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州８月１６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刘江、蔡国兆、毛一竹）近期，在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刑事处理、锒铛入狱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１５９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８人，免职６３人，调整岗位７１人，提前退休１人，诫勉谈话１６人。

    这一结果，再次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

    “逆淘汰”：基层党政组织瘫痪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３０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８年。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的干部感慨：谭某经历挣扎，最终对“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上梁不正”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

    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２４人、县处级干部２１８人。茂名市辖６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１０５个，其中１５９人涉嫌行贿买官。

    沽之哉：官位有价如商圈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

    ２０１４年２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３３人贿赂的人民币２４６４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３７００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２０１３年７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１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６４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２０１２年７月，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１５年，没收财产３００万元和违法所得３３８万元。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他的特点是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大小通吃，来者不拒，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喟。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５万元，凑了２０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茂名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在任期间，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向相关干部收取“活动经费”，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２１．５万元、港币１５万元、美金２万元。

    广东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的民俗。但在茂名，近１０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２００多万元。

    多米诺：“前腐后继”的两任“一把手”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垂范”作用恶劣。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陈旧、凌乱的城市面貌，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９０年代。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但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１年，茂名人均ＧＤＰ在全省２１个地市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茂名“修路难”问题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渔利。

    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这条公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路”。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冯立梅等５名市县领导的插手，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５个标段，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后来的干部接手后，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重灾区：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

    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香精香料的产销量在全国居首。但在２００９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各地。据知情人士透露，电白的治安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抓捕，后脚就被释放。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０年，茂名社会矛盾突出、多发，经常有多达数十人的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

    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一块６００多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２２年之久。这个“烂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员荫护下大玩“变钱戏法”产生的“怪胎”。

    据知情人介绍，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请征得，后来，茂南二建又将土地分块卖给数百职工自行建房。茂名老板柯国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华粤公司要求柯国庆还债，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债。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柯国庆又拿出一份合同，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款。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合同有效。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

    “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廖锋说。 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据广东省纪委通报，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杨光亮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６５０万元。

    正风气：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点是：面对如此贪腐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尽到怎样的职责。

    ——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一把手”的权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一把手”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高波建议，一方面，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怎样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当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反腐败以来，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使政治生态得到净化。２０１３年，茂名经济总量突破２０００亿元，有８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破除了‘反腐影响地方１０年发展’说法。”

    “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复和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