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样重要的位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实践表明，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是关键。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所有制、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因而与民生基本问题有关的一些社会矛盾也特别突出，集中表现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更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强调要“构建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分配公平的概念

    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社会困难群体，提出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以缓解当前社会的矛盾。在这些措施中，不少人认为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应把“公平分配”放在优先地位。什么是公平？把公平作为分配的标准是否科学？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公平就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也就是说，公平是一个处理事情的原则，要公正，即平等相待。但是公平本身是一个不能确定的标准，公平分配就更难执行。所以，当拉萨尔把公平分配写入《哥达纲领》的时候，就受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说：“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因此，把公平作为分配标准，就是把分配看成是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既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能成立。公平是一个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分配是经济范畴，属于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只能由生产方式决定分配，而不能由公平原则决定分配。公平的标准是要求合情合理，而分配的标准是按贡献付报酬。如果以人人都有生存权为标准来进行分配，那么只能实行平均分配，这是最公平的，但强制推行这种分配原则就违背了现实的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最终无法得到公众的信服和认可。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由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决定，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制约，因此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0.38，1994年达到0.434，1997年为0.4577。根据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较了2004-2005年的一些调研，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从发展趋势看，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贫富差距从0.33上升到0.5，速度确实快了一点。如果任其发展，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经济倒退的事，应该成为我们的鉴戒。

    从另一个极端看，世界上基尼系数最小的一些欧洲国家，如奥地利(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它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大体都在2.5万美元以上，其贫富差距之所以小，重要原因在于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确实无法与这些国家比拟。而且，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用计划体制强撑着建立高覆盖的福利保障体系，其结果是阻碍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变得更穷。

    立足国情，构建新型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对贫富差距问题要有科学认识。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公平，不可能是一种静态的绝对公平。要实行一种绝对的公平，就必然要抹杀劳动者之间、行业部门之间的事实差异。不问效率高低，不分贡献大小，一律实行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导致共同贫穷。历史告诉我们，平均主义行不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励和保护先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尽管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对收入差距问题，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树立一种“合理差距论”的公平观，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事实，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反对“差距有害论”和“差距有益论”两个极端。

    其次，要立足国情，努力构建新型分配公平准则。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由于二次分配过程所起的作用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必须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标准。初次分配应坚持效率原则。按效率分配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消耗，减少单位产品成本中的生产资料支出，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效率分配可以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劳动者和行业部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我国目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注重效率的体现。市场经济本身要求各种要素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配置，各种要素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当商品价值实现以后，这些要素的所有者必然要根据其所拥有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再分配应坚持结果公平的原则。尽管按效率分配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缓和社会主要矛盾，但其不能解决收入的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如果社会产生两极分化，就将从根本上阻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从而最终又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以注重结果公平作为收入分配的补偿，弥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缺陷，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新型个人收入分配应让收入与投入要素挂钩，以劳动收入为主，遏制收入差距悬殊。(周永青 周永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