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改革，需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更要在平等准入、破除垄断、公平竞争上多着力  

    简政放权推进两年，如船到中流，正需加力。6月1日至15日，国务院将派出11个督查组，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区、市），实地督查重大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情况。不同于一年前的首次督查，稳增长取代简政放权，成为此次督查的首项任务。有论者据此断言，简政放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这种简单化的判断并不准确，且有误导之嫌。

    特定阶段的政府工作自有其重点，需因势而变。但是，观察者对短期与长期、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应有辩证认识，力戒非此即彼。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稳增长政策密集加码。仅5月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文件即不下10个，涉及产业、财税、科技等多个领域。其实，即使在这些文件中，简政放权也往往被置于突出地位。5月中旬，国务院还就此召开了全国性电视电话会议，足见决策层对这一改革之重视。

    简政放权是一场持久战。自2001年10月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以来，到2012年，已经取消、下放了2490多项审批项目，剩下1700多项“难啃的骨头”。本届政府上任伊始，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誓言五年内“削减三分之一”。如今，这一目标已提前实现。在有些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比例超过一半、最高的达70%，有的省级非行政许可已全面取消。此外，中央层面取消、停征、减免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改革成效开始显现，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得以初步释放。在当前经济困境下，就业保持稳定，经济结构有所优化，一批新产业、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涌现，简政放权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此项改革迄今的进展，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殷切期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改革“肠梗阻”和“最后一公里”现象依然存在，“证明你妈是你妈”之类的荒诞要求仍然存在；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含金量不高、以“换马甲”“合并同类项”等手法明放暗不放，一些承接政府职能的“红顶中介”行事更无章法。各个领域的改革也进展不一。商事制度改革、清理乱收费效果明显，投资项目审批也有所松动，但是，事关未来人力资源质量的教育领域的改革却进展甚微。如同李克强总理指出，公章“旅行”、公文“长征”，对个人来说，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增添的是烦恼和无奈；对企业来说，浪费的是人力和物力，贻误的是市场机遇；对社会来说，削弱的是公平和公正，挤压的是创业创新空间，尤其是抑制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党和政府来说，影响的是形象和威信，挫伤的是人心民意。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已不能奏效，必须向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要效益。从产业结构上来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2014年3月1日到2015年4月底，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552.99万户，其中企业446.43万户。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增幅50.03%，明显高于第二产业29.72%的增幅，第三产业企业占所有企业比重提高到了78.72%。服务业的无形化特征，使得未来的中国经济更加倚重契约自由和社会信用，倚重良好的市场秩序，这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先需要解除对公民和企业的过度管制。倘若上层建筑不能满足经济基础的新要求，中国经济就有可能由“新常态”滑入“新疲态”。

    过往30多年，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本质上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和公众松绑的历史变迁。未来，正需把未尽的路程走完。眼下，简政放权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真正的“压舱石”。面对经济困难，有人士呼吁调整改革的节奏和力度。显然，简政放权万万不可松懈，否则，改革会成为“半拉子工程”，甚至前功尽弃。

    此项改革欲取得成效，有待新的监管措施配套跟进，特别是取消了事前审批的事项，不能一放了之，而应“接得住、管得好”。为此，需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晰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用刚性制度管权限权，并接受社会监督；设定审批时效，消除推诿拖延；以阳光行政提速审批行为，堵塞寻租空间。经历了第一轮“部委端菜”的自我革命式的改革模式，如今的简政放权改革已然进入“企业和公众点菜”模式，行政审批也将由下放为主转为取消为主，改革的效果应由独立第三方评估。

    应当承认，迄今的简政放权改革多着眼于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而在平等准入、破除垄断、公平竞争等更为实质的方面尚存不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三者也未能协调推进。把改革推向纵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取决于国家法治水平和治理能力。这些任务已超越了行政体制改革范畴，有待全方位改革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