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这是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勾勒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棋局，并且首次将“长江经济带战略”落实到国务院施政纲领中。

    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也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的“T”形结构正在形成。而要回顾这一战略的形成，则要追溯到30年前。

    决策部署步步推进

    1984年9月底，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乌鲁木齐“全国经济地理与国土规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2000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的报告，初步提出“点－轴开发”理论和我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形宏观战略。

    自1985年5月至1987年，陆大道参与由国家计委组织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承担“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部分的编写。作为未来15年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基本框架的“T”字形战略明确被写进了“纲要”。

    此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也强调，在“九五”期间乃至21世纪，要建设一个辐射和支撑全国的开发开放架构。这个架构就是以沿海开放地区为纵轴，以长江流域为横轴的“T”形开发开放战略。

    实践来看，随着几个经济特区和一批沿海城市的相继开放，沿海这“一线”得到了开发，而“一轴”建设长江经济带的真正机遇则是始于十八大之后的部署。

    2012年12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强调，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西部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更大，沿江地带是重要的战略支点。先沿海兴旺起来、再沿江加快发展，梯度推进，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在外界看来，这时决策层已经在考虑将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

    进入2013年后，一系列决策信号密集出现。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自此，长江流域的开发正式被国家层面提上议事日程，“黄金水道”也成为决策层一再提及的“关键词”。

    9月21日，李克强总理又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

    两天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在京召开《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动员会议。

    同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召开长江经济带建设课题汇报会，听取各省长江经济带建设课题总报告和6个专题报告研究的成果。

    2014年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这一战略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

    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

    会上，李克强指出，长江横贯东中西，连接东部沿海和广袤的内陆，依托黄金水道打造新的经济带，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5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围绕落实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

    6月1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

    目标瞄准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目前，国家层面有关的指导意见即将出台，长江经济带建设已箭在弦上。

    从“7+2”到“9+2”

    2005年11月27日，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云南7省2市在北京签订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由交通运输部牵头，确定了以“龙头”上海与“龙尾”重庆合力担当起构筑长江经济带首尾呼应、联动发展的战略格局。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江经济带，最初也以这些省市为基础，最早划定的范围也就是7省2市。

    直到201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召开长江经济带建设课题汇报会，听取各省市长江经济带建设课题总报告和6个专题报告研究的成果。除此前确定的7省2市外，还增加了两个新面孔：浙江和贵州。长江经济带迎来正式扩围，由此前的9省市增加至11省市。

    2013年9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在京召开《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动员会议。由于浙江和贵州两省都没有任何一个市县直接位于长江干流沿岸，所以两省都未被列入《意见》的规划范围。

    未纳入范围的浙江立即行动起来。2013年11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浙江调研期间，浙江省发改委主任谢力群“就恳请国家发改委支持的有关事项作了专门汇报”，将浙江纳入长江经济带就是恳请支持的事项之一。

    当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将浙江纳入长江经济带。

    贵州的纳入则更具戏剧性。贵州省有关负责人介绍，贵州是在去重庆调研时从当地负责同志口中得知，国家层面启动了长江经济带的研究。由于此前并未了解相关信息，贵州甚是担心错过这一机遇。

    之后，贵州方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纳入。

    2013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率领联合调研组就贵州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升级版支撑带进行调研。

    调研组在座谈会上表示，西部地区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功能区，贵州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对于建设长江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自此纳入长江经济带版图。

    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研究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告诉《瞭望》记者，“把浙江和贵州纳入进来之后，长江经济带会形成两条国土开发轴：长江黄金水道主轴，沪昆高铁辅轴。浙江和贵州入围，让长江经济带的范畴变得更宽更厚了，两省入围是大势所趋。”

    为什么依托长江

    “如果仅仅只是聚焦西部地区的发展，现在就有相关的部署。长江经济带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统筹起来，背后其实有更高的考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看来，打造长江经济带是支撑东、中、西部共同发展的全局战略。侯永志、肖金成等专家对《瞭望》表示，至少有四大成果可以期待。

    一是成为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农业条件好、总体适宜人口居住，长江经济带也因此成为人口、产业和城市聚集之处。

    肖金成说，人口的集聚得有产业的支撑，而城市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在长江流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而天然的“黄金水道”能够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如果能够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实现上下游之间的一体化，就能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

    二是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需要进一步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而上游的西部地区，尤其是云南、重庆等，可以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联系。而借助于渝新欧等重要运输干线，也可进一步加深中国西部地区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

    侯永志认为，目前阶段，西部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够的，开放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有限。借助于东部纽带，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三是成为中国不同层次经济区域之间内在合作的新纽带。

    “西部大开发主要针对的是欠发达地区，都是穷哥们儿在一起，但真正的合作得靠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肖金成表示，过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西部的支援，多含有“道义支持”的味道，而不是从市场上建立联系。

    在肖金成看来，长江上游人口密集，仅四川和重庆两地的人口就超过1亿人，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大市场。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是可以获得高收益的，内部的合作就转向更多由市场驱动。

    “三大经济区差异较大，如果差距逐渐缩小，就预示着上游的发展加快，总体市场规模也将因此而扩大。”肖金成说。

    四是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消除贫困的新抓手。

    长江上游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肖金成指出，9省2市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发展，上游更是存在着不少生态脆弱地区。这就需要通过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把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转移出来，实现人口的根本性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记者/王仁贵）