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指出,两国特色鲜明的文化深深吸引着对方人民。历史上,中华文化曾经成为法国社会的时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凡尔赛宫的装饰中都能找到中华文化元素。同样,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也深受广大中国读者喜爱。 作为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九届“中法文化之春”于4月11日至7月10日在中国40余座城市举行,将有近千名艺术家向观众献上一场场文化盛宴。 中国和法国同为文化大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并致力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双方开展富有成效交往的重要基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许钧长期从事中法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工作,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对文化差异性、多样性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倡导维护文化多样性。作为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国家,中法两国于2003年和2005年互办文化年,2006年起举办每年一度的“中法文化之春”,意在通过系列活动展现两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推动中法文化交流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开展。如今,“中法文化之春”已成法国在海外最大的文化节及中国最大的外国文化节。 从文学研究与作品译介方面看,许钧认为,法国不仅有着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文学推荐和译介最强的国家之一。如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已将中国的“四大名著”列入“七星文库”。 充分的交流应是双向的。在外国文学译作方面,法语作品较其他语种更早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谈到,1899年,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百余年来,法国主要的文学流派,重要的文学家、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都有译介。 “在双向的互动中,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双方对彼此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高方表示,早期的法国学者以翻译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为主,随着时代发展,法国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近日,一项名为“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的评选结果显示,“鲁迅、老舍、巴金等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入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在法国传播、被研究的情况基本相符。”高方说。 “在互动交流中,中法文化相互借鉴、互为促进,释放出新的生命力。”许钧表示。 学者解读 两国交往 文化先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耿昇 翻开一部源远流长的中法关系史,我们不由诧异地发现,文化交流始终在其中起着先行性、关键性的作用。 在中法文化交流的早期阶段,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于1253年派遣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出使东方。鲁布鲁克回国后呈奏法王的出使报告,是西方最早有关东方和中国的人类学、史地学、语言学、社会学与军事学的亲历性著作,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 中法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阶段,始于16世纪。法国在1552年至1800年间,共有168名耶稣会士入华,他们有大量关于中国的作品问世。第二个阶段中的标志性事件,是6位法国“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于1685年入华。 中法文化交流的第三个阶段,始于1840年。是年,法国教育部在巴黎创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并于1843年开设汉语课程,培养对华文化交流人才;1890年,法国与荷兰联袂创办西方第一家国际汉学刊物《通报》,出版发行至今;1920年,法国汉学研究所创建,并筹建西方最佳汉学图书馆,今已划归法兰西学院,等等。 中法文化交流的第四个阶段,始于1964年的中法建交。法国汉学一度领跑西方学界。如今,两国的文化交流,已凸显多领域、高层次和高质量的特征。 法国哲学思想可为借鉴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冯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面系统地传播到中国,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研究方法论形成了挑战与革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促成了新的研究热潮,而很多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都是法国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自身、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反省和批判,反对技术至上,反对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观照自然,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这对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来说,可谓他山之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太过短视和功利,以避免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人和自然关系的恶化以至人性的异化,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好生态文明。 在新起点上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骥 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访法,受到法方前所未有的规格接待,充分表明中法双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意愿。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紧密持久发展,要推动战略关系务实深化、加强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合作、推动法国在中欧关系中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其中,中法战略合作的重点在维护国际战略平衡、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文明多样性和推动文明对话互鉴,这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体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具有独特价值。(记者 唐红丽 采访整理 王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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