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协商民主”调查
[编者按]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与现有体制内并不通畅的参与渠道，目前在发达地区正成为一对鲜明的矛盾。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考验着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在一些有违民意的决策实施过程中，许多民众转向寻求非制度性参与，威胁到社会稳定。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已刻不容缓。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县级市）泽国镇，近年在国内第一次进行了以“协商民主”为本质特征的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开创性、建设性探索。半月谈记者赴该地的最新调查显示，这是一次充满创意、智慧与科学的政治试验。它的新政实践令人眼前一亮，又启示深邃：在新时期，通过制度创新，理性设计“协商民主”细节，在基层完全可以有效地做到“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三者有机统一，让广大民众共享政治文明。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评价：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把选举民主、谈判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三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实行协商民主，能把‘民主’与‘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民族和谐、界别和谐、海内外同（侨）胞和谐，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协商式的民主。”
“泽国试验”：政府上项目，公民来拍板
——温岭“协商民主”调查（一）
半月谈记者 傅丕毅 杨金志 蔡玉高
4000万资金该用在哪些项目上
2005年初，泽国镇政府在听取了包括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各方面关于年度城镇建设项目的意见后，提出了需要建设的涉及道路、桥梁、旧城改造、环卫设施、绿化园林、规划设计等30个项目。12位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对30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每个项目的资金预算，30个项目共需资金13692万元，而镇政府2005年预计可用城镇建设资金只有4000万元。镇政府必须对30个建设项目作出选择。
按照温岭已实行了5年的“民主恳谈”做法，镇政府此时应该组织各方面代表召开民主恳谈会，实行决策听证，在听取和吸收参加恳谈的各方人士意见后，再进行集体讨论决定。
作为地方善政的“样本”之一，温岭民主恳谈在2004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中，由于其“协商民主”的稀有特质跻身十大优胜奖。
泽国镇党委书记蒋招华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要使民主恳谈成为一种规范的程序化的决策形式，仍需要解决五个环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参加者的选择如何体现代表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如何发挥专家的作用；如何让代表对恳谈背景和内容有充分深入的了解；如何让所有代表有充分而平等的发言机会；决策者如何运用定量分析等方法准确把握和利用参与者的意见等。
乒乓球摇号：从12万人中选出275名代表
民意代表的确定，在当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温岭市民主恳谈办公室负责人陈奕敏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民意代表由政府来邀请，将损害民意代表的代表性与公正性，所以，他们最后决定采用类似体彩摇号的方式随机抽选代表，这样做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易懂，而且成本也不高。
按照1000人口以上每村、每居4人，1000人口以下每村、每居2人的原则，泽国镇党委政府确定了代表比例分配。当时全镇每户人家都分到一个号码，如果被抽中，那么这户人家将派出1名代表参加会议。泽国镇党委政府同时还规定，如果摇号结果是奇数，那么必须由男性代表参加，如果结果是偶数，那么是女性代表参加。
温岭市扁屿村村民朱宗米是275名代表中的一位，他向半月谈记者回忆摇号情景时依然很激动：“有四个玻璃箱子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面透明，其他面都用红纸糊好，每个玻璃箱子里放了11个乒乓球，分别编成0到10号，驻村干部和村会计在现场监督，我们家很幸运，被抽中了，后来，村支书还特意把有关30个项目的材料送到我家，让我认真准备。”
通过采用乒乓球摇号的随机抽样方式，泽国镇从全镇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名代表，并且在大会前10天，向这些民意代表送发了30个项目的说明材料和由专家组提供的中立、公正的项目介绍。
公民参与：重大公共事务决定权的转移
2005年4月9日，重大公共事务民众参与决策会在温岭市一所中学的电化教室里举行。275名代表中的259名代表自愿参加了协商会议。
泽国镇党委书记蒋招华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天上午，以随机抽样方式将代表分成16个小组开展讨论，每位代表围绕每个项目发表自己的看法，小组讨论由经过培训的教师主持。小组讨论结束后，每个小组选派出代表带着小组讨论时最关注的问题和最集中的意见参加大会发言。当天下午，再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再派出代表带着小组讨论的新的建议和问题参与第二次大会讨论。会后，259名民意代表对30个项目进行投票。
朱宗米回忆说：“每个小组有十几个人，我们互相都不认识，主持人先让我们自由发言讨论，大家重点讨论的问题归纳一下到大会上再讨论。讨论非常热烈，比如污水处理站项目，镇里一开始不是很重视，但是我们认为污水、垃圾一定要处理好，因为这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
蒋招华说，协商讨论结束后，镇政府组成人员召开办公会议，根据民意代表投票情况，总投资约3640万元的12个项目被拟定为2005年城建基本项目；将其后总投资为2250万元的另外10个项目作为备选项目，根据财力情况，按顺序选择建设。
同时，镇政府将建设项目提交2005年4月30日召开的泽国镇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结果，84位镇人民代表投票支持，7位反对，1位弃权，通过了民意代表经过协商讨论所选择的12个项目为2005年城镇基本设施建设项目。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泽国镇的这次实验意义非常丰富，通过设定科学、细致的程序，引导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将重大公共事务的决定权由镇领导班子转交给人大主席团主持下的镇人大代表。这种改革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政治资源，与现有的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从而提高了权力机构的决策质量。
镇党委书记的三个“没想到”
泽国镇党委书记蒋招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30个建设项目在交给民意代表协商讨论前，镇党委镇政府班子也开会讨论过，已经有倾向性的选择，而且当时参与讨论的干部都认为，班子讨论的意见已经能够代表广大民意，但没想到，民意代表协商讨论的结果和决策层的倾向性选择还有那么大的差别。
一是没想到决策层对民意的估计和真实的民意之间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原先估计环境保护、绿化园林、规划设计等项目与道路、桥梁、旧城改造等项目比较，群众会将道路等后三类项目排在前面，将环境保护等前三类排在后面。决策者一般也喜欢优先安排近期内能见效的项目。但结果恰恰相反，在道路等后三类共17个项目中只有1个进入前十位，而环境保护等前三类10个项目中有8个进入前十位，其中污水处理前期工程项目名列榜首。
当时估计“城乡规划设计项目”可能最多排在20位左右，因为“城乡规划设计”是与群众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且在近期内不能见效的项目。但投票结果显示，该项目名列第2位。这进一步说明，即便决策层有真实意愿自觉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但凭猜测和估计的“直接决策”并非都能代表当地大多数人的希望和利益；同时也说明在公共事务方面，群众可能比现有体制下的部分决策者更关心区域发展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效应。
二是没想到决策层平时听到的“民声”并非真实广泛的“民声”。蒋招华说，平时听到群众反映较强烈的是老街区拆建、商城路一期、西城路一期、泽国大道二期和三期等5个项目，而预选结果这5个项目都列在12位之后，而且仅这5个项目需要的资金就超过5000万元。这说明决策层容易听到的意见和建议并非都有广泛的民意代表性和可行性，而可能是与决策层较接近的部分阶层或区域人士的意见。
三是没想到最基层的党委政府在民意收集和反映机制上尚存在那么多的缺陷。蒋招华说，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的今天，在基层，要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人民的意志”，其前提应该是基层党的“主张”在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以前已经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需要有一个载体或机制来保证这一基本要求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