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近期召开的“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就企业创新、改革和完善科技评价体系、遏止科技腐败等建言献策。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政府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在与国外发明家、研究人员交流时，发现一个大家公认的定律：攒够了钱搞发明，在发明中变成穷光蛋，偶然有的发明项目成功可以成为产品，到市场出售赚钱，又在发明中变成穷光蛋，不断地循环。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从发明转化为真正的商品需要很长的科技探索过程，绝非发明家、科技工作者所能完全控制，只有极具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的团队才能取得成功。

    “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院所、科研项目，要有政府支撑、企业赞助才能运行。”李海滨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做的。”他举例说，在香港、台湾等地，政府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院所和项目，多采用政府资助、企业赞助的方法进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配合政府发展香港的主导政策，在加速成形技术方面给予资助，许多企业用这种技术快速制造玩具、工艺礼品等，同时还向社会提供培训，促进生产力的形成。“应该把新技术开发当作公益事业来对待，因为进行基础性研究、原始创新项目，受惠的是老百姓。”他呼吁。

    科研院所转制以后，基础研究面临着新的困境。全国政协委员、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黄强在会上这样描述：“有些原先从事公益研究课题的研究所不知如何是好，仅仅依靠勉强可以维持的经费开展日常项目，人才大量流失，更谈不上事业的发展。”他建议：公共的、公益的、基础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公共性的技术标准研究，应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基金提取制度，从国家、行业和企业的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基金予以支持。

    加强监督科研的立项审批

    “跑项目比做项目更费劲，做学问的替搞公关的打工”，全国政协常委冯培恩这样来形容目前科研立项状况。他认为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中，政府部门既管经费，又管项目，既是“出资人”，又是“经营者”。在项目立项和审批过程中缺乏对管理部门人员及评审人员权力的有效监督，在经费使用和效益评估中缺乏对项目承担部门人员的切实监控和检查，往往导致决策不当、资源浪费乃至腐败现象增多。“直接后果就是，具有高学术水平却不善于公关的科技专家或者因为经费窘迫，或者因为得不到对研究成果的合理分享，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流失。这种局面不改变，国家中长期规划将难以真正实现。”冯培恩不无忧虑地说。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涛也指出，多年来，各级政府大量而具体地安排和操作各种科技项目，包括立项、拨款和评估，政府成为科技活动的主体。“这就导致研究课题缺少产业界参与和市场评估，其实际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他提出：科技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主战场，否则以企业为主体就永远是空话。

    冯培恩常委开出药方：应参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模式，建立各种类似的科研基金委员会，直接管理项目的具体立项、审批和评估，而政府部门只管制定规划、政策和资源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结果验收。要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实施立项、验收、监督三方充分独立的制约机制。严格执行立项评审和验收专家事先保密制度。对于项目管理人员、专家和项目承担者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必须及时、公开地按制度和法律加以严肃处理。

    警惕科技腐败

    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上海交大处理了一个科技骗子陈进收场，这引起与会委员的深思。全国政协委员黄尚廉说，“汉芯事件”不是一个孤例，它反映出我国对科技计划与项目的管理和监督不健全。全国政协常委甘子钊分析认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科技资源还会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经验表明，这样的领域在推行企业和市场的主导作用时，容易滋长与所谓“权力寻租”相联系的腐败现象。他认为由于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更加容易发生，更加值得警惕。因为，科技成果虽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市场需求，但它本身并不直接就是产品，多数也并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市场的检验也并非都能很及时，往往是比较间接的，需要时间来考验的。

    甘子钊常委认为，科技战线腐败的危害，不仅仅会给国家带来资金上的严重损失，更加严重的是它将会败坏科学技术领域的传统和作风，腐蚀这支队伍，其后果将不是几个项目、几项任务、几个金钱，而是一代人的素质和形象，是我国科技能不能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

    黄尚廉提出要从源头上阻止“跑部钱进”的不良风气，清除“科技老板”寄生阶层，使真正有实力的单位和个人得到支持，就必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重大项目的立项、拨款、督察、验收、审计等环节，由不同部门去实施。甘子钊认为腐败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来革除，首先是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和职能转变；还应该充分重视科技界同行的群体作用和舆论监督。(刘维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