从信访到信法，“但现在的普法、司法、教育等资源多集中在城市，农村、矿区等基层的资源薄弱，必须加强对基层的普法投入。”据他介绍，现在基层司法人员有限，群众有矛盾、有困难就是找政府和企业，形成了信访依赖。

　　张有喜的发言同样引起了各位代表的关注，大家开始议论起来。接着话茬，山西省工商联主席李武章代表介绍了自己在市里面工作时接访的经验。

　　政府邀请律师一起和群众沟通，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坐下来共同商量解决办法。李武章说，该政府管的事，按政策办，一竿子插到底，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涉及纠纷需要走法律渠道的事项，援助律师帮忙提起诉讼，“对涉访涉诉问题分类引导，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息诉罢访。”

　　不知不觉，已近晚六时，召集人简单总结后宣布散会，有代表留下来继续讨论。 （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