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浙江经济以年均12.9%的增幅继续快速增长，高于全国水平4.2个百分点。2004年浙江GDP首次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1243亿元，人均GDP近3000美元，均列全国各省市区第四位，与此同时，浙江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浙江的高速发展与持久活力令人瞩目。毋容置疑，在浙江的快速发展中，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来，浙江城市实现了新的跨越，综合实力继续提高，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为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一、浙江城市实现新跨越
1、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伴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浙江省城市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末，浙江省城市（地级市区和县级市）区域面积为5.08万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2万多平方公里。尤其是近几年来，浙江加大对地级市区规模的扩张力度，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丽水等地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先后把周边的萧山、余杭、鄞县、金华县、衢县、丽水县等县或县级市并入市区，与2000年末相比，2004年末11个地级市区面积由1.2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82万平方公里，增长51.7%。
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持续稳步推进，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2004年，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4%，比全国水平（41.8%）高12.2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48.7%提高5.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近1.1个百分点。11个地级市区总人口大幅增长，由2000年末的940.3万人增加到2004年末的1428.5万人，增长51.9%，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由20.9%上升到31.2%。其中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人口集聚效应更为明显，市区总人口由2000年末的422.4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49.2万人，增长77.4%。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作为农村城镇化主要载体的浙江小城镇发展方兴未艾，加大整合力度。2004年全省762个城镇建成区面积4061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建制镇的建成区面积达5.34平方公里，与2000年相比3.03平方公里扩大了76%。 从人口规模分析，部分小城镇人口集聚度较快提高，2004年全省县级城关镇以外有13个镇镇区人口在5万人以上。遍布各地的小城镇以其进入门栏低，制度性障碍较少，与农村、农民、农业联系更为直接等优点，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综合功能进一步提高。几年来，浙江省各地加快了城市交通、通讯、电力、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了城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城市发展的承载力以及对外开放的吸引力。(1)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居民出行更为便捷。2004年浙江省城市（11个地级市区+22个县级市+其余县城）营运公共车辆和全省每万人拥有城市公共车辆分别为1.7万辆和3.6辆，均比2000年增长5成，出租车数量达到3.3万辆，比2000年增长26.1%。铺设道路面积23169万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1.1倍。尤其是地处浙江省浙西南的丽水和衢州两个欠发达地区，近几年来加大了市区道路建设，交通大为改观，2004年丽水和衢州两市区营运公共车辆达到172和568辆，分别比2000年增长63.8%和1.5倍，铺设道路面积794和1044万平方米，均增长近1倍。到2004年底，全省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14平方米，居全国前列。（2）通讯事业迅速发展。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对移动通信、数据和多媒体通信以及互联网等现代化通信建设力度，实施了GSM网扩容、移动GPRS及联通CDMA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信息通信网络。2004年底，全省电话年末户数1975万户，比2000年增长1.2倍，其中城市电话达到1188.2万户，增长1.8倍。移动电话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2004年全省移动电话用户达到2323万户，比2000年增长2.4倍，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49.2部/百人，比2000年增长2.3倍，其中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45部，比2000年增长3.6倍。（3）环境保护不断得到重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浙江省的环境法制建设全面加强，各项环境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大规模展开，城市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04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66980公顷，比2000年增加29558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8.15平方米，增加0.45平方米，公园面积也由2000年的2832公顷增加到2004年的8154公顷，增加1.9倍，排水管道长度从9128公里增加到20261公里，增长1.2倍，污水处理率稳步提高，从2001年的34.3%提高到2004年的50.4%。将自然引进城市，让城市融入自然，近几年杭州、宁波、绍兴等城市相继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至2004年底，全省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市、县（市、区）39个，国家级“绿色社区”和省级“绿色社区”共有228个，这些社区居民大多不用一次性用品，用篮子、布袋买菜，购买无氟空调等环保产品。在杭州部分社区，许多家庭还“认养”了门前的绿地，注重环境保护，创建绿色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浙江人民为把家乡率先建成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社会文明的生态省而努力。
3、城市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面对近几年来土地、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瓶颈制约的不断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浙江充分发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作用，贯彻和落实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发扬浙江精神，克服多种不利因素，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力不断提升。2004年，全省33个城市（11个地级市区和22个县级市）实现生产总值超过9000亿元，达到94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0年增长71.5%，4年年均增长14.4%，增幅分别高于同期全国和全省5.7 和1.5个百分点。2004年和2000年相比，33个城市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由76.9%上升到79.3%，人均GDP由17665元上升到30977元，目前人均GDP已达到3740美元，是全省水平的1.3倍。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十五”规划中确立的重点发展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成效明显。杭、甬、温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吸收和辐射的作用。