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外部资源能源的需求，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经济规模越大越要靠全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新华社 发

有些人觉得，我们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做出来。这没错，是什么都可以做出来，但是代价呢？代价是牺牲你的效率。这种放大了的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全球化这个时代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一个国家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是向“微笑曲线”两端的升级。从劳动密集的低附加值环节，或者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去升级，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环节去升级

从全球背景来看，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在这一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崛起。按GDP算，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我们的进出口额超过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世界银行曾经评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比较优势正发生转换，原有的优势在减弱，新的优势逐步涌现。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如何按照国家发展的需要调整开放的目标、重点和举措，抓住内、外部的发展机遇，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起门来发展增速快不了

开放对中国到底有什么作用？笼统地讲，闭关锁国就会落后挨打，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开放有这么几个作用。

一是消除外汇缺口，加速推进工业化。

制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有两个瓶颈，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外汇短缺。二战以后，拉美国家搞进口替代战略，一开始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它们走到一定阶段后走不下去了。问题出在哪？拉美国家资源很丰富，当它对外汇需求量还不大的时候，可以靠出卖资源来换取外汇。但当资源不够后，就要去借外汇，可借了外汇是要还的，还不起怎么办？那就会汇率贬值、本币贬值。本币贬值支撑不起的时候，那就是货币危机、外债危机，然后导致通货膨胀、政局动荡。中国走的是东亚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有出口创汇能力的制造业解决了外汇短缺的问题，进而解决了制约工业化发展的瓶颈。

二是实现跨越式发展。

发展中国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工业化的。如果关起门来发展，意味着每一轮的技术进步、每一个台阶，都要去经历，那增长速度快不了。回顾经济史，你会发现，公元1500年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1%；工业革命后，先行加速的国家约为2%至3%。像中国的快速增长，意味着跨越了很多台阶，把别人100年的增长过程，压缩在30年，这叫做压缩式增长、跨越式发展。它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通过对外投资等多种方式来补上短板，需要弥补技术、研发能力、人才、品牌、国际销售渠道等不足。

三是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分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中央为什么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逆转？因为这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分工的专业化。只有参与全球分工，才能让一个国家把资源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部门，用有效率的生产和服务来换取其他产品。有些人觉得，我们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做出来。这没错，是什么都可以做出来，但是代价呢？代价是牺牲你的效率。这种放大了的自给自足的思想，和全球化这个时代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我们一定要在全球分工中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开放实际上是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把资源集中到了有竞争力的行业。

四是开放促进改革。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多年的开放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很多情况下，开放先走一步，然后倒逼改革。当前，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煤炭、铜、铝、铅、锌、镍、锡等的需求超过40%，天然橡胶超过30%。我们对外部资源能源的需求，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经济规模越大越要靠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

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在国内比较优势转换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应对？

要实现开放战略目标的调整，从出口创汇转向价值链提升。开放战略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子系统，需要服务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白了就是要转换发展的动力。动力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长，而是靠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发展目标是绿色增长、和谐增长，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分享改革成果，在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地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增长的新动力主要靠创新。创新，不仅有科技创新，还有商业模式创新。在新的环境下，对外开放战略要支撑新的发展方式，就是要提升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工。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是过去二三十年一个重要的革命性变化。你看日本，它从战后开始经济追赶，国内出口结构经历了从纺织、服装、玩具，到后来的钢铁、化工、汽车，再到电子产品，这条产业升级的路径非常清晰。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世界各国的全球分工地位，不再是产业之间的差别了，而是表现为生产价值链上的差别。一个产品以前会从头到尾在一个国家生产，现在不是这样了，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的模块化、研发的国际化、销售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在中国代工生产，但中国只分享了其中3.7%的增值。大头让苹果公司拿走了，让搞芯片的拿走了，让搞零售的拿走了。放诸全球，我们把“微笑曲线”分成三个不同的环节：技术和资本密集环节、劳动密集环节、信息和管理密集环节。中国的出口中，30%是高新技术产品，但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这30%的高新技术产品是按海关统计目录统计出来的。实际上，中国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全球分工生产体系中，干的就是劳动密集的环节。反过来看，传统产品中也有高附加值环节。比如卖服装，如果做高档面料，就是高技术、高附加值；如果做设计、做品牌，这也是高附加值。

所以，一个国家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是向“微笑曲线”两端的升级。从劳动密集的低附加值环节，或者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去升级，或者向信息和管理密集的环节去升级。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的全球分工带来的新变化，背后是信息化带来的深刻变化。

用什么引进高端产业和人才

要“引进来”，吸纳更多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关领导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要我们研究一下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于是，我们就去调查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搞了大范围的座谈和问卷，将近500家企业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结果发现，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前，它们把中国视为低成本的加工、组装及面向全球的出口基地，看中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优惠的外资政策。而现在它们看中的：一是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是最吸引它们的因素；二是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三是劳动力的成本；四是外资准入，也就是我们的外资政策；五是产业配套、产业集群。反过来看，得分低的负面因素：第一是乱收费，各种税费负担太多；第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第三是劳动力素质不够高；第四是融资难；第五是政策和法律执行不一致。

什么叫政策和法律执行不一致？我要多说两句。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在立法上做了很多工作，法律应该说还是很严明的。严明的法律如果辅以严格的执法，一定带来好的结果。执法不一致，执法空间很大，自由裁量权很大，结果就很糟糕。特别是，如果选择性执法，我喜欢你，就对你很宽松；我要治你，就可以分分钟搞死企业。这样的执法不一致，最后你会发现好企业活得艰难、不好的企业却如鱼得水。

从“引进来”的角度，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开始把它的一些高端产业活动加速转移过来，这对东道国来说就有溢出效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高端人才的引进。到底有多少人才被引进到中国？好像还没有一个完备的统计，但是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统计指标，就是归国留学人员。2004年，我们的归国留学人员有2万多人；2008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有5万人；2013年超过30万人。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一个新变化，原来是大量的出去就不回来，现在是回来的多。这对于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很好的事情。

一味保护是爱还是害

要“走出去”，开拓更多新兴市场。“走出去”，我们也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开始走向新兴经济体。中材集团是一家小央企，在欧洲建了一个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水泥厂，我去参观过，工人就在总控室里，排放都经过过滤，非常环保。我问他们在全球建了几个水泥厂，他们告诉我在全世界建了150个水泥厂，成套设备全都是从中国出去的。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新形势下，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低成本海外并购的机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通过自主创新去赶超外，还有一条路就是通过海外并购去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国内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

别小看汽车，汽车里有很多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生产汽车最多的国家，可是我们的汽车工业缺少国际竞争力。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搞汽车，比我们晚了20年，现在它一年的产量是八百万辆，其中六百多万辆是出口的。韩国现代索纳塔轿车在1996年、1997年是北美和欧洲消费声誉最高的一款车。为什么短短40年不到，韩国就拥有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产业，我们搞了将近60年还没有，值得深思。

“保护”没什么错，最早的保护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发明的，后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搞出个“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像汽车这种产业，你说保护，还是不保护？怎么才能让它从温室里走出来经历风雨，让它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里代表中国去全球竞争。如果还继续保护，这是爱它，还是害它？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思考：对于那些一直被称为基础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一些服务业，怎样才能增强它的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将保护发展的战略调整为一个开放发展的战略，逐渐地引进竞争。当然，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开放，任由其被挤垮。

这其实就是中国下一步开放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不是由出口这个最终环节决定的，而需要多个环节共同铸成。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要形成国际竞争力，必须得有一套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开放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