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雷敏、姜琳、何雨欣、王宇）旧房拆迁谁说了算、未成年人缺乏关爱怎么办、小区纠纷谁来管……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挑战。

    两会召开前夕，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出席两会的代表和委员结合自身经历对此建言献策。

    放下“身段”问计于民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加速推进，围绕拆迁产生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拆迁是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项目之一，实施这样的项目要改变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充分汲取民智，听取民情。在尊重绝大多数民意的基础上，出台有关政策，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说。

    眼下，一些地方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和探索。如重庆市渝中区强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拆迁群众支持率须达８５％以上，实现“危旧房拆不拆迁，群众说了算”。

    “不久前我们准备建设一个地下人防工程，牵涉到挖马路的问题，一些群众的生活肯定要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设计了两个规划选址方案，公示给老百姓看。”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娄底市市委书记林武说，“即使是有关公共利益的好事，如果老百姓不同意，那也要缓行。”

    类似拆迁、修路这样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政策出台前要“问计于民”，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身边“小事”，也需要社会管理者放下“身段”，体察民情。

    “原先的‘单位人’，现在大都转变为‘社会人’，而且有大量的流动人口，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架构，加强社会管理需要新思维。哪怕是小区居民楼底商能不能建餐馆这样的‘小事’，也要建立在对民意的征求和尊重基础上。” 周洪宇说。

    处置关口前移及时化解“露头”矛盾

    去年底，一位年仅１７岁的少年成为Ａ级通缉犯，而据报道，这名少年通缉犯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缺少家庭关爱等多方面原因，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任何一个悲剧的酿成事先都会露出一些苗头。”周洪宇说，与传统的信访、维稳综治和司法调解等事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不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应该进一步发挥社工机构和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把社会矛盾的处置关口前移。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大多起源于个人矛盾或者个别案件。从贵州瓮安事件到湖北石首事件，都是有关部门对非正常死亡案件处理不当，在一些虚假信息尤其虚假网络信息的发酵下，激发了人们不满情绪的宣泄。而这一苗头并未及时引起相关部门足够重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网络其实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从中发现可能引发矛盾的苗头和趋势。”林武告诉记者，他每天都要上互联网看有关当地的消息，只要有虚假信息，立即发布澄清公告，为此，市里还成立了一个网络突发事件应对小组。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百色市市委书记刘正东对此也深有同感：“纠纷要在源头上进行防范，一旦出现纠纷就要及时采取各种方法化解，不要等到大爆发时才开始着手。”

    “在创新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要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维护、确保公众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

    刚柔相济以“和”为贵

    去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多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在的城市人员流动增加，市场也更加活跃，但社会管理方式却没有明显改进，由此导致矛盾增多。应该把单纯依靠强力手段的刚性管理转变为兼顾柔性服务。”周洪宇说，应提高执法人员入职门槛，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尤其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要让执法人员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老话讲‘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景天魁委员说，“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协同’。”

    目前，贵阳市已经开始探索“疏堵结合”的管理方式。在贵阳，上午９时以前早餐摊点被允许占道经营，这样一来，摊贩有生意可做，也方便了匆匆忙忙的“上班族”。

    “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林武代表直言，“现在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领导干部要尽快适应政府角色转型，不能什么事都由政府说了算。要充分尊重群众、贴近群众、保护群众、依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