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用‘最低’这样的词描述增长速度啦。”日前，在关于宏观经济运行政策吹风会上，主持人对媒体说，在当前经济结构仍然处在调整状态的大背景下，要用长远眼光分析中国经济，切忌“把话说得太满”。

    今年从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波动性持续增强，尽管季度增速数据波幅微小，但经济速度的放缓已日趋明显，以中高速增长为特征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逐步成为了全社会的统一共识。

    然而，“新常态并不会从天而降，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也不会是闲庭信步，更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权威研究人士当前最担心的，还不仅是转轨新常态过程中经济速度下降可能带来的发展困难，“建立在过去两位数增长速度上、追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方法，能不能适应7%甚至6%的新形势？”

    “对我们全党而言，这是又一次巨大考验。”他认为，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而言，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发展思路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革命战争转型到建设国家，第二次是从计划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从规模发展转型为质量发展，“同前两次一样，这一次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拿来，现实环境和发展条件都是全新的。”

    目前，许多在各级部门和地方干部中的“规模发展大师”，已经表现出了较为普遍的“水土不服”。本刊记者调研中了解到，某些经济部门，面对复杂局面只会用“一刀切”的总量调控，乃至出现“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出去”的现象；某些地方政府，没有土地和资金就不会搞发展，仍然倾心于“大发展=大投资”的“一招鲜”，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挂深化改革“羊头”、卖投资扩张“狗肉”的现象等等。“这都是工作思路不适应新环境的突出表现”。他说。

    在全球大调整中，“相比世界诸国，我们在资金、技术和发展潜力上具备较为雄厚的支撑条件，尤其是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两份重大制度改革的部署，使得中国改革发展大调整在战略部署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面。”这位权威人士认为，现在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能否在贯彻执行上尽快“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严峻挑战。

    而所谓的“适应”，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全社会诸行业领域的生产力，调整各自内部生产关系以适应新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切实领会和贯彻两个《决定》的精神，在工作思路、发展理念、思想理论乃至心态上，根据“新常态”的现实调整方向与方法。

    新常态面临机遇“窗口期”

    “中国已经再没有‘8’的时代了。至少未来的五年规划再没有‘8’的时代，五年平均8%的时代结束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的判断直言不讳，明年经济增长在7%左右，“十三五”时期是6.5%左右，“只有增速下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调整充分以后，才会在一个新周期循环往复。”

    “整个‘十三五’时期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超高速增长转到新常态的转折期。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后的新常态，就是5%～6%的增长。”对这个与“十一五”中国经济高峰期相比增速拦腰斩半的数据，他认为也难能可贵，“在100多万亿元GDP的基础上能有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局面。”

    “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两会期间，陈东琪曾为本刊记者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期美国GDP总规模的水平，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超过1万美元。那么，增速减半条件下，百万亿元GDP还能实现吗？

    “中国经济总量今年会达到60万亿元，明年会达到65万亿元。6.5%的增速加上2%～3%的CPI，名义增长也达到8%～9%。到2020年，经济总量肯定会超过100万亿元，大概能到110万亿元。”而且陈东琪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两个“翻一番”目标，即使按照目前最悲观预测的发展速度，也能够顺利实现。

    就GDP而言，按照2014年60万亿元的规模，以6.5%的增速，4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相比2010年的翻一番目标，即使以6%的最悲观速度，也只需5年；就人均收入而言，按照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测算，未来只要6%（2014年一至三季度为6.9%）的增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6年就可以实现翻番。农民纯收入以8%（2014年一至三季度为9.7%）的增速，只需要4年半。

    这给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调适和改革深化，留出了宝贵的调整空间。陈东琪因此再度强调，“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是速度、数量和规模，而是发展质量，这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他特别提醒，如果未来出现的是规模意义上的6%，中国经济毫无疑义地陷入巨大困境；如果出现的是质量意义上的6%，“那这个增速实现的成果，甚至可能远超数量意义上两位数的增长效果。”

    路径依赖乃最大心障

    然而，转轨新常态的过程中，一些政策执行部门和市场主体表现得信心不足、底气不足，甚至驻足观望。对此，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大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法治建设仍然滞后，亟待进一步完善。比如，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具体操作中，其作用、其责任等等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厉以宁认为，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将大大改变这一局面，也将极大增强社会各阶层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其二，只看局部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次变化已经出现。厉以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近两年基层“创业潮”风起云涌。一方面政府简政放权措施有力，改善了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敢于开拓的拼搏精神，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意愿强烈。

