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１９４９·旧闻新解：“吵”出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１日电（记者 张汨汨）（１９４９年旧闻：新华社北京九月三十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通过决议后遂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亲历者说：

    １９４９年，陈淑光还是一个不满２０岁的姑娘。“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她的心中神圣而遥远。那会儿，刚刚考入美术学院的她，正在犹豫着下一步是专攻油画还是学习雕塑。没想到就在几年之后，自己会参与这个浩大工程，而且一干就是６年——１９５８年纪念碑落成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当时成立了一个‘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我毕业之后先在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干了一年，就被借调到兴建委员会去了。”陈淑光说。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担任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郑振铎、梁思成担任。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又分设计组、施工组、装饰组等。“碑身四面有大型的浮雕。为了确定浮雕的题材内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史料编审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最后定下八大两小１０块浮雕，讲１０个主题。”陈淑光回忆。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０块浮雕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

    “每块浮雕都指定一个雕塑家负责，再带几个年轻人做助手。”当年陈淑光所在的美术组，由雕塑大师刘开渠主持，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雕塑家：滑田友、肖传玖、王丙召、傅天仇、王临乙、张松鹤、曾竹韶……

    “美术组在天安门广场上搭了个工棚，里面是几百平方米的大通间，十块浮雕都在里面做。雕塑家们住在广场旁边上的左府胡同，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年轻人有的就住在工棚里。”陈淑光说。

    年轻人一进美术组，先要学习中国革命史。“范文澜亲自讲课，让大家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么站起来的。”陈淑光回忆，“还要去山西大同、甘肃麦积山、重庆大足这些地方去考察古代雕塑的特点，到北京门头沟去体验生活、收集工农兵形象……”

    准备工作就绪，浮雕创作正式启动。

    制作过程中，每一块浮雕出炉前都要经历反复的讨论甚至“争吵”。“美术组的这些人，私交都非常好，平时见面也都彬彬有礼的。可是一说起纪念碑的事来，那可不含糊，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陈淑光回忆，她当时协助丈夫张松鹤，负责第７块浮雕“抗日游击战争”的设计制作，也曾经与大家“吵”过。

    “游击战争的环境特点是什么？——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我们构图设计的时候，就想把《游击队之歌》的意境、那种‘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场景表现出来。”陈淑光说。为此，张松鹤在浮雕的画稿中添加了高山、青松的背景，以及醒目的红高粱。

    这一设计当时在美术组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刘开渠提出，加这么多背景，绘画性太强，不是正宗的学院派雕塑。他主张把主题换成地道战，表现地道里的战斗场景。”

    “张松鹤不同意，说地道战只集中在华北平原。从全国来说，青纱帐才是最典型的游击战场景。”

    “另外，浮雕里为什么不能有绘画？中国的雕刻艺术历来讲究刻画环境，尤其是广东潮汕一带的民间雕刻，亭台楼阁、花鸟山水都入背景，多生动啊！我们中国的纪念碑，为什么要死守外国的规矩？”陈淑光说。

    不仅背景，这块浮雕主体人物设计也引起过争论，因为游击队伍中心位置有一个醒目的指挥员形象。

    张松鹤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一支队伍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完全不一样。没有党的领导，要么是土匪部队，要么就是一盘散沙。”陈淑光说。

    张松鹤如此坚持，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几位雕塑家中，只有他有过从军作战的经历。

    “抗战时，他是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第三战线的副指挥员，他非常清楚对于战斗在敌后的游击队来讲，党的领导有多么重要。”陈淑光说。

    虽然刘开渠是雕塑界泰斗，张松鹤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陈淑光站在了张松鹤的一边。“刘开渠是我的导师，平时我对他佩服至极。可是这一次，我说，谁有理我支持谁。”

    最终，第７块浮雕按照张松鹤的原意做了出来。“现在看来，这件作品的确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陈淑光说，以后的不少雕塑作品都承续了“浮雕中加绘画背景”的手法。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日，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揭幕，正式向世人亮相。

    ５０多年过去了，陈淑光经常会去天安门广场，到纪念碑前绕上一圈，看看自己当年的作品。“当年的创作画稿和石膏小样我都留着。对我来讲，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