三市区人均GDP均超过5000美元，最高的宁波市区已达到7000多美元，已达到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目前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区面积仅占全省面积的6.7%，人口占16.4%，但却创造了全省32.1%的生产总值，人均GDP 51633元，高出全省水平1倍以上。特别是杭州和宁波进行城市行政区域扩张后，两市市区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49%和37.1%上升到2004年的77.5%和58.4%，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大中城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在城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经济结构得到不断调整和提升。2004年，33个城市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5.8：55.9：38.3，呈“二、三、一”布局，与2000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2.3个百分点，产业水平稳步提升。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城市功能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在33个城市中，杭、甬、温的产业结构优势更为突出，三大城市市区2004年的产业构成为2.8：54.2：43.0，大大优于全省7.2：53.8：39.0的产业构成水平。
4、国内贸易市场繁荣活跃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2000年以来，在中央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政策的引导下，浙江省城市商品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2004年，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313亿元，比2000年增长84 %，年均增长16.5 %，比全省水平高4.3个百分点，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4134个，城市中众多的专业市场不断发展并具有一定的规模，近日第3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公布了中国商品专业市场竞争力50强名单，包括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颐高数码连锁集团、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萧山商业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海宁中国皮革城、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余姚中国塑料城、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中国舟山国际水产城、浙江汽配城、嵊州中国领带城、浙江南浔建材市场、浙江织里童装市场、义乌农贸城、绍兴钱清轻纺原料市场、宁波镇海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宁波轻纺城在内的19家浙江商品专业市场入榜，这些市场绝大多数都位于浙江省的地、县级城市市区。其中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百强专业市场榜首。
与此同时，自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浙江省城市对外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4年，33个城市出口总额达到482亿美元，占全省的83%，年均增长38.5%，高于全省增幅7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57.3亿美元，占全省的85.8%。城市对外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拉动了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
5、城市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进入全国百强个数不断增加。浙江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密切相关，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尤其是近几年来“块状经济”迅速发展并提升到具有一定规模的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特点的产业群。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群、海宁的皮革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群、诸暨的袜业产业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群、桐乡的羊毛衫产业群、慈溪的小家电产业群等为代表的产业群崛起并得到提升并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产业集群的发展为浙江百强县的不断崛起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33个城市中的萧山、鄞州、义乌、余杭、慈溪、海宁、余姚、桐乡、诸暨、平湖、富阳、温岭、乐清、瑞安、上虞、永康、奉化、东阳、临安共19个县级市（区）列入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综合百强，其中有15个县级市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萧山、鄞州、义乌和海宁的人均GDP更是超过4000美元。
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新世纪以来，根据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浙江在全面提高城市整体素质，增强城市要素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核心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浙江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三大跨越。但由于历史原因、发展基础不同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等原因，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民是困难群体的状况尚未彻底改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
1、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扩大。（1）收入方面。伴随城市的较快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明显增多，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2.18：1扩大到2004年的2.38：1，预计2005年这一比率将达到2.52：1。实际上，这个比率还不能真实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因为城镇居民的非货币性收入没被考虑在内，包括城镇人口享受的公费医疗，以及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另外农民的纯收入中一部分还要用于生产投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肯定会更大。同时，城乡内部贫富两极差异也继续扩大，城镇居民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相当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由1995年的3.75倍扩大到2000年的5.01继而又迅速扩大到2004年的7.51倍；同样农村居民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也由1995年的4.97倍扩大到2000年的5.51倍和2004年的6.23倍。造成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向城镇和发达地区倾斜。（2）消费方面。农民收入的增长缓慢，使农村居民消费受到制约，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之比由2000年的2.17：1扩大到2004年的2.28：1。尤其是在一些消费热点方面，差距更大，如通讯消费差距之比为3.77：1，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差距之比为2.81：1，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落后10多年。（3）国家投入方面。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低下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9.0%下降到2000年的7.4%继而进一步下降到2004年的7.1%。在国有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投资比重由1980年的3%下降到2002年的0.5%。同时财政资金的分配进一步向城市倾斜，2003年主要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粮、棉、油、肉等各项财政性补贴、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城市维护费占财政支出的8.8%。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业重视程度的加强，国家利用国债对农田、水利、道路、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大。2004年在限额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类型中，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为0.52%，尽管比重还是相对较低，但比2003年0.38%的增幅有了一定的提高。