    他认为，这两种力量上下合力，是当前“增速放缓、就业反升”这一奇迹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如果看不到中国经济这种深层次的潜质，面对现实压力，适应新常态的进程如何有定力、有底气？”

    其三，经济增长中的惯性行为，经济学称之为路径依赖。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以规模和数量为引导的经济目标追求，形成了缺乏发展协调性的执行思维和惯性。

    比如，“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增长急着救房市。一是该不该救？二是想救救得了吗？”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贺铿对旧思维“水土不服”也深有感触，“急于救房市就是心态不稳的表现。心态不稳，宏观政策的执行就不可能真正稳，就可能走老路。稳增长就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四万亿，产生问题将会比原来老的四万亿更严重。”

    贺铿把当前改革调整喻为“治病”，“这个病是补药吃过了头所造成的，医治就不能再用吃补药的办法，盲目加大投资、扩张房地产，这样做下去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他认为，必须在发展思路上解放思想，打破旧模式的路径依赖，“只有采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才能实现符合以质取胜的经济新常态。”

    “因此，稳增长,首先是各级政府要稳心态。”贺铿告诉本刊记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恢复到正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估计要三五年时间，“既不能着急，也不必过多悲观，努力使中国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路，真正转向有质量、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辨识新常态动力来源

    那么，经济发展如何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支撑力又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答说，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效率提升，由五个主要因素决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制度变革，“从这五个角度推动效率提升，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向这些方面投入。”

    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需求。卢中原认为，中国机遇就在“新四化”中。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化”如果协调推进，中国的需求面相当旺盛强劲，“即便增长速度下滑，‘四化’协调推进的基本面需求在那里摆着，5%、6%不是很可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不需要有太大担心。”

    不过，也要看到，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这五个方面，基本上都是慢变量，尤其短期内在旧模式下规模增长难以为继、发展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挤压的负面影响还将伴随。因此，一方面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然改革，另一方面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加快当前中国经济量变向质变的飞跃。

    例如，东部的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显，更早地遇到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遭遇的所有困难。怎么办？近年来，东部地区开始选择主动出击，淘汰落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寻找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增长来源，包括新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体制变革的方向等等。

    “我们调研发现，在这些方面东部相当活跃。尽管一度中西部GDP和投资增速高于东部，但东部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高于中西部。”卢中原解释说，PMI是对市场的预见反映，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东部更活跃，说明在增长速度放慢的前提下，东部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尤其是微观层面的新动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最近一段时间所作的多次企业调查中，大多数企业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工业增长10%左右，企业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经营水平。

    “在所有企业家在座的场合，我不止一次地给他们竖大拇指。”卢中原感慨地说，“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是谁？未来中国经济的底气来源于哪里？就是那些能够经历大风大浪，有更强承受力、预期更趋合理的企业群体。”

    “中国跳得出中等收入陷阱”

    不过，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仍然有一个现实担忧令人难以释怀，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增长年均高达10%以上。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后，迅速滑落到5%～6%的增长水平。国家发改委一位政策研究人士提醒说，“日本当年掉下来的时候，人均GDP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0%。如果我们这么掉下去，人均GDP持续徘徊在六七千美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就会很大。”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者财富积累没有更公正地得以分配，二者国家竞争力没能更上一层楼。”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程志强认为应该注意到中国有其独特性，“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还是相对较慢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在关注着就业率、老百姓的收入和技术进步。”

    “这一届政府在宏观经济指标中，提出了要让老百姓富裕，让所有人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他认为，目前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大力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简政放权优化市场环境，政策引导和支持这些企业良性发展，繁荣市场基础，进而带动就业并惠及最广大的基层劳动者。”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连续跑过GDP，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却年年创出新高，就是最明显的体现。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科技兴国的战略一直没有放松，每一代领导集体都不断倡导用创新来推动发展。”程志强举例说，现在科技园区的兴起，吸纳了大批的大学生就业，“包括我们正在带的博士生，40%～50%都希望能够创业。只要国家政策到位，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这些高素质人才进入创新创业的大潮中，会比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创造更为惊人的高质量发展力量。”

    “当前，中央一定要注意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匹配的问题，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如何配套。把所有人的力量调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夯实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就夯实了收入提升的基础。”程志强最后向本刊记者表示，有了这些作支撑，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相信我们就能够平稳地安然渡过。”（王健君 王仁贵 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