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天安门城楼上下一片欢腾啊。”田富达说，“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全国政协一届代表田富达于1949年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是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8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光 摄

    田富达和夫人在家中浇花，生活其乐融融(8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光 摄

    “毛主席宣读完文告，阅兵式就开始了。”谢邦定回忆，“当朱老总的检阅车驶过受阅部队时，他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受阅官兵坚定地齐呼‘万岁，万岁，万岁’！我们在城楼上也跟着喊，城楼下的群众也跟着喊。”

    “当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城楼时，我又一次流下了热泪。”方光宇说，“抗战时我在重庆，那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最惨的时候我们一连７天躲在防空洞里不敢出来。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自己的空军啊。”

    “当分列式结束后，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从东侧登上天安门城楼。他走过我身边时对我说，‘今天这些飞机大炮还都是我们缴获来的，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自己造出来，年轻人好好干啊’。”谢邦定说，“这话对我鼓舞很大。你看，今天我们不但自己造出了飞机大炮，还实现了载人航天，６０年的成就不得了啊！”

    “没有共产党，我们哪有出头天”

    临近下午３点，当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政协代表田富达走上天安门城楼，在西侧站定时，他惊奇地看到他先前所在的华北军大台湾队的１６０多名成员正在城楼下东侧的观礼台上向城楼上张望。

    “他们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出现。”现任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８０岁的田富达回忆说，“这些同学本来是来北京参加分列式接受检阅的，后来中央领导特别安排他们在观礼台观礼。”

    “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啊，台湾队中的不少人都像我一样是高山族，日据时期我们在台湾是三等公民，日本投降后我们是二等公民，想下山进城都要警察开路条。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们哪有‘出头天’！”如今回忆起这段历史，田富达的眼里依然充满泪光。

    田富达，原名尤明·巴都，１９２９年７月出生在台湾新竹一个叫马武督的泰雅族部落。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离休前，田富达一直在台盟中央工作，改革开放后担任台盟中央的领导职务，是第一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九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