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国务院持续发力，大刀阔斧推进行政改革，力度空前、超出预期。然而随着改革深入，新问题新情况渐次出现。行政体制改革如何打通“肠梗阻”？让“权力瘦身”还需要做些什么？“放权力”变成“卸包袱”又该怎么办？

    改革，只有从政府自身改起，从简政放权起步，才能发挥政府率先推动改革的示范效应，也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道理。

    在昨天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就政府管理如何创新、行政改革如何深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带来一场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头脑风暴”。

    一年来行政体制改革成效如何？相信每一个关心改革的人，这一年多以来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确实是“甩开膀子”胜过了“喊破嗓子”，多年来“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有了改变。但是显然，改革并没有一蹴而就。相反，随着改革的深入，很多新问题新情况正在逐步显现。在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的一番总结梳理，让人们感到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

    杨克勤：一是改革力度逐级衰减。中央改革力度大、动作大，但一些地方对改革的担心多、动作小、跟进不力。国务院部门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地方政府截留，出现了“肠梗阻”现象。二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含金量低的事情取消和下放，对含金量高的抱着不放，有的“卸包袱”，把管理难度和责任大的下放。

    在杨克勤看来，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除了改革力度逐级衰减、有些方面出现“肠梗阻”现象，行政审批权“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等，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一年来政府审批和行政收费项目大幅减少，但很多企业并没有明显感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行政审批相伴而生的第三方中介评估过多，而且评估耗时长、环节多、收费乱。有的地方调查发现，贯穿于行政审批过程的中介服务事项多达30多项，一个产业项目涉及的中介评估评审报告如果按串联计算，整个流程走完要300多天。一些中介服务机构实行垄断定价，服务收费连年上涨。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法制改革滞后，相关制度措施不配套。例如在市场监管方面，我国现有几百部涉及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法规政出多门，彼此不协调，一方面造成重复监管，一方面又存在不少监管漏洞。

    此外，部分下放事权转移、承接的难度大，放管脱节，对加强监管研究不够、办法不多。很多部门和人员长期习惯于通过审批和处罚实施管理。现在，减少了审批事项、规范了行政处罚，不知如何工作，认为无权也无事、更无责，既不愿管事，也不会管事。这些都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大障碍。

    作为研究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权威人士，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以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理为例，尖锐地指出这些障碍带来的弊端。

    张景安：今天我们的情况是，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自然基金委等十几个部门各自都有规划，定得都非常好，都抓项目，每个都自成体系。部门分割、低水平重复、浪费大量资源。由此产生的内耗、扯皮，难以计算。经济有经济规律，科技有科技规律。用管GDP的方法管创新，这必然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但用科技管研发去管创新，也不行，也会出现问题。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基本形成了我们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但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所有单位大家一起抢项目，搞得基础研究不基础、应用开发不实用，一切围着项目走，急功近利。

    如何跨过障碍、消除弊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提出，如果不能打破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如果“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个人利益法定化”的势头得不到遏制，简政放权就必然会出现避重就轻的情况，因此必须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彻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改革措施 落到实处“开花结果”。

    困难摆在眼前，但是并非无解。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决心、有勇气，还要有智慧。比如，深受严重雾霾困扰、结构调整任务繁重的河北省，就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契机，把中小企业局等精简下来的编制人力，用来给环保部门“强身健体”， 既把该放的“放出去”，又把该管的“管起来”，做到了一举两得。

    河北省副省长秦博勇：环保部门承担的任务日益繁重，原有的机构力量已经无法满足履职的需要。为此，我们在这一轮省政府机构改革中，对已经完成历史任务的省中小企业局进行了撤并，部分必须保留的职能转移到了省工信厅，腾出行政编制划入省环保厅，增设了大气、水、土壤污染监管等相关的室、处，加强了监管力量。

    简政放权，不意味着行政权力从此束之高阁，更不意味着政府部门从此变成闲云野鹤。河北省的尝试，为放与管的结合提供了新思路。行政体制改革，政府应当有所作为，特别是在监管市场方面应当大有作为。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所言：政府要干事儿，特别是要从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干大事儿：

    郑新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已经使拉美一些国家深受其害。我们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发展成就，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能够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听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话，他们说“政府什么事儿不干才好呢”，政府干什么事儿，他们就骂。万幸，我们没有听他们这一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2000年以前，老是周期性波动，隔几年就大起大落一次。2000年以后，我们吸收教训变得聪明起来了，在经济上升时期，我们适当地控制了一下总需求；在经济下滑时期，我们适当扩大一些总需求，通过这种调整，熨平了周期，就出现了2000年以后这样一个平稳的黄金发展期。所以，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尤其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政府要从项目审批这些具体的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决策的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干好五件事儿：一是宏观调控，二是市场监管，三是社会管理，四是公共服务，五是环境保护。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把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