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８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着崇高理想，踏上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谱写了一首首国际主义之歌。

    加拿大人白求恩，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马海德，印度人柯棣华，波兰人爱泼斯坦，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经历各异，但他们共同拥有的，是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情，和对中国真切的爱。

    斯人已逝，余音仍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埃德加·斯诺：“我爱中国，我愿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埃德加·斯诺，美国新闻记者。１９３６年前往陕北苏区访问，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题名为《西行漫记》）。他是当时在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曾多次冒险营救我党领导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学生，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斯诺的故居坐落在美国堪萨斯密苏里河以南的３９街上，１９０５年７月１７日，斯诺出生在这里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里。记者在这里找到了斯诺高中时的伙伴、现年１０５岁的老人查理·怀特博士。他回忆说，斯诺年轻时是个喜欢新事物、爱冒险的人，他们两人在１７岁那年甚至驾车到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中探险。

    斯诺一直幻想着周游世界。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期间，院长威廉姆斯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探求未知世界的特质，鼓励他到中国去。他中途辍学辗转来到中国后，就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１９３６年，斯诺在延安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进行了独家采访。１９３７年，《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伦敦出版。这是由外国记者撰写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专著，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斯诺影响了几代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温菲尔德说，《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影响了美国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前，就读了这本书。

    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斯诺阅览室陈列着斯诺的全部著作和手稿。据阅览室主任戴维德·布卓思介绍，研究人员利用阅览室的资料，撰写了五部有关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即使是对当代人来说，也是认知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斯诺事迹的感召下，如今美国医生戴梦得·格雷博士夫妇在斯诺的老家堪萨斯城建立了斯诺基金会，这里陈列了斯诺的照片和衣物，院子里还树立着斯诺的铜像，供人们瞻仰。

    斯诺逝世后，遵照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还有一部分葬在美国哈得孙河畔。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１９２９年初来到中国，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后赴抗日战场，到前线采访八路军、新四军，写了大量报道，还陆续写出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等近８００万字著作，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美国曼哈顿下城纽约大学附近，有栋建于１９２８年的１６层灰砖楼房，在车水马龙的闹市显得普通甚至有些落寞。上世纪４０年代，史沫特莱就在这栋楼一间２０多平方米的单间小公寓里，度过了离开中国后的日子。

    在美国最大的网络销售商亚马逊网站上，人们依然可看到《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些史沫特莱的经典著作在销售，并有读者留言评价。对中国感兴趣或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人仍旧会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笔下中国革命者的风采。

    史沫特莱的母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档案馆网站上，至今仍能看到大量有关史沫特莱的图片资料、文稿和信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麦金龙是目前美国屈指可数的对史沫特莱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说，史沫特莱在当时美国及世界左翼人士中非常著名，她经常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她与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大量接触，包括老舍、董必武、陈翰笙等。

    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远不仅限于战地报道。她１９３８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参与动员和组织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并与宋庆龄等人结下深厚友谊。

    史沫特莱一直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其作品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参与中国革命的普通中国民众的挚爱和深情。她写道：“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柯棣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特·尚塔拉姆·科特尼斯），印度医生。１９３８年９月随一支小型医疗队来到中国，１９３９年２月抵达延安，随后到八路军总院工作。１９４１年１月，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柯棣华被亲切地称为“贴心大夫”和“黑妈妈”。

    位于孟买中心城区的Ｇ．Ｓ．医学院绿树掩映，柯棣华曾经在这里学习过，走在人流不息的校园，已难寻柯棣华当年的足迹。记者在学院入学学员花名册上找到了柯棣华的名字。据说，在该学院博物馆中仍存有柯棣华当年上解剖学课时所用的针具。 柯棣华的三妹马诺拉玛·科特尼斯向记者展示了柯棣华在参加援华医疗队面试后写给家人的信，信中说：“我知道这次去中国面临失去生命和工作的风险，但与能够医治抗日受伤士兵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

    柯棣华到中国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工作方式和抗日根据地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状态给柯棣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产生了入党的愿望。１９４２年７月７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这位印度医生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积劳成疾，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９日，柯棣华在写讲义时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３２岁。毛泽东主席为柯棣华大夫的不幸早逝题写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在印度，柯棣华的事迹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已经拍成电影。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９日，印度官方发行柯棣华纪念邮票。在柯棣华的故乡绍拉普尔，有以柯棣华名字命名的医院和公园，占地约一英亩的柯棣华纪念馆已基本建成，并计划在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具有东方传统风格的柯棣华故居除了还原柯棣华当年生活的情形外，还展出了柯棣华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图片。这里还将拥有一个中国针灸培训室、一个汉语培训室和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将收藏所有与柯棣华有关的书籍和中国传统医学的书籍。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籍波兰人。抗战时期曾以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并采访中共主要领导人。他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转变》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优秀作品，为推动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你看，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发给艾培的战地记者证。”艾培，是中国革命见证者和参与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昵称，很多中国人也喜欢以艾培来亲切地称呼这位与中华民族共历患难的老朋友。

    爱泼斯坦的妻子黄浣碧女士在北京西郊的家中向记者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发给爱泼斯坦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授权证明。记者证泛黄的照片上，爱泼斯坦风华正茂，目光热情而又充满智慧。

    爱泼斯坦１９１５年４月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１９１７年，他随父母移居中国。１６岁时，他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新闻报道工作。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响，爱泼斯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战地记者生涯。

    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爱泼斯坦经历的这条战地报道路线，也正是日军的侵略路线。黄浣碧说：“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让艾培从小就同情遭受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爱泼斯坦从美国绕道波兰返回中国工作，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１９５７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建设之中；１９６４年，爱泼斯坦做出人生又一个重要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除主办杂志和参政议政，爱泼斯坦还担任过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务。

    “艾培是个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人，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他真的是在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本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做人、做工作。”谈到爱泼斯坦的一生，黄浣碧这样说。

    爱泼斯坦在自传中说：“在我生命的夕阳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