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在总结几十年国际国内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理念。其中，开放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理念。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强调对外开放，并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但更多的是讲涉外经济活动，如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经济合作等。如今，对外开放上升为新的发展理念，跟以前所说的对外开放有何区别？我认为，开放发展就是要求在所有工作中都要用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去谋划发展，要利用好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推进中国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并不是划块，不是说科技工作要讲创新、涉外经济工作要讲开放，而是每一个领域都要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来谋划工作。比如文化工作，也要有开放发展的理念，也要用全球视野来谋划文化发展。所以，开放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学习借鉴全人类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用全球眼光去谋划发展，利用好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并将其与内部资源和内部市场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在讲开放，已不限于涉外经济活动，开放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了。

把开放发展理念放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来认识

虽然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十三五”规划提出来的，但是绝不仅仅适用于“十三五”规划，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指导我们的工作。开放发展理念为什么重要？

第一，开放发展理念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最大的潮流就是经济全球化，一个国家要寻求发展，就必须顺应潮流。经济全球化能成为最大的潮流，是因为它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要素要在全球配置，全球市场越来越统一。早期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都论证了全球分工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而在实践中亦是如此。

第二，开放发展理念是在总结自身和国际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历史经验作为支撑。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中国曾经是最辉煌的、最发达的国家。1793年，乾隆皇帝执政，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聪明、最智慧、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面对英国公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他却说，我们天朝大国物产丰盈，不需要与蛮夷之邦通商，但我可以赏赐给你礼物，你带着礼物回家吧。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失之交臂吗？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农业文明与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文明之间失之交臂。农业文明的大国在不经意间与工业革命擦身而过，并在此后短短几十年间的一系列战争中，从大国地位迅速滑落。英法联军六千人可以攻破几十万人驻守的北京城，一路畅通无阻。今天我们再来反思，这不只是冷兵器和热兵器之间的区别，而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战争，战争不打，胜负已定。

今天，中国又面临着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如果中国不开放，就会面临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擦身而过的风险。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透彻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必须开放。不是世界离不开中国，而是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随着中国的贡献越来越大，世界会越来越离不开中国。要把开放发展理念放在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高度来认识。

贯彻开放发展理念须与时俱进调整开放战略

要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必须与时俱进调整我们的开放战略。开放发展本身是把双刃剑，必须有正确的开放战略和有效的措施，才能保证在开放中趋利避害。

回顾历史，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道路，取得了不同的成果。例如阿根廷，在一百年前GDP与美国差不多，但是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它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二战后，拉美国家和东亚经济体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拉美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而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其实，这两者背后就是封闭发展和开放发展之间的区别。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也带来了不同的效果。

过去30多年，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效。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利较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实现了趋利避害。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很多国家也在推进开放，但效果不尽相同。像中国这样能够真正成为全球化赢家的国家并不多，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放发展很重要，闭关锁国就会落后挨打，但并不是“一开就灵”，不是打开国门就一定能够取得好的发展成效。想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必须有正确的开放战略和有效的措施。开放战略是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调整，曾经有效的开放战略可能就会渐渐失效，甚至会带来负面效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十三五”的新发展阶段来讨论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要想继续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必须根据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开放战略。

首先，新的开放战略要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要求。

开放战略从来不是独立的战略，而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过去30多年，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是延续多年的工业化战略，主要目标就是加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开放战略则是通过利用好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来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按照“两个缺口”理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受到两个制约因素，一是资金缺口，一是外汇缺口。后起国家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工业化，解决外汇短缺非常重要，而开放战略实际上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所以，出口创汇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外开放的核心目标。加入世贸组织以前，我们对来华投资的外资项目进行筛选，欢迎出口导向的外资，对外资企业提出业绩要求，如自己解决外汇平衡、本地采购比例、出口比例的要求。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吸收的外资和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是有一定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通过筛选，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是制造业，并且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这是基于中国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政策措施进行筛选的结果。

从中国发展阶段目标出发来制定开放战略是有效的，对中国的工业化快速推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今天，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是，增长速度换挡、结构加速升级、增长动力转换。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就要符合新常态的要求，要服务于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而新动力就是创新和结构升级。也就是说，开放战略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加速中国的创新和结构升级。

