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9月27日电（记者 赵宇飞）一位普通的基层司法干部，数十年如一日，奔赴全国20多个省市，为本地和外地的外出农民工代理工伤赔偿案件，经常旅途奔波，多次受到黑恶势力的人身威胁，曾与歹徒搏斗身负重伤，累计代理案件200多件，为农民工讨回工伤赔偿近2000万元。

    他就是重庆城口县司法局干部周木文——远近闻名的农民工“维权战士”。

    走遍大江南北，为农民工讨回工伤赔偿款数千万元

    “我弟弟的补偿款收到了，太感谢周科长了！”近日，重庆九龙坡区70多岁的蒋婆婆拨通了城口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周木文的电话。原来，蒋婆婆的弟弟三年前受了工伤，法院判决老板赔偿9万多元，老板却消失了。去年5月，蒋婆婆向周木文求助。得知工地老板在城口县有项目，周木文骑着摩托车几乎跑遍了城口的工地，终于帮蒋婆婆拿到了赔偿款。

    今年58岁的周木文曾当过民办教师和村干部，1991年进入司法系统，曾多年在乡镇担任司法所所长，后担任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是重庆最偏远、最落后的区县。贫困山区群众外出务工往往只能从事煤矿、建筑等高危行业，发生事故后也不知该如何索赔。

    1999年的农历大年初三，蓼子乡洛阳村村民吕子宽敲开周木文的家门，哭诉自己的儿子吕桂生在深圳一家酒楼打工时死亡，对方拒绝赔偿的事。周木文第二天就动身前往深圳。酒楼老板称，吕桂生是突发心脏病死亡，不属于工伤，还塞给周木文几千元“辛苦费”，让他不要再管此事。

    周木文断然拒绝了对方的钱财，经过20多天的调查，他在死者的病历中获得了关键证据：死者左小腿处有一处电击印。他据此与用工单位和当地劳动局反复交涉，劳动局最终认定吕桂生是在工作中触电身亡，属于工伤。最后，用工单位赔偿25万元，吕子宽流着泪接过了这笔赔偿款。

    为了农民工兄弟，他不惧人身威胁

    周木文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求助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然而，不愿赔偿的企业主对他积怨也越来越深，经常对“多管闲事”的周木文进行人身威胁。1994年的一天，四川宣汉的符光明找到周木文反映，自己的亲属在河南一家煤矿打工时发生事故身亡，矿老板只答应给几千元赔偿，符光明恳求周木文帮忙讨个公道。

    抵达事发地后，周木文发现这是个黑煤窑。他跟矿老板谈判：“你们这样赔偿绝对不行，金额必须按照规定算，一分钱都不能少。”矿老板气急败坏，叫来了十几个彪形大汉将周木文围住：“你要不同意就灭了你！”周木文临危不惧：“打官司谈判你们人来多了，打架你们人又来少了，到处都有公安民警，有司法干部，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矿老板顿时就软了下来，最终按规定赔偿了24万元。

    那个年代，出远门遇上车匪路霸也不稀奇。有一次，他带着赔偿款从广东回来，在搭车回城口的路上遇到4个歹徒拦路抢劫，为保护当事人的赔偿款，他与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头被对方用石块砸中后血流如注，他还是疯了似的跟歹徒拼命，歹徒被眼前这个满脸是血、不要命的人吓退了，群众的赔偿款保住了，他的伤口却缝了十几针。如今，周木文头顶和额头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

    周木文说：“面对利益诱惑时，我的良心告诉我必须拒绝，还要给对方讲法律、讲道理；面对人身威胁时，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相信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会保护我。”

    痛失妻儿，仍坚持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处奔走

    周木文每年200多天在外出差，妻子一人在家拉扯3个孩子，照顾两位老人，他每次回家，家里人都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1993年的一天，正在外地办案的周木文接到家里传来的噩耗。他10岁的儿子在骑车玩耍时摔下悬崖。等周木文第二天赶到家时，一直念叨着爸爸的儿子已离开人世，这让他陷入巨大的悲痛和自责。

    人生的悲痛莫过于中年丧子。处理完儿子后事的第三天，四川宣汉一名农民工在山西遭遇矿难身亡，矿老板拒绝赔偿，家属上门恳求周木文帮助维权。家人都哭着劝他不要去。周木文却说：“我是司法干部，人家有困难，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去。”第二天，在家人的哭声中，他含泪踏上了开往外地的长途汽车。

    2008年5月，周木文的妻子因长期操劳而身患重病，周木文一边为农民工办案索赔，一边尽量抽时间陪护在妻子的病床前，但由于工作繁忙，也没能更好地陪伴妻子。同年11月，周木文在修齐镇调查一个农民工索赔案时，突然接到妻子病危的消息，他赶回家时妻子已经去世。

    如今，周木文还有两年就将退休。由于长年过度劳累，他做过4次大手术，身体状况不理想，但他准备退休后到县城的法律服务所兼职，将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起来，继续为弱势群体维权。

    周木文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大巴山区的干部群众，不少人感动落泪。而周木文说：“我是一名司法干警，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做一些老百姓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名司法干警应该做的事情，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为了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