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合肥４月３０日电（记者 汪延 郭小兰 卢尧）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中，“中部的崛起，承先启后，呼南应北，颇具有战略性意义。”在刚结束的第四届中部博览会上，与会的政要、企业家和学者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金融危机之下，东部沿海经济略显疲态，中部经济却显示出靓丽的色彩。今年一季度，中部六省有四个省的ＧＤＰ增长超过２位数。因此，博览会原先邀请１．５万人与会而实际到会３．８万人，人们纷纷来此寻找新的机遇，期待新的作为。
承前启后，星火燎原
与会专家指出，经过３０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到了深度调整的“临界点”，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只是加速了调整的来临。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ＣＥＯ陈东升说，过去３０年最重要的变化就两个：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封闭型国家向开放性过渡；二是两头在外的经济成长模式，以政府主导为特点，逐步从搬运型经济过渡到装备型经济，从装备型经济过渡到今天的制造型经济。
“这种模式带来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与金融、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徐信忠表示说，“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
据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就是长期依赖于外向型或者外需型的经济，过渡到外需经济和内需经济相结合，并逐步以内需为主体的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对于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以及加快中部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的崛起，如果没有中部崛起是难以为继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说，“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三级火箭的话，中部实际上是第二级，没有第二级，第一级没用，第三级也起不来，所以中部经济发展是承前启后的。”
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目前集中了全国７０％纺织业、８０％服装制造业和９０％以上加工贸易，如今产业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中部地区处于内需市场的腹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物流成本相对较低，成为外商投资和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能在此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机遇，未来确有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先地区。
中部崛起，全面崛起
自２００４年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六省固定资产投资以３０％的增速递增，ＧＤＰ增速持续超越东部沿海，在全国所占份额明显增加，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部崛起的势头不改。
２００４年前，国家没有针对中部崛起的区域优惠政策，曾使中部六省普遍感到遗憾。但人们发现，近几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部正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最大实惠。
据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介绍，通过近年来的加紧建设，中部地区路网已初具规模，其区位优势开始发挥。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京九、京广、大湛和陇海、襄渝、浙赣为主干的“三纵三横”铁路干线网及山西煤炭基地大能力煤运通道网。２００８年调整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部地区铁路建设的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新增铁路１.６万公里，中部铁路总规模超过３.４万公里。规划实施后，中部地区每万平方公里拥有铁路由原来的１７５公里提高到３３１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倍以上。
在中博会上，来自交通、民航等部门的负责人纷纷表示，新一轮扩大内需的投资中，中部地区将占据更大的份额。“中部通，全国通；中部活，全国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高宏峰如是说。
国家行政学院专家指出，２００８年以来国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为“中部崛起”打下了坚实根基，将确保今后东部和中部的产业转移能够更加顺畅。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苏中表示：“中部正在成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热土，进出口银行进一步加大对中部六省的支持力度，努力为中部崛起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易会满介绍说，２００４年以来，该行加大了对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放各类贷款２万亿元；特别是今年以来，对中部六个省贷款增幅达１８．６％，超过全行平均增长１５％的水平。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表示，随着国家促进经济增长一揽子计划的全面实施，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着更为宽松的政策和资金环境。
据安徽省发改委统计，今年头２个月，该省利用外省资金４７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９％；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资金到位２２７．１亿元，增长８４．９％。
加快制度创新，体现后发优势
在经济转型阶段，中部六省也在探索新的路径。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到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稳步推进，“创新”已成为各试验区共同的主题词。
“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安徽正式启动了合芜蚌创新配套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其目的是推广一些地区的创新经验“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在制度创新中焕发出社会创造力。为此，全省每年从财政资金中拿出５亿元资金用于中小企业的创新实践，以“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王金山认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步伐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也随之提速。
放眼中部，科技创新不乏亮点：创新试点城市合肥已成为我国家电生产的三大基地之一；武汉光谷聚集着数千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天诞生７项发明专利；自主创新龙头的长沙工程机械业已成为湖南第一大支柱产业……
湖北大学教授刘国新研究发现，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区域创新指数持续提升，但中部六省除湖北可以跻身第２梯队外，其他五省均属第３梯队，与沿海地区的梯度差距依然明显。
刘国新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需要“使科技创新成为中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普遍行为”。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指出，中部地区虽然具备后发优势的条件，但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与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他认为：“体制机制的创新很关键，然而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据他分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部地区在把握产业转移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与沿海的分工合作明显加强。如安徽主动融入长三角，湖南主动融入珠三角，山西主动融入环渤海，这不只仅是经济的融合，更是观念、制度和社会文明的学习和融合。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认为，中部要实现加速崛起，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放宽投资领域和行业限制，优化创业融资环境”。同时还要“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指出，中部地区是全国应对危机的战略纵深，为我国应对危机、渡过难关提供了较大回旋空间；中部地区可以为保障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部地区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