其次，新的开放战略要有利于中国牢牢把握好新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的跨境转移，我国制定了对外开放战略，建立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加工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中国能够迅速成为承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最大国家。正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重要机遇，才使得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那么，今天我们还面临着什么机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摩擦增加，从外需的角度来讲，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新一轮的经贸规则正在构建之中，更多体现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对中国来说将面临很多新的挑战。这其中还有没有重大机遇？中央明确指出，中国还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发生了改变。

一是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人类、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次重大的机遇。错失这次机遇，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把握好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中国不仅会在新兴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抢占制高点；更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的追赶型经济体，能够实现用新技术来提升和改造大量的传统产业。面对新技术革命，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制定自己的战略，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德国提出了“工业4.0”，中国提出了“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各国都在抢抓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力争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而这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机遇。

二是在“引进来”方面，高端的人才、高端的产业活动等都在加速向中国汇集。2004年，中国的留学归国人员只有两万多人，到2014年每年回国的有34.5万人，十年增长了十几倍，说明高端人才加速向中国汇集。归国留学人员还只是高端人才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里，有大量的外籍管理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他们也属于高端人才。同时，来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其投资内容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14年，媒体在讨论出现外资转移、撤资的情况。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如何解释这样矛盾的现象？其实，那些转移出去的外资是冲着原来中国的比较优势而来的，今天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转换，如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所以一些外资需要转移。如同30年前从“四小龙”转到中国，今天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也要转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在这个时期，没有新投资者的进入才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来的外资比走的外资多得多，而且来的外资与走的外资不同，更多的是从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必须看到，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还不够高，进一步开放空间还很大。当这些更加高端的外资向中国汇聚，一方面投资者可以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对国家来说，外资结构变化对提升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意义。

据我们的相关调查，在受调查的外资企业中，高达31%的企业表明要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做适应性的研发，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中国已经变化了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中国每年约有750万大学毕业生。我国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是人力资源的提升，也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

三是在“走出去”方面，中国面临金融危机带来的低成本海外并购机遇。包括三一重工、吉利汽车等在内的中国企业，通过低成本的并购，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国际销售渠道，大大加快了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为其在全球整合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一条捷径。我们既要强调推进自主创新，打造中国的自主品牌，同时也绝不排斥在开放发展的思路下，利用外部已有的品牌和创新成果，两条腿走路。

四是中国有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机遇。在全球经济一片暗淡的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亮点。发达国家需要提升自身的基础设施来适应新技术革命、新产业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要推进城镇化、工业化，需要新建大量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是优先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的热烈反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顺利建成。推进“一带一路”会给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给具有很强的基础设施设计、建设、施工、管理、运营能力的中国企业，提供非常重要的机遇。这个机遇不仅仅是拿到一个项目，赚到项目本身带来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装备带到国际市场上去，大大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国的通信设备、发电设备、运输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产业要开拓国际市场，在融资支持、售后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不同的，将面临更多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一旦通过这些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就会带来对这些产品的长期需求。所以，国务院提出了国际产能合作、促进装备出口。这些就是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新机遇。

再次，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有利于发挥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转换，过去我们参与全球分工，最主要是依托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人才红利在上升。除此之外，国内的大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都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新的比较优势。

总之，我们不妨把新的对外开放战略称为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战略，其核心目标就是适应三个方面的变化——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新要求、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遇以及比较优势变化带来的新优势。在开放战略中实现我国竞争力的升级，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实现我国在全球分工价值链地位的升级。

实行新开放战略需要完善体制机制

要实现新的发展战略，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体制机制。在未来的开放进程中，要防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同时要树立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和平等互利意识。要做到构造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三位一体”。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保障。

在新一轮的开放中，服务业是重点。要打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法治、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产业、高端投资活动、高端人才与国内有机结合，加速结构升级。同时，要完善一系列机制，用壮士断腕的精神去推进开放。开放本身也是一种改革，会涉及利益的调整，这就需要大家形成共识，要有勇气去推进开放，要用正确的开放战略，按照正确的顺序推进开放，还要建立开放的利益补偿机制。(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