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瑜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鲤形目鱼类系统发育的研究》等9项成果曾获国家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

    投入不足影响整体提升

    记者：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这表明基础研究正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近年来，您在不少场合大力呼吁重视基础研究工作。您认为，对我国基础研究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陈宜瑜：有一位美国同行曾对我说，“为什么我能够做出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命科学研究工作？因为给了我足够的经费，使我能够做我感兴趣的探索性研究。”如他所说，基础研究这种探索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投入作为保障。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惜投入，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基础研究是创新最根本的源头。

    研究发现，不少发达国家在刚起步阶段，都会特别多地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比如日本，在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转型过程中，基础研究所占的份额一度达到整个研发经费的35%。我们现在也处于转型时期，基础研究经费仅仅占研发的5%至6%，这是不够的。

    投入不足造成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难以提升。比如按照论文的人均数来说，我们并不落在发达国家后面，但是按照论文的承认率即被引用率来说，我们离国际水平的差距还相当大。我呼吁重视基础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基础研究本身。没有足够的基础研究，要谈创新，谈自主知识产权，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转型阶段，我们不能吝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基础研究步入“双力驱动”

    记者：有些人认为，基础研究就是如哥德巴赫猜想般的纯数理化研究，不能当“饭”吃。在这种认识下，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状况当然不足为奇。

    陈宜瑜：的确，基础研究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觉得基础研究全凭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事实上，牛顿、哥白尼时代那种研究方式早已过去，从上世纪开始，基础研究已经步入“双力驱动”时代，从单纯的科学家兴趣为第一驱动力，转向更加注重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力竞争的需要。这方面的认识如果跟不上，我们的发展就免不了走弯路。

    这方面发人深省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西部大开发时，我们开始提出要“退耕还林”，但后来发现，黄土高原的特殊地貌，很难长出树来，所以又加上了“退耕还草”。为什么只能以草为主而不能以林为主？中国科学院做了许多基础研究才得出结论。接下来，还什么林，还什么草？同样也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来决定。现在河西走廊有些地方种植了大面积的杨树，但研究表明，杨树根本不适合在干旱少雨的西部种植。杨树要“喝”掉许多水，种得越多，水资源反而越匮乏。而杨树吸干土壤里的水分后，自己也长不大。所以，类似西部大开发这种大的发展战略，离不开深入细致的基础研究。

    事实上，国家战略需求如今已成为基础研究最主要驱动力。比如国家花这么大力气探索人类基因组，目的是什么？是跟人类疾病作斗争。然后企业马上会想到，这后面有钱赚，于是就跟上去投入药物筛选了。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什么是纯粹基础研究，什么是应用基础研究。可以明确的是，基础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些误区需要时刻警惕

    记者：基础研究确实应尽快获得应有的重视。那么，您对我国今后的基础研究工作有何建议？

    陈宜瑜：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工作发展的规律，避免走入几个误区。除了刚才谈到的基础研究已经进入“双力驱动”时代，不应再区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外，还有其他三大误区值得警惕。

    首先，我们鼓励自由探索，但应克服将自由探索视同自由选题的误区。前者是科学家发挥敏感性和探索精神的科学研究过程，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题方式。在国家战略需求已成为基础研究主要导向的今天，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

    其二，应克服对“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的片面理解。在重大科研项目的遴选时一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学科间交叉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各学科不能均衡发展，个别落后学科就可能制约科技的整体发展，出现所谓的“木桶效应”。

    最后，要营造宽松环境，走出“科学研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认识误区。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简单量化的科研“政绩”，而忽视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潜心研究的宽松环境。这些做法会加剧学风浮躁的蔓延，导致科研资源的浪费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下降。基础研究具有厚积薄发、进展难以预测等特点，必须宽容失败、防止急功近利。(郑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