2、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1）从浙江省城市（11个地级城市）与其他县域比较分析，2004年，11个地级城市的经济密度为3051元/平方公里，为其他县域的4倍，比2000年的3.5倍有所扩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城市地区。（2）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比较分析，2004年，浙江省列入全国的30个百强县，土地面积3.62万平方公里，人口2020万人，占全省的35.6%和44.2%，而GDP达到5807亿元，占全省的比重达48.6%。然而同年，城市化水平相对低下的25个欠发达县土地面积4.49万平方公里，人口1017万人，分别占全省的比重达44.1%和22.4%，而GDP仅为1081亿元，占全省的9.1%。3个百强县和25个欠发达县区域经济密度（GDP/区域面积）之比为6.6：1，25个欠发达县的GDP之和也仅为萧山、慈溪和温岭三城市的合计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04年浙江25个欠发达县（市、区）人均GDP为10619元，只相当于同口径全省平均水平的39%、城市地区水平的26%，不到全省人均GDP（23942元）的一半。在25个欠发达县中，有16个县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泰顺县人均GDP仅有5112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不及全省1992年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低下，25个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密度高，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上仅为当年全省水平的一半，导致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城乡差距逐渐扩大的状况可以说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历史和现实原因共同作用形成的。
1、现阶段存在的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造成的城乡差距扩大。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以户籍管理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尽管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用工制度的放宽，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但这只是暂时的流动，农民工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与户籍制度相应，形成了城乡分开的财政、税收、投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要素的不对称流动不断地制约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造成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高层次人才持续多年的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集聚，形成了农村人口和农村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2004年，全省农业劳动生产率为10164元/人，仅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21%，第三产业的20. 9％。
2、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城乡差距。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促进了企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004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38047元/人，比2000年提高15487元/人，但应该看到，在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都与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有直接关系。多年来国家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小、投入少，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严重失衡。2000年以来浙江省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8%左右，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9%―10%的水平。而且农村的教育、卫生、道路、交通等方面的投入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农民自己集资来解决。以至在卫生保障方面造成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卫生的落后，由于农村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配置不合理，加上适合农民的保险体系不完善，一些农村发生传染病疫情、公共卫生环境污染、集体食物中毒等事件，都暴露了农村抵御卫生突发事件能力的薄弱，这些年城乡居民享受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的差距不断扩大。据调查，浙江省约有40%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在教育方面，农村教育办学经费欠缺，办学条件差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有的地方政府在楼堂馆所、大型广场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大把花钱，而在教育投入尤其是农村教育投入上却找出种种借口“节约”财政资金。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缺乏活力，城乡差距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
四、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城乡经济社会差距日益突出的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的要求，首先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最近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努力改变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这些都是我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从浙江省城乡发展现状分析，统筹城乡发展也是浙江省目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的关键，是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防止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上来。二是继续推进城镇化，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要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推进城市化可以把广大的农民引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摒弃传统农业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最终成为具有较高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城市人口。三是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动，提升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互动，社会和谐发展。（浙江省统计局综合处 王美福 潘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